国民党元老张继爱子之死

　　张琨很蹊跷地死了。

　　1945年2月初的一天清晨，有人在成都北郊平桥子乡“萼园别墅”附近，意外地发
现了张琨的尸体。

　　张琨不是名人要人，本来张琨死了也就死了，不至于在社会上引起什么震动。但问题是张琨的父亲是民国的名人要人。

　　张琨的父亲就是长期担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国民党中央政府委员，并兼任国史馆馆长的国民党元老张继。这位国民党元老，对他这个留学法国，抗战爆发后回国在陕西城固西北联大读书的儿子，内心里是很有点恨铁不成钢的。在重庆，张继听到从西北联大送来的有关儿子的消息，就不由得怒从心起。送消息来的西北联大保卫部负责人老牟一边请张继息怒，一边汇报说，张琨也许在法国自由享受惯了，总是埋怨这里太清苦太寂寞；他常常外出，找当地老乡给他弄好吃的。他有钱，当地老乡谁不愿意为他效劳？他就是这样和那个叫桂萍的女人搭识上的。他和这女人姘居，后来她的男人知道了，大前天晚上，那男人原是想捉奸的，哪想到张琨身上带着枪，要是他枪法好的话，那男人恐怕就活不到今天了。张琨闯祸后，听说他好像去了广元，那女人是跟他一起走的。

　　张继连忙伸手制止老牟说下去，这以后就一直托人在广元打听儿子的下落。在广元遍寻儿子不着的情况下，张继开始有点怀疑老牟消息的可靠性。老牟知道后，托人带信给张继，建议张继托广元地方法院院长王镇元找一下张琨。张继

　　接到张继的信后，王院长一出面，事情很快就有了眉目。原来张琨到广元后，不仅改名换姓叫陈况，而且居然还在县政府谋到了一个雇员的职位。当张琨坐在王院长家的客厅里时，他还企图以自己谦恭的表演，希望王院长不要将他送回重庆他父母亲那里。王院长说：“我可以陪你一起回重庆，试试说服令尊大人。”

　　张琨悔婚

　　在重庆，送走了王院长以后，张琨本来还等着父亲找他谈话的，但是女佣陈妈对他说，先生要休息了，你也歇着吧。说着，陈妈看了看桂萍，对她说：“我领你去房里歇息吧。”

　　张琨见了忙说：“陈妈，让她和我在一起。”

　　陈妈说：“这可是先生关照的呢。”

　　一听是父亲关照的，张琨这下再没有话说。他已从父亲的这个安排中估计到这次自己不会有好果子吃。张琨的猜测没有错，桂萍被陈妈领走后，他和桂萍就再也没有机会单独见面。次日早晨，父亲找他谈话。父亲指着桌上一堆钱，对儿子说：“将这些钱给那个女人，让她离开这里，你在家里给我安安分分呆着。”在父亲的“高压政策”下，张琨这次闹出的“桃色事件”，就这样宣告终结。

　　张继决定给张琨找个门当户对的妻子，女方就是张继的河北同乡党先生的女儿，她正在重庆女校读书。张琨大为不快，说：“你们可以赶走我喜欢的女人，我也可以拒绝娶你们给我说下的媳妇！”

　　张继颤抖着走到儿子面前，扬起旱烟杆，在儿子头上重重地敲了一下，当他还想再敲第二下时，不仅那杆旱烟杆被儿子一把夺下，而且人还被推了出去，重重地跌倒在地。张继又气又恨地骂道：“你这个孽子，这门亲事我已经跟党家说定了，你这不是有意要出我的丑吗！”

　　沉默了一会，还是在场的一位亲戚给张继出了个主意：“干脆就说张琨突然发病，接着您就将他送出重庆，对党家就说去治病。这样，一则可推迟和党家定下的婚期，再则，党家知道张琨有病，也许还不愿让女儿嫁给他呢。”

