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就是要教真实的世界

周轶君，女，上海人，20世纪70年代出生，1998年毕业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阿拉伯语系，随后进入新华社工作。2002年6月，出任新华社驻巴以地区记者，成为常驻加沙的
国际记者。记录她在中东的所见所闻。2006年加入凤凰卫视担任时事观察员。曾多次参与《锵锵三人行》、《开卷8分钟》、《圆桌派》、《锵锵行天下》等访谈节目。曾多
次采访过阿拉法特，阿巴斯，亚辛等中东关键人物。第二届CCTV“中国记者风云榜”得主。她的《在埃及数骆驼》一文被编进了九年义务教育六年级第二学期课本。

《他乡的童年》是由周轶君执导的纪录片共6集，影片将于2019年8月28日上线优酷视频。 讲述了战地记者出身的周轶君兼任导演和主持人，一集走访一个国家，分别是日本、芬兰、印度、英国和以色列，最后回到中国，探寻教育的传统和未来。

教育，是中国各个阶层共同焦虑的话题，无数家庭穷尽所有把孩子送去国外，都是希望自己的孩子得到更好的教育。身为两个孩子的母亲，常年报道国际新闻的记者周轶君感受到同样的焦虑。她走访芬兰、日本、印度、以色列及英国等五个国家，最后回到中国，踏上一趟关于教育哲学的思考之旅。没有竞争的芬兰教育，怎样告诉孩子什么是成功或失败。贫富差距极大的印度，怎样用网络教育弥合孩子之间的差距。集体意识浓厚的日本怎样让孩子理解个人和团队的平衡。影片从小孩的角度去体验课堂，从家长的角度去感受不同的教育方式，也从不同社会的文化、历史出发，去对教育作一个深刻思考。探寻的旅途上，周轶君同时回忆起自己的童年，也经历了一次重新审视自身的旅程。

本文是周轶君在“大家讲堂”系列的一篇采访，分享了她对当下教育的感受。

01

主持人：我看了纪录片的时候就想问周老师，像芬兰这样的国家是如何教育“死亡”的？我自己面对死亡的时候并不知道怎么化解情绪。

周轶君：刚开始讲到死亡的教育，拍片的过程中我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我没有好好想过专门做这个。做调研的时候，我们更多考虑的是生命教育，生命本身的教育。

在拍摄过程中，我们在日本原来要访问一个老师，他的课程里有一个实践，让孩子从小养一些小动物，养大之后让他们亲手把它杀了，这种做法非常残忍，但是这件事情有另外一种含义。他这件事情在日本引起了很大争议，我们找到之后他也不太愿意讲，因为我们是通过动物保护组织找的，也是找得不太对劲，所以他当时就没有沟通。

我们对于生死这两件事情讨论得不太多，甚至对生活中任何看上去不像合家欢照片的东西都相对来说会采取逃避的态度。中国人讲生，小时候你是怎么被教育怎么生出来的？我被教育是从胳肢窝生出来的，我们都很少提这个问题，因为它跟性有关系，会尽量少的说到它。

我之前在图书馆看到有一套美国出的童书，一个系列都是讲生活中不如意的事情，比如说生死的问题，比如说父母离婚的问题，比如说朋友跟他断交的问题，等等。我最近接触到学校的老师，他们是小学、中学老师，他们说过去一个班在有一两个孩子的家长有离婚的情况，今天有可能是半个班级都有，没有人教过他们应该怎么应对，因为非常普遍。我们的社会是飞速变化的社会，当中很多事情都在变，但是我们的教育没有变。我们讲生死其实都在我们教育里边非常重要的一件我们忽视的环节，教育跟真实生活之间的联系。

中国家庭里边，如果孩子要高考，很自然的是今天开始你什么都不要做，在家里边你就学习。这一方面是反映了我们对知识的尊重，但另外一方面传统上觉得学习这在事情是跟外面的世界，是跟你真实生活是割裂开的。

《他乡的童年》中，芬兰在森林课里面，哪怕捡树叶，除要捡可爱好看的东西，还有恶心的东西，都要触摸，那就是真的东西。在日本，我们访问到一个幼儿园，它的建筑是圆形的，空间是打通的，孩子可以自由出入。幼儿园也设计了让孩子不方便的东西，地不平，孩子走路要小心，留不方便的东西让孩子思考处理问题的能力。

