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战“疫” -- 北医人

编者按

人类社会曾饱受瘟疫肆虐。在科学落后、医疗局限的时代，瘟疫常常无法得到有效遏制，造成十室九死，甚至亡国灭种。

19 世纪，路易斯·巴斯德和罗伯特·科赫等微生物学家解开了瘟疫——这种传染性疾
病的真面目，使病毒、细菌等逐一暴露出来。医生也在长期与瘟疫斗争的过程中，慢慢准确认识这些疾病，慢慢发展出战疫法则。

西医东渐，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北京大学医学部前身），作为中国政府教育部开办的第一所专门传授西方医学的学校，自开办之日起，就把“减少人民痛苦”作为办学宗旨。代代北医人薪火相传，以“除人类之疾痛”为誓言，坚守、奋战在疫情第一线。

他们是

创立北京中央医院（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鼠疫斗士”伍连德；

为“消灭梅毒”鞠躬尽瘁，死后捐献遗体的北医老校长胡传揆

一生对抗脊髓灰质炎的“糖丸爷爷”、北医1950届毕业生顾方舟

“发现青蒿素”，拯救数百万人生命的诺贝尔奖得主、北医1955届毕业生屠呦呦；

亲历各个霍乱疫情治理现场的流行病学家魏承毓

“以身试药”，研制中国第一支乙肝疫苗的北大人民医院医生陶其敏；

敢讲真话，敢涉险滩，敢啃硬骨的北医1960届毕业生钟南山

追寻北医人百年战“疫”故事，我们看到的是他们医者仁心，挺身而出的勇气与担当；是他们科学求索，不畏艰难的执着与坚守；更是他们心怀家国，使命在肩的历史自觉。

鼠疫斗士--伍连德 (1)

伍连德（1879-1960）


1910年，中俄边境满洲里，一种“神秘而致命”的疾病开始蔓延。

最早，是在俄国的几个孤立的病例。他们先是发起高烧、开始咳嗽，继而咳血，然后死亡，皮肤发紫。这些患者多是捕捉旱獭（一种啮齿动物）的中国猎户。很快，中国劳工们被驱逐回国。9、10月，满洲里的病例开始增加。当地居民开始恐慌，争相购买火车
票，沿着东清铁路（途径哈尔滨、长春、旅顺等地）向南部或东部逃亡。

铁路，这在当时堪称先进的交通，却成为了疫情蔓延的工具。

11月的第1周，哈尔滨报告了最初的病例。而哈尔滨附近，一个靠近铁路干线的小城傅
家甸（今哈尔滨道外区），因为接待过病患，而迅速成为了最大的疫区。当时，这个小城的人口是24000人，等到疫情结束后，只剩下四分之三的居民。

第一例鼠疫尸体解剖


当31岁的医师伍连德和他的助手林家瑞坐着俄式四轮马车抵达时，统计数据显示，傅家甸当天的死亡人数是10人。也许还有更多！当时的傅家甸，医护人员和设备极度匮乏。仅有两位西医被派遣来，负责防疫。他们把病人送进一个由公共浴室临时改造而成的医院里，并未采取任何隔离措施。而在街头旷野，不时可见被遗弃的死尸。

哈尔滨傅家甸鼠疫流行时的第一时疫病院

伍连德祖籍广东，是马来西亚华侨，在剑桥大学获得了医学博士。瘟疫爆发时，他正在天津陆军军医学堂任职。值得注意的是，举荐伍连德前来调查瘟疫的并不是医学事务相关的官员，而是外务部右丞相施肇基。1905年日俄战争后，日本和俄国在东北疯狂争夺势力范围，而这次鼠疫则为他们独占东北提供了“天赐良机”。施肇基预见到了这一外交后果——“如果中国未能使用科学方法及时将猖獗一时的瘟疫扑灭，虎视眈眈的日、俄两个邻国就会对中国施加政治压力，东北主权岌岌可危”。临行前，施肇基和伍连德当面商定好，要“做到相互自由交换报告，必要时可用英文”，由此，伍连德得以更清晰地表达他的观点，解释他的行动，并解决执行公务过程中遇到的困难。

