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明牧师:二十世纪十大殉道士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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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明牧师:二十世纪十大殉道士之一
Original 2018-02-01 作者:范学德 
微信公众号|范学德(ID:fanxuede2016)

导读:“他息了自己的劳苦,作工的果效也随着他。“


01

王志明牧师被害的前一天,1973年12月28日,考虑到王志明是少数民族,苗族人,政府就特别批准他的家人见他最后一面。王志明的妻子带着一家十几口人急忙上路,同时还带上了六个煮熟了的鸡蛋。他们走了几个钟头的路,赶到了云南省武定县看守所。

这是自1969年5月11日凌晨被捕后,四年多来王志明牧师第一次见到自己的家人。带着
手铐和脚镣的王牧师,叉开淌血的手掌,上下左右拍了妻子几下,然后他接过鸡蛋,留下3个,再还给妻子3个。(注1)注意,这个数字意味深长。



据王牧师的儿子王子胜回忆,王志明牧师讲了三句非常重要的话,第一句是:“我已经改造不好了,如今的下场是咎由自取,所以你们不要学像我,要听‘上面’的安排。”



他的亲人都知道,他所说的上面是指上帝。



王牧师的第二句话是:“你们要积极劳动,让自己有饭吃有衣穿。”



最后一句话是:“你们在各方面都要讲究卫生,使自己身体健康,不生疾病。“他说的要讲究卫生,就是指要过圣洁的生活。(注2)

第二天,1973年12月29日,六十六岁的王志明在云南武定县城第一中学广场被宣判死刑、立即执行,两万多人参加了宣判大会。 王牧师的罪名有五条:第一,帝国主义走狗
,死不悔改的间谍,麻痹人民的精神鸦片;第二,现行反革命;第三,一贯抵制国家宗教政策;第四,地主党;第五,红军长征经过禄丰县境时,曾率领一大批地主狗腿子,阻拦红军过路。还真刀真枪地干,亲手打死了7个红军战士(范注:纯属莫须有,王所
在的武定县与禄丰县有几百里之遥)。



当时集体控告王志明牧师所谓罪行的人,其中有一位是洒普山教会原来的教牧人员,曾就读重庆神学院。他代表贫下中农发言,要求处决王志明。





为了防止王志明呼喊口号,在公审大会和枪决前,他的舌头已经被绞碎,不能发出声音。何时绞碎的,用什么工具绞碎的,没有人知道。人们只能看到他的嘴流着血。



据在现场的人说,王志明牧师被带到刑场时,面色红光,极其的喜乐;他面带微笑,面对众人。他在中午十二点遇难,本来,政府原计划是用炸药把王志明的使徒炸毁,但在家属的恳求下(他们为此一再祷告),留下了全尸。



下午一点钟,遗体搬到马车上,运回下长冲村。沿途不断有苗民拦住马车,向王牧师最后道别。遗体运回家后,干部和民兵看守着一直到夜里十二点。他们休息后,七八十个基督徒,才一家一家地来与他们亲爱的牧者告别。直到最后几个弟兄做完祷告走了之后,一直微热着的王牧师的身体才凉了,发硬了。(注3)



第二天,在枪下,王牧师被家人送葬,其他人禁止靠近,教会的龙才新长老把自己的棺木送给了王志明牧师。

02

1980年12月1日,政府为王志明牧师公开平反并修建坟墓,同时补发1,300元人民币给王志明的家人作为安抚(注4),1981年,他的墓前竖起了纪念碑,王志明牧师成为在文
化大革命中遇难并可以公开纪念的极少数基督徒。王牧师的墓地就在他服侍的教会下长冲村,墓碑上写着他的生平,最后一句话摘自启示录第十四章第十三节:“他息了自己的劳苦,作工的果效也随着他。“


王志明被捕时,武定县有2795名基督徒。到1980年,基督徒已经发展到大约12000人。



1998年是王志明牧师的百年诞辰,苗族教会为他举行了苗族教会史上最隆重的追悼会,仅诗班人数就达二千余人。估计这在整个中国教会的历史上也是前无古人的。

同年,关于王志明的另外一件事震撼了世界。它发生在英国。

英国伦敦有一个威斯敏斯特大教堂,被英国人誉为“荣誉的宝塔尖。”它始建于公元
960年,在这里,不仅安葬着英国王室成员,同时也是最伟大的英国人的安息之地,如
“诗圣”乔叟,牛顿、哈代、狄更斯、亨德尔、丘吉尔,等等。目睹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获得国葬的自然科学家——牛顿的葬礼后,伏尔泰曾感慨地说道:“走进威斯敏斯特教堂,人们所瞻仰的不是君王们的陵寝,而是国家为感谢那些为国增光的最伟大人物的纪念碑。这便是英国人民对于才能的尊敬。”



但是,在威斯敏斯特教堂的西门上面,有一块区域自从十四世纪起空了五百年,一直到1992年教堂开始筹划将这个区域填满。最后决定在这里置放十位二十世纪基督教殉道者的塑像。1998年7月9日,这些塑像正式揭幕。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以及许多英国要人出席了揭幕仪式。



这十位殉道士中有一位就是王志明牧师,其他九位包括波兰神父圣国柏(St.
Maximilian Kolbe)、乌干达圣公会大主教鲁温(JananiLuwum)、俄国的圣伊丽莎白
(St. Elizabeth of Russia)德国的潘霍华(Dietrich Bonhoeffer)以及美国黑人民权领袖及牧师马丁路德金,等等。



王志明牧师成为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纪念的唯一的中国人。

03

我一直纳闷,英国是怎么得到了王志明的资料,并且对他作出那样高的评价。因为在中文世界中,关于王志明牧师的资料很少,第一手的资料和文献几乎没有。自从十多年前知道王志明牧师的名字,关于他,最详尽的文章就是廖亦武对王志明的儿子王子胜牧师的采访,时在2007年。十年过去了,我只看到了福音时报在2015年6月12日发表的一个
采访,采访对象是王志明的侄子王子文牧师,而坦诚地说,自己“和伯父接触不多”,所以,访谈的一些具体内容,明显地和王子胜的谈话不相符合,比如,王师母带去的六个鸡蛋,到底是怎么分的?(注6)



我更相信王子胜的见证,因为一些事件,他是当事人。



最近几天再次上网找资料。有几处令我非常感动。

1904年至1905年,柏格理和郭秀峰两次考察滇北,决定在武定洒普山建教堂。1906年,郭秀峰(澳大利亚人)、师明庆(英国人)和一些石门坎老师来到洒普山。



此时正值该地区闹鼠疫和伤寒。人们正再往外逃,但他们偏偏进去,只要看到病人还剩一口气,就往你嘴里塞药片;实在救不活了,就在你旁边做临终祷告。他们还替苗族人打井、起房子,重建家园;教大家人畜分离、保护水源、讲究卫生。在真正做到了移风易俗后,他们才讲解《圣经》,教大家怎么祷告。最后,他们选中了洒普山作为传教的据点,并在那儿逐步修建了云南境内最早的教堂。(注7)



1944年,三十七岁的传道人王志明出任洒普山苗族总堂会长。下面管辖武定、禄劝、富民、禄丰、元谋等5县苗族教会,是最大的教区。到四九年,仅武定县内,就有5500多
苗、彝、傈僳族人信了耶稣。


因此,在云南苗族基督教发展史上,有“东有石门坎,西有洒普山”一说。



至1949年时,云南少数民族中基督徒有十三万人,将近占全中国基督徒人数的20%。 (注8)



在传教士来之前,苗族人从来没有自己的文字,传教士帮助苗族人创造了自己的文字,并且通过办学校,普及文化。到了1945年,王志明就能够用苗文翻译编纂了《颂主圣歌》,这可能是全中国第一本苗文赞美诗。



包括旧约新约全部在内的苗文《圣经》直二零零九年才出版,“为了让信徒们知道更多神的话语,王志明牧师为信徒手写编录了《旧约摘录》,并印制了1000本发给信徒。”这个的具体时间应该在五零年至六四年之间(注9)



五十年代,王志明和其他五位苗族教会领袖配合新政府的要求签署了"三自宣言"。不过他拒绝参与羞辱地主的斗争会,他说,我的手曾为众多信徒施洗,不可用来沾染罪恶。(注10)



到了一九六四年,政府查封了洒普山教堂,解除了王志明的一切职位,勒令王志明回家种地。不久,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王志明牧师被游街,被斗争,被揪去在万人大会上被批判,但就是在那样的政治形势下,王志明牧师的儿子王子胜回忆说:“可不管遭多大的罪,父亲他都坚持祷告。”(注11)各村的基督徒也经常在半夜三更到他家来,大家一同祷告。同时,他反对信徒参加“三忠于”(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活动。(注12)





当造反派忙着打内仗,顾不上天天上门斗争王牧师的时候。王牧师就抓住这空隙时间,“和村里的一些老基督徒串联,半夜跑到附近山洞秘密聚会。手里没《圣经》不打紧,只要心里有《圣经》,就能领受福音。……福音又慢慢在村子里传开,也没人去告密。” (注13)



1969年5月10日,大平地、哨子嗄的信徒来到王志明家聚会,要求王牧师为他们施洗。5月11日凌晨,半夜鸡叫时,王志明因反对信徒参加“三忠于“活动被正式逮捕,同时被捕的还有当地二十名基督教领袖。(注14)



那一夜,王子胜告诉廖亦武:“父亲似乎早有预感,就和平时一样,一言不发地起身。他的内衣内裤都没脱,外衣外裤整齐地叠压在枕头下,所以很顺当就穿好了。脚落地时,当兵的一左一右来扭胳膊,他却轻声说:‘不用吧,我会跟你们去。’接着抬起手腕,让当兵的给自己戴手铐。临出门,他一再回头,用目光暗示母亲,不要有任何举动。可毕竟是生离死别啊,母亲还是忍不住跟出去,叫了一声,当即被当兵的迎胸一脚,踢飞起来,顿时昏厥。” (注15)



