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大当废物，真爽

当我大一的第一门高数出分那一刻，我就意识到，学术道路今后与我无关了。

竞赛出身的理科大佬拿满分我能接受，但看到同为高考文科出身的同学都考了95+，我
彻底绷不住了。在这群接近满分的大佬面前，要是因为高数差点不及格被劝退，我怕不是要成为元培学院最大的笑话。

在大佬云集的北京大学元培学院，学科竞赛得奖是家常便饭，省、市状元更比比皆是。如果你在北大随便拦住一个学生，问他对元培的印象时，他的第一反应必是这么几点：

1、学生可以自由选择专业和课程，真爽
2、男女混住，有两层“人上人”地下室，真爽
3、省状元过半，竞赛金牌选手扎堆，真酸爽

而我在这一堆金闪闪的奖牌得主中间，显得尤其普通。因为超常发挥考了全省文科第7
名的我，没有任何竞赛经历，也没有任何学术特长，报考前更没有任何关于各专业的了解。招生组老师推荐我来元培，我还吓得差点以为他们要打发我去学园林培育。

来了元培后，我的“普通”被无限放大，尤其是他们自我介绍的时候：学科竞赛世界第一、高二就在学术期刊上发论文、16岁成为网文签约写手、初中考过英语专八……要是柯洁当初也来元培，差不多就能凑出一本元培异闻录了。当时我还有点冲劲儿，觉得自己虽然起点极低，努努力该也不会太差。

而我现在已经决定彻底躺平了。高数只是一个导火索，我决定做一条北大咸鱼的原因，包括但不限于如下几点：

入学时，元培教会我们的第一件事，就是如何做选择。

在为期一周的新生训练营里，元培找来各院系的资深教授和学长学姐，讲解各专业的魅力和专业选择的经验。不过大多数人听过这些五花八门的讲座，反而更困惑了：听起来每个专业都热门，师资都雄厚，前景也都极好。要单凭兴趣呢，总不能因为雷兴山老师讲了几个段子，就都拿起小铁锹去学考古了吧。

所以，在几百页的专业培养计划面前，大部分元培人都很迷茫。我不知道那时的我究竟听到了多少有用的信息，如今回想起来，脑子里还清晰的就只有一句话，“21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结果我们这一级将近300人里，只有不到10个选了生科。

纠结了几天，最终我很不自量力地选择了火爆多年的光华方向，以为能凭借自己还不错的 social 能力站稳脚跟，结果一门高数送走了我的绩点，也差点送走我的后三年——就算我接下来三年的40多门课全拿90+，也只能勉强过保研的绩点线。

我是有一些倔脾气在身上的，觉得自己可以努力把绩点拉上来。结果在线代、概统、微观上又连摔三个跟头之后，我放弃了，灰溜溜跑去了压力稍小的经济方向，然后美其名曰“觉得自己不太有光华那种世俗的欲望”。

从光华转到经济，这是我第一次真正感觉到自由：终于不用再硬撑着学不擅长的东西，能自由地选择给自己留一条舒服的退路。在元培，有的人自由地选择学科，而我自由地选择了放弃。

换专业在元培是再常见不过的事了。比如我室友，本来是学心理的，可自从大一暑假开始，他桌上莫名其妙多了一排红色法条小本。果然，大二他转去法学了。在两个毫不搭边且都很硬核的专业间横跳，他现在竟然还能过得很滋润，显然已经看淡了绩点里的风尘。

再比如，一个生物竞赛出身的学弟，因为数理基础薄弱，卷不过其他大佬，不得不放弃自己擅长的理工科。后来，他转向了亚非古典班，并准备去做人类学相关研究。而他也完全不担心小众专业找不到工作，说大不了“就去应聘游戏文案策划，反正文史哲正对口”。

转了专业之后，一些元培人会过得更轻松，绩点也更好看些。但这往往伴随着成本，比如大二转了新专业的同学，得在三年之内修完四年的课程；还有一类同学，一学期选了三四个专业的课，学到最后还是不知道该选哪个。比起“自由选择”，他们更像是“漫无目的”。

为了降低转换专业的成本、缓解我们的学业压力，元培准许我们延长学习年限，俗称“延毕”。学院的初衷是好的，但一方面，延毕与不延毕的权衡，往往容易让人在纠结中迷失；而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同学，选择把延毕当成加大内卷力度的工具。