到达的第三天，1910年12月27日，在贫民区的一栋小房子中，伍连德得到了第一次解剖尸体的机会。整个解剖过程被严格保密，因为在当时的中国，尸体解剖是一件惊世骇俗的事情。直到1912年，北医首位校长汤尔和两次呈请，北洋政府才在1913年11月颁布了准许允许尸体解剖的文告。

1911年1月，伍连德正在他的第一个鼠疫实验室工作。该实验室只是一间泥草房，双层
玻璃窗，以一个烧木块的大火炉取暖。没有恒温箱，鼠疫菌培养物在室温下生长。没有自来水，但是有电灯为显微镜提供照明。

在显微镜视野下，切片标本里呈现出成群的鼠疫杆菌（ Bacilluspestis ）。在琼脂试管里的细菌培养后，进一步证实了这就是鼠疫。

鼠疫，又被称为黑死病，它曾经造成中世纪欧洲三千万人的死亡。1894年，鼠疫杆菌被发现。医学界普遍认为，鼠疫是由跳蚤咬了染病的老鼠后，又咬人才得以传播的。但此时正值隆冬，跳蚤罕见。而且在伍连德到达之前，日本细菌学家组织人手解剖了大量老鼠，没有发现一只携带鼠疫杆菌。这又如何解释？

伍连德大胆提出了他的推测：这是通过飞沫传播的新型鼠疫——“肺鼠疫”。也就是说，这次的鼠疫，无需通过老鼠、跳蚤，而可以在人与人之间传播！

伍连德立刻将这一发现向朝廷通报。在发往北京高层的电报中，伍连德提出了如下的建议：一，当地要建医院和隔离营，要提供足够的经费，需从外地招募更多医师和助手；二，铁路需要严格管制，寻求与俄国、日本铁路当局合作，道路和河流也须派人巡查；三，要密切关注华北京奉铁路沿线卫生状况。

日趋严重的疫情报告令京城惶恐不安，列强驻京外交使团开始向满清王朝施压。北京政府向各级医疗机构征调医师、护理人员作为志愿者前去东北。令人欣慰的是，社会响应踊跃，中外医生、医学生纷纷报名。

三日之内，伍连德查明了“神秘疾病”的病因和传播途径，提出了防疫方案，这场防疫大战似乎有了个良好的开头。

戴不戴口罩？

但此时，傅家甸当地官员和公众的态度，却让伍连德的防疫工作举步维艰。

“官员似乎对事态的严重性熟视无睹，公众则处之泰然或听天由命。”伍连德记录道。他邀请当地官员在显微镜下观看鼠疫杆菌，试图令其信服这些“神秘死亡”的真实原因。但显然这收效甚微，伍连德认为：“需要有振聋发聩的悲剧事件来使他们猛醒。”

不仅是中国人，盘踞哈尔滨城的各国领事和前来调查鼠疫的外国医生们，对防疫工作也没有多少正确的认识。而且，面对伍连德这一华人面孔和中国官员身份，他们都难掩嘲笑、歧视之情，对其理论不屑一顾。

伍连德前去拜访俄国人在哈尔滨开设的医院时，发现这里的医师不像中国医师那样戴着防护口罩。这里的负责人认为，控制鼠疫的途径是灭鼠。所以他们没有任何的隔离措施。而且他们“自信”地表示：“在使用的哈夫金疫苗（灭活鼠疫杆菌疫苗）有神奇的功效，无须其他保护措施。”也许对于他们来说，戴口罩象征着胆怯或者缺乏医生的职业勇气。

很快，现实给了他们沉痛一击。前去病房访问的法国医师梅尼，依然没有戴口罩。他被病人传染上鼠疫，6天之后不治死亡。而这家医院的很多同事也死于鼠疫。

梅尼曾要求取代伍连德来统管防疫事务，他的不幸身亡引发震惊。连医学界的头面人物都难逃鼠疫？！各界公众终于第一次认识到这次瘟疫之凶恶，也开始认识到应该听从伍连德防疫的警告和指示。

戴棉纱口罩，这个简单易行的措施终于得到了落实。或者说，落实得太全面，大街上，人人都戴上了各种口罩。

在1910年至1911年疫情猖獗时，防护口罩被证明最有用，不仅被用于急性鼠疫病院，还被用于隔离营和停在铁道上的观察车上。许多志愿者在家中赶制数千口罩，但药棉、纱布等必需品价格上涨，药品经销者大发横财。