此后四年多的时间,王志明一直被管押在武定县看守所,那里面发生了什么?至今没有人知道,只有主知道。



2018.1.25—27




主要引用资料:

注1、2、3、7、11、13 “基督教传道人王子胜“(上下篇) 廖亦武 《上帝是红色的》,2007年

注4、5、8、10: “王志明中国云南苗族牧师、殉道者 。”李亚丁 见《华人基督教史人物辞典》(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Chinese Christianity),李是执行主任和主编。


注6、9:“苗族牧师解释:王志明牧师为何被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纪念” 福音时报
2015年6月12日



注12、14 :“ 王志明“, 维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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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楼
内地会苗疆开荒对今天传福音的借鉴(上)
2018-01-24 西南教会

张坦,基督徒,学者,贵阳活石教会会友,著有《“窄门”前的石门坎》(1992年出版)。为石门坎研究之先行者,贵阳“尼哥底母查经班”发起人。本文根据张坦弟兄的讲座录音整理而成,愿诸位可以通过这篇文章了解福音在西南苗族广传的历史。文章很长,愿大家有耐心阅读。

演讲者:张坦

录音由赵晨光、龚有玲整理

内地会150周年纪念

内地会苗疆开荒对今天传福音的借鉴(张坦弟兄)

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恭敬来的你的面前,将以下的时间交托在你的手中,请你亲自来带领。让我们的讲座不受搅扰。使我们口中说出的话语不是出自我们自己,乃是出自你的心意。你赐给我们西南这一片禾场。虽然现在在这片禾场上认识神的人不足百分之一,但是我们知道地上的一切都是你亲自在掌管。就是小小的芥菜种也能变成一座大山。因为在人不能的在你却无所不能。响应主的呼召在这片土地传福音的先辈中有许多现代的使徒,其中内地会的先辈尤其令我们敬仰。愿我们追寻他们的脚踪,炼就他们的信心,学习他们的方法,投身主交给我们的大使命。愿你赐给我们传福音的信心和才能。愿你赐给我们传福音的智慧和勇气。愿你保守在西南城乡传福音的弟兄姊妹,赐给他们平安喜乐,让他们得人如鱼。以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弟兄姊妹,平安!我今天与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内地会‘苗疆开荒’对今天传福音的借鉴”,以往,我在给国外传教机构和学者介绍中国基督教时,心想用什么样的办法使他们最快最清晰了解中国的福音状况。我就根据自己的一个看见把中国的福音板块画成一个地图。这样就形成了五个部分。

沿海各省的传统型市民教会,他们开教比较早,他们是一个板块;第二就是江苏浙江等地的商人团契,他们这样一个板块也很有特色;然后就山西、河南、安徽那些农村的团契也非常有力量;然后新兴的就是北京、上海、广州、成都这样的新兴城市教会,这是包括我们在内的这样的一个板块;最后还有就是西南少数民族教会这样一个板块。我们今天主要讲到的就是第五个板块——西南少数民族教会。

首先我们看这样一个表,这是1920年《中华归主》那个大型调查资料里边统计的一个表。这个表就是全国在一个单位人口里边基督徒最密集的前12个县。这是一九二〇年的统计,数据应该是一九一几年的数据。

我们在这里边看到红字的部分:威宁、宜良、武定、永善这四个县是排名在一、二、四、十一。

就是说从一九二〇年的统计资料来看,在一个单位人口里面基督徒占比例最高的县,全国的团体冠军和单打冠军都在我们西南少数民族教会这一个板块。这是我们这一个板块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特色。虽然在整个西部我们的基督徒比例很少,但是在我们少数民族教会里面高度聚集,形成了全国的团体冠军。

云贵边境开教时间,相较沿海和中心城市晚了数十年,条件又十分艰苦,即使对于中国来说,这里也不过是化外蛮荒之地。儒家文化二千年都未能传播进去。但从1904年传入到1920年《中华归主》调查成书,仅仅只有十几年时间,基督教就创造了辉煌的奇迹。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研究”苗疆开荒“的原因。

一百年过去了,我们现在来看,中国基督徒占比例最高的县份仍然是云南的福贡县。这个福贡县基督徒人口比例占了百分之九十左右。全国的冠军还是在西南少数民族板块。在一百年的时间里边,一直是由西南少数民族教会板块在这个项目上保持着全国的领先的记录。这个区域是当年内地会和循道公会这两个传教机构的宣教责任地,形成单位面积里基督徒比例最高的记录和这两个宗派有极大的关系。

过了一百年,我们现在来看,当年循道公会建立的教会已经销声匿迹,而内地会建立的教会却持续地发展。如果说原来内地会和循道公会他们建立的教会,在这个地方是“速度快”、“规模大”、“覆盖宽”的话,那么现在我们要说内地会更有“根基深”的这样一个特征。我们把这个现象放大来看全国,你会发现很多曾经煊赫一时的传教组织,他们的责任地现在已经荒芜一人。而内地会当年播撒种子的地方,全部成为今天福音的复兴之地。内地会在中国十九个省传福音,其中建立了十二个“联区”,这十二个联区现在都是中国福音比较兴盛的地方。

这个现象雄辩地证明内地会传福音的方式是中国土地上最有成效的方式。所以回顾历史,内地会对中国教会的影响是深远而意义重大的。下面我分四个小标题与大家分享。

一、 属灵福音与苗疆开荒;

二、 使徒路线上的当代使徒;

三、 基督中国化与中国基督化;

四、 打破宗派障碍传福音”。

前两个小标题谈的是内地会传福音的方针,后两个小标题说的是内地会传福音的策略。

我们先从第一个小标题来分享。就是“属灵福音与苗疆开荒”。我们知道近代的福音运动有两种倾向,一种是重建“基督世界失去的社会理想”的社会福音运动,一种是直指灵魂的属灵福音运动。前面一种轰轰烈烈,后面一种安安静静。前面一种希望整体改变社会的价值观,后面一种希望通过悔改和重生来改变人们的灵魂。那么显然内地会属于后面一种。

关于前面这一种福音运动,二十五年前我写了一本书——《“窄门”前的石门坎》,那本书是讲前面那种福音运动。有兴趣的话下来以后可单独交流。但是我们今天主要讲后面一种福音运动。这种属灵福音运动是根据《使徒行传十三章》安提阿教会差派使徒保罗和巴拿巴传教团的模式,这是《圣经》记载唯一纯正的传福音运动。在当年中国,诸多传教组织纷纷选择走上层路线,立足城市、办学校、办医院、办出版,甚至在农村也是搞乡村建设为手段传福音的时候,内地会的创始人戴德生选择的就是保罗-巴拿巴的
模式。他为什么选择这样的模式,与他的神学思想非常相关。

戴德生的神学思想中有三条我们应该特别加以关注:

第一、 戴德生认为灵性重于物质,中国的需要是属灵信仰方面的需要,而不是物质方面的需要。当灵性的问题解决了,其他的就会迎刃而解。因此救灵魂在内地会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救灵魂是内地会刻不容缓的一个任务,因此要以最快的速度在中国传福音。

第二,从本质上来说传福音属于一场灵界上的争战,而不是一场普通的社会运动。属灵争战的主权者是神,因此戴德生认为神的事业只能听从神的召唤而不必使用人的方法。也因此戴德生拒绝英国政府的帮助,拒绝武力与金钱。他号召唯独信心、唯凭圣经、凡事祷告。直接面向中国下层人民传福音,戴德生认为医疗和教育是福音的两个婢女,不可或缺但不能喧宾夺主。

第三,戴德生仿效使徒保罗,就是刚讲的那个模式,不在基督的名被传扬过的地方传福音。他决定传给中国内地这些被遗忘的被忽略的群体。因为圣经明确说的传福音要到地极和万民。

我们再看看他当时传福音的一个外在条件。因为在戴德生发起内地会到中国传福音的时候,中国的统治阶级包括中国的汉人和清政府的满人并没有把西南这些少数民族看成是人。我们大家都知道说到少数民族的时候往往加一个反爪旁。加了反爪旁就表明他不是人。这个观点就是从商周时代的“夷夏之别”观点延续下来的,好一点的把他们谓之“生苗”(意为未开化之苗族),史志在谈到“生苗”都是用“晦盲否塞”“蠢如豕鹿”这样的字眼。一直到了乾隆他还有一个说法就是“生番非人”。

当时的欧洲因为殖民运动,轰轰烈烈地在全世界去扩张,和殖民运动相关的是他们种族中心论——白人的中心论,他们也认为我们这些未受教育的少数民族不是人。就是在这样一种环境下面,戴德生坚持认为西南少数民族是和我们一样的人类,是上帝按自己形象创造的人类。向他们传福音并在他们中间建立教会正是当年保罗的做法,这一个政策在内地会叫做“苗疆开荒”。

他宣传他这个苗疆开荒的时候,他对伦敦的4000牧师说:“如果你和我拥有了这一属灵知识,却不愿尽心尽意去拯救中国正在沉沦的亿万之众,中国人的血便与你我的灵魂有份。”

如果说属灵福音的路线是内地会传福音的特征的话,那么“苗疆开荒”就最能够代表也最能够表达戴德生的属灵福音路线。

戴德生第二次到中国来是1876年,他招募了十九个宣教士,准备到中国内地的九个省来传福音。当时中国和英国出于准战争状态,这和云南的“马嘉理事件”有关系。马嘉理事件是这样的:英国领事馆的副领事马嘉理,他带着测量队在测量铁路的时候,被当地人杀死。这个事件造成了很大的一个冲突,所以当时中国和英国处于准战争这样一个状态。在这样的状态里边,许多人包括英国政府、传教机构、戴德生的亲属、友人都劝戴德生不要到中国来了。在这样一个状态下面根本不可能完成你这个事。

