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尔滨老人没手机扫健康码被骂“为老不尊”，让人心寒

8月17日，哈尔滨一位白发老人乘公交车，因为没有手机无法扫健康码，被要求下车。
在他手足无措之间，其他年长乘客用非常难听的刻薄话齐声谴责他，说他“为老不尊，快下去”。公交车司机停车拒载，警察接警后赶到，将老人带离公交车。公交公司回应，扫健康码是疫情流调规定，不具备出行条件那也没办法。
这件事的传播先是有现场视频，然后再有媒体跟进报道了整场纷争的来龙去脉。视频中不知道该怎么办的老人很茫然，还要接受其他乘客的无理指责。同为老年乘客，后者表现出的欺负更弱者的嘴脸，让人心寒。司机和公交公司奉命行事，一副公事公办的模样，同样透露出满满的寒意和冷漠。

评论这件事有两个角度，一个是从健康码引出的问题，那就是对不能熟练使用手机扫码、甚至没有手机的老人家，能不能预设多一个疫情防控的选项？二是跟疫情防控无关，但由整件事引申的思考，那就是在电子支付、手机应用覆盖生活模式的情况下，如何对待不用电子手段的用户？

从公交公司的答复看，乘公交车必须扫码，这是服从疫情防控和流调的需要。这个答复看似正确，但经不起推敲。视频中该辆公交车上，有乘客不戴口罩，有乘客戴了却露出鼻子呼吸，司机本人和后来接警的警察都没带口罩。但正是这些人，义愤填膺地谴责老人家妨碍了正事，骂他是“白活了一场”。

如果真的为了疫情防控所需，手机扫健康码是可行，但没有健康码，临时登记身份证或其他证件也应该可以。至少有这个选择项，可以方便老人和孩子。再说，健康码只能显示有没有去过风险区域，其实际效能如何，早就被怀疑。要是真防控疫情，测体温反而比健康码有用。

没有办法扫健康码，那就登记身份信息，或者测量体温就能乘车，这本来是再明了不过的事情，但在这个事例中，被人为复杂化了。公交车司机、公交公司都不用承担疫情防控的额外服务，省心了，将所有乘车的条件都推给乘客。一旦出现这样的纠纷，以上级名义一推了之，责怪别人也是相当省力。
从公交车乘客及出警的警员那里，可以看到当地疫情防控的实情，还没到严防死守的地步。这种看似严格执行健康码、实际上放松疫情防控的，显然就是形式主义。而公交公司强调只有扫健康码这一个选项，没有就不能乘车，更像是为搜集大数据的公司服务，而不是真的为防控疫情服务。

这是在本起事件中，司机、公交公司乃至后来出场的警察暴露出来的问题，也就是健康码成了防疫走过场的标配。这些执行部门、具体执行人，从全面防控疫情的需要，本应该认真地考虑周全，为所有乘客预设追踪流调的不同场景，健康码可以，身份登记也行，而不是僵化到只用一种方式——这是懒政。

视频中最让人不能忍的，还是在那名老人手足无措的情形下，其他乘客横加指责的嘴脸。仅仅因为别人无力跟上形式主义，就排挤、恨不得动手赶下车，这些人比无助的老人年轻不了多少，但他们似乎认为自己仅仅因为盲从了形式主义的健康码，就比人高一等，就能使出恶毒劲责骂别人。

从乘客的角度，这种对无助老人的怨毒、敌视与排斥，提出了一个相当严肃的问题：在电子支付、电子出行流行的时代，不使用或用不惯电子手段的人是不是就该从公交车、超市自助收费等公共场所自觉“消失”？公共政策在制定临时性或长期的准入门槛时，是不是就该将这些人视作二等公民？
但凡有一点同理心的，都不会认同或采取这种二选一的教条做法。不只是社会大众在认知上不要如此冷酷，政策措施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也不该决绝无情。为所有人制定不同的支付、通行或自证方式，这是电子时代依旧珍贵、必须保留的人性色彩。无视老人、小孩或无力应付电子时代的人，这是电子时代的“种族歧视”，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允许这样。

一个健康的社会，也根本不会惧怕这种小小的麻烦，在公共场合尽可能提供覆盖全民的互动选项，即使电子选项的权重大一些也没关系，非电子方式的比重可以少，但还是有必要给予人道主义的保留。那种将老人视作“电子时代遗民”的看法，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观点，毕竟年轻不是靠努力得来的，谁都有老的一天。

总之，哈尔滨这件事不该只从防疫的角度去解读，还要看到电子时代来临后，小至一个人、大到政府部门，乃至整个社会，对那些被科技重新定义的弱者，应该持有体面的立场，而不是冷漠、歧视甚至于倾轧。以“为老不尊”来咒骂老人的那些乘客，没有丝毫尊老的想法，一个有关切的社会，应该理直气壮地反对这样的杂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