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亿富豪发文鼓励员工自降薪资“以测忠诚”

每天上下班打卡、回家还要写日报的垚棨不曾想到，“打工人”这个词居然莫名其妙地火了。
看到那么多年薪百万的CEO、搞个直播带个货就能日入十万的网红、经常为如何合理地
避税而烦恼的明星们纷纷在社交网站上用“打工人”自嘲和打招呼，垚棨自觉已配不上“打工人”的称号。
真正的打工人是怎样的呢？

真正的打工人，是为了抢得一份996的福报挤破头的，是一份方案要一遍一遍地向
各部门领导解释小心翼翼地争取他们批准的，是每天晚上十一点半发日报还不忘写一句“敬请领导审阅”的，是在公司聚餐时弯着腰一杯一杯地向领导敬酒的，是每月10号前便已用完了上月工资的。

你以为这就是打工人的全部了吗？

不，打工人会因为在聚餐时不懂得喝酒而被上司狂扇耳光；

除了酒桌控制、业绩施压、扣工资、性骚扰，打工人还必须面对公司各种脑（毫）洞（无）大（下）开（限）的“忠诚度测试”。

曾成功开发运营神武等系列游戏、在全国游戏公司中名列前茅、年净利润达十几亿的多益网络，其创始人、身家超280亿元、传闻有多名老婆十几个孩子的多益网络CEO徐波在公司群里发文称：

允许员工自降10%薪资。
据多益网络回应，此举是为了测试员工“忠诚度”，而且，徐波用了“允许”两字。

这位百亿超级富豪，要自恋、自卑到什么程度，才会用这样的方式测试员工忠诚
度？
据称，多益网络所有高管和老员工，已经全部员工中的93%，都已参与这个自愿降薪的
活动。

徐波说，他相信他们都是自愿的。

除了自愿降薪，在多益网络，打工人还得给老板发红包。

据多益网络员工透露，每年年会，他们都有一个重要仪式，便是给徐波发红包以感谢他。
这样的活动，多益网络的打工人都会踊跃参加。

某位在海外工作的华人跟他的同事们分享了多益网络“允许员工自愿降薪”的新闻，他的同事们的反应竟比听到非洲某些部落还保持着一妻多夫制还感到震惊。

说实话，垚棨还是挺佩服徐波和多益网络的，毕竟敢于公开地既当～～又立牌坊。大多数的资本家和公司，都是把这种事在封闭的会议室进行的。

他们通常有种办法以实现和多益网络相同的效果：

1） 开会时说每天都要看大家的考勤，要看看谁最早离开谁最晚走，暗示鼓励员工免费加班。加班又没有加班工资，不就等于降薪了吗？

2） 在全员面前煽情地盛赞某某老员工自动降薪，称要重点栽培和重用这样的员工，实际上也是让员工提出降薪。

3） 大张旗鼓、仪式感十足地推行“绩效考核、能者多得”“战略”，提出将员工工资的40%划作绩效工资，按绩效考核比例给这笔工资，如果绩效分超过100分还可以得到更多……实际上也是变相地降低了员工工资。

而大多数打工人，特别是老员工，都会特别积极地被套路，以被欺凌为荣。

这便是给中国资本家打工的中国打工人。

假如你生来幸运，从未当过一天打工人，看到上面这些，你或许会说：

“打工人犯贱吗？他们为什么要忍受这些折磨？”

不！没有一个打工人自甘犯贱去受那诸多折磨，他们之所以这样，是因为生活的压力让他们别无选择。

他们要养家糊口，要支付高昂的车贷房贷，要花钱给老人看病，要让孩子报名各种培训班。

他们尽全力支撑起看似光鲜亮丽的生活，一旦失业，原本还能勉强维持的生活便会瞬间崩塌。

而他们失业与否，全凭老板和上司的喜好。

假如你生来幸运，从未当过一天打工人，看到上面这些，你或许会说：

“打工人真可怜！”

噢，不，他们其实是幸福的，因为他们是正常的，最重要的是，他们还活着。

有的打工人，不堪压力，疯了；

有的打工人，积劳成疾，长期住院；

有的打工人，加班熬夜，熬进了火葬场；

有的打工人，不堪压力，自杀求解脱……

这才是中国打工人的真正现状。如果央视还要做一次“你幸福吗”的街头采访，我建议他们去找跳广场舞的大妈，千万别找打工人。



我想起一个笑话。

一家西方研究机构在美国、英国和德国随机访问了一些打工人，问他们有没有在5
年内创业的打算。

结果，只有不到1%的受访者表示有此打算，而绝大多数打工人都觉得好好的打工人不做反而去创业简直就有病。

这家研究机构后来来到中国，他们原本以为中国打工人的创业意愿可能会更小，没想到的是，中国受访者有意在5年内创业的竟超过60%。

这让这群老外感觉非常的震惊，回去以后还写了一篇警惕中国创新力量的文章。

这个笑话是某位董事长在酒桌上吹牛逼时讲的，听得人哄堂大笑。

这当然是个笑话，万恶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人民，竟然比我们更安于打工人的生活。

但这则笑话的背后，并非中国创新力量的崛起，而是中国打工人残酷的生活和就业环境，以及他们极具中国特色的反抗方式。

在中国职场非常普遍的诸如打骂员工、任意对员工降薪降职、各种理由罚款、任意辞退等等，在欧美一些发达国家看来是匪夷所思的。

因为这些国家所建立起来的相比中国更加完善百十倍的劳动者权益保障机制，相比中国，这些机制最大的作用不是法律条文的完善，而是保证法律关于劳动者权益的规定可以被每个企业更好地执行。

比如工会制度，比如更加强硬的劳动者集体诉讼制度等等。

对中国的打工人而言，我们需要的是一个能够替打工人说话、为打工人争取权益的得力机构，而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充当裁判的仲裁机构，更不是门槛高、花费大、耗时长的诉讼方式。

正因为我们没有这些，所以我们只有忍受那些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不公平对待。

正因为缺乏这些，当我们不满企业对我们的欺凌时，势单力薄的我们只能采取类似儿媳妇熬成婆的方式，期望通过创业得以改变。

在职场，有一句名言曾非常流行——在站着走路做个人前，要学会摇着尾巴做条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