但是戴德生说了一句话作为回答:“你在神伟大的工作里面会经历三个阶段,一是不可能,然后困难,最后便是完成。”

戴德生顺服神的感动,按原计划搭船来中国。当时从英国到中国最长时间要坐一年的船,最快的话也要坐半年。在他带着十几个宣教士来中国的途中就得到一个消息,就是中国的政府和英国的政府签订了一个协议。这个协议当时叫做《芝罘协议》,后来芝罘改名成现在的烟台,就叫《烟台条约》。这个条约内容之一便是允许英国侨民在中国境内任意的地方旅行居住。

“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戴德生因着信早知神要为他们打开传福音的方便之门。也就是在这个《烟台条约》签订的第二年,1877年,三个内地会的宣教士就进入了西南。下图中间这个叫祝名扬,是和戴德生走得很近的一个重要同工,左边这个巴子成是他的内弟,右边这个麦卡悌,是《戴德生传》中提到的戴德生在信心堕入低谷时坚固他信心的那个人。

内地会早期的三个宣教士,他们从湖南进入贵州,从贵州祝名扬到了四川,麦卡悌到了云南,巴子成就留在贵阳。他们当时主要的做法是在省城建一个宣教所,然后在下边有少数民族的地方建立教会。最早在贵州清平县(今贵州黄平县)建立了一个旁海教会的就是巴子成他们。在旁海这个地方建立教会后,由澳大利亚的一个叫韦伯的传教士在那儿传福音。韦伯因为生病离开以后又来了一个弗莱明(中文名叫明鉴光)的传教士到那儿驻会。那个地方是苗汉杂居的地方,他们渴望在苗族群体里面传福音。汉人就对他们充满仇恨,认为他们是来帮助苗族的。当时汉人里面有个会党首领许五斤,他就制造了一起旁海教案,把明鉴光和他苗族的助手翻译潘守山两人杀死了。

这个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图,内地会纪念他们在义和拳拳案的时候牺牲殉道的宣教士。下面的这个字很小,说明以纪念1898年在贵州殉道的明鉴光。还专门提出来这个明鉴光啊,因为他是内地会在中国最早殉道的传教士。还有他的苗族助手潘守山。这个事件就叫做旁海教案。

明鉴光也是内地会在中国殉道的第一个宣教士。

那为什么旁海教案在所有的基督教的书籍里没有记载,在清朝的档案中也没有记载?就和下面的处理原则很相关啦。当时内地会安顺教会的党居仁(英文名叫亚当)受命去处理这起教案,党居仁处理的过程我们就不多说啦。党居仁顶着英国领事馆的压力,坚持不按教案索取赔款,他认为内地会的传教士是自愿来中国传福音,他们的殉道是光荣的道路,是自己背起的十字架,不应该由“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的“未得之民”来赔偿。这个教案的处理原则符合戴德生“要求中国赔偿既不合理,也不合《圣经》的教训”的精神,成为内地会教案的处理原则,后来在义和拳乱中内地会被杀传教士最多,但内地会都没有要求赔偿。那么最早提出来这个原则的就是党居仁。这个原则提出来后英国领事馆是很不愿意照他们这样来做的。因为这有“卖国”嫌疑,但最后还是党居仁的坚持没有赔款。

为什么我们要说到这样一个教案呢。这个教案和后面内地会在西南地区能够站住脚跟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当时的大背景是贵州是中国最主要的教案省,当时很多的教案都发生在贵州。比如说“西宁教案”。也叫“马神父事件”,这事件是直接造成中法战争的原因。这个马神父马赖就是贵州安龙教区神父,他是到西宁去传福音时被杀害的。

《北京条约》签约以后第一个教案就是“青崖教案”,这个教案就发生在贵阳旁边。紧接着发生了“开州教案”,杀了法国神父文乃尔以及很多的中国信徒。这些教案主要是天主教的。

为什么说贵州是教案省?我们来看一个数据:梵蒂冈教皇对封圣有三个等级,最高的等级叫圣品。第二等级叫做真福品。第三个等级叫做可敬品。1900年,罗马教皇在封圣中国圣人里面,全国共27名被封为致命真福,其中贵州就有18个,占全国的2/3,还不包
括马赖。所以说贵州是个教案省,贵州教案把清政府搞得焦头烂额,派来处理教案的官员是总理级的,赔款的钱是全国筹集的。又赔钱又耽误时间,头疼得要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想党居仁提出来旁海教案不按教案来处理,对于地方官方甚至中央政权来说都是个极大的好消息。所以内地会在这些地方比较畅通无阻,官方有意无意地对他们放宽政策。

明鉴光以生命为代价的血种麦粒和党居仁以《圣经》为依据的仁爱宽恕,在少数民族中也获得了极大的回馈。原来少数民族只是生活在仇恨之中,从来没有接触到基督的爱,他们不知道有一种爱是连生命都可以不顾的爱。当他们从心底里接触并接受了基督的爱后,整个民族就融化了。云贵两省受民族压迫和阶级剥削很深的苗族以安顺出了苗王为由,纷纷前来安顺寻找出路,因为当时党居仁主要居住在安顺传福音。

我们这里讲两个故事。一个是葛布教会建立的故事,这个教会是西南少数民族板块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教会。它是第一个从那个时候一直坚持到现在的非常完整的少数民族教会,其次它是非常庞大系统的总会。当时葛布这个地方是苗族的集聚区。苗族人为了寻找出路,他们就派了三个青年,有两个往云南方向,准备从云南到东南亚去找东南亚的苗族;一个从安顺到黔东南找黔东南的苗族。他们是还不知道外面的信息时就派出的。前往云南的两人在中途染上了大麻风,麻风在当时是非常麻烦的一种病。他们没有完成使命,中断了去东南亚寻找出路的线索。到安顺来的那个,路经安顺就听说了党居仁的故事,他找到党居仁,就在安顺的福音堂里呆了一个礼拜。这一个礼拜党居仁给他讲一些基督浅显的道理,教他唱一些赞美诗。就这样非常有限的一个礼拜时间,然后他就回去了。

当时的苗族都没有名字,他们只有跟着主人,那个主人姓什么他们就姓什么,然后叫老大老二的小名。来安顺的这个人姓张,党居仁给他起了个大名叫张保罗。张保罗是个性格非常强悍的人,学习了一个礼拜之后他非常兴奋。他回去后,把这好消息告诉了他身边的同胞。这些苗族同胞就纷纷聚在一起来听他讲非常有限的那一点福音。他就把他知道的歌,用山歌调把词唱在里边,所以最早的苗族赞美诗是他们的山歌调加上些张保罗在安顺学到的歌词。这样就聚集了一千多人。漫山遍野聚在那个地方唱歌,别的也不懂,就用山歌来表达敬拜。

然后张保罗就叫了两个人跑来和党居仁说,你看我们教会已经建立起来啦,你们赶快派人来牧养啊。党居仁觉得不可思议:“你才离开这儿几天,不可能的事吧”。但还是派了两个熟苗助手(就是汉化的苗族)去考察,这两个熟苗助手到了葛布一看,确实是满山遍野的大家在那唱赞美诗。哇,感动得不得了。跑回来给党居仁说,哎呀真是。一千多人大家都在那儿唱赞美诗。当时出行还不方便,党居仁就在地方官员保护陪同下去葛布,因为他们和政府官员关系好呀,旁海教案的处理现在发挥作用了。到了葛布一看,确实是满山遍野的在那唱赞美诗。党居仁就买了一块地给他们建了一个教堂,那个教堂可以容纳一千人,那么大一个草房子教堂。这个就是葛布教会建立的历史。

在威宁县的另一个地方更远更偏僻的地方叫兴隆场,那个地方的苗族是狩猎民族。他们的生活就是到处去狩猎,他们不停地追着猎物跑,跑得很远。有一次党居仁在安顺地区的紫云传福音,就看见四个野人一样的,头发长得不得了,胡子长得不得了,身上裹着兽皮,光着脚,背着弩,拿着矛。他就说:哎呀,从没见过,像是伊甸园的人。随行的人就给他讲这些是大花苗。党居仁请他们四人吃饼干。这四个人一吃,哎呀,太好吃了。党居仁说,是呀,你们祖先都没有尝过的。苗族最崇拜的是祖先。祖先都没有吃过的东西,不得了呀。

党居仁就和他们说,以后你们有什么事需要帮助就可以来安顺找我,就这样建立了友谊。后来这四个人果真打到一只野猪,当地汉人欺负他们人少就把它抢去了。他们就想到了眼睛有鸡蛋那么大的党居仁。他们有这样的印象我估计是党居仁带着眼镜,因为他们口口相传下来就是这样的。

眼睛有鸡蛋那么大的苗王告诉我们有事就去找他,然后他们就跑到安顺来找到党居仁,党居仁就去帮他们处理这个事。汉人说这个是我们打的,苗族说这个是我们打的。党居仁说这个也很好办,汉族人你们是用什么打,汉族人说我们是用枪。苗族人你们是用什么,我们是用弩。那好,把野猪拿来验伤。一验是弩射的,当然是人家苗族人打的了。于是就把野猪归还给了苗族人。

哇,这几个人觉得不得了呀!汉族人都怕他这个眼睛鸡蛋大的人,他又护着我们苗族,这不是苗王是什么?他们回去家乡,就说这个苗王不得了,连汉族的官员都怕他,那些汉族的恶霸和地主都怕他。于是苗族纷纷到安顺找出路。因为他们确实是生活在最底层的人,这样就形成了最早的一波皈依的大浪潮。

