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儿子成才，父亲北漂20年甘当快递骑手如今儿子长大成了同行

50岁北漂骑手的伤心事：为儿子拼了20年命，结果他和我成了同行 
“子承父业”，往往是父辈对下一代最大的期待，但在骑手的江湖，这却是一个例外。在北漂近20年的时间里，钱灏做了很多努力，在工地，他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他省吃俭用、开小店，做买卖、做闪送……期待着将儿子培养成才，在写字楼里谋得一份体面的工作。
2020，这是让钱灏深感失望的一年。四处求职无果的儿子钱坤，终于还是踏上了他的老路，成为了一名骑手。
2020年，钱灏就满50岁了。
和人聊天时，他时常怀念在老家湖北孝感度过的青年时光，那是他最无忧无虑的日子。在那里，他和同村女孩吴建华结婚、生下儿子钱坤，有自己的生意，稳定的收入，可期的未来。
因为生意失败，2002年，32岁的钱灏带着妻儿来到北京，开始了漫长的漂泊生活。
那时钱灏还有力气，他跟着老乡在工地打零工，“一开始每天只有25元，我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拿双份工钱”，勉强够家里开支。
钱灏肯吃苦，爱钻研，边干边学，搬运、焊工、土建，大活小活都会，是工地上有名的能人，一度还有过自己的工程团队。
钱灏认为自己最大的缺点，是“缺乏生意头脑”，所以常吃亏。
他曾离开工地，用攒下来的钱去开商店、做买卖，“想过得轻松一点”，但无一不是以亏本结尾，又回到了工地。
2016年6月，46岁的钱灏从工地高处摔下，伤了脊椎骨，再没法干重体力活。伤好之后
，四处求职碰壁的他，第一次陷入了“中年危机”的恐慌。
“家里的开销，一天比一天大，物价也在往上涨”，初到北京时，房租才一百块，现在已过千，而这几乎是他在北京能租到的最便宜的房了。
生活没有留给钱灏太多焦虑的时间，眼前的吃喝才是燃眉之急。2017年底，他成为一名“闪送”骑手。
生活，又一次重新开始。
北漂18年，钱灏搬了22次家。
他印象最深刻的一个“家”，位于北京东北角的白家村，这里曾经人气兴旺，铁轨穿村而过，钱灏一家就居住在铁道桥洞旁的平房里。
如今钱灏送单，偶尔路过白家村，一大片绿化带、影视文化园和森林公园，覆盖了他曾有的记忆。只有那个仅存的桥洞，能让钱灏记起它曾经的样子，“那是我们最安稳的一段日子”，在桥洞旁，钱灏开了一家小店，比在工地挣钱多。
“如果就那样过着，现在生活应该也不错”，钱灏说，但在2008年金融危机打击下，小店生意一落千丈，被迫关门。
钱灏曾经的那些“家”，现在已变成写字楼、商圈、公园或新的工地，留给他的，只有些许模糊的回忆。
2020年，钱灏搬了四次家。
现在，他住在东四环外一处由民房改造的公寓，三口之家共享一间屋子，不宽敞，但还算温馨。钱灏说，年轻时夫妻俩成日忙于生计，常把儿子一个人锁在家中，没有小伙伴，也没人陪他说话。
钱灏对此深感自责。他认为，儿子内向的性格，就是那时形成的。
也算半个“北京人”？
这些年，钱灏吃了不少苦，他不愿离开北京的一大原因，就是希望儿子的“起跑线”更高一些，将来出人头地，不再走自己的老路——但随着儿子和他一样，成为了一名骑手，钱灏的希望落空了。
与乐观豁达的父亲不同，钱坤生性节俭、谨慎，面对生人略显腼腆。这种性格的养成，来自家庭教育的潜移默化。
“有钱了不要一次花完，用一半，存一半”，这是父母给他上的第一堂理财课，生在一个贫寒的家庭，未雨绸缪是必要的意识。
钱坤接受了“不要跟同学比吃穿，要比学习”的教诲，也过早地明白了父母的不易，但在敏感的青春期，过于窘迫的日子，依然在他心中留下了难以抹去的印迹。
读初中时，学校民乐团的老师让钱坤在二胡和笛子中选择一样，他没有犹豫，选择了笛子，因为笛子便宜。
钱坤继承了父亲对音乐的喜爱，成长为学校民乐团的笛子首席，偶尔的上台表演，是他的青春里难得的高光时刻。
在北京生活十多年后，钱坤自以为已算半个“北京人”，但在高中的一次班会上，老师的一句话，又把他打回了现实，“外地的同学，你们在这儿上学不能高考，趁早回老家上学吧”。
