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春节后，家住美国达拉斯的我开始认真地和老公商量给三岁的老大找个学上，以解救在家憋得五脊六兽的他和经常被忽略的弟弟，以及在家务、育儿和工作的排山倒海面前几近崩溃的我们。第一次站在教育的汪洋前，公校、私校、磁校（magnet school ，平民重点校）、实验学校、家庭学校……无尽的可能带来了无尽的希望和焦虑。正在犹豫，新冠席卷美国，我心里这艘求学的小船，还没扬帆就先搁浅了。
蔡小蕾（化名）的大女儿今年六岁，在纽约著名的女校查平学校（The Chapin School ）上一年级。蔡小蕾和丈夫分别来自中国内地和台湾，二人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硕士时相识并留在美国。关于下一代的教育，他们有着崇高的理想和标准。女儿就读的这所K-12一贯制的私校，校友中包括美国前第一夫人杰奎琳•肯尼迪、伊万卡•特朗普等等家喻户晓的人物。
妮可告诉我：“没有别人家的孩子，也没有别人家的家长。不管公校、私校，还是其他道路，没有一种形式是完美的，尽你的认知，选择最适合孩子的就足够了。”
2020年春节后，家住美国达拉斯的我开始认真地和老公商量给三岁的老大找个学上，以解救在家憋得五脊六兽的他和经常被忽略的弟弟，以及在家务、育儿和工作的排山倒海面前几近崩溃的我们。第一次站在教育的汪洋前，公校、私校、磁校（magnet school
，平民重点校）、实验学校、家庭学校……无尽的可能带来了无尽的希望和焦虑。正在犹豫，新冠席卷美国，我心里这艘求学的小船，还没扬帆就先搁浅了。
疫情真的是面照妖镜，每个国家和社会最大的优势和问题，都在此情此景下加速呈现出来。这些在疫情的语境里对美国K-12教育的讨论，有与美国老师的对话，也有华人家长的吐槽，让我对眼前的选择有了数，也对一些不分国界的、更深刻的教育问题，产生了更多的思考。在教育的大海里，什么是你的灯塔？什么样的船只最适合你的孩子？在别人的故事里，我望见了自己，焦虑的潮汐渐渐退去。
网课：不给力的网络和分散的注意力
2020年初夏的美国德州，阳光在温暖和热烈之间催生了紫薇枝头的花团锦簇。这种原产中国的小乔木，特别热爱德州的异土，在这里生根发芽，遍地抽枝。如果不在时间的维度里看看上下文，这样的早晨到处闪动着岁月静好的光泽。
29岁的小学老师斯威夫特先生戴着口罩和一次性手套，走进他的教室。这是自3月底德
州因新冠疫情颁布“居家令”以来，他第一次回到学校。“居家令”刚好在春假期间颁布，放假前的课堂情景被冰封在这里：打开的书本，凝固的板书，地上的小纸团，敞着翻盖的书包……斯威夫特默默地整理着物件，也收拾起四年级孩子们可爱又气人的小散漫：“这和以往假期之后回到空教室的感觉不一样，眼前那种戛然而止的情景，让我觉得像灾难片。” 他把收拾好的物件一一拿到校外的停车场，归还给戴着口罩前来取自
己东西的孩子们。
时隔半年，斯威夫特老师的学校已经进入了全美普遍采取的网课加面授的教学方式。这所公立小学百分之七十的孩子母语都不是英语，他们大多来自中美、南美和非洲，很多是去年才迁居美国的新移民，家庭收入普遍偏低。在学校给出网课和面授的选择之后，大多数的家长和学生选择了回到学校。这其中有学习效果的考虑，但更多的可能是因为父母都必须外出上班而缺乏陪伴孩子在家网课的条件。“也有条件好一些的家庭，你可以看出来，因为孩子在家有网课专用的空间、笔记本电脑，有的还为孩子发言配了自拍环形灯。”
网课这种新的教学方式让斯威夫特老师非常得忙，除了通常的备课和教学，他还需要准备网课的材料。他教的科学课有很多课堂实验，如何调整实验，让在家的孩子也能操作和领会学习的内容，是件费脑筋的事。