　　无奈之下，张继接受了这一建议。他先将张琨安排到成都正府街公立医院和西门外精神病院住了一段时间，以使党家相信张琨确实患了病。过后，便让张琨住进了成都北郊平桥子乡附近一个叫萼园别墅的地方。萼园别墅的主人叫刘绍禹，在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中，都任过显要职务。

　　养女红花

　　1944年秋后的一天，张琨来到了萼园别墅。

　　刘氏夫妇热情接待了这位张继元老之子，还特地将养女红花叫到面前，要她好好侍候张家公子。红花此时年方十六，长着一张可人的脸，一笑露出两个小酒窝，加之她的嘴又乖巧，很是讨人喜欢。

　　红花再次出现在张琨面前，是第二天早餐以后。当时，红花笑吟吟地来到了张琨面前，说：“张先生，听养父说，你在法兰西留过学，你真了不起，法兰西很远很远吧，那里一定很好玩吧？”

　　有这样的机会，张琨当然要趁机炫耀一番，于是他便滔滔不绝讲了起来，从卢浮宫讲到塞纳河，从埃菲尔铁塔讲到巴黎圣母院，接着又讲拿破仑，讲雨果，听得红花一愣一愣的，那双好看的眼睛里，不断朝他亮闪着钦佩的目光。

　　这以后，萼园别墅的花园里便不时出现红花陪同张琨赏花游玩的身影，看着两人嬉戏亲密的神情，刘氏夫妇心里便明白了几分。一天，刘妻笑呵呵地对丈夫说：“他们相好，何不趁此机会，和张继元老做个儿女亲家。”但刘绍禹毕竟想得远些，说：“这位张公子此番来我家暂憩，据说原因是张公子勾搭一有夫之妇。我是怕他和红花逢场作戏，这岂不是害了红花。”夫人想了想，说：“这倒也是，如果张琨对红花无心的话，我们倒是应该及时出面干预一下的，免得日后出了什么事，反倒不好收拾。但最好还是先试探一下，看看张公子究竟是怎么想的。”

　　一天晚餐后，大家坐在一起喝茶，刘夫人问道：“张先生，你看红花怎么样？”张琨一时不知道应该怎么回答，神情不由有些忸怩。好在刘夫人还是从张琨的神情上看出一些端倪，便笑道：“张先生若看得上红花，回头我们和张继元老说，将红花许配给张先生。”

　　话说到这份上，张琨也就不再忸怩，站起身向刘绍禹和刘夫人作了个揖，说：“多谢伯父伯母。”

　　第二天，张琨和红花又在花园里相见，张琨一把拉住红花的手，顺势把她搂进了怀里。张琨正感到陶醉时，红花却突然推开了他。张琨发现红花一双眼睛看着小凉亭外面，他顺着她的目光望去，只见有一个和自己年龄相仿的人正站在那里望着他们。一看到张琨注意到了他，那人便径直走进了堂屋。

　　“他是谁？”张琨问红花。

　　“他叫陈俊志，是城里一家字号的练习生，他以前读书时的老师是我养父的好朋友，他常代老师来送信。”

　　张琨说：“红花，我看他的神色，莫不是你和他……”

　　张琨还没说下去，红花已伸手捂住了他的嘴，说：“我养母喜欢他，几个月前想把我许配给他，可是他没有答应我养母。”

　　不知为什么，由于那天陈俊志的突然出现，张琨总感到红花对他的热情起了些微的变化，想到自己毕竟是寄人篱下，再说此时的他根本没有心思谈婚娶，所以他也就没有和红花谈这些。这时候他倒想离开这里了，于是便给父亲匆匆写了一封信，父亲回信要他务必安心在萼园别墅住些时候。既然如此，张琨想：我何不在这里找份事干，这样毕竟也是为自己找个饭碗。

　　知道张琨有这个心思，刘绍禹问他：“你希望做什么事。”

　　张琨想了想说：“伯父能不能在成都给我找个中学教师的活儿？”

　　刘绍禹说：“我一定满足你，我在教育界也有几个朋友。”

