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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大选民调为何再度翻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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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回复:2020年11月9日 4点56分 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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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zhangyx
大约 4 年
楼主 (未名空间)
对于靠公共民调生存的机构而言,每四年一次的总统大选,是展现其价值的最佳宣推时机,但倘若预测不准,也会砸了自家的饭碗。2016年大选的预测失误令各机构如履薄冰,过去四年它们投入巨大人力物力调研,优化民调模型,声称着重考虑了2016年预测失准的主要因素,如受访者教育水平、民调截止时间等。新模型在2018年中期选举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基本预测到参众两院的势力变化。于是在今年大选前,各民调机构又放出大话,说本次大选的民调,已经修正了2016年的错误,能够真实反映选民的实际情况。
现实却很骨感,截止到11月7日,拜登虽然在各“锈带”州及全国范围内的票数都领先
于特朗普,但两者差距并不大。众多“锈带”战场州的差距都在一到两个百分点上下,而且都是特朗普早期大幅度领先,到最后统计邮寄选票阶段,拜登才全力赶上并涉险超过,这与众民调先前预测拜登具有的压倒性优势(宾夕法尼亚两者支持率的差距长期浮动在5%上下,威斯康星、密歇根等州的差距更大)很不相符;大选前民调纷纷预测,拜登能赢的佛罗里达州反被特朗普拿下。虽然近两天各主流媒体不断渲染,拜登得到的总票数创了历史之最(截止到8日,拜登已经拿下超过7500万张选票,超过奥巴马2008年
时6950万的纪录)。但我们要看到,特朗普8日时的票数7083万张也已经超过了奥巴马。
与其说是拜登的支持率创了历史纪录,不如说是本次大选两党选民都被充分动员起来。美国的民意被分裂成两个势均力敌的阵营,互相排斥。特朗普也拿各战场州计票时的戏剧性变化说事,质疑计票流程,并启动了法律诉讼程序。可以想见,无论目前还没有完成计票的各州最终结果如何,本年度的大选,因为双方在关键州的细微差距,一场全国范围内的政治危机,正处于加速酝酿期。大选前的民调,拜登获胜是字面意义上的“十拿九稳”(民调综合网站FiveThirtyEight选举前一天预测拜登获胜的几率是89%),但结果却是人们最担心的情况:两党相持不下,拜登邮寄票带来的优势被特朗普的支持者质疑。大选前,拜登希望通过一场干净漂亮的大胜来避免政治扯皮,目前这种期望已经化为乌有。
为什么民调再次跳水呢(虽然我们能预计到,民调机构会再度声称全国普选票方面,合乎他们的预测)?虽然现在计票尚未结束,出口民调的数据还不够全面,但我们可以从宏观和微观角度分析现在公共民调存在的弊病。
被傲慢与偏见裹挟的民调模型
