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令人担忧的是，在国务卿迈克·蓬佩奥（Mike Pompeo）的帮助下，总统已经让美国在很大程度上变得无关紧要，无法塑造国际气候来支持本国利益。他的做法是让美国退出国际协议和多边活动，却没有解释这种退出会如何让国家更安全。在某些情况下，越来越大幅度减少的对外援助，已经把美国完全排除在外。在2013年利比亚危机期间，奥巴马政府发言人创造了一个臭名昭著的短语：“从幕后领导”（leading from behind）。当时的共和党人对美国被置于“落后”（behind）地位的任何暗示都感到愤怒。现在，特朗普和蓬佩奥似乎更反对这个短语的第一个词（leading，领导）。
长期以来，美国公众一直对全球治理以及美国帮助创建的多边机构和组织持怀疑态度。然而，要恢复美国的优势和全球影响力，肯定需要一位新总统来接受这些机构，并向公众清楚地解释它们如何为美国利益服务。例如，特朗普政府对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简称WHO）的蔑视，不仅削弱了美国在抗击全球冠状病毒大流行中的作用，也削弱了美国国内应对病毒传播的能力。新总统必须让美国人民相信国家在国际结构中发挥积极作用的价值。同样，新总统也需要说服公众，如果美国忠实于自己的基本原则和价值观，那么它将会比仅仅作为一个国际丛林的居民拥有更大的影响力。
编者按：如果在11月的大选中，特朗普政府没能连任，下一任总统的任期将面临一项艰巨的任务。这个国家需要回归到它本来的价值观、法治，以及它曾经作为希望、安全和引领的灯塔在世界上发挥的重要作用。恢复被特朗普政府破坏的政府服务、外交政策、国家公信力等方面将是漫长而艰难的一条路。
距离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还有五个月，这五个月对于美国政治来说却似无止境。虽然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但民调趋势越来越表明，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总统任期（这一任期本身就让许多人如同度日如年，似乎永无尽头）可能正走向不光彩的结局。
如果特朗普政府没能得到华盛顿的支持，下一任总统的任期将面临一项艰巨的任务。这个国家需要回归到它本来的价值观、法治，以及它曾经作为希望、安全和引领的灯塔在世界上的重要角色。
这条路将是漫长而艰难的。特朗普离开白宫之前，就会让美国失去所有国外的朋友和崇拜者（除了留下一群与这位总统有着共同的反乌托邦邪恶愿景的讨厌人物）。无论国内还是国外战线，美国都将伤痕累累。美国内部的治理机构已经支离破碎，许多在各自领域拥有丰富专业知识的称职员工被赶走，且他们不太可能再回到联邦政府。如果前副总统乔·拜登（Joe Biden）赢得总统大选，他将需要激励新一代美国人承担起责任：恢复美国的法治，捍卫“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理念。
然而，除了这些响亮的呼吁之外，下一届政府还将面临重建对公共服务的信任的艰巨任务，尤其是加强那些保护履行公共服务之人免受政治压力的机构，从监察长开始，延伸到那些对宪法和誓言负责，而不是对总统本人负责的人。在美国国内对其在国外应扮演何种角色仍存在根本分歧的情况下，它必须恢复其他国家对美国的信任。
停止下滑
特朗普的总统任期极大破坏了政府服务的卓越和专业标准，在政府服务中，任命效忠者已成为常态。近年来，担任政府职务的政治任命（political appointee）人数已升至历史新高，这是未能制定任何可行的竞选财政法的副产品。对于一个总统轻蔑地称职业服务为“幕后政府”（deep state）的政府来说，有这样的结果并不奇怪。但这也催生了一个容易受到政治压力和行政干预的政府。
大使的职位问题尤其突出。顺利通过外交考试并获得所有的资格证书不应该是成为一名大使的全部条件，具有其他行业经验的特使往往能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利益。但是，越来越多的人将大使任命与竞选捐款或政治影响力挂钩，削弱了这些职位的价值，也削弱了美国驻外使节所受到的尊重。没有任何一个大国会以美国外交政策中如此习以为常对待的方式，在竞选捐款的基础上授予大使职位。人们几乎可以想象到，将来某一天大使职位会被贴上价格标签，也许还会附上对官邸的描述。下一届政府需要认真审视那些将在国外充当美国耳目的候选人，以确保其具备应有的资格，这才是最重要的因素。