伍连德设计的口罩，用外科手术使用的、宽度适中的洁白纱布制作，中间裹住消毒药棉。

火葬与拐点

“封城”、“隔离”、“消毒”，在伍连德的领导下，一场防疫战争打响。千余名步兵从长春调来，驻守城外，未经允许任何人不得擅出。在城内，傅家甸被划分成4个区，
居民在分区内自由行动，进入其他区则需要特别许可。600名警察在城内日夜执勤，监
管民众。每个区由一位高级医官负责，经过训练的医务人员对区内房屋逐一检查，将发现的患者送往医院，将其家属及接触者集中隔离，对房舍进行消毒，每日向主管医官呈交疫情报告。租用一切可供使用的建筑，改造为办公区、消毒站、医务人员宿舍和隔离营，注重医务人员消毒。俄国铁路局借出的120节货车车厢，一字排列在空旷的地面。
每节车厢均安装有燃烧木材的巨大的铸铁火炉供暖，用于收容大量接触者。

第一个消毒所

伍连德建立起来的这一套防疫措施可谓“严格、刻板、复杂”，但运行良好，并很快为东北其他地区所借鉴，各地纷纷建立起防疫体系。

从今天的角度来看，伍连德开展的防疫措施为中国开启了用现代医学科学防治瘟疫的先河。“控制传染源、隔离”这些传统的措施，依然是当今应对传染性疾病的最有效办法。但在当时，在疫情进展的中间，依然是“焦虑、举步维艰和持续的期待”。

接触者起初人数不过百，但不久就超过1000；确诊的患者中，由于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病情会迅速恶化，常在入院后一两天内就死亡；防疫制度开始运行的第一个月内，鼠疫死者总人数已达3413，最严峻的一天死亡183人。

于是，与抗击鼠疫进展紧密相关的一个因素出现了——处理尸体。

起初，尸体由棺木装殓安葬。随着死亡人数增多，而改为直接掩埋。但事实上，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棺木和尸体都堆积暴露在白雪掩盖的地面上，绵延数里。要知道，1月的
傅家甸处于极度严寒的气候中，冻土可深达2米，挖掘墓穴极为困难。

伍连德巡视墓地后被这凄惨景象震惊，更为尸体造成的病菌二次传播担忧，他深知唯一可行的解决办法就是集中火化。但当时的中国，土葬、守墓是公众的信仰，如何避免民众抗拒是横亘在他面前的困难。

伍连德决定邀请官员与他一同前往墓地，亲眼目睹惨象之后的官员果然一致同意支持伍连德奏请朝廷允许火化。众人焦急等待朝廷许可，三日后获得准许。伍连德感慨：“这不仅在中国，也许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破天荒之举。”

此后三天内，2200多具鼠疫死难者尸体被集中火化，此后，新增鼠疫死者也实行火葬，其他地区也随之立即效仿。

焚烧堆积棺材的现场

开始火化鼠疫死者尸体的日期是1911年1月31日，宣统三年正月初二。傅家甸这座小城
已经付出了近四分之一居民死亡的代价。而恰恰是在这一天之后，死亡数字开始下降，并在2月持续减少。

在伍连德到达傅家甸的两个月后，3月1日，这里的鼠疫死亡人数下降为0！

傅家甸是东北鼠疫最严重的地区，但在东北其他地区，乃至河北、山东，鼠疫都肆虐而过。伍连德研究后认为：疫情传播路线精确地与新年期间农民从北方返回南方家中的路线一致，并沿着最快的旅行路线蔓延。如果计入漏报的死者，这场鼠疫的死亡总人数至少达60000人。

1911年4月3日，万国鼠疫研究会议在奉天城（今沈阳）举行。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国际科学会议。经由此，伍连德的名字引起全世界的关注。

在动身离开哈尔滨以前，伍连德对医护同事说：“疫情迅速扑灭全仗大家精诚合作、刻苦工作、不怕牺牲和严守纪律。”参与傅家甸防疫工作的2943人中，297 人不幸殉职！

伍连德（前排左三）与他的抗击瘟疫组成员

国士无双

鼠疫的惨痛，让伍连德萌生了建立一所中国模范医院的想法。然而时局剧变，辛亥革命爆发，他的这一想法在数年之后才得以实现。1916年，中国历史上第一家由国人发起、自行筹资建立和管理的综合性西医医院破土动工。伍连德满怀热忱和期望，殚精竭虑，为医院建设辛勤忙碌，却拒绝接受任何的薪酬。到1917年12月，医院落成，名为北京中央医院，伍连德担任首届院长。晚年他回忆说：“这是我所付出了最大精力、苦心持续奋斗4年的医院，因为我意欲在中国将其建成一座模范的平民医院。”

