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弦与无弦

人就是这样，在嘈杂的环境中待久了，就希望静一静，静久了就希望热闹热闹。看多了那些高嗓门，那些大哭大喊大叫的片子，听多了那些让人生厌的套话、空话、假话、怪话、脏话，空论，激论，偏论，就想耳根清净，就会真正理解叔本华为什么要说“思想家应当耳聋”这句话了，就会怀念以动作和表情来表达剧情的哑剧了。哑剧，没有台词，就避免了听那些“义正词严的叫喊”，就可以敞开自己理解的大门去解读肢体语言，去品咂眼神，去拓宽想象空间，说不准会有灵想之所独辟。
“义正词严的叫喊，有时是文学创造力衰退的掩饰，有时是对人生绝望的恼怒，有时是改变职业的试探，有时是中年人看见旁人还是少年的忌妒。”（钱钟书）
“在众声喧哗中‘从众’，在群情激昂中‘随群’”（余秋雨语）；唯恐天下不识君而无尽的自我表白和述说；本来浅显的道理却要连篇累牍地宣讲；故弄玄虚，夸大事实，夺人眼球；为了一点虚名而花钱买些点击量等等，都是在“义正词严的叫喊”。说白了，是“人生绝望的恼怒”。
其实，思想和艺术的表达，有时无声胜有声。燃香，曾在宋代被赋予了浓浓的诗情画意，因为它无声。这种无声是一种仪式感极强的表现。苏东坡说，“万卷明窗小字，眼花只有斓斑。一炷香消火冷，半生身老心闲”。这一炷香被赋予的半生全部情感，在“香消火冷”的无声之中燃烧，产生的光芒，胜过“万卷明窗小字”。
讲到无声，自然想到了陶渊明的无弦琴。千年来，真正的思想者，乐道的不是陶渊明懂不懂音律，会不会弹琴这件事，而是陶渊明那句深蕴哲理的话：“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这也恰恰是真正的思想者与无聊文人的一大区别。
多才多艺的陶渊明怎能不解音律呢？怎能不会弹琴呢？苏东坡讲得对：“渊明自云‘和以七弦’，岂得不知音。当是有琴而弦弊坏，不复更张，但抚弄以寄意，如此为得其真。”浊酒半壶，畅然入肚，恰如白云涤意、清泉洗心，兴致勃发，欲“欣以素牍，和以七弦”，不料琴弦弊坏，但心中兴志经酒酿出的旋律，不抒发不足以尽兴，此时，“抚弄以寄意”，琴上无弦似有弦，“酒嫌别后风吹醒，琴惟无弦方见心！”，“乐无声兮情逾倍，琴无弦兮意弥在”（黄庭坚）。弹无弦琴，是心绪起伏，心浪波涌后极其自然酣畅的无声表达，所有的表达，全在十指拨动而生成的节拍，节奏和手势的高低起伏之中，“以形写神”——以手指之“形”，表内心之“神”。这时，弹无弦琴已是一种神圣的仪式了，十指舞动出的“意”已尽情表达，弦声已在“形”中，“音”已在指尖，天、地、人已经同和，生成的氛围，被陶醉者首先是自己，其次是彼此默契、心神领会、心意相通的知音。
琴弦弊坏，可能是一种偶然，但陶渊明和他的挚友们发现，弹无弦琴产生的美的效应并不比弹有弦琴差，而是“情逾倍”，是有弦琴所无法达到的渲染感应，“何劳弦上声”？
佛祖拈花，迦叶微笑。彼此默契何须言语文字，何须高奏乐章？只要心意相通，心理攸同，就能以心印心，心心相印，心灵相通。
当初陶渊明弹无弦琴，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我们不能完全明了，尤其难于处于同一境界。所以，我们不必去过分推测解释古人之意志，更不必穿凿附会，任何解读都难免牵强。但是我们可以从陶渊明弹无弦琴的逸事中得到一点启发：情绪和意志的表达形式是多样的，美不美，动人不动人，不在有音无音，有声无声，声大声小，只要在自己的心灵世界中自成日月，就是美，就是乐，就是充实。有弦的琴可以酣畅淋漓地将这种心境表达，无弦的琴，透过手指，照样可以表达得逸兴遄飞，正如哑剧并不逊于话剧。
人类发明了文字，语言也越来越丰富，却突然发现，有时“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譬如，“欧洲文艺复兴这么伟大，仔细一看当时没有什么学术论文发表，只有几位画家和雕刻家呈现了人体的美好”（余秋雨语）。这无声的形象，更能真传，所以孔子曾感叹地说:我想永远不说话了。
思想是自由的精灵，它的飞扬从来不受制于形式。有道如此，有弦与无弦何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