首先,微观上来讲,民调机构对很多变量的解释和权重分配可能不够准确。以教育程度为例,《经济学人》杂志2019年时曾比较了高学历人群(本科或以上)与低学历人群(高中或以下)从1972年到2016年对两党总统候选人支持率的变化,全国范围内,两类人群早期的差异并不大,甚至在70年代一段时间内,低学历人群对民主党的认同感还高一些。两类人群政见的大分流,出现在1996年克林顿第二个任期之后。低学历人群对民主党的支持度一路下滑,2016年大选达到最低点。1996年正值美国企业,借助互联网革命和制造业全球化重新获得活力,但代价是中低端制造业打着成本优化的口号,不断流失到海外。低学历人群从事制造业的比重很高,有不少人因为受到工会的庇护,能拿到较其他行业更高的工资。制造业岗位的流失,剥夺了大批低学历人群的工作机会,而名义上工会的盟友——民主党,对此则无动于衷。甚至是民主党人的奥巴马,在第二个任期还提出了TPP和TTIP,为拉盟友一起孤立中国,扩张美国大企业在海外的影响力,不惜
放弃更多的本国制造业机会。民主党的这些举措激怒了低学历工人,致使2016年大选民主党在“锈带”丧失了大量的选票。其中最典型的是密歇根、宾夕法尼亚两州,这两州的低学历人群在90年代以前是坚定的民主党票仓,对该党的支持率甚至高于高学历人群,但进入21世纪后支持率迅速滑坡。特朗普上任后,由于一系列的减税和贸易战政策,制造业岗位曾有所回流,但今年因为新冠疫情再度遭到重挫,部分党派属性不够鲜明的低学历人群,将怒火又发泄到特朗普头上。根据CNN选举日,在各投票点做的小范围出
口民调,低学历和高学历男性,支持拜登的比率都有所提升。“锈带”州部分低学历工人转投拜登,或是拜登在这些地区涉险过关的重要原因。
从不同学历人群的政见变化趋势可以看出,学历这个变量并非自变量,而是受到社会和经济大环境的影响,更准确地说,是美国经济的结构性变化,导致了低学历人群的政见变化。部分民主党媒体将低学历人群同“无知”“愚蠢”画上等号,暗示他们因为自身理解和分析能力不够才会对特朗普言听计从。民调综合网站FiveThirtyEight也曾发文
指出,低学历人群无关收入水平,一律倾向特朗普,但该网站列举的“高收入”低学历人群,多从事工会化程度高的制造业岗位,对全球化带来的制造业外流非常敏感,所以说,低学历人群,特别是“锈带”工人2016年抛弃民主党,本质上是个经济问题,而非个人智商原因。将“低学历”同“无知”“缺乏独立思考能力”画等号,是一种典型的美式精英傲慢心态。
与民意渐行渐远的民调逻辑
类似的情况还出现在另两个重要的民主党“票仓”——黑人和拉美裔。
皮尤2019年、2020年发布的民调均显示,黑人压倒性地(超过80%)支持民主党,拉美
裔也有60%到70%的支持率。但根据CNN的不完整出口民调,今年黑人投给民主党的比例
可能还少于2016年,拉美裔也出现类似的情况。美联社在提前投票时统计的数据也显示,黑人的投票率少于2016年,而黑人的低投票率也是希拉里输掉上届大选的原因之一。
为什么BLM和移民矛盾愈演愈烈的今天,民主党在黑人和拉美裔中的支持率不升反降呢
?其实从BLM运动中,黑人群体的微妙态度就可以窥见端倪。虽然皮尤的民调显示,黑
人对BLM运动的支持率一直维持在80%以上的高位,但不少黑人知识分子,对这次由今年BLM的操盘手——民主党的真实动机疑虑重重。在BLM示威如火如荼展开的六、七月份,就有不少黑人团体召开会议,质疑民主党故意鼓励示威者的违法暴力行为,黑人左派更是对民主党政客支持BLM的表态嗤之以鼻,认为民主党人不过是将黑人,当做推翻特朗
普的一张牌而已。
拜登选择哈里斯当竞选伙伴时,本意也是想聚集黑人的选票。但不少黑人对哈里斯的态度非常消极。一半南亚血统的哈里斯虽然自称非裔,但她在担任加州总检察长期间,为自己打造了一个铁面包公的人设,严苛执法(这恐怕是拜登挑选她的另一个原因,高犯罪率是民主党执政地区受人诟病的地方之一),大量抓捕黑人,引起黑人群体的严重不满。
从BLM和哈里斯的两个例子可以看出,民主党中的精英其实对黑人的态度非常傲慢,他