“但最难的是，在教学的同时还要负责IT的技术支持，学校的基础设施并不是为大规模网课设计的，所以经常有学生连线不进来，或者这样那样的网络问题，而学校的IT同事已经忙得焦头烂额了，很多问题就得老师自己搞定。还有更操心的就是防疫，每天孩子们放学后，我要留下来用酒精给教室消毒。”
在学校刚刚复课的时候，斯威夫特老师发现，这些半年没有进课堂的孩子们，课堂注意力都大幅下降，所以这两个月里他每天花很多精力帮助孩子们回到正轨。网课的学生情况各异，有的家里三四个孩子都坐在一起各上各的网课，再加上家长在旁边开电话会议，或者做饭聊天，碰到这样的孩子，斯威夫特老师说，“我不太敢经常提问他们，因为我知道家里嘈杂的背景音会传到课堂上，影响到所有孩子的注意力。不能像以前一样顾及到每个孩子，这是挺遗憾的。”
线下课程：无法替代的社交和情感需求
网课带来的教学质量问题，在家长和学生中间也引起很多讨论。
蔡小蕾（化名）的大女儿今年六岁，在纽约著名的女校查平学校（The Chapin School
）上一年级。蔡小蕾和丈夫分别来自中国内地和台湾，二人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硕士时相识并留在美国。关于下一代的教育，他们有着崇高的理想和标准。女儿就读的这所K-12一贯制的私校，校友中包括美国前第一夫人杰奎琳•肯尼迪、伊万卡•特朗普等等家喻户晓的人物。
谈起女儿上个学期的网课经历，蔡小蕾有点不堪回首，“一开始，小孩子因为可以长时间接触电子产品感到很新鲜，头一次在屏幕上看到她的朋友们也十分兴奋。但是时间长了我就发现很多问题，她经常走神儿。每天九点到两点在屏幕前面，身体和视力都受到影响。” 而最让蔡小蕾觉得遗憾的，是网课无法弥补女儿与老师同学之间的社交缺失
，也无法像以前那样得到老师一对一的关注——这些都是当初她选择了这所昂贵名校的主要原因。
9月底，纽约疫情暂得缓解，学校纷纷复课。当时蔡小蕾辗转安排被疫情困在纽约的爸
爸回国，然后毫不犹豫地把女儿送回了学校。原先二十人的班级，现在被分为十人一组的小班，在校期间所有人必须佩戴口罩，课桌距离也做了调整。女儿在返校的早上蹦跳着说，“我太兴奋了！我全身每个细胞都兴奋！” 小蕾对这一天也期待已久，“我已
经不太在意她能学到什么知识了，她能开心地成长就是最重要的。这段疫情的经历让我看到，教育能给小孩子的最宝贵的东西，就是一个互相学习的环境，由老师在旁边观察和指导。学校对孩子的社交和情感的帮助太重要了。”
（注：纽约近七日新冠检测平均阳性率超过3%，公立学校系统11月19日起将再度关闭，私立学校可自主决定。）
美式“私塾”：疫情催生的新模式
蔡小蕾的身边也有一些家长没有选择返校。夏天的时候她在汉密尔顿海滩上就曾听见一位朋友抱怨孩子的学校网课效果太差，而给孩子送进了私人学习小组（learning pod）。这种在疫情中应运而生的学习形式，很像中国过去的私塾：几家孩子凑在一起组成一个微型学校，由专业的老师教学。这样的学习小组似乎在健康安全和正常学习生活之间找到了令人感到安慰的平衡，在经济宽裕或有健康隐患的家庭里，尤为流行。脸书上四个月前刚刚成立的“疫情私塾群”（Pandemic Pods），已迅速增长至四万余人。各种
寻找老师或学伴的留言，伴随着关于报税、学习软件等技术问题，登载在忙碌的页面上。
一些内向或个性很强的孩子，离开了大集体，在三五个人的学习小组中如鱼得水，让惊喜的家长产生了疫情结束后继续上私塾的念头。而对于这种形式，蔡小蕾表示不太会考虑，“私校本身就已经是一个象牙塔了，再把她放到一个更小的象牙塔里，我不会这样选择。而且，一所名校所给予的，不只是知识，还有历史积淀的校风和文化，这些都不是学习小组可以提供的。”
