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中的军二代、官二代和红二代

老家离北京不远，八达岭外25公里，是河北省的地盘。老家原属穷乡僻壤之地。八十年代初，胡总书记去视察，曾建言，要把家乡建成张家口的深圳，但久久没见起色。十几年前，老家荣幸地成为中央常委学习“科学发展观”的联系点之一，周常委负责我们县。确实，老家一带这几年火了，成了航天、大数据、无人机等的研发及制造基地，落户的都是像腾讯、秦淮、北京理工大学、哈工大这样的单位，当地的房价炒到了每平米1万多，也出现了诸如“拉菲水岸”之类的颇富诗情画意的地产项目；京张高铁通车
后，只要20分钟就可到西直门。

这样的环境，小时自然与高官及其子弟无缘。我的小学及初中教育极不正规。小学和初一，由于当时的形势，基本上没好好学习；真正发奋始于初二。我们的初中，叫初中班，是小学附属的初中。初一、颇富初二只有四位老师。有的课，由小学老师代课。高中上的是省重点中学，很正规，现在这所学校是北京师大的附属中学了。我的求学之路极为不顺，小时候崇拜陈景润，想成为数学家；后来阴错阳差，由于极特殊的原因被打入死档，险些落榜；被捞出后服从分配，学了医，几经周折才到了北京。

高中的录取和分班是按成绩的。自己虽来自小地方，但由于成绩还行，被分至一快班。当时一个年级有八个班，每班60几人。有两个班最好，属快班，二班比一班稍差。虽说分班按成绩，但也有例外。我们班和二班分别插进了十名左右的军二代。他们的父母都属于师级干部，在当地属于高干。家乡由于是战略要地，驻守了不少师级建制的单位，我们的班级就成了他们子弟的最好去处。与前几年看过的电视剧“血色浪漫”不同，我的这些军二代同学，绝大多数，包括朱老总家族成员，都很低调。他们平时衣着朴素，既不谈家庭，也不谈父母。只有我们班一位贾姓女同学稍微高调点，写了篇“我的爸爸”之类的作文，提到了她做官的爸爸。这些军二代同学不论男女，共同特点就是，长相很标志、体育很好；缺点是学习成绩不太好，绝大多数成绩在后段。只有一个例外，二班一位丁性同学成绩进了前几名，他的父亲却只是团级。当地驻军的最大首长是师长，而他的儿子腿有残疾，不能像其他同学那样走路或骑车上学，每天都是由勤务兵骑车接送。

我们班有一C性同学，名曰“建国”，其还有一个双胞胎弟弟“建军”分在二班。
哥俩长得太像，我们经常搞错。他们的父亲由于在学校大会上，代表军方讲过话，所以印象很深。他们父亲58年参军，到70年代末给我们讲话时，已是师政治部主任，非常能干。到八十年代中期，其父就高升至驻某地级市的集团军政委了。在军地双方举行活动时，军方领导的排名远远高于地方长官。在那场“春夏之交”的事件中，其父也是带队首长。之后，C父又升至某大军区副政委，军衔是中将，这是后话。记得当年公开发表
的讲话中，C首长还专门提到了他上大学的两个儿子。不过单凭成绩，哥俩上大学不太
容易。

到北京工作后，由于有一段时间负责高干门诊，确实接触了不少在位或退位的高干。与老家的科级、股级干部及其家属相比，说老实话，北京的这些省、部级或更高层级的干部及家属们，绝大多数都非常谦和、彬彬有礼，少有盛气凌人之士。医院确实是高冲突、高风险之地，但不是他们所为。记得一次为一女高干会诊，护士告诉我，她是已故某副总理之妻。进去后发现病人及其女儿、女婿都非常客气、随和。后来这位女婿也升至副市长，现已退休。我的印象中，唯一引起众怒的是当时北京市常务副市长王宝森的家人。王的父亲衣着朴素、慈眉善目，是个老工人，平时出行都是骑三轮，但他的子孙及其他家人轻狂的多。他们占据两个病房，一家老少在那儿高谈阔论、目中无人，让人反感。但当时，从部、局、大学、医院都来电话，要求关照，所以大家也无可奈何。后来王的自杀和倒台、家人受累，不属意外。

要说红二代，打交道最多的就是恩师蔡老师了。我与蔡老师的缘分始于31年前的那次考博，毕业后至今，这些年一直保持着联系。蔡教授是资深红二代，出自大名鼎鼎的蔡氏家族。蔡老师的父亲、姑妈、姑父对熟悉党史的人来说，“如雷贯耳”也不为过。关于蔡老师的父亲，中国近代史自有他的定位。抛开与本朝太祖与周公的关系不讲，
101年前，他为一个即将诞生的组织起了一个名字，并得到认可。今年7月，是这个组织的100岁生日。据最新统计，目前该组织的成员人数，高达9191.4万人。仅此一项，历
史就不会忘记他。她家族的另一位成员，就葬在武汉的龟山之顶，墓碑题字人是本朝太宗。