当时有个传教士叫克拉克,他在《在中国的西南部落中》一书中写道:“在贵州和云
南有很多不同的苗族。最大的少数民族基督徒团体是在贵州的花苗和大花苗中。在花苗的基督徒传教活动是在1903年的安顺北部,开始于中国内地教会的詹姆士·R·亚当。
成千上万的人成了基督徒,亚当自己就施洗了6500名。有从远处北边来的追寻信仰的人,他就介绍给伯格里(1864—1915年),他是一个在云南东北部的昭通和位于贵州西北边界的石门坎传教站传教的卫理公会派教徒。他也施洗了上千人,传教活动向西扩散到云南的武定地区。尽管苗族很多其他民族最后建立了很多教会,在教会中始终有联合的意识。”

在《中华归主》一书中也有这样的记录:“十五年前,基督教在苗人中布道颇有功效。当时全国宣教士极为一振,然此中实有圣灵之助力,潜移默化于无形,更加以积年经营不懈之工作,始克臻此,非‘造作’所可成功,一人所能奏效也。其间或有怀疑观望者,以为各种工作实难告捷,不知即有如亚当及柏格理二人,所以抱大志,具远识,孑身独往,穷年布道,恃上帝之助力而功效立见。其工作始于安顺,推广及威宁而入云南,即今日彝家族中之布道运动亦莫不以是为导线。苗人入教者已逾万人,注意神道者更不可以数计。”

上面这份表是我2008、09年做的一个调查。我承担了一个全国社科的重点项目。这个项目调查仅仅在贵州范围内就有十四万四千多苗族内地会信徒。这是当时川、滇、黔三省交界苗族教会分布图。我们看他已经分布了很宽的地方。有十字架的地方就有教会。有苗族的地方就分布了教会。

这个图就是石门坎,石门坎就是柏格理循道公会传教那边,他们在石门坎建立了一个大的教堂。那个教堂是当时很了不起的大建筑。山沟里边从没有看过那么大的建筑,这个是柏格理用苗文翻译的圣经。这个是朱焕章编写的教材,使苗族三分之二的苗族同胞扫盲。苗族原先是完全没有文化的民族,扫盲就依靠这样的教材。这是后面一个到美国去的苗族,反过来赞助修了个柏格理中学。本来准备修在石门坎,但石门坎政府说不行,你不能叫柏格理中学,你要叫你自己的名字。这美国苗族说不行,要叫就叫柏格理中学,政府说那就不行。于是柏格理中学就建到了云南那边。这张图是葛布教会当年大聚会的情形。非常壮观,这个就是苗族的执事。这个就是修得很大的葛布教会的教堂。这个教堂后来失火了,就改建得比较小。只能装六百人,是他们学校也是他们教堂。这个是党居仁在安顺的礼拜堂。那个是澳大利亚一个传教士的后代。他们的母亲在葛布教会归到主怀,若干年后他们来寻访。

上图是洒普山以及附近村寨福音传到的情况,像傈僳族、彝族都传到了。“苗疆开荒”还创造了一个文化传播学上的奇迹,那就是作为“西南信仰基督的引领民族,”的苗族把基督教传给其他民族包括他们的领主彝族、汉族。这是低势能民族用和平方式向高势能民族进行文化传播成功的极为少数的实例。文化人类学告诉我们低势能民族只能用战争的形态传播他们的文化,但是他们用和平方式向高势能民族进行文化传播成功的案例非常非常稀少。苗族成功传福音到高势能民族,这是值得我们好好研究的一个案例。你看这个学校里面,当时这个学生从服饰里可以看出他们有很多的民族啦,不一定是苗族包括汉族都在内了。

我们回过头来比较。与内地会一起在西南“苗疆开荒”的循道公会有比较明显的社会福音趋向,他们创办了苗族第一所医院、第一所麻风院、第一所连锁小学(有五十多所小学组成的光华学校)和第一所中学、培养出第一个苗族博士和一群苗族大学生、创造出苗族文字并翻译了圣经。他们把一个“拉屎都不生蛆”的小苗寨石门坎变成了名扬海内外的“苗族最高文化区”、“海外天国”。

但在半个世纪后,石门坎象一颗光彩炫目的彗星,在瞬间的灿烂之后,暗然消失。而与“石门坎”同时兴起、名声远不及石门坎的“葛布”,却得到了十倍以上的发展。应该说,柏格理也是一心为主的传教士,他多次以命抵命救助苗族信徒,以心换心换来了循道公会在苗疆的大发展,这些发展至今仍被学术界认为是一个基督教传播的奇迹,甚至官方学者卓新平还提出不了解石门坎就不了解中国基督教的观点。

我是第一个把石门坎介绍出来的人,我就不同意卓的观点。我为什么不同意,我们来看两组指标的比较:第一、教会的比较。早在文革开始之前,请记住是文化革命之前,我
们把很多帐都算在文化大革命上是不对的,循道公会的庞大的苗、彝教会几乎全部销声匿迹;而内地会的教会除了自身的复兴以外还跨过当年的责任区.当年因为党居仁和柏
格理要将传福音的责任区划分清楚,就在一个叫大松树的教会里面开会确定了以威宁的妁普梁子为界,以西由循道公会作为他们的责任区,以东作为内地会的责任区。

最后内地会跨过了责任区,提出了一个口号叫做:“占领轿鼎山,解放石门坎”。——“占领轿鼎山”就是要去把原来的已经消失了的循道公会教会让他重新建立信仰,“解放石门坎”就是石门坎已经沦陷了要去解放他们。他们提出了这样一个口号,可见当时的确是一边发展了而另一边已经消失了。

第二,领袖的比较。我们来看循道公会的几个主要的苗族教会领袖的生命历程:柏格理的苗语教员杨雅阁脱离教会回乡务农,其子杨汉先从小被教会培养送到成都读大学,最后担任了贵州省政协的副主席,再不愿与石门坎乡亲有任何往来。吴性纯是教会培养的第一个博士、医生,也脱离教会到城市经商行医。张斐然脱离教会参加中国共产党,在中央民院任教,之后就没有参加宗教活动而从事政治活动。最主要的就是我们讲到的朱焕章,他是苗族里面培养出来非常伟大的教育家,他是苗族的主要领袖。他的宗教身份是整个循道公会的联区长,就相当于主教。这是很重要的身份。这个人蒋介石两次请他去他的身边工作。一次请他到蒋介石的行营,一次请他到教育部。他都说不,他说我要服务我山区里面的同胞。就是这么样的一个人物。他最后在五几年肃反的时候自杀了。

他是个非常了不起的领袖,但他自杀了。我们知道如果作为一个真正的有信仰有信靠的,他不应该用自杀来了断了自己的使命。这是循道公会这边的四个领袖。

我们再比较一下内地会的四名领袖:杨志成,葛布中学的校长。被打成反革命集团首领(有169人的反革命集团首领)判处死刑(未执行),经常被拖出去吓唬他要枪毙。但
不管关住他还是放出他,他都同样的传福音。他从来没有停止过传福音。我们说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少数民族教会的大复兴与他就有很大的关系。

他过八十岁生日时,我们就看到很多车和班车赶去,有很多外地的、外国的人抱着蛋糕去给他祝寿。

第二个我们要说的是安宁,安宁估计有人知道吧。中国前一辈传道人中唯一还健在的老传道。他家是贵州的大土司,贵州有很大一块地都是他们家的。当时党居仁在他们家苗族佣人当中传福音,佣人又给他传福音,他也就听闻了福音。他去北京大学读书时成为王明道的学生。为传福音坐了一辈子牢,出狱后又一直传福音,至今不衰,为传福音走遍了半个中国。

再说杨振邦,我们知道少数民族兴灵恩运动,这灵恩运动就和杨振邦有关系。他原为公安干警,他舅舅是传道人,他可以拿手铐将他舅舅铐在自行车上,拖着自行车去游街,拖着舅舅去游街。他就像一个人——扫罗。最后他听闻了福音之后,他就自己跑到山里面禁食灵修了。下来之后就传播灵恩,黔西北这一块地方的灵恩运动都是他弄起来的,大家都不叫他名字而叫他“灵恩保罗”。

我1983年到贵州省宗教局工作,正好遇到他。当时三自的会,统战他,把他弄来,因为他影响大。可是他不吃共产党的饭,每天就吃他自己带来的炒面,到山里去接一些矿泉水和着吃;不睡共产党的床,每夜巴个披毡睡地上。

最后我们说到的第四个领袖人物王志明,这个大家就清楚了。他是撒普山六族教会牧师,多次抵挡利诱逼迫而坚定不移的传福音,文革开始后,对基督徒的逼迫愈加猛烈,王志明牧师效法初代信徒,坚守主道,不向“恺撒”献祭,因反对信徒参加“三忠于”活动被枪毙,他的塑像现在还在威斯敏斯特教堂门楣之上。他是代表二十世纪亚洲的殉道人。和马丁路德金、朋博菲尔等其他九个殉道人一起在威斯敏斯特教堂门楣之上。


上图就是王志明及威斯敏斯特教堂门楣上他的塑像。他在右边的第一个。20多年前我在写《“窄门”前的石门坎》一书时提出了一个不理解的现象:为什么循道公会在几十年后销声匿迹,而同一时期同一地区同一族群这样三同条件下的内地会却10倍增长?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当然当时的我无法回答这一疑问,因为当时的我还没有认识主。我现在来比较一下内地会与循道公会传福音的方针,可以说内地会是纯粹的福音运动,强调的是灵魂的救赎,走的是使徒的路线,灵命的根基扎得很深,它是静悄悄的灵魂革命,依靠的是圣灵做工,所以过了100年见出了果效。