钱坤明白，老师并非针对他，但这句话依然让他感觉到，一道无形的线，把他和同学们隔开了。这条线变得越来越宽，当同学们讨论旅行、名牌和明星时，钱坤总是插不进嘴，只能躲得远远的，落下了“不合群”的名声。
面对读书这个难题，同样焦灼的，还有他的父亲钱灏。
作为外来务工人员子弟，钱坤无法在京参加高考，而在北京读高中，还得交三万元“借读费”。
钱灏不是没想过把儿子送回老家，但如果那样，钱坤又得当留守少年，学习更无法保障。 思前想后，钱灏夫妻决定凑一笔借读费，让儿子在北京上学，期待未来政策有所转
变。
儿子升高中那年，钱灏在工地拼命干活，下工了也不再和工友们下馆子，一门心思攒钱，“我有个包，包里装着钱。我背着这个包，从这个工地干到那个工地，攒够三万，就给儿子学校送去了”。
然而，转机并没有出现，在同学们参加高考时，钱坤回到了家里，“如果当时能参加高考，上一个普通本科应该是没问题的”。
虽然在父母支持下，钱坤报名了成人高考，并拿到成人教育本科文凭，但他很快发现，这张文凭在北京的招聘市场上，完全没有竞争力。
“去年难得有一家公司约我面试，一看我身份证的湖北籍贯，也就没了下文”。
12月底是钱坤25岁的生日，吴建华为儿子准备了一个特别的庆生环节——到KTV唱歌。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当儿子的歌声响起，钱灏和吴建华也在包厢里欢快地翩翩起舞，这是一家人最为轻松的时光。
吴建华喜欢听儿子唱歌，但现在儿子在家里已很少唱歌，玩手机游戏成了他最大的消遣。
经历了在麻辣香锅店、奶茶店打工后，2020年，钱坤决定随父亲一起，当一名外卖骑手。
刚入行的钱坤，常遭到父亲批评，认为他不适合当骑手，“过于稳重，不懂变通”，比如在外面跑单子，只要绿灯不亮，即使前面没车，钱坤也不往前挪半步。
钱灏年纪大了，但脑子和年轻时一样灵活，每次接单后，他先不着急出发，而是先研究地图、优化路线，他不像其他骑手一样把手机架车上当导航，却总能在最短时间到达。但钱灏很少将这些技能传授给儿子，他不愿意承认的是，对儿子的批评，实际上是对自己的批评，他很难接受儿子走自己老路这件事。
北京2020年的冬天异常寒冷，钱灏骑着摩托车绕四环送单，呼啸的寒风刮得脸生疼，他盯着覆盖着玻璃幕墙的写字楼，“我以前常想，我们家钱坤，要是在里面上班就好了”。
“至少里面有空调嘛”。
在骑手饭局上高歌
2020年底，钱灏一家参加了一场“骑手饭局”。
这是北京骑手圈里最大规模的聚餐活动，对单身的年轻骑手尤其具有吸引力。
但钱灏参加的目的，更多是为了拓宽儿子的社交圈，混个面熟，以期得到道上前辈的照顾。他希望儿子能在饭局上亮一嗓子，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
饭局接近尾声，有的骑手已开始起身离开，在父母的半劝半推下，钱坤终于上了台，但一首歌刚唱了个开头，音响就关了，舞台上的道具也撤了。
钱坤重新戴上口罩，放下麦克风，有点不知所措。
钱灏急了，扒开人群，找到组织方，恳请让儿子把歌唱完。
钱坤唱完一首，应大家热烈要求，又返场再唱了两首。舞台下，钱灏用手机为儿子拍下视频，身旁的妻子吴建华流下泪来。
每搬一次家，吴建华就会扔掉一些东西，但钱坤的笛子、架子鼓和电子琴，还有大大小小的奖状她都留着。吴建华还留有一点念想，这些东西，将来儿子还能用上。
当儿子在饭局上放声高歌时，吴建华的情绪有点失控，那个熟悉的儿子，似乎又回来了。钱坤说，他依然喜欢唱歌，只是不喜欢当着人唱歌，“在送单的路上，我就经常唱”，这让他觉得很自由，很自我。
他理解父亲对他的严厉，也理解父亲人到中年的左右为难，父亲其实是个软心肠的人，“他一边惦记老家的爷爷，想着早一点回去尽孝，但他又舍不得把我丢在北京”。
“我爸老说我把话压心底，其实他压得更多”，钱坤说。
几年前，钱灏在武汉买了一套房子，一点点还着贷款。钱坤打算，在新一年里，多挣点钱，扛起还贷的压力。
钱坤希望，爸妈能安心回老家养老，至于自己，“干几年骑手，还完贷款后再谋别的出路”。 再之后呢？钱坤也回答不上来，“爸妈在哪儿，我就在哪儿吧”。