特朗普政府损害了美国的外交政策，不仅表现在其任命方式上，还表现在其对美国在世界上的角色的看法，这些看法一直以来被人们认为十分极端。为了纠正这一错误，下一届政府必须先回到美国大战略的基本问题上来，然后才能着手解决一些细微的问题，比如针对特定地区或海外问题的优先事项。在特朗普的领导下，美国独自引领世界走向一个不确定的目的地，既没有道德指引，也没有盟友护送。下一届政府应该寻求通过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伙伴，甚至是与尊重美国帮助建立的全球体系的竞争对手合作，来促进美国的繁荣，保障美国的安全。
美国单边主义的问题早在特朗普政府建立之前就已经存在。苏联的垮台和美国作为世界上仅存的超级大国的崛起导致了美国妄自尊大的态度，并导致了美国试图以自身意愿重塑世界的过度倾向。美国在民主治理问题上指手画脚，哗众取宠，根本不考虑当地历史，很快就把它在世界各地积累的善意挥霍殆尽。它甚至在其他国家发放成绩单，像小学一样建立一套打分结构。通过推动这些优先事项，美国无疑有助于加强国际社会对《人权宪章》和人道主义法其他方面的尊重。但这样做的代价是，美国牺牲了与认为美国的做法是恃强凌弱的国家的关系。
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在减弱对国际规则和准则的支持，在新的领导下，美国应该解决上述国家的倒退现象，不过要在可能的情况下与其他国家合作，只有在绝对必要时才单独行动。人们普遍认为美国本身就是主要倒退者之一，这将使此项工作变得更加复杂。如果美国政府想为其他竭力坚持民主规范的国家树立一个积极的榜样，它就需要加强国内机构的建设。此外，新一届政府将必须纠正特朗普政府所造成的损害，即表面上与独裁国家而不是民主国家培养更好的关系：例如，美国目前与朝鲜的关系似乎比与韩国的关系要好。美国不能避免与不认同其价值观的国家交往，但美国应该把谁当做朋友和盟友是毫无疑问的。
恢复信任
特朗普政府上台时就认识到，它继承了厌倦战争的公众，人们厌倦了军事化的外交政策，这种政策似乎让美国陷入了无止境的承诺，但对此的解释却并不令人信服。出于这个原因，特朗普一直没有参与重大军事部署。但他一直无法在军事和外交手段之间做出明智的选择，经常威胁前者，同时将后者限制在电视真人秀节目中（比如朝鲜），或者根本什么也不做（比如与伊朗的外交）。军事行动和外交都是实现严肃目的的严肃手段。他们需要向美国人民仔细解释，而不是仅仅发几条推特。
最令人担忧的是，在国务卿迈克·蓬佩奥（Mike Pompeo）的帮助下，总统已经让美国在很大程度上变得无关紧要，无法塑造国际气候来支持本国利益。他的做法是让美国退出国际协议和多边活动，却没有解释这种退出会如何让国家更安全。在某些情况下，越来越大幅度减少的对外援助，已经把美国完全排除在外。在2013年利比亚危机期间，奥巴马政府发言人创造了一个臭名昭著的短语：“从幕后领导”（leading from behind）。当时的共和党人对美国被置于“落后”（behind）地位的任何暗示都感到愤怒。现在，特朗普和蓬佩奥似乎更反对这个短语的第一个词（leading，领导）。
长期以来，美国公众一直对全球治理以及美国帮助创建的多边机构和组织持怀疑态度。然而，要恢复美国的优势和全球影响力，肯定需要一位新总统来接受这些机构，并向公众清楚地解释它们如何为美国利益服务。例如，特朗普政府对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简称WHO）的蔑视，不仅削弱了美国在抗击全球冠状病毒大流行中的作用，也削弱了美国国内应对病毒传播的能力。新总统必须让美国人民相信国家在国际结构中发挥积极作用的价值。同样，新总统也需要说服公众，如果美国忠实于自己的基本原则和价值观，那么它将会比仅仅作为一个国际丛林的居民拥有更大的影响力。
一旦新总统对美国在世界上的角色有了一个全面的设想，就需要派遣熟练且准备充分的外交官们（还记得上面提到过的他们吗？）去扩散总统的信息，并向朋友和敌人解释他们现在能从美国那里得到什么。美国将必须通过加入全球协议（比如特朗普政府退出的巴黎气候协议），并付出努力和代价、耐心地恢复全球信任，来展示自己重新获得的可靠性。
正如乔·拜登多次说过的，美国是一个坚韧的国家。在近代历史上，这种描述肯定已经受到了足够多的考验。但正如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据说曾在谈到他母亲的祖国时说的那样，美国总是在用尽了所有其他可能之后，才做正确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