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摘器官获刑，如何斩断“内鬼医生”的黑手？

2018年2月，安徽省怀远县李萍因病被送进怀远县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ICU），入院5
天后死亡，此后其子发现母亲的肝脏和肾脏被捐献、摘取，报案后当地有关部门开始立案侦察，发现包括李萍在内，该案中11名被摘取器官者，都曾因车祸或脑出血等疾病在怀远县人民医院ICU救治。

　　近期安徽蚌埠中院终审裁定，包括黄新立等4名医生在内的6名被告人因犯故意毁坏尸体罪，分别被判二年四个月至十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其中两名医生是所在医院的
OPO（器官获取组织）工作人员，一名医生曾是OPO联络员。

　　医生是直面生死的职业，所谓医者仁心，在面对死亡时，对逝者的尊重和对死者家属的怜悯本是应有之义。但是，从这几名医生身上，丝毫看不到医者仁心，只剩下对职业道德的践踏以及对法律的触碰。如今6名被告人因故意毁坏尸体罪而被判刑，也是罪
有应得。当然，加强法律打击之外，也应讨论如何堵上漏洞，从根源上避免此类事件再度发生。

　　从伪造手续到操纵系统“洗白”非法获取的人体器官，这6名被告“跨省协作”私
摘器官背后，隐约可见一条分工明确、配合默契的黑产链条。“南昌出卖人体器官案6
名医生护士涉案”、“专业医生做非法手术进行器官倒卖”……从以往不少倒卖器官的案例来看，都少不了一些利用岗位便利钻系统空子的内鬼医生。

　　回到这起案例，涉事医生不仅在医院处于关键岗位，本身还属于器官获取组织的工作人员或联络员，深谙其中的门道，更容易绕过程序监督。比如，红十字会人员的在场监督，本应是程序内的重要监督力量，但涉案医生不按程序走，红十字会人员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就起不到监督的作用。

　　这说明，制定严苛的程序之外，内外部监督的补漏作用也不能忽视。

　　从内部来说，需要强化医疗系统内部监管，鼓励知情者发挥内部“吹哨人”的作用，充分发挥器官移植伦理委员会在器官捐献与获取中的监督、审查作用；

　　从外部来说，要及时发现程序外违规操作的线索，并通过严厉打击等手段，把程序之外的旁门左道堵死，让程序发挥应有的作用。

　　此外，死者家属是天然的监督者，要充分保障他们自愿和知情的基本权利，加大对捐献程序的普及和宣传，让他们在早期就能发现异常并及时检举揭发。事实上，在这起案件中，正是因为死者家属察觉母亲器官被捐献、摘取，但是又查不到相关权威信息，综合被强塞20万元“国家补助”等异常现象，主动向当地卫生部门和司法机关反映后，才把这些作恶者绳之以法。

　　在民众自愿捐献器官过程中，OPO这一组织起着关键作用，但是OPO的身份却成为涉事医生作假“洗白”非法摘取器官工具，这也说明，OPO的组织架构及管理规范应该进
一步健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