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三胎高考加50分可解决生育率问题？

一、生育问题其实就是教育问题，不能再拿高考来背书

看得出今年我们社会对人口问题的讨论可以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度，以至于金某人几年前的生三胎高考加50分的论调都被翻出来了。

几年前可能金某人在网络上还没混出太大的话语权，所以并未见到这个言论，但今天在热搜上看到着实让惊诧不已。

虽然认为我们的高考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但不可规避的是，高考目前确实是大多数人可以在相对公平条件下来改善自己、改变命运的方式。

那么既然我们还没有开始对高考有更深入的改进，就不要再拖高考相对公平的后腿了，据说某人的孩子在外国深造，也许从这个角度他认为加分可行吧。

这个方法有用没有？从现实角度来说确实有用，譬如之前有不少人把自己孩子改民族来追求加分，而之前独生子女好像可以中考加10分。

这些加分的方式很多人都是看在眼里，用在行动上的，但是带来的影响必然是对高考公平的相对削弱，这些年这个话题也一直被讨论。

但如果用在多生孩子多加分上，也可能降低人们生育欲望，在教育军事竞赛模式之下，加分也是在增加教育成本，人们还会细入盘算少生和多生哪个划算。

二、综合生育率跌破警戒线，严肃的问题需要严肃的解决方案

金某人几年前的建议我们当做笑话看看就行了，真正能解决问题，在今天《新京报》的报道是给出很多切实有效方案的，我们来看一下：

近日，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辅导读本中；

民政部部长李纪恒撰文表示，目前，受多方影响，我国适龄人口生育意愿偏低，总和生育率已跌破警戒线，人口发展进入关键转折期。

他提出，要引导生育水平提升并稳定在适度区间，增加劳动力供给。消息一出，立马引发广泛解读。“总和生育率已跌破警戒线”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如果生育率低于1.5，则是跌破警戒线——因为生育率一旦跌到1.5以下，就掉入了低生育率陷阱，很难再回升。

最鲜明案例是日本，日本失去的二十年并非经济，而是在人口，2019年日本前首相安倍谈低生育率危机时说：“现在事态十分严重，说是国难也不为过”。

三、21世纪日本面临的国难，需要我们认真分析并引以为戒

国难这个词我们都不陌生，而即便将低生育率视为国难的日本，在25年间的不断努力鼓励生育这件日本大事上，真金白银去补贴，仍未回到1.5以上。

虽然2016年和2017年，由于存在全面二孩政策带来的生育堆积效应，我国的生育率一度超过1.5。

但我国在2018年和2019年的生育率分别为1.495和1.47，已经跌破警戒线。如果扣除二
孩生育堆积效应，我国的生育率在2018年和2019年仅为1.1至1.2间。

上述这些数据都是新京报提供的，看得确实触目惊心，如果按照我们三十年前的策略和眼界来看，这些数据可能是我们的巨大胜利。

但按照我们时代的发展与世界的步伐，这些数据真的要让我们无限忧虑了，以前撰文时就提到，我们应时刻把人口作为价值而非负担。

我们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没有强大的主体民族人口支撑，是难以拥有这么长时间历史的，也不可能成为世界上唯一没有消亡的古国。

在三十年前发展的起步阶段，我们囿于对人口负担论的诱导，增长了经济但也失去了很大的可持续动力，这是需要我们及时认知与反思的。

其实让我们意识到问题严重性的，是世界与现实所折射出来，我们可看到的现状：从日、韩等国经验来看，即使鼓励生育，也很难把生育率提升到1.5以上。

四、解决的方法是有的，但取决于执行的力度和速度

在我们少生优生的时间点中，日韩等国一直在将提高生育作为他们社会的大事在做，于是我们在现实中与这些国家多年后走到同一个人口方向，低生育率。

但是我们可能要面临的比日韩等国更纠结，因为他们的多年努力可能在未来仍然会有相对的收获，而我们的努力可能才刚刚开始，就像今年才聚焦性讨论。

好的是，“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了“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以及“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的政策建议。

同新京报就此看法一致：这个建议无疑来得很及时——在人口发展进入关键转折期的当下，确实有必要出台相关政策以提升我国的生育率。

方法虽然尽人皆知，但执行起来还是需要莫大的决心，譬如：加快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提高3岁以下孩子的入托率。

着力解决双职工家庭生儿育女的后顾之忧；给予多孩家庭减税，减轻育龄家庭的养育成本。新京报的这两段话，与前两天关于此话题的看法也一致。

不过新京报所谈的另一方面，即对非婚生育等情况采取更包容性的态度，认为不可步子迈得太大，我们虽然面临生育危机，但仍需建立健康婚姻观。

非婚生育不是不可以包容，但不应该作为鼓励，这是对孩子不负责任，也是成年人对自己人生不负责任，于我们社会解决生育危机时可能加重成本。

简而言之，行之有效的对年轻夫妇补贴与解决前忧后虑，是相对可以逐渐提高生育率的，同时建立更好的教育与宣传模式，让人们更好的成长与认知婚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