新时代的奴隶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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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的开始我想先跟大家定义下奴隶制，

奴隶制:存在归属性质的多数个人或团体，在某种因素下，受少数个人或团体的直接或
间接统治和剥削的社会关系。

狭义的奴隶制是奴隶主直接掌握奴隶的生产和生命，一般奴隶都是完全失去人身自由，完全是奴隶主的私有财产，典型案例为美国的黑奴制。狭义的奴隶制度在几千年前就结束了，虽然后面又陆续出现一些类似家奴制等，但是并没有成为社会的普遍状态，因此可以认为从2000年前，世界普遍进入封建社会时，狭义的奴隶制已经结束了。

后期的家奴制的典型案例为中国地主阶级的家奴、皇帝的太监和俄国的农奴制。奴隶主掌握奴隶的生产和生活，但是不能再随意处理他们的生命。与狭义奴隶制的奴隶相比，家奴的任务除了生产，优秀的服务成为了更重要的要求。家奴本身拥有更多权力，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存在可以主动选择奴隶主的能力。

最后就是现阶段的奴隶制，我称之为金融奴隶制，因为奴隶主不再直接管理奴隶，相反通过控制奴隶生存生活和提升的物质和精神间接控制奴隶。在几千年的社会进化中，人类社会形成了严重依赖金融分配和控制生产的状态。因此，在给予奴隶更多自由的同时，可以通过本阶层掌握的巨大财富来控制金融，进而间接迫使奴隶继续接受奴隶主阶层的的剥削。

因为通过金融这一看不见的大手，奴隶都会忽视背后的链锁，减少了奴隶的反抗和仇视。而且因为需要整个阶层的财富来调控金融市场，因此奴隶被剥削的利益可以让该阶层所有成员共同享用，减少了奴隶主之间的矛盾。

金融奴隶制其实在300年前就开始形成，因为其稳定的控制效果和高额利益产出而深受
奴隶主阶层的喜爱；而新时代的奴隶因为有了更好的生活条件和人身自由，因此也不会反对。所以金融奴隶制目前已经风靡全球，只要有社会关系存在的地方，都是金融奴隶制的乐土。

但是金融奴隶制并不是完善的，因为其目的还是少数剥削多数，但是随着少数人比例的增加，被剥削者的比例就会下降，因此会在一个周期内进行重新洗牌，而任何关乎利益变动的事件都会引发冲突，从而给我们的新制度带来动荡。然而我们的制度也有响应的应对方式:抛弃掉财产小的较大多数奴隶主。所以这座金字塔型的奴隶制钢锁还稳定地
挂在通往大同社会的大门上。

在这个制度下，好好考量下自己的位置，只要有资本的都是奴隶主，但是所有人又都是这个制度的奴隶，所以身份仅仅就是由被剥削和剥削别人的程度决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