循道公会轰轰烈烈的社会改良运动毫无疑问也取得了极大的成功,甚至惊动了最高层。蒋介石就指示做了一个方案怎样面对石门坎,准备在石门坎建立一个县,用各种各样的手段压制石门坎教会。最后因为1937年抗战爆发放弃了。

至今柏格里的事迹仍在感动着千千万万的中国知识分子。我们有个石门坎后援团,这石门坎后援团有两百多个商界金融界学术界的人士,绝大多数都不是基督徒,但是都为柏格理的事迹感动,每人每年拿出一万块钱来做石门坎的教育扶贫项目。

但石门坎传福音的方针导致他们更注重外在社会的改造,内在灵命根基就不一定扎得很深,所以会有领袖脱教和教会消声的事情发生。把循道公会与戴德生的内地会作对比,我们发现,戴德生内地会的福音路线最属灵,因此才最有成效。

(上部分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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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楼
好像这只是上部分,求看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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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楼
张坦,基督徒,学者,贵阳活石教会会友,著有《“窄门”前的石门坎》(1992年出版)。为石门坎研究之先行者,贵阳“尼哥底母查经班”发起人。本文根据他的讲座录音整理而成,因有司干扰,讲座当天本该有数百人参加的,然而只有十几个去的早的人得以在现场听讲。今年是内地会来华宣教150周年纪念,愿诸位可以通过这篇文章了解福
音在西南苗族广传的历史。文章很长,愿大家有耐心阅读。

今天连载讲座的后半部分。

录音由赵晨光、龚有玲整理
内地会150周年纪念

内地会苗疆开荒对今天传福音的借鉴(张坦弟兄) 下

二、使徒路线上的当代使徒

当时到内地来传福音有很多很多的不方便,首先是危险。交通的危险,比如伯格理就曾经在长江上面翻船,差点淹死掉,很多的传教士根本没有到宣教地就殉道了,这样的情况不在少数,这是交通的危险。下面是我1987年拍摄的照片,大家可以看到,只有年富力强的人才可能凭借臂力爬过,稍一不慎就会坠入激流之中。一百年后尚且如此,可以想见一百年前了。然后是医疗,上千公里内没有一名西医,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一点小毛病就有可能要命。富能仁的老岳父邰慕廉差点因天花死掉(邰慕廉是与伯格理一同来的一个传教士)。第三是治安。因为乌蒙大山那个地方本身就是一个文化不到的地方,所谓的文化不到就是政权管不到的地方,有很多土匪、兵痞跑到那个地方抢人,匪患极其严重。而且那个地方的官府也不讲道理,还有文化上面的差异,不要说外国的传教士去,就是我们现在这样去都有非常多的不方便。还有很多的危险,每一条都足以让人致命,就不一一细说了。

其次讲到艰苦,内地会的宣教士当年是没有工资的,他们的工资是什么,就是凭信心。大家捐赠的钱,拿来平分以后给每个传教士,就是下一步的活动经费和生活经费。有就有,没有就没有,所以他们往往是拿着单程的车船票怀揣着《圣经》就深入到没有供应,充满危险,处处艰辛的苗疆腹地。也正因为如此,内地会传教士大多数都是信心圣徒——目的不纯正的人肯定不敢参加这种传福音的“敢死队”。他们靠什么,他们靠的就是祷告和信心。

内地会的logo就是一双祷告的手。戴德生有一句名言,他说“如果我有一位无所不能的父亲,我又何求于一无所能的人呢?”

内地会就是在外部环境那么艰苦,内部自己缺乏供应的情况下,凭信心就这样深入到苗疆腹地的。我们要分辨是不是内地会的教堂,只要看有没有“以便以谢耳;耶和华以勒”这副对联,有这副对联的就肯定是内地会。其他的都没有这样提出来。

内地会的宣传品,出版物上也有这个对联,这对联的意思是“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耶和华必为我们供应”。《撒母耳记上》4章1节:以色列人出去与非利士人打仗,安营在以便以谢,他们用自己的办法打仗却打败仗了,一直到撒母耳为以色列人祈祷依靠神才打胜战,撒母耳说了一句话:“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

内地会传教士所处的环境比起当年保罗他们更艰难,因为初代教会时候,社会上有一种接待外邦人的习俗,我们看《圣经》里面经常有接待外邦人这个习俗。内地会深入苗疆,不但没有接济,而且有很多危险,在华的宣教士死亡187名,其中有69名就是内地会
的宣教士。因为去到的地方不一样,他和你在上海传福音当然不一样,他和你在武汉传福音当然不一样,他和你在成都传福音当然不一样,他们去的地方充满危险,比其他人的危险要大得多。

正是戴德生强调的这种牺牲精神和奉献精神吸引了大批的优秀的愿意为主奉献,全身心摆上献为活祭的传教士,其中不乏“剑桥七杰”这样的优秀人物。一些信仰比较纯正的小教会也集体加入到内地会,我们后面会说到这样一些小教会,在中国的传教福音史上的这一批小教会有几十个,就叫作“内地会系教会”。

在内地会传教士身上,恩典就是他们的使命,使命就是他们的恩典,主使用他们就是他们最大的福分。所以虽然艰苦,虽然危险,但是内地会传教士因其纯正的传福音的动机,他们充满喜乐,充满平安,哪怕是性命受到威胁也不能动摇他们传福音的心志,这成为内地会传教士一个基本的面貌。

我们来分享几个在苗疆开荒的先辈的信心故事。我们再说到党居仁,这个党居仁是第一个到“生苗”区传福音的宣教士。什么叫“生苗”区,当时清政府把没有开化的苗族以及其他的少数民族统称为生苗,这种人,他们认为不是人,不应该去接触他们,政府就在所有去生苗的路上设立了哨卡,我们知道贵州现在的很多地名,像沙子哨,石板哨,“哨”就是控制去生苗区的哨卡。就是不准你生苗区的人出来,也不准汉人和熟苗区的人进去。

我们前面讲的那个旁海教案是熟苗区的,熟苗区的人和汉人是住一起的。现在呢,我们来讲从来没有汉人去过的“生苗”区,那么最早去这个生苗区的人是谁呢?党居仁。就是安顺的这个传教士党居仁。他不但去,而且他也知道去的危险。因为我是搞人类学的,我也晓得很多的民俗,比如我们贵州有生苗放蛊、丢龙洞的传说,你们看金庸小说就知道,放蛊、丢龙洞是确实存在的。贵州很多地貌是喀斯特地貌,有很多的洞是没有底的,你这外人去了,他们就把你抢了,扔在洞里面,就永远不会有人知道,这是“丢溶洞”。

这样的事,在生苗区是很普遍的。党居仁去之前,他不是不知道,他身边有很多的助手是苗族,是熟苗,都劝他不要去。他偏要去,一定要跨进生苗区去传福音。不但要去,去了以后,他还要在那里过夜。

这些助手就怕了,因为当时的苗族人都会酗酒,喝到晚上就什么事都会发生,所有跟他去的人都怕晚上,都找着借口晚上撤回来。

党居仁一定要在那过夜,他的理由是什么呢,因为他要放幻灯片给生苗看,幻灯片肯定要晚上放,因为我们知道苗族人就用树啊、草啊、搭个棚就睡在那里面,不像我们现在,有这个条件屋子里面就自创一个黑暗的条件可以放幻灯片。

党居仁为什么要冒着生命的危险这样做,因为他就是要和他们走近,就是要进到他们心里。党居仁常借放幻灯需要夜晚的环境去达到和苗民同住的机会,在增大他生命危险的同时也增加了苗民对他的信任。

我年轻时曾经在乌蒙山区搞社会调查,我到过的苗寨肯定是省级机关干部中最多的,有一个叫乃趴的小寨子,很远很偏僻,到了山这边我实在走不动了,他们教会的人就说:我们住一辈子都住得,你去一阵子都去不得。一句话把我说的不去不行。那个寨子偏到什么地歩,问他们一句话,平时有干部来吗?没有。看过电影吗?年轻的那些就说没有,老一点的就说看过。什么时候看的?毛主席坐朝廷的时候看过。

你看,毛主席都死了那么久了,很久以前的事了,就是这样远的地方党居仁都去过。每每到偏远的地方,问一句:党居仁党牧师来过吗?都说来过来过。

对于这样的人,我只能由衷的钦佩。那时,我还不是一个基督徒,但是我心里面对他由衷的钦佩。他能够在乌蒙大山中看顾他的羊群,哪怕是这么远这么危险的地方,他不怕那些酗酒的和充满各样危险的人和他们在一起。

我们看看当时的纪录文字,党居仁几乎每天都面临一次到几次的生命危险。但他从未因为危险而有过放弃。如果他有过一次放弃,今天中国的福音版图就不是这样,就没有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些纪录。就连“苗族救星”柏格理到苗族中去传教也是党居仁指的路和写的推荐信。

党居仁是西南少数民族基督教板块真正的奠基人,是一个真正值得大书特书的现代使徒,《党居仁传》前言中说:“上帝借党居仁之手在中国西南部落中所行的大功,将永世传扬”。并称:“这是一项当代福音传播史上堪称伟业的功绩”。可惜他殉道较早,资料不多,台湾的弟兄给我寄来英文版的(党居仁传),我们现在有弟兄在组织翻译,等翻译完以后,我们再和大家有更多的分享。

我们再说到第二个传教士,叫博复礼,他比党居仁晚一些,他是红军长征的时候被贺龙的红二方面军绑架的。红军要他做翻译、翻译地图。红军进入贵州的时候,使用的是中学课本里的地图。经常迷路,找不到路。后来找到了独山的天主堂里,有一幅法文地图,很高兴,但是不认识。在旁边抓住了博复礼,一开始是让他翻译地图,到后来红军找到了中文地图就绑架他了,索要赎金。