由于导师刘教授身体不好，长期住院，对我的培养绝大多数是由蔡教授完成的，刘、蔡教授是一家。而蔡教授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都是在苏联完成的，大学毕业后才回国，所以她的教学风格也异于常人。她突出的特点是严格、规范，容不得半点马虎。做她的学生，没挨过训的几乎没有，而且是在大庭广众之下，我也不例外；当众挨训，非常难堪，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但事情过后，不会对老师产生恨意，主要是因为她对事不对人，好了就表扬，坏了就批评，不管是谁；另一方面，她做到无私无我。她的做法没有私利，不是为了自己，而是让你尽快达标。无我，可以举个例子。由于我源于外校，在几个地方工作过，体检的手法不标准，也不规范。蔡教授为了让我尽快达到她的标准，几次躺在检查床上当病人，让我练习……。现在不少导师，也是老板，既带学生，也开公司；学生是他们的赚钱工具。蔡教授的教学风格，即严肃、严格，也不乏温情，类似旧社会的师徒关系，也像家庭中两代人的关系，与现在的教授不能同日而语。

每逢节假日，刘、蔡两位教授喜欢把弟子们叫到家中聚会。由于两位教授都是老师，到他们家一点也不别扭。这时，两位教授也一改往日的严肃面容，变得和蔼可亲。当时他们的家不大，只有两室半，但大家变忙边聊、边吃边谈，像一家人聚在一起，其乐融融。

我毕业后不久，刘教授就去世了，蔡教授也成了我在武汉的唯一老师。我爱人没调到北京前，每次去武汉，都要去看望恩师，跟她聊聊天。这时的她已经不再是严师，而是一位慈祥的老太太。以前有些误解，认为她自律得近乎严苛，做得甚至不近人情。以前有一位师兄，从东北给她搞来一些木材，她硬是退了回去。毕业后看她时，买点小礼品，总怕她不给面子，给仍出去。但后来发现，她也会“托关系”、“走后门”，有时也能变通。记得有一次，她就托我关照她在苏联时的林姓朋友（林老的女儿）。在家庭方面，与我们普通百姓也无异。记得一次她经北京出国，不在宾馆住，而是住在她妹妹吉提老师家。吉提老师虽是音乐学院的著名教授，那时在宣武门附近的家也很小。吉提老师也顺便在姐姐学生面前，炫耀一下自己，展示了她小时候出国演出的照片。一家人坐在一起说说笑笑，跟大杂院的气氛没有丝毫不同。

我不是夸自己的老师，蔡老师在做人方面，堪称典范。至少在回国后，她的出身除了给那些同事和学生背后提供些谈资外，没给她带来任何实质的好处：官职最高时是科党支部书记；钱没多少，她断不会从药厂得到任何好处；房子最紧张时，夫妻打地铺，保姆和女儿睡床上。我们读书时他们住的是两室半，后来才搬到四室的大房子，但刘老师长期住院，没住几次就去世了。除了蔡教授的背景外，刘教授是这所著名医院神经内科的创始人，是学校当时唯一的卫生部甲级成果获得者。

除了父辈的关系外，蔡老师的同学中不少也是高官。某前总理就是她的同学，而且两家是世交，她父亲和总理舅父是当年留法时的战友。记得一次总理打电话到科里找蔡教授，一位进修大夫不明原因，以为是诈骗电话，当时回呛到：‘你是XX？我还是江XX……”，随后挂了电话。过后把这位大夫吓得够呛，最后这件事不了了之。公道地讲，物质待遇不是刘、蔡两位教授的奋斗目标，否则很难理解他们生活的状况。而且文革时，蔡教授因为留苏的经历，也受到过冲击。

介绍一个视频，是关于老师非凡而又平凡经历的片子。虽然蔡老师出身于政治世家，但是她平时极少谈政治、历史，更不谈她父辈的家事。片子中的有些内容，我也是第一次看到。片子的开头，使人想起了当年红极一时的叶大鹰导演的片子“红樱桃”。


顺便说一下，片中提到的关于“钩端螺旋体性脑动脉炎”的研究成果，是刘、蔡两位教授的杰作，是他们爱情的象征。这项成果是母校当年唯一的一项卫生部甲级成果。在当前抗新冠疫情背景下，他们当年的奋斗精神仍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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