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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伤满满的翦商为何如此畅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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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zkyqs2020
3 天
楼主 (北美华人网)
最近第三次读翦商。
第一次没敢读完,太细节的杀人献祭场面令人不寒而栗;
第二次快速跳着读完,几乎接受了作者的论点;
第三次读,发现这本书硬伤实在太多了,这是小说还是历史作品? 读得我有点儿怀疑人生...
我觉得李博士的核心观点就立不住。人祭的消除并非《翦商》作者所言,是周公刻意推行文化革新、宗教革新的结果,而应当是周代商之后现实政治发展的自然结果。杀人献祭曾经是商王朝核心圈统治阶级的文化,而作为新的统治阶层的周族并没有用人献祭的文化,因此随着新王朝的建立,新的风尚逐渐也就铺展开来。此外,商人遗民政治式微,新王朝快速发展亟需大量劳动力,人的劳动价值攀升,杀人献祭也就丧失了相应的社会条件。更重要的是,为了汲取前朝教训,也为了有效统治国家,周公创制礼乐,塑造出了新的统治秩序,从而让原始宗教在政治生活中退场,让敬天、重德、保民、敬鬼神而远之的政治哲学登上了历史舞台。周人对翦商的重新叙述是殷纣王违背天命,德不配位;《翦商》的作者认为周公灭除人祭是有意要革新文明,实行人道政治。实际上,作者将人祭升格为商文化的国家宗教、将人祭的消亡归因为周公于心不忍的结果,归结为周王室消除家族创伤的一种刻意举动,归功于周公态度坚决的政治革新,这种诠释殷商灭亡具有必然性的做法,何尝不是另一种道德叙事?
再说说书中的很多细节都是非常主观,甚至是错误的。
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可能也是很多读者弃书的原因。
《翦商》第十七章谈到伯邑考时,李博士说:“他原名应该叫邑。“伯”,表示他是嫡长子,这是周人的家族排行用语(伯仲叔季);“考”,意为父亲,但伯邑考没有后嗣,实是后世周王室祭祀时对他的尊称。从这个不同寻常的称呼也可以看出来,他本应是周昌的继承人。”
然后李博士以此为基础大发脑洞:“邑姜,武王后,齐太公女也。” 这个“邑”字颇不寻常,它并非吕尚家族的天干日名,却和文王长子周邑(伯邑考)同名。
这应该不是巧合,邑姜的名字很可能就来自周邑。也就是说,周邑才是邑姜的第一任丈夫。周邑不幸早逝后,邑姜这才改嫁其二弟武王周发,但保留了首任丈夫的名字以作为纪念。这也许不符合后世周人的礼法,不过,在文王和武王一代还并没有后世的礼法。周朝开国后尊周邑为“考”(父),应该也与此有关。
李博士进而认为周人在刻意隐瞒这段历史,其理由为:在周人的史诗中,亶父、季历和文王三代的夫人(大姜、大任、大姒)都得到了歌颂,但武王的夫人邑姜却默默无闻。不仅《诗经》,周人的其他文献也几乎没有留下这位夫人的任何记录。但一些青铜礼器铭文却记载着这位王夫人在西周初建时的功勋。可能是因为吕尚一言难尽的来历,以及邑姜曾经更换过丈夫,再加上伯邑考在殷都的死因一直是周昌家族的隐痛,所以在文献中,邑姜王后只能被隐藏于幕后。
这是本书的众多暴论/脑洞/ 胡说之一。
简单来说,作者认为伯邑考本名为姬邑,而武王的夫人邑姜名字中也有个邑。因此,邑姜应该是伯邑考的夫人,伯邑考死后,武王为了巩固周姜联盟娶了嫂子。周人对这件事讳莫如深,所以在《诗经》中没有歌颂邑姜的诗篇。这,这,这简直一派胡言啊!