道理很简单，不同年级绩点水平、保研压力各异，这就存在跨期套利的空间——在绩点、课程、制度上有更深阅历的学长学姐，利用信息优势跳到下一级，争抢为数不多的保研名额。当然，延毕并不总是好事：出国申请时，延毕往往意味着对学习能力的质疑；工作岗位上，延毕则代表着年龄、精力上的劣势。

所以元培在赋予你自由选择特权的同时，也给你出了一道难题。这无异于把高考报志愿时的纠结场景重新搬回到大学生活里，只不过你在报志愿的时候，看到的是五颜六色的宣传册和招生组天花乱坠的美言；而到了大学再做选择，感受到的只有现实不断打给你的耳光子。

元培这样的做法毕竟还是好的。高考报志愿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是一个充满纠结和迷惑的过程。哪怕是状元，都未必能在大学之前就清楚了解各学科情况，和自己的未来规划。而元培在让你能亲身了解不同专业的同时，也给你留了一条体面的退路。

有人说，元培是一个“微缩的北大”。在一个完整大学里才有的各种生活体验，在元培的这栋宿舍楼里几乎都能感受到。

比如宿舍生活。元培所有同学都住同一栋宿舍楼，不按专业分寝，因此一间宿舍4个人
很可能来自完全不同的专业。在学院的设想中，学化学的能与学古生物的室友畅谈文物保护的化学应用，学数学的则可以和学中文的室友畅想语言研究的统计学方法。但实际情况往往是，学经济的我和学计算机、法学的室友们在火锅店研究吃猪脑花到底符不符合道德伦理。

恋爱生活也是一大特色。元培所在的35楼，是全校唯一一栋男女混住的宿舍楼。这意味着元培的情侣们可以在宿舍楼的楼道里、在地下室沙发上，甚至在自习室里大秀恩爱。而其他宿舍楼的同学就比较惨，只能顶着冷风在楼外艰难送别。

我在恋爱上还挺自卑的，和人约会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元培的，生怕被人误认为是大佬，实际上发现我是个元培赘婿。一些元培同学格外喜欢强调自己是“PKU yper”，我是不太赞成，这要是给外校同学看到了，很可能会把 yp 理解成另一个意思。

元培人在学术上就更典型了。在普通的院系你可能只会感受到“大佬竟在我身边”，而在元培，情况却是“各专业大佬竟然都在我身边”。因此“微缩的北大”，有时往往意味着“放大的焦虑”。

比如说，我们级有间宿舍，4个人中有3个都拿过国家奖学金，而剩下的那位，大一就已经去中金实习了——一个学经管的研究生，都很难通过中金的简历关，而更多人的大一生活里根本不会出现“实习”二字。我大一的时候连中金是什么都不知道，以为是什么重工企业。

大佬们不但绩点高悬，内卷起来也毫无松懈。有门政治课，老师在期末前一晚突然宣布，在教学网发帖要计入成绩，且按发言量赋分。一夜之间，空白的教学网上灌进了几千条讨论。小组展示更是群魔乱舞：讲相声的、演小品的、打辩论的，甚至有同学专门写了首歌在课上唱。

在座位里凌乱的我，已然明白为什么我只拿了正态84分，而他们的90+遍地开花。

“清华学堂路车神”事发当晚，全元培甚至全北大都沸腾了。有人批评说这是一场焦虑泛滥的无意义狂欢，但狂欢背后，确实说明大家对内卷都是积怒已久的。在元培以外，这所学校里还有众多我想都不敢想的内卷传奇。

比如某同学在论文上限4000字的情况下，硬把多出的8000字塞进了角注；有大佬为刷高绩点，特意先学高级课程，再到低级课上虐菜；和我同上高数的学长，期中考后每周缠着助教查卷改分，从期中缠到期末，硬是把试卷从80多分提到95+；而某学姐为了拿到
海外名校的交换名额，和资深老教授苦苦央求，痛陈自己厌恶业界、只想和教授做学术，而在拿到名额的第二天，她在实习群里投起了简历。

这些故事或许很离谱，听起来甚至都不像是内卷，但为了更好地内卷想尽奇招，又何尝不是一种内卷。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我也难逃其卷，但卷得很普通——在大佬面前，我连卷都卷不出花样来。

元培有门社会学的基础通识课，我一个学数据科学的好朋友拉数据跑回归，讲了一堆专业术语，最后拿了95+，还跟我抱怨说是自己绩点最低的一门课，我气得一个礼拜没和
他说话；而另一个扬言要卷20000字论文的大佬，最后出成绩时比我还低了几分，我看
着她在朋友圈怒怼老师和助教，偷着乐了半宿。