1950年，中央医院被北京市人民政府接收，更名为中央人民医院，后于1958年划归北京医学院（现北大医学部）。1991年，医院在西直门南大街建立新址，也就是而今大家熟知的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所在。“本仁恕博爱之怀、导聪明精微之智、敦廉洁醇良之行”的院训精神被继承至今。

北京中央医院

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白塔寺院区

1960年，伍连德病逝于马来西亚，享年81岁。伍连德一生献身中国医疗事业：他领导多次疫情防治工作，拯救万千国民；他主张中国人‘自己办检疫’，从列强手中夺回了海关检疫权；他主持兴办了多所医学院校和医院，促进医学教育改革；他提议并参与组建了中华医学会……真正担得起一句，“国士无双”。

因为在肺鼠疫防治实践与研究等方面的杰出成就，伍连德被提名为1935年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候选人。他的国籍标注为中国，他也是第一个获此殊荣的华人。

伍连德说：“我曾将自己最美好的年华奉献给古老的中国，从清朝末年到民国建立，直到国民党统治崩溃，往事在我脑海里记忆犹新。新中国政府的成立，使这个伟大的国家永远幸福繁荣……”

主要参考文献

伍连德著，《鼠疫斗士：伍连德自述》，湖南教育出版社；

周德浩、李阳、陈晓农，《“东北大鼠疫”纪实》，《文史月刊》；

胡永华主编，《流行病学史话》，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从伍连德到钟南山，北京大学百年抗“疫”故事惊心动魄！

互联网 2020-04-17 09:08:26

肆虐欧洲4个世纪的鼠疫在伍连德到达东北67天后就被控制并扑灭了。鼠疫过后，在他
的积极倡导下，中国建设了第一家自己的现代化医院——北京中央医院（今北京大学人民医院）。1935年，因在鼠疫的流行病研究和预防控制上的巨大贡献，伍连德获得诺贝尔奖提名，成为历史上第一位获得诺贝尔奖提名的中国人。

1918年1月27日医院正式营业这天，站在萧瑟寒风里的伍连德也许未曾预料，这座由他
一手建立起来的医院连同他本人一起，就此成为北京大学百年来参与国家防疫事业的开端，被历史所铭记。

敢叫日月换新天

鼠疫，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再度席卷而来。1949年10月末，爆发于察北的鼠疫已威胁到北京安全。在党和政府的动员下，时任北大医学院院长的胡传揆带头在医学界进行响应，附属医院60名医生和170名护士加入防疫队；医学院20名医师和75名护士成为封锁
检疫人员（来源：人民日报，1949-11-05）。在政权初建与资源短缺的双重约束中，北大医学人与首都人民奋战四十余天直至抗疫战胜利结束。

这场战斗使23岁的党员学生顾方舟坚定了献身公共卫生事业的决心，两年后他公派留学苏联。彼时，一位21岁的宁波姑娘考入北大医学院，她的导师楼之岑在一个月前刚被邀请到药学系就职。

新中国成立不久，国家开始治理历史上根深蒂固的慢性传染病。1954年组建“中央皮肤性病研究所”研究控制麻风病和梅毒等性病，所长人选正是那位行动果决的北医院长胡传揆。在主持北医繁重工作的同时，胡传揆夜以继日参与制定全国防治麻风病规划，其团队相继提出“积极控制，防止传染”防治原则，制定“查、收、治、管、研”综合性防治措施，在全国建立起较为完善的麻风病防治体制。到本世纪初，中国麻风病治理已取得了历史性胜利。


1954年，当胡传揆院长开始研究麻风病时，甘肃学生魏承毓从医疗系毕业并在几年后受命研究霍乱防控，最终帮助国家实现对霍乱的有效治理；上海人陈育德刚考入北医卫生专业，在此后的人生中对我国公共卫生事业做出巨大贡献。