(1)伯邑考本名并不叫姬邑
简单来说:“伯”为周人大宗分小宗时的一种分宗标识;“邑”为一个地名,是周人在丰水边营建的大城;“考”是后世对其的尊称。
伯邑考的本名已经无从考证
。这种称呼在历史上并不是个例。
(2)邑姜不可能是伯邑考夫人
邑姜初嫁伯邑考,再嫁武王的观点本就是李博士望文生义得出的谬论。
伯邑考本名并不为“邑”,则邑姜与伯邑考无关已经明确。不过,即使退一万步讲,伯邑考真的叫“邑”,邑姜也不可能为伯邑考夫人。首先,据《春秋左传注》周代女子在母家称名,出嫁后则在姓氏之前冠以特殊文字。主要有:以排行冠姓前,如鲁夫人仲子(子为姓,仲为排行,宋国人);以国名冠姓前,如齐姜;以夫国冠姓前,如秦姬;以丈夫之谥冠姓前,如庄姜;以夫家之氏冠姓前,如栾齐;以谥号冠姓前,如声子;周王之女称王姬;再嫁有改称。唯独没有以夫名冠母姓前称呼女子者。
再者,周人并没有形成收继婚制。即武王娶嫂子在制度上是不允许的。
(3)《诗经》没有歌颂邑姜并不是周人避讳改嫁
《诗经》对女性的歌颂主要和诞育重要的君王相关。另外,这些歌颂的对象无一不在周朝建立之前。所以邑姜没有在《诗经》没有被歌颂并不是李博士所谓的周人在隐瞒其改嫁的历史。
话说回来,认为女人改嫁是道德污点的观念出现得很晚。至少在宋朝之前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皇后都曾改嫁。这并不是什么需要刻意隐瞒的事情。作者此处完全是以后世思想观念去解读远古的历史,错得离谱还洋洋自得。这种情况在书中俯拾皆是。
作者还脑补了伯邑考与邑姜相识相遇在屠宰场的浪漫情节。拜托,李博士,你这是在写历史,不是写言情小说啊。
简单概括一下作者“想象”的这个故事:
姜太公作为羌人被文王抓来送到商都献祭,却侥幸逃过一劫,被屠宰场收留做了屠户。
文王被囚,伯邑考前往商都营救父亲,被纣王看中,留下为自己驾车。
伯邑考工作之余可能路过屠宰场,邂逅邑姜,二人开始谈恋爱。因为子女的结合,推动亲家相见。伯邑考被杀坚定了文王翦商决心。文王前往屠宰场与姜太公会面,密谋反商。姜太公在文王庇护下逃离殷都,在渭水边钓鱼等待文王。
这个故事的可笑程度和逻辑硬伤实在不想浪费时间吐槽了,仅就史料的乱用稍作讨论。这个故事有几个关键前提:①姜太公曾在殷都屠牛;②邑姜曾嫁伯邑考;③伯邑考被纣王所杀。这个故事所依托的史料主要为《史记·齐太公世家》中对姜太公身世的记载;《帝王世纪》中关于伯邑考在殷都做质子被杀的说法;和作者利用《易经》进行零星的附会。
然而这些材料都是不可信的。
这样的脑洞和“想象”很多很多。对甲骨文字义的强行解释附会更是比比皆是。
正如考古学家许宏所言,李硕的贡献在于“让骸骨说话”,但其局限也在于“替骸骨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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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没敢读完,太细节的杀人献祭场面令人不寒而栗;
第二次快速跳着读完,几乎接受了作者的论点;
第三次读,发现这本书硬伤实在太多了,这是小说还是历史作品? 读得我有点儿怀疑人生...
我觉得李博士的核心观点就立不住。人祭的消除并非《翦商》作者所言,是周公刻意推行文化革新、宗教革新的结果,而应当是周代商之后现实政治发展的自然结果。杀人献祭曾经是商王朝核心圈统治阶级的文化,而作为新的统治阶层的周族并没有用人献祭的文化,因此随着新王朝的建立,新的风尚逐渐也就铺展开来。此外,商人遗民政治式微,新王朝快速发展亟需大量劳动力,人的劳动价值攀升,杀人献祭也就丧失了相应的社会条件。更重要的是,为了汲取前朝教训,也为了有效统治国家,周公创制礼乐,塑造出了新的统治秩序,从而让原始宗教在政治生活中退场,让敬天、重德、保民、敬鬼神而远之的政治哲学登上了历史舞台。周人对翦商的重新叙述是殷纣王违背天命,德不配位;《翦商》的作者认为周公灭除人祭是有意要革新文明,实行人道政治。实际上,作者将人祭升格为商文化的国家宗教、将人祭的消亡归因为周公于心不忍的结果,归结为周王室消除家族创伤的一种刻意举动,归功于周公态度坚决的政治革新,这种诠释殷商灭亡具有必然性的做法,何尝不是另一种道德叙事?