果然人和人的悲欢是不相通的。

但转念过来我又在想，这样的状态好病态啊。我一直以来奉为圭臬的内卷之路，不过就是自我麻痹的虚妄幻想。头戴“学术之光”桂冠的卷王们在绩点制度的浪潮里乐此不疲，而我就算挤破头也只是成绩平平，偶尔出现一门90+，要么是因为有大佬带飞，要么
是完全 dumb luck，毕竟自己几斤几两，我再清楚不过。

一个通宵复习的期末季，考完最后一科后，我打开朋友圈，发现自己已经一个月没发过任何内容了。内卷有让我快乐吗？没有。内卷或许能带给我一些自我宽慰，但它产生的快乐和效用却微乎其微。比起成绩单上的90+，我更想要一个有声有色、有血有肉的生
活，而朋友圈里这一长段空白，本该用更多有意义的事填满，而不是每天死守在自习室看书做题到后半夜。

我回到宿舍，第一件事就是把那学期所有学习资料都扔掉，然后打开电脑，买了第二天去泰国的机票。

我想马上逃离这里，马上逃离与内卷有关的一切。

在北大，内卷的大概有两种人。一种人立志于走业界，为了更好的就业和顶尖的薪水而卷；而另一种则热爱学术，但因为有限的保研、出国名额而不得不卷。既不想走业界、又无心学术的我，大概是北大里最小众的那一撮，不知道还能有什么出路。不过，既然是教育学资深教授都解决不了的内卷难题，我又何必煞费苦心去琢磨，不如乖乖躺平。

决定躺平后，我的生活简单多了。所有人都在热火朝天地准备修双学位时，我摆摆手，学不来，告辞；所有人都在你追我赶地准备暑校课程时，我摇摇头，坐上飞机跑去泰国，手机一关，谁也别想找我约学习。

在泰国玩了大半个月的我，用手机原相机和现学的剪辑技术，剪出了我人生第一支旅游 vlog。我随即感觉到，人生的路在学术的节点上迅速收窄，但很快在下一个节点又豁
然展开——原来除去学术，还有更多可以探索的未知领域。

我开始在各个可能的兴趣点和发展道路上做出尝试：把大一时和同学一起做的校园公众号捡了起来，做到现在也有了不小的粉丝群体；大二时接手了一个时尚自媒体，和十几名同好一起搞街拍、做美妆讲座；和几位元培学长创办了做设计的兴趣组，作品广受老师同学的喜爱；疫情期间我又去了某视频平台做博主，看着不断增长的数字和成千上百条留言，感觉，就挺爽的。

我不确定元培有没有让我活得更好，但元培起码让我有了选择的勇气：如何选择、怎么为自己的选择负责，这是我在元培用一整年的摸爬滚打学会的。承认自己的失败没有让我丢面子，反而让我对自己的接纳变得坦然。在焦虑和抑郁愈发普遍的今天，拥有全然看开的勇气又何尝不是一种能力。

元培有很多和我类似的人，比如你会发现一位学经济的女孩其实钟情于登山，而一位学社会学的学长其实是饭圈有名的 kol。最传奇的故事大概是一位学姐“在拿到众多世界名校的 offer 之后，选择 gap 一年，去三江源最艰苦的环境里做动物保护，现在她则在牛津继续追求她的学术梦想”。

类似的故事其实数不胜数，你总能在元培找到很多独特的人和事，也总能在元培人的身上看到无限的可能性，他们的故事，在元培，都在质疑声和鼓励声的交错中，达成了一种奇妙的和谐。

不过，金光闪闪的故事并不出现在每个人身上，更多人可能只是和我一样，曾经戴着高考桂冠、怀着抱负或是漫无目的地来到这里，经历了平平凡凡的4年后，变成与所有大
学生一样焦虑着保研、出国、就业的普通人。

而普通人在这里很少被关注。决定躺平之后，身边的朋友没有问起过原因，我在不同兴趣领域的尝试与努力，在得到他们一句“好厉害”之后也迅速回归平静，再无波澜。我一直奉为北大至上精神的“自由包容”，原来就是另一种形式的不在乎——大部分人并不会对弱者有太多关心和同情，我的躺平在他们看来仿佛是天经地义一般。

在这样一所大佬云集的元培学院里躺平，让我慢慢发现，我需要的并不是什么前沿的学术理论或骄人的学术成绩，只是一个自由、自主、自信地做选择的空间，和为自己的选择担起责任的勇气。而元培恰好教会了我这些。

至于我的选择到底好不好？谁知道呢，先冲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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