我们知道当时的军费主要来源是绑架。两年多的时间里,他多次被陪杀场,多次威胁要被枪毙,几乎在同一时间,红十九师逮捕并杀害了另一个内地会牧师师达能和他的太太史文明。博复礼也面临同样的命运,可是他每日祷告,毫不动摇他的信仰,获得主赐下的平安。也没有要内地会拿200块去赎他。

后来红军走到昆明,想到他也帮过他们的忙,就把他放了。他被释放以后,写了一本《上帝之手》,一切都归于神的保守。

我们再说富能仁。富能仁的父亲家有名,母亲家有钱,他有才,才华横溢,20岁就举办了个人钢琴音乐会。你们教会的阿信弟兄还组织翻译了他的传记《山雨》。我估计你们对他的事知道得也比较多,就搁下不说了。我只想说所有的内地会传教士留给我们的就六个字:凭信心,仰望神,这是我们能够体会到的。

三、基督中国化和中国基督化

前面两个我讲的是内地会传福音的方针,后两个讲内地会传福音的策略。先讲“基督中国化和中国基督化”。简单的来说,内地会在中国传福音的阶段里面,中国教会存在的一个思想就是本土化和本色神学。这个本色神学的核心思想就是现在我们“三自”神学家所说的“基督中国化”,这是现在“三自”非常提倡的一个说法,它主张在神学思想上去除西方色彩,把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相结合,像佛教、道教附庸于中国的皇权文化一样,使基督教成为中国政治文化的附庸,这是我给它的归纳。

这就要说到利玛窦和利玛窦规矩。利玛窦就是把中国文化大量的掺入到神学里面,利玛窦的规矩造成的所谓的“礼仪之争”,导致了一个现象:就是大家都把基督教当成一个和中国文化可以对接的文化。这种文化倡导“跨越式的传福音”。这个文化跨越就是利玛窦他们提出来的,这个得到了现在很多的“三自”神学家的赞赏。那么利玛窦的思想在天主教实际上是一种异端,一直到现在为止,利玛窦也没有被平反,不但教皇不认可他的做法,也没有给利玛窦这么伟大功劳,没有给他封圣,利玛窦连可敬品(天主之仆,天主教的圣徒封号)都不是。

可见,在正统的天主教里面他不是主流。在他之后,有一种趋势叫“索隐派”,索隐派就把我们中国的很多典籍都与《圣经》挂钩,他们认为“真正宗教(指基督教的整个体系)都包含在中国的古籍经典中。圣子降生、救世主的生与死及其圣行等主要秘密,都以预言方式保存在这些珍贵的中国典籍中”,如白晋说伏羲发明八卦是受上帝创世工程的启示,《诗经》中有关“姜媛”生“后稷”的记载而索隐出圣母马利亚和耶稣基督的关系,《吕氏春秋·顺民》所载“汤祷”诠释耶稣基督的受难救世;后来的新教徒也采用这种方法,如马若瑟的“羊大为美”“羊我为義”论。

一直到现在,《创世纪与孔夫子不能解释的秘密》走的还是这一路线,这个路线在当时有非常多人赞赏,由此生发出“基督教儒教化”,“基督教佛教化”,“孔子加耶稣”这些。很多很重要的神学家他们都赞赏这个。我们认为,这个本色神学最大的问题是将基督的救恩降低到文化的问题,他忘记了《圣经》所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

他们把尚未临到中国的福音变成中国原有的因素,这样就会把传福音变成了文化运动。“基督中国化”最大的问题是使基督教堕落到中国皇权文化中,成为“神道设教”的帮手。

我们知道“神道设教”就是制造一个东西出来教化老百姓,这就是“神道设教”的本质。圣人因为老百姓相信神,便“设”一“神道”,并以此来教化老百姓,但圣人们觉得是没有“神道”的,只是要借用老百姓的相信来欺骗他们。

《荀子》最为清晰地表达了这个意思:“圣人明知之(指祭祀),士君子安行之;官人以为守,百姓以成俗。其在君子,以为人道也;其在百姓,以为鬼事也······”、“君子以为文,小人以为神”;《文子·上礼》更一针见血:“故圣人之制礼乐者,不制于礼乐,制物者不制于物,制法者不制于法。故曰‘道可道,非常道’也。”

“神道设教”愚民政策的直接后果是,愚民者没有道德底线:己所不欲,偏施予人,自己设骗局,而且乐此不疲——“圣人明知之(指祭祀),士君子安行之”、“故圣人之制礼乐者,不制于礼乐”;被愚民者没有道德追求——最能反映这种特征的如“送灶”,旧岁逝去前夕,灶神老爷按例要上天禀报所在人家一年的善恶,以供天帝决定赐福或降灾时抉择,人们对这位“现管”的灶神老爷不敢等闲视之,唯恐他打小报告,故在送他上天前,总要供些酒菜和麦芽糖封住他的嘴,免得他在天帝面前说三道四,直至除夕再把他接回来。连神都敢忽悠,完全没有了底线。全世界大部分百姓用“祷告”来建立与神的沟通,而中国百姓却想的是封住神的嘴——这就是“礼仪之邦”中华民族的道德素质。

我把中国的宗教,归纳成一句话,就是“骗子与傻子的游戏”。那么如果说我们教会参与到神道设教教里面,我们做骗子好还是做傻子好?显然都不是我们的追求道路,我们相信的是“除他之外,别无拯救”。我们相信“神的意念高于人的意念”。

我们知道文化有两重因素,就是神的文化和人的文化。圣经里面神的命令、神的启示,他给我们的启示那部分,这部分是坚定不移的。因为那是神的奥秘啊。我们凭我们有限的一些所谓的知识,我们不能够完全理解神的奥秘。所以说只要是神的部分我们没有任何的借口,我们要一律执行。但是因为基督教他长期在异文化里形成的,他首先是在犹太民族里面,他又在罗马民族、在西方这些民族里形成。他长期在这些里面形成的东西,可以毫无保留地转化为我们传福音对象文化里面的文化。为什么?你看保罗就是这样的。原来老的法利赛撒都该教派,那些“律法”可以不执行。我们的割礼在心上,不在身体上。进入到现在,也应该是这样一个环节,所以说我很反对他们讲的所谓的跨越文化。

跨越文化就把基督教和那个文化做了一个平行的关系。我认为传福音是用两个文化的关系,它有两个层面:进入文化和超越文化。

因为不进入文化不叫福音,福音是通过文化来表现的,它只能通过文化表现出来。我们从内地会这样一个传福音的文化策略上,我们看见了他就是神的部分坚守,人的部分放弃。

首先,神的文化超越人的文化,神的命令坚定不移要执行,因信称义。再进入文化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保罗的那个路线,“对犹太人我就作犹太人,总之是为了救更多的人”。内地会和其他的那些传教机构不一样,他们到中国来,穿的是中国的服装,学说的是中国话,内地会还办了学校培训其他教派的人,培训他们的中国文化。

到苗疆开荒的这些宣教士着苗装、说苗话与苗族的同胞打成一片是他们的一个最典型的特征,我们在一些照片里面都会看见他们穿着苗族的服装,他们说的是苗话,不但说的是苗话,而且把苗话总结成文字,然后翻译了圣经给他们。这就是进入文化的那个部分。进入文化我们可以没有保留的,没有法利赛人的那些束缚,没有犹太拉比的那些束缚,我们就是要进入文化,他们只为一件事情,就是要传达神的声音。内地会的做法正是:上帝的原则坚定不移,民族的文化该改就改。他们不是像一些官方学者说到的那样“求同”,他们一开始就要“存异”——要把中国人没有的上帝植进中国人的内心。

在“超越文化”那一部分,有人说不要讲超越文化,说超越文化就是文化侵略,我说就是要说超越文化、文化侵略,超越文化、文化侵略是什么,是你没有的我来给你建立,你有,我有,我们交换,那是跨越文化。你没有,我有,那是超越文化。

只不过我们讲超越文化是天国主义的文化侵略,而不是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

内地会制定了严格的属灵原则,在多次的教会信仰的争论中,内地会都持守基要主义的立场,读神学的大家可能关心当年传福音时的一些争执,很多的争执里面,内地会都是少数派,内地会当时是属于被批斗的对象。

内地会非常的顽固,包括对祖先的崇拜,他们都坚决反对,只要是沾着信仰方面的事的,就是我们说的神的文化的那方面,他都非常保守。我们就从他的苗疆开荒来看,苗族地区有三个东西对信仰非常可怕,第一是拜偶像,第二是酗酒,第三是淫乱。这三个是苗族几千年传下来的习俗,这三个对纯正的基督教信仰是一种非常可怕的冲击,内地会传教士对这些都非常的严格。比如说,他们最重要的一项工作是对当地巫师的改造,内地会对这些巫师,苗族人叫做鬼师进行改造,叫“革鬼”,后来,苗族的很多牧师都是从巫师“革”出来的。巫师“革鬼”以后说我们那个神确实不管用,还是耶和华神管用,然后他们成为宣教士。

内地会传教士对犯下拜偶像、酗酒、淫乱这三种罪的人毫不留情到什么地步,有一点“中世纪”,就是给他们“放大牛”。什么叫“放大牛”?大家知道天主教最严厉的处罚叫做“绝罚”,就是把你开除教籍,因为我们要知道天主教那时候把人开除教会,你基本上在社会上也没有立锥之地了。所以说,这是很厉害的处罚,基本上就开除人藉了。那么,在苗族地方也是这样,你本来是我们寨子的,把你开除,你自己另外找地方去住吧,你就离开这个族群了。