们大概认为把BLM规模搞大,挑个黑人当副总统人选,无论真实目的如何,身为(民主
党眼中)“铁票仓”的黑人就应该对此感恩戴德,没人去关心黑人的真实需求。反倒是特朗普察觉到民主党人对黑人口惠不实的情况,竞选中多次试图讨好黑人选民。比如,宣称自己为传统黑人大学争取到了大批经费,他感染新冠病毒后第一次在公共场合露面,就是为了参加黑人大学在白宫召开的答谢活动。
拉美裔对特朗普的支持是一个更微妙的话题。聚集在佛罗里达的古巴裔美国人,因为历史原因坚定地支持共和党。除了这个特殊群体,按照惯性思维,人们恐怕会认为特朗普的反移民倾向会招致拉美裔的敌视。但皮尤近几年发布的趋势显示,拉美裔中认同共和党移民政策的人也不在少数。这其中或存在某种先到先得的心态,已经获得合法居留身份的拉美裔,不希望身为非法移民的同胞与自己抢夺工作岗位,或拉低工资水平。
民调更需要与时俱进的思维
从学历、族裔的分析可以看出,民调中选取的各个变量,受到外界环境和社会结构的影响,无时无刻不在变化,甚至每个变量内部的个体,因为个人成长与工作环境的不同,都可能大幅度偏离社会对该变量代表人群的刻板印象。仅靠“性别” “族裔” “年龄” “教育背景”几个笼统的标签,就想建立一个能最大程度体现真实民情、民意的模
型,本来就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相对于公共民调机构,在预测民意方面上多次的马失前蹄,共和党基于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心理测绘学,推出的“智能选举”却能准确把握选民个人的喜好。特朗普在2016年选举时,能够向战场州选民精准投放政治广告,令很多选民放弃支持希拉里或是转投特朗普,剑桥分析公司的数据分析和广告推送功不可没。虽然这家企业现在已经解散,但是其骨干成员开设的新公司,仍然在为共和党的选战服务。在大数据分析这一领域,民主党的进步远远落后于共和党(遗憾的是,民主党时至今日还认为2016年选举失利的原因,不是他们的群众工作没做好,而是俄罗斯干预选举),这或许也是今年大选,特朗普能够在不少战场州同拜登打成五五开的原因之一。
民调要敢于直面美国求变的民意
微观上,公共民调很难准确把握各个变量内部的变化趋势,宏观上,今年的民调恐怕对民众的求变心理估计不足。本届大选是在一个极度不正常的大环境——新冠疫情下展开的。疫情的暴发以及特朗普政府的应对不力,直接把美国带入了一场突发的经济衰退(虽然从去年开始不少金融观察家就预计美国将有一次接近2002年互联网泡沫规模的经济衰退)。
经济不振导致失业率高企、选民的怒火自然都烧向了当政者。1932年的胡佛,1992年的老布什,都因为遇上棘手的经济衰退问题而连任失败。老布什在1991年时因为冷战结束以及海湾战争的迅速胜利,还曾经得到了极为广泛的民众支持,但仅过了一年他就败给了克林顿。应该说,参照美国大选史上的经验,特朗普拿到了地狱难度的大选剧本。何况本次经济困难,从表面上看还是一场政府无力应对的大瘟疫造成的,只要拜登团队不捅出大篓子,击败特朗普本是件轻松的事情。
但是,奔涌在美国社会中的一股明流,阻止了拜登阵营获得一场干净漂亮的大胜。正如同1932年深处大萧条中的美国民心思变,贫富差距异常悬殊的今日美国也一样。12年前,奥巴马说他能带来改变,结果上台后就跟建制派穿到一条裤子里去,这才有了2016年没人看好的特朗普入主白宫。人们讨论改革、维新,往往想的都是朝“进步”方面改变,以至于“进步”和“改革”成了一对孪生兄弟。但人类历史中的改革乃至革命,不乏保守派,甚至宗教势力主导的运动。