他们挂了很多洋葱，设计师跟我讲，这些孩子从小碰到的洋葱是真实的，有的人觉得这个辣眼睛，或者有土是脏的，但这些都是真实的。他说自己的建筑事务所里有来自中国名校毕业生，学历很好，人很聪明，设计很好，但是大部分都不会做饭，有的人是二十几岁才真实地摸到一个洋葱。开始我以为开玩笑，我的摄影师是中国人，他跟我说这是第一次摸到洋葱。后来他们拿了一些茄子的苗，我说我也没有见过茄子是这样长出来的。

你所有学习的东西是跟生活连接在一起的。在芬兰一集中，有一幕去敬老院看到那些人在画画，小时候喜欢一件事情，画画、唱歌或是任何一件事情，没有人跟他说你唱得不好就别唱了，画得不好就不画了。因为没有人打击他们，他们可以当作兴趣保持下来，等到他年纪大的时候仍然保有这种兴趣，他心里不孤独。很多时候，看到有的人进了名校，过上了白领的生活，但是最后慢慢问他还有什么喜欢的事情吗？爱好什么吗？好像就没有了。

02

主持人：现在的小孩子，经常会出现知识和常识脱节的问题，一个小朋友现在能获得的知识比我们小时候来得多来得快，但是生活常识却非常缺乏，常识的缺乏会造成什么问题？

周轶君：小孩学习到的东西最后都可以用到它。

在芬兰那一集里，里面有个爸爸是富爸爸，他觉得芬兰人教育中最好的就是常识教育，他很自豪地跟我讲他们家地下库房里，还有他小时候用木头做的东西，并引以为豪，他说我仍然可以用我的手把一件事情从零创造出来，这个环节里边要涉及很多事情。今天，在全芬兰他个人收入排名前200，是比较富有的，但在家里，他也是自己洗碗，没有
说，到一定的程度就养尊处优。有的时候，我们的观点是到了一定程度就不应该做日常的事情，这是不对的。到需要你解决问题的时候，你的思维方式会发生改变。

比如印度，印度的公共教育体系挺崩溃的，但是他仍然提供了全世界都认可非常优秀的CEO，很多大企业的CEO，像百事可乐的CEO就是印度人。印度人有一个非常好的能力，
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一件事情出来的时候可能没有教科书，没有人教你怎么做，但是他们有很多的应变，有从危机当中临时抓取解决方案的能力。这种能力在很小的时候就要了解的一件事情怎么从零开始。

03

主持人：印度的教育是教你为什么，你可以不停地反驳辩论，说出你的观点。现在，对人的工作能力要求越来越强，工作不再是简单的上传下达，工作需要思考，因为你面对的事情是各种各样的，需要你提出解决方案，要思考要试错再反馈最后再选择，这才是可行的。

周轶君：世界发展太快了，没有一成不变的工作模式，很多工作岗位以后都没有，所以都要自己具体去解决问题。

在传统上我们注重效率，希望什么事情能够快速达到一个结果，而且效率是显而易见的东西，这个事情可以小到我们生活中，可以大到社会，我们重视的是效率，我们多快可以修高铁，多快可以盖楼。

对于印度人来说，他们觉得很多事情我要跟你挑战，我要跟你辩论，这样他的效率自然是低的。但是这里边有一点是把事情搞清楚了：这样做是不是安全？你不可能无止尽地辩论，你也不可能无止尽地往前冲，还是有一个度。

前几天，在珠海我遇到一个咏春拳的大师，跟我讲一个事情让我挺惊讶的。他以前在美国海豹突击队，跟李小龙是朋友，前几年回到中国在中国开武馆，他感慨说这辈子最好的学生就是国外的，中国学生到现在都没有教出来，除了发现一个9岁的小女孩很有天
分。

问题在哪里呢？他说中国学生学东西的时候不问老师，你做一个动作他就跟着学，他不去挑战也不问，而美国人是这样的，做一个动作就有问老师为什么这样做，那样做行不行？

打个比方，老师写一个签名，你可以去模仿他的签名，实际上每个人的签名都不一样。老师签了一个名，第一个学生学80%，第二个学60%，第三个学50%，肯定是越学越差。
但如果你理解了他为什么这样写，你创造了自己的签名，这就不一样了。武术是最中国的事情来说，我们学习方法当中还是少了质疑怀疑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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