　　刘绍禹当天下午即出门为此事去奔波了。黄昏时分刘绍禹回到家，他笑呵呵地对张琨说：“你想找的活儿有眉目了，教育部让我明天一早去听准信儿。”

　　张琨之死

　　读者也许还记得，本文开卷即说有人发现张琨死了。发现张琨死了的这个人名叫吴猪儿，是一个尚未成年的女孩子。1945年2月初的这天清晨，吴猪儿早起后，一个人到
外面玩耍，当她来到萼园别墅附近的树丛旁时，撞见地上躺着一个死人。

　　成都县县长王运明一听在萼园别墅附近发现了张继儿子张琨的尸体，不由大吃一惊。

　　不一会，县长大人率领大批衙役赶到了出事现场，查验结果，张琨的身上没有伤口。

　　这时，两个衙役将吴猪儿带到了县长的面前，吴猪儿说：“大人，几天前我看到卿万顺和吴大兴他们在一起，好像听到说要抢劫张琨，还听到他们说是陈俊志和他的哥哥叫干的。”

　　当时县长王运明还不知道陈俊志和红花的关系，对于一个未成年女孩子所说的话也有点将信将疑，后来还是一个村民插话，说出了死者张琨和红花及后者与陈俊志的关系。闻听此言，王运明当即下令，马上到卿万顺和吴大兴等人家里搜查。

　　搜查进行得很顺利。衙役们很快将四五个穿得破破烂烂的农民带到了王运明的面前，他们的手上都提着些衣服什物。

　　“报告县长大人，几个刁民全给押来了，在他们家里搜到的这些衣服什物，都是张琨的东西。”衙役话音刚落，卿万顺等人便挣扎着大叫：“大人明断，我们没有杀害张琨，我们冤枉呵！”

　　王运明厉声喝道：“从你们家搜出的死者的这些衣物怎么解释，难道也是冤枉？你们不是商量过要算计张琨吗，这也是冤枉？”

　　“这些衣物是我们在小河边捡到的，当时我们并没有发现张琨尸体。另外我们虽然说过要打劫他，但并没有真干呀！”

　　王运明立即让一个衙役快马通知成都地方法院，让他们尽快派人验尸。

　　成都法院接报后，很快即由检察处派了检察官张维诚率同书记官、检查员、法警等人前往验尸。

　　验尸报告证实：死者张琨全身并无伤痕，只在他的阴茎上查出有一些精液。张检察官还对王运明说，根据《洗冤录》记载，以及验尸结果判断，张琨的死因很可能系进行房事时脱阳所致。

　　面对这样的验尸结果，王运明确实要发愣，因为这无疑表明错捕了卿万顺等人。王运明认为成都法官的验尸报告不可靠，提出要四川省高等法院复验。

　　四川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林超南认真听了王运明对张琨之死一案的汇报后，也觉得成都法院的验尸报告有点不可思议。于是林检察官便要高院法医吕茂才同成都法院首席检察官汪恩沛再前往验尸。

　　再次验尸的报告很快又出来了，结论如前。这次除了确认死者全身无伤外，还加了条内容：全身无中毒症状。

　　故事种种

　　法院的判决书没有出来，老百姓的口头“判决”却早已在社会上不胫而走，而且还不止一种“版本”。

　　为了使读者加深对张琨之死谜案的了解，捡拾当时老百姓的这些口头“文学创作”，在文字上稍加整理后，叙述如下——

　　哈，还不清楚吗，这是一起桃色事件呢。那个张琨住进萼园别墅前呀，就是个花花公子，喜欢搞女人，这不，他一来就和刘家养女红花粘附上了。后来刘家夫妇又当面同意张琨把红花嫁给他，这下两人更是毫无顾忌了，听说他们一天要干好几次呢。那张琨是来养病的，养病的身子骨能经得起如此折腾？这不，纵欲，脱阳，死了，就这么简单。