但是这种被疫情催生的新模式，还是解救了很多焦虑的家长和无聊的孩子。家住休斯敦的飞澜，今年14岁。北京长大的他在四年前随父母通过投资移民迁居美国。他就读的学校是一所评分满分的公立学校，有很多华裔学生。“不仅学霸多，而且学霸家长也很多，”飞澜的妈妈戴梅（化名）感慨说，“周围一水儿的清华北大毕业的家长，全校SAT
平均分1440 （编者注：满分1600），压力山大！”
和大部分理工科出身的华裔不同，戴梅是学中文的，她对教育的期待里，除了高分，还有诗和远方。儿子飞澜从小在北京上的就是国际学校，移民后几乎是无缝对接。高大英俊又有才情的他在学校非常受欢迎，本来期盼9月份重返学校，但打球时摔断了锁骨，
只好继续在家休养，提起网课，飞澜的声音里充满失落：“坐在电脑后面半年了，很没意思，不想学了。” 戴梅担心青春期的儿子在家闷坏了，允许他在疫情期间与固定的
几个好朋友见面，“都是熟识的家庭，知根知底，大家都很小心，每周和朋友们打打球，他很开心。”
戴梅还有一个四岁的小儿子，是来德州那年出生的，取名小徳，疫情前已经上幼儿园了。5月的时候，戴梅处于疫情焦虑期，和身边的两个闺蜜吐槽天天在家教小徳英文字母
“简直要疯了”。这两个闺蜜，也是华人，一个是金融博士，一个有专业的音乐背景。于是三个人决定把七个孩子凑在一起，组一个学习小组，每周上两天课。戴梅教中文，两个闺蜜一个教数学，一个教音乐和读经。教小徳字母的活儿也有人担起来了——孩子里最大的一个11岁的女孩，“她非常认真地准备，非常用心地教。孩子之间对话很容易。小徳也高兴，她也很有成就感。”
这个月哥哥飞澜终于回到了课堂，除了对早起和疫情有一点点顾虑，他还是满心欢喜的。提起最高兴的事，他说，“最期待和同学们见面，还有就是上课的时候有问题可以随时向老师提出来。”
家庭学校：“量身定制”的教育和陪伴
如果说疫情对美国的教育体制形成了飓风一样的扫荡，那么还有这样一群在风眼里过着世外桃源生活的家长和孩子们，他们在疫情前就选择了一种很美国的教育形式：
Homeschool。这种“家庭学校”， 由家长居家教学，在基础教育的每个阶段都可以合
法进行，目前美国有3%的孩子在接受这种教育，大多数来自白人家庭，而调查显示，家长选择这条路的主要原因，一是对学校环境不满，二是希望加入更多的宗教信仰教育。
37岁的妮可在生孩子之前，是一名公校的小学老师，她很爱这份工作，一直坚持到生产的那一天才休息。如今她是拥有三个孩子的全职妈妈，大女儿九岁，儿子六岁，小女儿四岁。疫情前的夏天，她的大女儿即将升入二年级，她陪女儿见了老师，当即决定从学校撤出，开始了家庭学校的历程。在妮可看来，这是“上帝的旨意”。说起今年以来的教学进程，她的欣慰中有一丝不安，“我的教学进度反而快了很多，孩子们也没有经历停课这样难过的事，我们的小家好像没有受到任何的冲击。我知道全球疫情有多严重，所以这样说心里有点不舒服。”
疫情前，妮可经常在上课时间带着孩子们去博物馆、动物园、美术馆，这些地方平日里人比较少，很多都有面向家庭学校学生的优惠价格。家庭学校通常由几个家庭组成一个叫做Co-op的小组，定期见面，既给孩子们一些参加集体活动的机会，也给家长一个交
流心得和集资配备教具的资源，很多Co-op还聘请老师教授一些特殊课程。疫情后，所
有的地方都关闭了，妮可也关起门来专心教学，大女儿只用了一年的时间就学完了一年半的数学课。因材施教的灵活性是家庭学校的优势，也是妮可非常享受这个重任的原因之一。谁都有不在状态的时候，在学校的环境里，不管你状态如何，你的一天是被课表和教程推着走的，不想学也得学。在家里，如果今天教得很不顺利，妮可会选择放假一天。如果孩子们状态好，就多学一点，碰到他们很感兴趣的，她会补充额外的内容，以满足孩子的求知欲。她还可以根据自己对教育的观点，对一些科目加大力度。“比如历史，我当过老师，看到在德州这门科目是不被重视的，经常为其他科目让路。我觉得历史是对一个国家而言至关重要的科目。” 上历史课的时候，妮可会给三个孩子朗读历