次年，顾方舟学成归国，多地暴发“脊髓灰质炎”，在国内，这种病俗称“小儿麻痹症”。顾方舟团队受命研究该病，仅用四年就研制出了活疫苗。为了检验其对人体有无副作用，这位在出国留学欢送宴上敢向周总理主动敬酒的年轻人竟然自己喝下疫苗溶液。为了验证疫苗对儿童的效果，他不满一岁的儿子顾烈东成为中国第一个喝下脊灰疫苗的孩子。1960年疫苗开始推广，无数儿童因此免于致残，“糖丸”成为几代人的儿时回忆。2019年初自称“一辈子只做一件事”的顾方舟逝世，在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之际，他被授予“人民科学家”国家荣誉称号。


顾方舟归国的同年，那位来自宁波的姑娘顺利毕业，随后在全国血吸虫病防治运动中由楼之岑教授指导完成半边莲和银柴胡的生药学研究，“屠呦呦”这个名字，第一次公开出现在中国医学界。1969年她接到代号“523”的紧急任务进行抗疟药物研制，三年后
其团队在青蒿中提取到了被命名为"青蒿素"的结晶体，后来又合成双氢青蒿素，这项发明被认为挽救了全球数百万人的生命。毕业六十年后，这位曾罹患肺结核又顽强存活下来的姑娘因"青蒿素"获得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成为中华儿女与中国女性的骄傲。


新中国成立以来，鼠疫、霍乱、麻风病、疟疾等在中国历史上流行已久的传染病相继得到控制，甚至被根除。代代北大医学人延续着历史使命，凭借家国情怀和专业学识，与他们的中国同袍们一道让中国传染病防治状况在短短几十年内“日月换新天”！

英雄壮志义填膺

1955年，当顾方舟和屠呦呦走上工作岗位时。一名来自医学世家的南方小伙考入北京医学院（编者注：1952年北京大学医学院独立为北京医学院，后屡经变迁，现为北京大学医学部）开启了传奇的医学生涯，比起师兄师姐来说，他的高光时刻姗姗来迟。

2002年末，一种诡异的怪病打破了新千年的岁月静好，这就是后来令人谈之色变的“非典（SARS）”。疫情首先在广东爆发，彼时，当年那个破了全国男子400米栏记录的南
方小伙已是年近古稀的中国工程院院士，他叫钟南山，在广州直面“非典”。通过研究，他代表团队宣布冠状病毒的一个变种可能是“非典”的真正原因。公开资料显示，这份声明的背后受到了当时个别持不同观点的政府部门和学界专家的巨大压力。在父亲坟前沉思良久的钟南山最终选择了“坚持说真话”，为疫情防控争取到宝贵时间。经此一役，无数中国人记住了这个名字，并将这份信任延续至今。


随着疫情的扩散，北京沦为了重灾区。1918年伍连德博士所建立的北京中央医院已变迁为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是国内首屈一指的综合性三甲医院。但由于当时没有传染病房，传染源难以阻断，医护人员受到严重生命威胁。即使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下，这座“模范的平民医院”（创始人伍连德多年前的期望）也没有拒诊任何患者，全院员工义无反顾地战斗至院内污染严重而被迫整体隔离。短短二十天内，全院93名员工被感染，丁秀兰医生、王晶护士不幸牺牲，永远安睡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烈士灵堂。

“非典”结束后，据统计，包括人民医院在内的北京大学附属的六家医院约2000名员工，在非典期间抗起了首都近1/3 救治任务。其中，仅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和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这三家综合医院就诊治确诊“非典”病人549例（中国内地累
计病例5327例）。

医院之外的第二战场上还有大批北大人在与“非典”进行着生死较量。北大公共卫生学院的曹卫华、詹思延等青年教师火速赶赴北京各区县担任指挥工作；陈育德、魏承毓等老专家则再度出山组成了二线专家组，针对一线遇到的问题提供指导，有效控制了“非典”在北京的蔓延。基础医学院成为科研攻关主战场，药学院积极开展药物研究，第六医院牵头启动我国的第一个大型灾后心理保健服务项目，基因试剂盒等成果纷纷涌现。职责所在，万死不辞，在这场交织着光荣与痛苦的“非典”战役中，北大人从未退却。