今日的美国,“左派”不成气候,连桑德斯这种顶多算得上“中左派”的人物,都成了特朗普口中的“极左分子”,民主党初选都过不了。因此,美国“政改”的话语权,被保守派和宗教势力牢牢控制,无论是削减政府开支还是反对堕胎以及同性恋婚姻,都体现了保守力量对现实的不满。这些作为改革者出现的保守派,成为特朗普狂热的支持者,哪怕疫情导致大批选民站队拜登,求变的渴望令特朗普仍然拥有稳定而庞大的基本盘,这也说明美国的政治体制,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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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靠公共民调生存的机构而言,每四年一次的总统大选,是展现其价值的最佳宣推时机,但倘若预测不准,也会砸了自家的饭碗。2016年大选的预测失误令各机构如履薄冰,过去四年它们投入巨大人力物力调研,优化民调模型,声称着重考虑了2016年预测失准的主要因素,如受访者教育水平、民调截止时间等。新模型在2018年中期选举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基本预测到参众两院的势力变化。于是在今年大选前,各民调机构又放出大话,说本次大选的民调,已经修正了2016年的错误,能够真实反映选民的实际情况。
现实却很骨感,截止到11月7日,拜登虽然在各“锈带”州及全国范围内的票数都领先
于特朗普,但两者差距并不大。众多“锈带”战场州的差距都在一到两个百分点上下,而且都是特朗普早期大幅度领先,到最后统计邮寄选票阶段,拜登才全力赶上并涉险超过,这与众民调先前预测拜登具有的压倒性优势(宾夕法尼亚两者支持率的差距长期浮动在5%上下,威斯康星、密歇根等州的差距更大)很不相符;大选前民调纷纷预测,拜登能赢的佛罗里达州反被特朗普拿下。虽然近两天各主流媒体不断渲染,拜登得到的总票数创了历史之最(截止到8日,拜登已经拿下超过7500万张选票,超过奥巴马2008年
时6950万的纪录)。但我们要看到,特朗普8日时的票数7083万张也已经超过了奥巴马。
与其说是拜登的支持率创了历史纪录,不如说是本次大选两党选民都被充分动员起来。美国的民意被分裂成两个势均力敌的阵营,互相排斥。特朗普也拿各战场州计票时的戏剧性变化说事,质疑计票流程,并启动了法律诉讼程序。可以想见,无论目前还没有完成计票的各州最终结果如何,本年度的大选,因为双方在关键州的细微差距,一场全国范围内的政治危机,正处于加速酝酿期。大选前的民调,拜登获胜是字面意义上的“十拿九稳”(民调综合网站FiveThirtyEight选举前一天预测拜登获胜的几率是89%),但结果却是人们最担心的情况:两党相持不下,拜登邮寄票带来的优势被特朗普的支持者质疑。大选前,拜登希望通过一场干净漂亮的大胜来避免政治扯皮,目前这种期望已经化为乌有。
为什么民调再次跳水呢(虽然我们能预计到,民调机构会再度声称全国普选票方面,合乎他们的预测)?虽然现在计票尚未结束,出口民调的数据还不够全面,但我们可以从宏观和微观角度分析现在公共民调存在的弊病。
被傲慢与偏见裹挟的民调模型
首先,微观上来讲,民调机构对很多变量的解释和权重分配可能不够准确。以教育程度为例,《经济学人》杂志2019年时曾比较了高学历人群(本科或以上)与低学历人群(高中或以下)从1972年到2016年对两党总统候选人支持率的变化,全国范围内,两类人群早期的差异并不大,甚至在70年代一段时间内,低学历人群对民主党的认同感还高一些。两类人群政见的大分流,出现在1996年克林顿第二个任期之后。低学历人群对民主党的支持度一路下滑,2016年大选达到最低点。1996年正值美国企业,借助互联网革命和制造业全球化重新获得活力,但代价是中低端制造业打着成本优化的口号,不断流失到海外。低学历人群从事制造业的比重很高,有不少人因为受到工会的庇护,能拿到较其他行业更高的工资。制造业岗位的流失,剥夺了大批低学历人群的工作机会,而名义上工会的盟友——民主党,对此则无动于衷。甚至是民主党人的奥巴马,在第二个任期还提出了TPP和TTIP,为拉盟友一起孤立中国,扩张美国大企业在海外的影响力,不惜