　　而另一个同样流传很广的“版本”的出笼，显然和张琨一案移送到成都法院后的结果有关。当时的国民党中央司法行政部对此案极重视，部长谢冠生亲自出面干预，电令四川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林超南派资深检察官承办此案，谢部长还说，你们法院的林基教授是著名的法医专家，为什么不让他做一次详细的尸检呢！部长一发话，林基教授不日便由林超南和地院首席检察官汪恩沛、院长徐尔佟陪同前往，对张琨进行开棺验尸。

　　林基教授的验尸结果令所有人都大为震惊：死者系遭毒打致两耳鼓膜破裂、颈椎骨折死亡。林基教授是当时全国医学界的权威，他的结论自然被法院视作最具科学性的无可辩驳的判案依据。

　　被告卿万顺等人遂以抢劫罪被起诉。而且，由于林基教授验出张琨系被暴力打伤致死，四川高院首席检察官林超南、地院首席检察官汪恩沛都受到上司训斥。高院吕法医差点受到惩戒处分，为示不服，吕愤而提交了辞呈。据说从一名堂堂法医沦为一介平民的吕茂才事后曾向前来向他表示慰问的朋友说起过，张琨的尸体屡经检验，几次搬动，肌肤焉能不破不损？再说林教授的验断，若真是科学论证，为什么不用法医科学原理，指出先前成都高、地两院法医两次检验的错误根由，而释群疑。林教授八九是屈从了张继，故作违心之举呵！

　　由于有了林基教授的尸检结果，张琨之死谜案于1947年由最高法院发回成都法院重新审理。这次主持审理的院长叫连寿庚，连院长看了卷宗后，不由哑然失笑，他的部下问他笑什么，连院长笑着说：“这张琨是否为红花而死，让那个小女子去成都公立医院查验一下是不是处女不就得了。”

　　这真是一言九鼎。

　　红花当即便被法院强行安排去成都公立医院做了处女膜检查。检验结果：处女膜完好无损。

　　这时，关于张琨之死谜案的又一种传说“版本”迅速传播开来——

　　嗨，你们不知道真相吧——张琨嘛，当然是色鬼一个，不过他在萼园别墅找的女人可不是那个红花，而是刘绍禹的夫人，红花的养母。张琨来了没几天，就和刘太太私通了。这事儿慢慢就风传到了刘绍禹的耳朵里。那一日刘绍禹对夫人说，他要去城里办事，今晚不回来了。有了这等机会，张琨那小子和刘太太还会歇着吗？当晚，这一对狗男女猫在一起刚做完事，忽然听到院外传来狗叫声，夫人觉出有点异样，忙跃身披衣道：“不好，怕是他回来了！”这一下张琨顿时吓得丢魂失魄，连忙起身匆匆穿好衣服，跟着就腾地一下跳出了窗口。哪料到他不跳窗犹可，这一跳立时就引来了激烈的狗叫声，随即他就感到双风灌耳，头部被什么东西重重地打击了一下，还好他觉得还能撑住，连忙撒腿奔跑起来。这时候他清楚地听到身后一个声音追了过来：“贼人，朝哪儿跑！”张琨听出了这人是刘伯伯。两人在黑夜中一逃一追，在经过树丛时，张琨后脑勺上挨了致命的一击……

　　历史谜案

　　张琨一案经成都县政府以强盗杀人特种刑事案件移送成都法院检察处后，即由法院原来验尸的检察官张维诚经办，开始了刑事诉讼的程序。此案被指控为杀人的有卿万顺、吴大兴、何占春、任洪兴、任王氏等人，被指控为教唆犯的有陈俊志、陈晓帆。这些人关押进来以后，一直大呼冤枉。

　　张维诚心里清楚，断案关键是证据。吴猪儿系未成年人，她的证词只可供参考。另外，两次验尸报告都说死者张琨身上无毒无伤，显然，指控卿万顺等人抢劫并打伤张琨致其死亡的事实无法成立。张维诚感到此案实在棘手。