重洋万里赴戎机

2003年，当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悼念因“非典”殉职的急诊科丁秀兰医生、王晶护士时，人群中的呼吸科医生曹宝平第一次对英雄主义有了切身之感。几年后他转入英雄同事的科室继续工作，并在11年后的2014年远赴重洋，代表北京大学参与国家援助西非地区埃博拉疫情。

埃博拉，是一种致死率远超“非典”的烈性传染病，其在2014年的爆发对全球卫生体系构成了严峻的挑战。中国政府积极开展了援非抗击埃博拉行动，在国家统一部署下，北大人以派出医疗援助、进行专项科研等形式积极投身到这项国际救援事业中。

作为第三批中国赴几内亚抗击埃博拉专家组成员，曹宝平深入临床一线参与会诊救治病人。此外，他还与中国驻几内亚医疗队一同编写了《几内亚疟疾防控知识问答手册（中文版）》，协助医疗队充实更新原《几内亚华人埃博拉防控手册》。


曹宝平的北大同行，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危重医学科主任么改琦早于他一个月出发。她参加当地医疗队门急诊值班，对驻地医疗队开展埃博拉感染控制培训以及常见传染病培训，针对当地华商、中资企业开展埃博拉防控的健康教育培训等，在WHO例会上很好地体
现了中国医生的风采。

除此以外，北大人对抗击西非埃博拉疫情的贡献也体现在幕后科研工作者的医学研究上。北京大学药学院天然药物及仿生药物国家重点实验室周德敏、张礼和团队发现了三萜天然产物广谱抑制流感、埃博拉和HIV等病毒感染的共性作用靶点和机制。病毒的相关
研究成果也入选了2017年“中国科学十大进展”，并发表在Science Advances期刊上。

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北京大学在抗击埃博拉疫情事业中所作的贡献，正是中国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缩影，反映了新时代中国负责任的大国担当。

迎战新冠启新程

2020年春节前夕，武汉正式宣布“封城”以对抗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如此规模的防疫行动在新中国成立以来还是第一次。防疫战中的关键人物，仍是那个“只会说真话”的校友钟南山。今年，他已84岁高龄。

1月20日，钟南山“肯定（新冠肺炎）人传人”这段采访瞬间传遍大江南北，人们对疫
情的态度陡然警惕起来。与此同时，他的母校北京大学已在默默集结医护力量。1月26
日随着国家一声令下，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和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等三家综合性附属医院共60名医护人员第一批驰援武汉。随着疫情的不断发展，2月1日，北大再度派出由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院长刘新民、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党委书记赵越、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院长乔杰带队，由12名医管人员组成的第二批医疗队支援武汉。此后又在2
月6日、2月7日各派出一支援鄂医疗队，其中，人民医院姜保国院长率领110人团。至2
月25日，北京大学共派出四批453名医护管理人员“逆行湖北”，人数占北京援助湖北
医疗队的一半以上。


公共卫生战场，王洪源、庞元捷2位教师以及11名研究生志愿者支援国家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疫情数据统计和分析工作，昼夜不歇地持续奋战在分析全国疫情工作一线。17年前抗击非典时还是青年教师的詹思延、曹卫华等人现在已是北大公卫的中坚力量，与他们的同事一起做了大量疫情分析研判工作、城市防疫指导、科普知识宣传工作。

此外，还有很多科研团队正在积极开展针对疫情的科研活动。信息科学技术学院袁晓如研究员领导的可视化与可视分析实验室通过网络在全国各地分工协作完成了多个疫情数据的可视化的工作。基础医学院系统生物医学研究所林志强/吕丹/游富平课题组致力于合成一种治疗新冠病毒肺炎的广谱抗病毒纳米药物，目前正在开展相关工作。

与抗击非典时相比，北大人在本次疫情中动员覆盖更加广泛，响应程度更加热烈，参与纵深更加延展。丁倩、柳凌华等北大学生联合其他高校学生发起“高原鹅——高校学生援鄂行动”通过网络平台筹集资金与物资，支援湖北，276所高校的876名学生参与其中。佘金燚、黄雨佳、熊梦瑶等一批青年学生在家乡主动报名，志愿奋战在抗疫基层战线。

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北大人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战役中再次踏上参与国家防疫新的征程。

来源：北大新青年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