再说说书中的很多细节都是非常主观,甚至是错误的。
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可能也是很多读者弃书的原因。
《翦商》第十七章谈到伯邑考时,李博士说:“他原名应该叫邑。“伯”,表示他是嫡长子,这是周人的家族排行用语(伯仲叔季);“考”,意为父亲,但伯邑考没有后嗣,实是后世周王室祭祀时对他的尊称。从这个不同寻常的称呼也可以看出来,他本应是周昌的继承人。”
然后李博士以此为基础大发脑洞:“邑姜,武王后,齐太公女也。” 这个“邑”字颇不寻常,它并非吕尚家族的天干日名,却和文王长子周邑(伯邑考)同名。
这应该不是巧合,邑姜的名字很可能就来自周邑。也就是说,周邑才是邑姜的第一任丈夫。周邑不幸早逝后,邑姜这才改嫁其二弟武王周发,但保留了首任丈夫的名字以作为纪念。这也许不符合后世周人的礼法,不过,在文王和武王一代还并没有后世的礼法。周朝开国后尊周邑为“考”(父),应该也与此有关。
李博士进而认为周人在刻意隐瞒这段历史,其理由为:在周人的史诗中,亶父、季历和文王三代的夫人(大姜、大任、大姒)都得到了歌颂,但武王的夫人邑姜却默默无闻。不仅《诗经》,周人的其他文献也几乎没有留下这位夫人的任何记录。但一些青铜礼器铭文却记载着这位王夫人在西周初建时的功勋。可能是因为吕尚一言难尽的来历,以及邑姜曾经更换过丈夫,再加上伯邑考在殷都的死因一直是周昌家族的隐痛,所以在文献中,邑姜王后只能被隐藏于幕后。
这是本书的众多暴论/脑洞/ 胡说之一。
简单来说,作者认为伯邑考本名为姬邑,而武王的夫人邑姜名字中也有个邑。因此,邑姜应该是伯邑考的夫人,伯邑考死后,武王为了巩固周姜联盟娶了嫂子。周人对这件事讳莫如深,所以在《诗经》中没有歌颂邑姜的诗篇。这,这,这简直一派胡言啊!
(1)伯邑考本名并不叫姬邑
简单来说:“伯”为周人大宗分小宗时的一种分宗标识;“邑”为一个地名,是周人在丰水边营建的大城;“考”是后世对其的尊称。伯邑考的本名已经无从考证。这种称呼在历史上并不是个例。
(2)邑姜不可能是伯邑考夫人
邑姜初嫁伯邑考,再嫁武王的观点本就是李博士望文生义得出的谬论。
伯邑考本名并不为“邑”,则邑姜与伯邑考无关已经明确。不过,即使退一万步讲,伯邑考真的叫“邑”,邑姜也不可能为伯邑考夫人。首先,据《春秋左传注》周代女子在母家称名,出嫁后则在姓氏之前冠以特殊文字。主要有:以排行冠姓前,如鲁夫人仲子(子为姓,仲为排行,宋国人);以国名冠姓前,如齐姜;以夫国冠姓前,如秦姬;以丈夫之谥冠姓前,如庄姜;以夫家之氏冠姓前,如栾齐;以谥号冠姓前,如声子;周王之女称王姬;再嫁有改称。唯独没有以夫名冠母姓前称呼女子者。
再者,周人并没有形成收继婚制。即武王娶嫂子在制度上是不允许的。
(3)《诗经》没有歌颂邑姜并不是周人避讳改嫁
《诗经》对女性的歌颂主要和诞育重要的君王相关。另外,这些歌颂的对象无一不在周朝建立之前。所以邑姜没有在《诗经》没有被歌颂并不是李博士所谓的周人在隐瞒其改嫁的历史。
话说回来,认为女人改嫁是道德污点的观念出现得很晚。至少在宋朝之前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皇后都曾改嫁。这并不是什么需要刻意隐瞒的事情。作者此处完全是以后世思想观念去解读远古的历史,错得离谱还洋洋自得。这种情况在书中俯拾皆是。
作者还脑补了伯邑考与邑姜相识相遇在屠宰场的浪漫情节。拜托,李博士,你这是在写历史,不是写言情小说啊。
简单概括一下作者“想象”的这个故事:
姜太公作为羌人被文王抓来送到商都献祭,却侥幸逃过一劫,被屠宰场收留做了屠户。
文王被囚,伯邑考前往商都营救父亲,被纣王看中,留下为自己驾车。
伯邑考工作之余可能路过屠宰场,邂逅邑姜,二人开始谈恋爱。因为子女的结合,推动亲家相见。伯邑考被杀坚定了文王翦商决心。文王前往屠宰场与姜太公会面,密谋反商。姜太公在文王庇护下逃离殷都,在渭水边钓鱼等待文王。
这个故事的可笑程度和逻辑硬伤实在不想浪费时间吐槽了,仅就史料的乱用稍作讨论。这个故事有几个关键前提:①姜太公曾在殷都屠牛;②邑姜曾嫁伯邑考;③伯邑考被纣王所杀。这个故事所依托的史料主要为《史记·齐太公世家》中对姜太公身世的记载;《帝王世纪》中关于伯邑考在殷都做质子被杀的说法;和作者利用《易经》进行零星的附会。然而这些材料都是不可信的。
这样的脑洞和“想象”很多很多。对甲骨文字义的强行解释附会更是比比皆是。
正如考古学家许宏所言,李硕的贡献在于“让骸骨说话”,但其局限也在于“替骸骨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