放弃更多的本国制造业机会。民主党的这些举措激怒了低学历工人,致使2016年大选民主党在“锈带”丧失了大量的选票。其中最典型的是密歇根、宾夕法尼亚两州,这两州的低学历人群在90年代以前是坚定的民主党票仓,对该党的支持率甚至高于高学历人群,但进入21世纪后支持率迅速滑坡。特朗普上任后,由于一系列的减税和贸易战政策,制造业岗位曾有所回流,但今年因为新冠疫情再度遭到重挫,部分党派属性不够鲜明的低学历人群,将怒火又发泄到特朗普头上。根据CNN选举日,在各投票点做的小范围出
口民调,低学历和高学历男性,支持拜登的比率都有所提升。“锈带”州部分低学历工人转投拜登,或是拜登在这些地区涉险过关的重要原因。
从不同学历人群的政见变化趋势可以看出,学历这个变量并非自变量,而是受到社会和经济大环境的影响,更准确地说,是美国经济的结构性变化,导致了低学历人群的政见变化。部分民主党媒体将低学历人群同“无知”“愚蠢”画上等号,暗示他们因为自身理解和分析能力不够才会对特朗普言听计从。民调综合网站FiveThirtyEight也曾发文
指出,低学历人群无关收入水平,一律倾向特朗普,但该网站列举的“高收入”低学历人群,多从事工会化程度高的制造业岗位,对全球化带来的制造业外流非常敏感,所以说,低学历人群,特别是“锈带”工人2016年抛弃民主党,本质上是个经济问题,而非个人智商原因。将“低学历”同“无知”“缺乏独立思考能力”画等号,是一种典型的美式精英傲慢心态。
与民意渐行渐远的民调逻辑
类似的情况还出现在另两个重要的民主党“票仓”——黑人和拉美裔。
皮尤2019年、2020年发布的民调均显示,黑人压倒性地(超过80%)支持民主党,拉美
裔也有60%到70%的支持率。但根据CNN的不完整出口民调,今年黑人投给民主党的比例
可能还少于2016年,拉美裔也出现类似的情况。美联社在提前投票时统计的数据也显示,黑人的投票率少于2016年,而黑人的低投票率也是希拉里输掉上届大选的原因之一。
为什么BLM和移民矛盾愈演愈烈的今天,民主党在黑人和拉美裔中的支持率不升反降呢
?其实从BLM运动中,黑人群体的微妙态度就可以窥见端倪。虽然皮尤的民调显示,黑
人对BLM运动的支持率一直维持在80%以上的高位,但不少黑人知识分子,对这次由今年BLM的操盘手——民主党的真实动机疑虑重重。在BLM示威如火如荼展开的六、七月份,就有不少黑人团体召开会议,质疑民主党故意鼓励示威者的违法暴力行为,黑人左派更是对民主党政客支持BLM的表态嗤之以鼻,认为民主党人不过是将黑人,当做推翻特朗
普的一张牌而已。
拜登选择哈里斯当竞选伙伴时,本意也是想聚集黑人的选票。但不少黑人对哈里斯的态度非常消极。一半南亚血统的哈里斯虽然自称非裔,但她在担任加州总检察长期间,为自己打造了一个铁面包公的人设,严苛执法(这恐怕是拜登挑选她的另一个原因,高犯罪率是民主党执政地区受人诟病的地方之一),大量抓捕黑人,引起黑人群体的严重不满。
从BLM和哈里斯的两个例子可以看出,民主党中的精英其实对黑人的态度非常傲慢,他
们大概认为把BLM规模搞大,挑个黑人当副总统人选,无论真实目的如何,身为(民主
党眼中)“铁票仓”的黑人就应该对此感恩戴德,没人去关心黑人的真实需求。反倒是特朗普察觉到民主党人对黑人口惠不实的情况,竞选中多次试图讨好黑人选民。比如,宣称自己为传统黑人大学争取到了大批经费,他感染新冠病毒后第一次在公共场合露面,就是为了参加黑人大学在白宫召开的答谢活动。