史教材和故事，孩子们一边给历史绘图上颜色，一边回答她提出的问题。给大女儿准备的二年级水平的历史课，两个小的也就顺便学了。
讲到古埃及的时候，孩子们非常感兴趣。妮可决定带领孩子们做个宏大的实验：做一只木乃伊鸡。他们买了一只处理干净的整鸡，给它覆盖上盐和小苏打。每天早上读完古埃及历史，孩子们就去给鸡换盐，观察鸡的变化。后来教材读完了，可是木乃伊还没做好，妮可就从图书馆找来更多的资料和影像给孩子们看。他们把旧床单剪成条，裹在鸡上，又从二手市场买了廉价的珠宝，嵌在布条中间，涂上精油以代替香料。六周下来，一只按照古埃及木乃伊制法做成的木乃伊鸡诞生了。“现在我们讲到了中世纪，涉及到黑死病，我本来觉得这个很有意思，设计了很多活动。没想到孩子们吓坏了，可能和现在的疫情有很大的关系吧。那我就调整一下方案，很简短地讲完。等将来他们有兴趣的时候，再拿出来细讲。”
为了让孩子有上学的仪式感，妮可在上学期结业时邀请了亲朋好友，来听孩子们做学期报告。三个孩子一起准备了午饭招待大家，并拿着自己在电脑上做好的稿件向大家展示自己学到的知识。“家庭学校在时间上的灵活性是优势，但也容易使学习变得过于流动性，每天都像周六，每天也都像周二。所以，一些这样的仪式会让他们的学习有目标和成就感，这是我做老师时的体会和经验。”
妮可是那种即使在泰坦尼克号上，也会一边拿着盆往外舀水，一边高呼：“不会沉的！”的人。家庭学校存在的缺点和劣势，她也全然接受，仿佛找不到家长身上普遍的焦虑感。疫情催生了大量被迫转战家庭学校这块新高地的家长和孩子们，妮可给他们的建议是：没有别人家的孩子，也没有别人家的家长。不要背包袱，因为你为孩子选择任何一种教育形式，不管是公校、私校、还是其他各种各样的路，你都可以产生“是不是我选错了，辜负了孩子”的罪恶感。没有一种形式是完美的，尽你的认知，选择最适合孩子的，就足够了。
所以虽然自己非常享受现在的生活，妮可并不觉得这是一条适合所有家庭的路：“我们的教育系统里包容了各种各样的学习形式，以满足各种不同的需求，这是我很感恩的。如果有一天我发现这种方式不再适合我的孩子们了，我会把他们送回学校。”
她的这个观点，斯威夫特老师也有所认同。他初中的时候有过一段家庭学校的经历，那时候因为“和坏孩子混在一起”，成绩堪忧，家长征求了他的意见，决定退学在家学习。对他而言家庭学校的体验是正面的，除了学习，他还获得了更多时间实习，在实习中去了很多国家，看到了美国以外的世界。这段经历让他认识到，自己的学习方式和别的孩子不太一样，又因为内向不愿发声和求助，这使得他在学校环境中遇到了困难。“所以我在教学中，会尽量关照到有特殊需求的‘另类’的孩子，确保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求知。”斯威夫特老师说，“学习是一件很个人的事，要找到最合适自己的途径，也需要老师和家长给予因材施教的引导。”
在问及他对美国多种教育形式的区别对比时，他想了想说，“私立学校可能帮孩子达到更高的学术成就，家庭学校可以最大限度地定制最适合孩子本身特点的教育内容，而公共学校教会孩子的，是如何和这个真实的世界打交道，在不完美的现实中保持前行。”
疫情让美国的秋天少了一丝其他年份里的美好，也促使迷茫的家长们针对教育的根本意义做出了主动或被动的思考，在探索和尝试中，调整方向。而在教育体制不尽相同的中国，家长和孩子们的选择焦虑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如果可以在一望无际中找到自己的灯塔和小船，至于风向与航道，也就不能惊起心中的波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