　　张维诚办案不及时，上边可耐不住了。四川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林超南奉司法行政部部长谢冠生电令：饬派资深检察官承办此案。法院乃改派杨先智接替张维诚。林首席为尽速侦结此案，曾召见杨检察官，并当面出示部长令，嘱其加紧进行。

　　不料杨接案后，一看此案牵涉到张继，根本无法明断，于是干脆托病请假。这样，就由王维新检察官接替杨承办此案。

　　这位王检察官到任后，果然不负上边所望，他看了全部卷宗后，不日即宣布开庭，进行法庭调查。

　　所有的当事者很快即领教到了，与其说是法庭调查，还不如说是听这位新检察官胸有成竹地讲述故事——

　　陈俊志见张琨和红花好上了，心里一直忌恨，他的心思后来给其兄长陈晓帆知道了，两人商量后，决定对张琨实施报复。于是，有一天他们找到了同村的卿万顺、吴大兴等人，对他们说，张琨身上带着不少值钱的东西，我们何不找个机会抢他一下呢。此建议当即得到了卿、吴二人的响应。但这时候陈氏兄弟告诉他们，因陈氏兄弟曾经在萼园别墅和张琨照过面，所以抢劫张琨，他们决不能露面。但他们可以提供情报，以确保下手时万无一失。在利益诱惑下，卿、吴二人答应了下来。在考虑具体计划时，卿、吴二人又纠集了同村的何占春和任洪兴，要他们一起干。

　　他们的机会终于来了，那天张琨进城取东西回来，卿、吴、何、任四犯根据陈氏兄弟提供的情报，埋伏在萼园别墅附近的树丛中，当张琨走到这里时，他们便突然冲出袭击了他，他们本想用棍子将他击昏的，却不料因下手太重，一下子要了张琨的性命。事后，他们将张琨的尸体扔到了树丛中，张琨所带的东西被他们瓜分。

　　这样，一应被告人都没被允许申诉，被以惩治盗匪条例规定的罪责提起公诉，送请法院审判。

　　由于徐尔佟善于观察风向，迎合上司，对司法部给四川高院的电令早已心领神会，奉命惟遵，所以在其主持下，即认定检察官起诉被告犯罪事实成立，判处被告人吴大兴、何占春、任洪兴死刑(卿万顺已在关押中病死)，任王氏有期徒刑11年，陈氏兄弟各以教唆强盗罪判处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

　　判决后，舆论大哗，被告等均表示不服，遂由辩护律师赵迁夔等提起上诉。成都法院依特种刑事案件审判程序规定，将该案送请最高法院复判。

　　1947年，最高法院以该案证据不足发回重审。此时，徐尔佟已升任四川省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继任院长为连寿庚。张琨一案的重审，即由连主持。连亦是个狡猾之人，他自然不会去推翻徐的审判结果，仅将王氏略作减刑，并判陈晓帆无罪，其余如前。重审后被告人仍不服，再次提起上诉，法院又将全案送请最高法院复判。

　　1948年，最高法院除对陈俊志发回重审外，根据当时国民党政府在抗日战争胜利后颁布的大赦条例，将吴大兴等被告人均减为有期徒刑。次年因成都法院疏散在押人犯，吴大兴等人才得以获释。至于陈俊志的重审，则由成都法院刑事庭庭长杨善主持审理，杨接案后，觉得陈俊志教唆卿万顺等人抢劫张琨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有罪，遂开庭宣布陈无罪。

　　如此一来，检察官们不服了，提起抗诉，此案遂又被驳回重审。此时若不是成都成立了特种刑事法庭，真不知张琨一案成“拉锯战”要到何时才是了。特种刑事法庭成立后张琨一案便交由该庭重审。特刑庭庭长赵士奇重新审读了张琨一案全部卷宗后，同意成都法院刑事庭庭长杨善的判决，宣告陈俊志无罪，当庭释放了陈俊志。此案由是终结。

　　此案虽结，但彼案——张琨之死的原因到底没有解开，成了一个历史谜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