拉美裔对特朗普的支持是一个更微妙的话题。聚集在佛罗里达的古巴裔美国人,因为历史原因坚定地支持共和党。除了这个特殊群体,按照惯性思维,人们恐怕会认为特朗普的反移民倾向会招致拉美裔的敌视。但皮尤近几年发布的趋势显示,拉美裔中认同共和党移民政策的人也不在少数。这其中或存在某种先到先得的心态,已经获得合法居留身份的拉美裔,不希望身为非法移民的同胞与自己抢夺工作岗位,或拉低工资水平。
民调更需要与时俱进的思维
从学历、族裔的分析可以看出,民调中选取的各个变量,受到外界环境和社会结构的影响,无时无刻不在变化,甚至每个变量内部的个体,因为个人成长与工作环境的不同,都可能大幅度偏离社会对该变量代表人群的刻板印象。仅靠“性别” “族裔” “年龄” “教育背景”几个笼统的标签,就想建立一个能最大程度体现真实民情、民意的模
型,本来就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相对于公共民调机构,在预测民意方面上多次的马失前蹄,共和党基于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心理测绘学,推出的“智能选举”却能准确把握选民个人的喜好。特朗普在2016年选举时,能够向战场州选民精准投放政治广告,令很多选民放弃支持希拉里或是转投特朗普,剑桥分析公司的数据分析和广告推送功不可没。虽然这家企业现在已经解散,但是其骨干成员开设的新公司,仍然在为共和党的选战服务。在大数据分析这一领域,民主党的进步远远落后于共和党(遗憾的是,民主党时至今日还认为2016年选举失利的原因,不是他们的群众工作没做好,而是俄罗斯干预选举),这或许也是今年大选,特朗普能够在不少战场州同拜登打成五五开的原因之一。
民调要敢于直面美国求变的民意
微观上,公共民调很难准确把握各个变量内部的变化趋势,宏观上,今年的民调恐怕对民众的求变心理估计不足。本届大选是在一个极度不正常的大环境——新冠疫情下展开的。疫情的暴发以及特朗普政府的应对不力,直接把美国带入了一场突发的经济衰退(虽然从去年开始不少金融观察家就预计美国将有一次接近2002年互联网泡沫规模的经济衰退)。
经济不振导致失业率高企、选民的怒火自然都烧向了当政者。1932年的胡佛,1992年的老布什,都因为遇上棘手的经济衰退问题而连任失败。老布什在1991年时因为冷战结束以及海湾战争的迅速胜利,还曾经得到了极为广泛的民众支持,但仅过了一年他就败给了克林顿。应该说,参照美国大选史上的经验,特朗普拿到了地狱难度的大选剧本。何况本次经济困难,从表面上看还是一场政府无力应对的大瘟疫造成的,只要拜登团队不捅出大篓子,击败特朗普本是件轻松的事情。
但是,奔涌在美国社会中的一股明流,阻止了拜登阵营获得一场干净漂亮的大胜。正如同1932年深处大萧条中的美国民心思变,贫富差距异常悬殊的今日美国也一样。12年前,奥巴马说他能带来改变,结果上台后就跟建制派穿到一条裤子里去,这才有了2016年没人看好的特朗普入主白宫。人们讨论改革、维新,往往想的都是朝“进步”方面改变,以至于“进步”和“改革”成了一对孪生兄弟。但人类历史中的改革乃至革命,不乏保守派,甚至宗教势力主导的运动。
今日的美国,“左派”不成气候,连桑德斯这种顶多算得上“中左派”的人物,都成了特朗普口中的“极左分子”,民主党初选都过不了。因此,美国“政改”的话语权,被保守派和宗教势力牢牢控制,无论是削减政府开支还是反对堕胎以及同性恋婚姻,都体现了保守力量对现实的不满。这些作为改革者出现的保守派,成为特朗普狂热的支持者,哪怕疫情导致大批选民站队拜登,求变的渴望令特朗普仍然拥有稳定而庞大的基本盘,这也说明美国的政治体制,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