所以内地会在信仰原则,属灵原则上都非常坚定,非常保守,是基要主义的,我们要注意到他们的这个特点,才会知道后面的成绩从何而来。内地会坚持公开见证基督的绝对的主权,绝不把基督的福音和任何的政治、经济、文化相混淆,这是真门徒和假师傅的最大的分界线,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内地会教会属灵根基扎得深的地方。

在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人来很多的拉拢利诱,比如,我们知道山东的内地会都被日本人占领了,内地会的传教士没有一个人动摇的;几十年的历次的不间断政治运动对他们的冲击,他们还是没有动摇;前几年“改革开放”,“一切向钱看’,也没有使内地会教会动摇。内地会教会的一百年,他们能十倍发展,他们能坚持得这么好,他们不容易啊。你看,他们是在什么样的一个环境下啊。

内地会能够做到这些,只有一条:听神的,不听人的。这就是内地会的策略,灵命上坚守,策略上灵活。

他走的还是保罗的这个路线,“进入文化”在苗疆开荒的内地会看来非常的清晰,是手段,不是目的;是策略,不是方针。内地会还倡导“土人办土人的传教事业”,提倡将传教团体分开,内地会的传教团体和他的教会是分开的,每一个教会之间都没有隶属的关系,内地会支持教会组织上的裂变,不接受外来的支援和补助,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要研究内地会传福音的策略,这些是非常重要的。这些,表面上看来,与“本色神学”是一模一样的,但是,我们要看到这里面有一个本质性的区别,“本色神学”是出于民族主义的立场,而内地会这样做,是教会国度化的考量,内地会的这种做法,为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非常好的榜样。

1974年的《洛桑宣言》提到,全球宣教工作的战略新发展,要求教会要富有想象力和创新力的宣教的方法,其结果是产生深深扎根基督和本地文化紧密相连,福音并不表明某种文化比其他文化优越,而是按照公义和真理的标准衡量所有文化,并且确认在所有的文化当中都有绝对的道德教训,这个《洛桑宣言》正是对当年对内地会传福音策略的一个认定。

在上图中我们看到,富能仁和傈僳族信徒穿一样的衣服,富能仁的墓碑上有英文有傈僳文,英文和汉文。他们这种进入文化加超越文化的传福音的策略,最后形成了什么呢,我们来看这些照片,这是一九八几年还有最近几年,前前后后几十年拍的苗族唱诗班照片,我们可以看到,大多数的,他们穿的是本民族的服装,用苗语唱赞美诗。右上方的照片是在一个苗族的小寨子“噶几苗寨”,他们举办的音乐崇拜会,给我很大的震动,他们全部没有穿苗装,全部没有说苗话,讲的是汉话,他们唱的歌全部都是我们通行的赞美诗,全世界流行的赞美诗,后来我就问他们的传道人,为什么和我在其他地方看到的不一样?他说,我们全世界的基督徒都信同一位神,讲一样的道,唱一样的歌,穿一样的衣服。他们有这样大的胸怀和气派,这样的普世精神才有这样的苗族教会,看起来这两张照片很普通,它带给我们的信息量很大,我们的苗族教会进入了一个很普世的“教会国度化”的新境界。

内地会对苗族教会领袖的训练,他的领袖都非常坚定,他们训练领袖的几种方式,在农闲的时候,举行大型聚会,退休会,禁食灵修,内地会把最高的神学院放在重庆,把少数民族的圣经学校办在昆明,这个主要都是征对西南少数民族版块来培养少数民族教会领袖的。

在崇拜方式上,内地会放得非常松,你们如果去到他们教会,肯定会非常不习惯,这简直是在瞎胡闹。有一句乌蒙山区的话说:大花苗唱,小花苗跳,彝族讲道,汉族听道。这是什么意思呢?大花苗的教会,他们的崇拜,全部都在唱,从头到尾,如果牧师在讲道,下面有一个人有感动,唱,马上大家跟着他唱,牧师也跟着他唱,整个的崇拜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这是大花苗唱。因为大花苗这个民族就是一个音乐的民族,在崇拜方式上,内地会非常放松,只要与信仰原则不在一个层面上,就让你把本民族的特点充分发挥出来。我现在带的一个博士,她是中国音乐学院的老师,她作的论文就是苗族教会的音乐崇拜,她发现了好多我没有发现的,比如“苗族灵歌“,一感动就唱出来,流传开。完全可与美国的“黑人灵歌”媲美,又有很多赞美诗和全世界的基督徒唱得是一模一样的,这样,就形成了“大花苗唱”的特征。

那么什么是“小花苗跳”呢?他们是另外一种苗族,非常擅长跳舞,我们知道苗族有一个著名舞蹈叫”滚山珠“,就是小花苗的。他们的特点就是跳,跳灵舞,大家一起哗哗跳,热闹得不得了,你去,也会受不了,像我们看一些韩国教会一样,觉得怎么和我们不一样。“彝族讲道”,彝族有文化,彝族传统上是领导阶级,像土司、土目,擅长讲道;而那些汉族都是些逃债逃难到那里的,是最没有文化最下层的,所以只有”听道“。他们总结了这四句话是他们那边教会的特点。我们千万不要以为他们是异端,这些是他们的特点,正是内地会关于“进入文化”的宽松,使苗族教会能够这样发挥他们的民族特色。同时促使这些少数民族教会非常早的三自。自立,自传,自养。葛布教会就是我知道的中国最早的少数民族三自教会,因为他们有本民族文化的进入文化的基础,又有坚定不移的信心,又有那么好的灵命,所以,在那么多冲击到来的时候,他们能够站得住,他们不但有灵命,他们还有手段,能够站得住。所以他们能够跨过妁普梁子,去解放石门坎。

我们再举一个富能仁的例子,这个例子比较典型。富能仁对傈僳族的门徒进行训练的时候,他不是从物质上面来关心这些信徒,而是从灵命上面来关心他们,他让傈僳族的信徒自己去购买书籍,自己去建教堂,自己供养传道人,这个是很难做到的,你认为少数民族教会最缺的是什么,大家看到他们最缺的是物资,就给他们物资;富能仁看到少数民族教会最缺的是灵命,首先要关心的是他们的灵命,物质上再艰苦要锻炼他们来自己治理。富能仁就把教会的管理交给傈僳族的信徒,他在家乡组织了庞大的祷告团来支持傈僳族的教会,他的母亲在家乡带领这样的祷告团,富能仁的努力使得傈僳族的人几乎全部信主,在怒江大峡谷出现了一个大复兴。经过了数十年的冲击还很复兴。那些内地会苗族教会傈僳族教会,他们给我们现在的城市教会一种很深的反思。

四、打破一切宗派的障碍传福音

最后我们讲内地会打破一切宗派的障碍传福音。研究内地会,我们会发现内地会的组建非常晚,它是聚集力量最快的一个传教团体,在那么短的时间里面,形成了中国最大的传福音组织。它最短,但是它最大,它聚合的力量特别快。

另一方面,内地会又是分散力量最广的传福音组织,内地会只做一件事,就是开荒,然后要不交给当地教会,要不交给内地会系其他传教团体,或者是其他的认信他的教会牧养。这样内地会就能够非常快的扩散,内地会的传福音面积在中国教会里面最大,成效也最丰。

它又最短它又最快它又最广,这一切都得力于它是跨越宗派的一个组织。

我们知道基督的大使命是对所有门徒宣布的,不是对某一个宗派宣布的,大使命是给每个教会的,内地会没有限制某一个宗派来参加他们,所有的宗派,你是灵恩派的,你是改革宗的,都行,只要你认信纯正的信仰,你有宣教的负担,你是条件合适的,都可以加入内地会。

但是,有一个基本的内地会宪法大家要认信,内地会宪法就那么几条,实际上就和我们的使徒信经没有什么区别,就是主流的信仰认信的这些原则,你认信这个你就可以参加内地会,我不管你原来是什么宗派的,你是圣公会的,你是长老会的,你是坚礼宗的都
行。

你在你原来教会的那些都可以带到你牧养的教会来,都可以实现自已的那一套,我们都不管这一些,我们只管一件事,用最快的速度在中国传福音。这是内地会的宗旨,他把所有的宗派都融进去,他不但把宗派融合,你是哪个国家哪个地区来的,我们都不管,你只要是天国来的都行,你是上帝派来的就行,英系的,美系的,德系的,我们都不管,他非常宽大。

在苗疆开荒的并成功植堂的内地会教会,一半左右的交给本民族的来自治,比如我们说到的撒普山,就是王志明他们那个”六族教会“,六族教会在整个全世界都非常有名的;还有葛布教会,整个西南的少数民族教会最早的,是内地会在中国最早的12个联区教会,他是其中的一个。

除了交给本民族的来自治,另外一半,就交给其他的教会来牧养,比如内地会系教会,我们贵州最著名的就是东德的女执事会,还有云南的五旬节教会,他是“剑桥七杰”的其中一个到那个地方去开办的。反正,我开荒,交给你牧养。现在我们教会之间的“拉羊”,比起内地会来,我们都感到幼稚渺小。

内地会,他一切都本着圣经,传教策略上,真正的得着神的智慧,他最快的聚,也最快的散,聚散得时,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以后大家要做更深的研究,我可以提供给年轻的研究者一些资料。

内地会在宗派问题上的开放态度使得少数民族教会内次社团特别多,不一定用好与坏来判断这种现象。我曾经到一个不通车的小山村,在那里住了一个月做调查,村子里有三个派,一个叫圣徒派,一个灵恩派,还有一个火烧派,一个村子里面三个教堂,各去各的教堂,互相不在一起吃饭,互相不往来,你给我家做农活可以,吃饭时把你碗拿到旁边,自己吃自己的,这是比较特别的现象,好像犹太人在”律法“时期一样,但不管是哪个派,因为内地会原来对灵命的根基的强调,不管是哪个派,没有一个是不冷不热派,都是非常有生命的教会。

对于将福音传给我们的内地会,我一直抱着欠账的感情,我们今天得着神的救恩,就是当年内地会传教士播下的血种麦粒,是他们用生命给我们撒下了种子。我为什么说一直有欠账的感情呢?我当年写《窄门前的石门坎》的时候,对内地会认识不多,在书里发了一些谬论,现在我最不愿意大家去看那本书。有一次,我的一个学生,四川基督教的一个牧师,他是大花苗。他说老领导,你对我们不公平。今天,借着这个讲座,我不但要向神忏悔,而且要向内地会的先辈道歉,这种欠账和道歉的心情压抑了我很多年,因此我把今年也就是内地会150周年出生的我的孙女取名为兰馨,用以纪念别名叫兰花团
体的内地会。因为内地会第一批传教士是坐的“兰花号”来中国的,大家就叫他们兰花团体。

我去年在澳洲当“研究孙”,帮儿子带孩子,发现内地会的档案馆就在墨尔本,包括当年戴德生报账的单据都有保存。因为我的英文不好,我就通过当地的基督徒找到现在的内地会机构也就是海外基督使团,他们也欢迎我们使用他们的资料。

我们几个对内地会有兴趣有感情有研究的基督徒,就商量成立“中华内地会研究中心”。很小的范围,就六个人,包括你们教会的阿信,台湾的中央研究院的一个博士,还有戴德生他们家族的一个朋友,澳洲一个基督教机构的负责人,我们教会的一个懂英文的一个弟兄,就我们六个人。

我们筹备成立内地会研究中心,把那些资料拿回来翻译,把存留在海外的内地会资料和我们现在传福音结合起来,化为中国教会的精神财富,复兴中华福音。但是,“有关部门”比较厉害,他们偷窥了我的邮箱,于是省、市、区三级宗教局就来找我谈话,要我不要成立组织。他们还给我一个告知书,算是警告。我说我们是依法成立研究会,要到民政部门去申请登记的。

突然,我们开会的前一天,来了20多人的“联合执法队”,以贵阳市民政局的名义给了我一份“取缔书”。我说我们都还没有到你那报到,都还没有成立,你怎么取缔我,取缔我什么?之后国外来参加筹备的弟兄都受到“限期旅行”,“驱逐出境”的警告。

对这种可耻又可笑的做法,我已经请律师提起诉讼,但法院不受理,为什么,因为取缔决议书里面没有写“张坦”的名字,你和它没关系。我又要求行政复议,但二十多天过去了,没有回音。

今天秋雨之福教会安排我来做这个讲座,一大早就有公安到我家要我不要来。现在又把组织讲座的李英强弟兄叫到派出所“问询”,王怡牧师也赶到派出所“自首”,“有关部门”又派人把来听讲座的弟兄姊妹挡在楼下,还拘了一个“闹事”的弟兄。

我们相信唯有流泪撒种方能欢呼收割,我用希伯来书13章18节来结束今天的分享:“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因我们自觉良心无亏,愿意凡事按正道而行”。

谢谢大家。
P
Primeval
5 楼
【 在 mafbxh (whitehorse) 的大作中提到: 】
: 好像这只是上部分,求看下部分,

谢谢mafbxh顶贴。一个帖子在一天有两个回帖,就能出现在首页里面。带来更多阅读量和关注福音的朋友。

posted下部分. 中国五百多个people group,有一百多个people group属于UUPG。很多在云南,贵州一带,有未听过福音的。没有可以自传自养自己成长的教会。前人付出了极大的努力。秋雨之福教会在今天在继续着这伟大的工作。愿在这一两代,福音可以遍传这片区域。
m
mafbxh
6 楼
谢谢这个下集,非常好看。

真的历史总是比小说好看。
m
mafbxh
7 楼
这个好帖,不能让它沉了。
m
mafbxh
8 楼
继续顶好帖
P
Primeval
9 楼
王志明牧师已经殉道44周年余,他的传记在哪里?

2018-02-14 章以诺

(微信公众号: 范学德.此岸我是异乡客,一生是回家的路~~~.)

王志明牧师已经殉道44周年余,他的传记在哪里?


2009年底,我偶然在《橄榄枝》杂志(由作家余 杰和王 怡轮流主编的季刊)读到一篇廖亦武先生对云南苗族王志明牧师的儿子的采访文稿,很震惊,大约有六千字。我感觉殉道者王志明牧师的事迹,该有个传记才好,但是资料甚少,也没有川资赴云南,连夜凭着个人的感动,花了一周的时间,以路遥的笔法,创作了纪实中篇小说《右脸左脸》,初稿四万余字。

2010年春章以诺(十音)笔名完成的中篇纪实小说
《右脸左脸》



王志明牧师殉道44周年之际(荣光隽永)

没想到放到网上后,即刻有一位苗族的学者张弟兄联系我,希望我授权给他翻译成苗文。后来还得知他们复印的文稿在当地的弟兄姐妹手里当作宝贝,旋即又接到王牧师后代来电话感谢我。我那时刚从灾区以工代赈项目失败回来,生了第二个孩子(现在是三个孩子),环境异常艰难,我竟然去写作殉道者的故事?感谢神,写王牧师的故事,带给我献身全职侍奉的勇气。几年后,我认识了范学德弟兄,他知道我的情况后,写了一篇文章:


(范学德:章以诺竟敢是这个活法
导读:最重要的是忠于自己的使命。我只能祝愿章以诺弟兄更加坚定地走下去,也盼望更多的兄弟姐妹用实际行动来帮助他。在中国,这样专心为主而写作的人不多,而在贫穷的状态下仍把笔和心献上的就微乎其微了。以诺,我为能成为你的兄弟而自豪,我为你和你的家人感谢主。)

老实交代,写作在我的诸多恩赐中是短板,我这人其实好动,摄影绘画、即兴表演、旅游户外上更能发挥我的优势。但写过王牧师的故事后,福音文学写作逐渐成为了我事奉上帝的方式。蒙召走进教会,全职事奉,主要也是文字事工。时逢互联网蓬勃发展,我的的写作从新浪博客到微信公众平台;从个人的生活叙事到兼顾远方的弟兄姐妹和在教会遇见不平事时发出章以诺的声响。

回顾来路,从2008年4月21日深入灾区一线写所见所闻,(详见链接:《论持久赈灾》
和512大地震是我人生的岔道口),到如今每天一篇原创文章,这条福音文学写作的路走了十年。前几天,看见范学德弟兄动笔写王志明牧师,再次勾起我对王志明牧师传记的期待。▼

等了这么久,那个写传记的人物还没有出现,而我也没能遂愿到王牧师的家乡田野调查,还不能扩写《右脸左脸》,是我的遗憾。


谈起王志明牧师,绕不过西敏寺对他的评价。西敏寺即威斯敏斯特大教堂,是世界上最巍峨最恢弘的教堂之一,创建于主后960年 。那时的中国,正是大宋王朝开基之年。中国很难找到数百年的建筑物,而西敏寺见证了英国的兴衰,从天主教隐修院的教堂到国家圣公会教堂。历代英国国王在此加冕登基、婚庆大典、陵寝等等重大功能,打个不恰当的比喻,西敏寺比中国的太庙更太庙。它的墓园区还为众多英国乃至世界级的伟大科学家、文艺家、政治家安葬于此。我们熟悉的有:牛顿、达尔文、乔叟、亨得尔、狄更斯、哈代、克伦威尔、丘吉尔等等。

谁也不曾想到1998年,教堂西大门上给殉道的王志明牧师塑像,和另外九位殉道者并称为“二十世纪人类十大圣徒”。▼


王牧师的人生从云南武定县下长冲村,1907年出生开始,到1973年12月29日殉道结束。10岁那年,遇见澳大利亚传教士郭秀峰,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有别于世代刀耕火种的人生。上了教会学校的他,小学毕业就是当地的文化人,反哺教书。到38岁,选为撒普山苗族总堂会长,成了当地苗族牧师的带头人。

如果不是大时代的变化,王志明的人生轨迹和很多偏远山区的传道人一样牧会一生。他经历了那个年代的普遍遭遇,也曾为了事工而软弱过,也被欺哄过。在两难之间的1969年,他在教会不能公开聚会的艰难中,坚持为基督徒施洗,被举报而被捕。关押中发生什么已经无从知晓,只知道,行刑时他的舌头被刺刀铰碎。



耶稣受难,不仅仅是钉死在十字架上,前奏是那样的惨烈。圣经上解释了为什么耶稣必须受难:“祂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彼前2:24)王牧师的舌头被士兵用刺刀铰碎后殉道,正是与历代圣徒同列,见证福音的大能。

地图上找不到的苗寨,因传教士而接触福音,产生了一位超过中国历史上所有伟人,被世界历史纪念的的人物。殉道44年过去了,其他9位殉道圣徒都有传记流传,而神州大
地有13亿人口,基督徒人数也数千万之巨,为何海内外都没有一本王牧师的传记可阅读呢?



王志明牧师的事迹,竟然是靠一批批中国游客远赴英伦西敏寺门口的偶遇,因惊讶而流传,网上的资料甚少。这巨大的遗憾,不能不说是对王志明牧师殉道的辜负。而年年殉道日,靠我这样的草根在呼吁,我都有些气馁。恕我直说,有时我偏激的认为,不给王志明牧师作传,不仅仅是损失,更是华人基督教界的耻辱!对他的纪念绝不仅限《右脸左脸》这么粗陋,我们欠王志明牧师一本厚实的传记!(起笔2017年12月29日深夜,初稿完成于2018年2月5日傍晚)▼
m
mafbxh
10 楼
我也是看了这个帖,才知道有这么个王牧师。

从另一方面讲,越是不知道名字的殉道者,越是厉害。

因为’我必衰微‘做得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