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解析：她凭啥成首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女性?

10月9日晚，202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哈佛大学经济系教授克劳迪娅·戈尔丁(Claudia Goldin)，以表彰她对促进女性劳动力市场结果理解的研究。她揭示了劳动力市场中性别差异的主要驱动因素。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王学博向澎湃新闻表示，自己做过劳动经济学方面的研究，对戈尔丁的研究也有所了解。
王学博认为，戈尔丁的研究是重要的，她实证分析了女性的工资和劳动力参与率在过去两百年以来的变化以及背后的原因，尤其是，性别工资差异的原因及其变化趋势，以及目前仍存在的显著的性别收入差异的成因。
对于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一些学者也感到意外。“诺奖本身有自己的标准，不一定与一般的学术标准完全一致，所以说诺奖最近也是变得越来越难以预测了。”王学博表示，戈尔丁的研究属于劳动经济学领域的实证研究，也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这也是近几年劳动经济学家第二次获奖。近年来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应用导向越来越明显，也多次颁发给在实证和政策分析方面做出重要贡献的经济学家。

戈尔丁：第一位独享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女性
1990年，戈尔丁成为哈佛大学经济系首位获得终身教授的女性。如今，她成为第三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女性，也是第一位独享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女性。
“戈尔丁是独立获奖，分量显得非常的重，她本人对于能够获奖也非常意外和惊喜。可能因为她研究问题现在比较热门，性别工资差距一直都是受到广泛关注的问题，而作为一个女性经济学家，长期研究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地位的变化趋势及其成因，并做出重要且有影响力的成果，本身是非常值得肯定的。”王学博说道，“现在经济学学术领域中，性别(gender)可以说是最热门的领域之一。”
2009年，美国经济学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成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女性，与奥利弗·威廉森以经济治理研究一同摘取当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第二位获此殊荣的女性是美籍法裔经济学家埃斯特·迪弗洛，她与丈夫阿比吉特·班纳吉、哈佛教授迈克尔·克雷默以研究消除贫困的发展经济学共享2019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从过去的视角看现在：对美国经济中女性的历史研究
对于戈尔丁的获奖理由，瑞典皇家科学院评委会表示，她首次全面梳理了几个世纪以来女性的收入和劳动力市场参与情况。她的研究揭示了这些变化的原因，以及劳动力市场中仍然存在性别差距的主要根源。
在过去一个世纪里，在很多高收入国家中，从事有偿工作的女性比例增加了两倍，这是现代劳动力市场最大的社会和经济变化之一，但显著的性别差异仍然存在。20世纪80年代，戈尔丁首次采用综合方法来解释这些差异的原因。评委会指出，戈尔丁分析和解释模型的核心，是女性的选择经常受到婚姻和家庭责任的限制。
“克劳迪娅•戈尔丁的研究让我们对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历史和现代角色有了新的、时常令人讶异的理解。”评委会表示，“她的见解远远超出了美国的国界，在许多其他国家也观察到了类似的模式。她的研究让我们更好地了解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劳动力市场。”
作为一名经济历史学家和劳动经济学家，戈尔丁的研究涵盖了广泛的主题，包括女性劳动力、收入中的性别差距、收入不平等、技术变革、教育和移民(专题)。她的大部分研究都是通过过去的视角来解释现在，并探讨当前所关注的问题的起源。戈尔丁最新的著作是2021年出版的《事业还是家庭？女性追求平等的百年旅程》。
戈尔丁的著作还包括《理解性别差距：美国妇女的经济史》（1990年）、《受监管的经济：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方法》（1994年）、《决定性时刻：二十世纪的大萧条与美国经济》（1998年）、《腐败与改革：来自美国经济史的教训》（2006年），以及《女性工作时间更长：老年就业增加》（2018年）。此外，她的著作《教育与技术之间的竞赛》（2008年、2010年）获得2008年的美国出版商协会R.R.霍金斯奖，该奖项用于表彰在所有艺术和科学学科中最杰出的学术工作。
其中，戈尔丁最出名的是她对美国经济中女性的历史研究。她于1990年出版的《理解性别差距：美国妇女的经济史》对工资不平等的根源进行了极具影响力的研究。她在该领域最具影响力的研究涉及女性追求事业和家庭的历史、高等教育中的男女同校教育体制、“避孕药”对女性事业和婚姻决定的影响、女性婚后的姓氏作为一种社会指标、女性现在占本科生多数的原因以及女性就业的新生命周期。

美国女性劳动力市场变化的几种关键因素
戈尔丁搜集了美国200多年来的档案数据，证明了收入和就业率的性别差异是如何以及为何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变化。
戈尔丁表明，在整个200多年里，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的趋势并没有上升，而是形成了一个U形曲线。19世纪初，随着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已婚妇女的劳动市场参与率有所下降，但20世纪初随着服务业的发展，已婚妇女的劳动市场参与率开始上升。戈尔丁分析称，这种模式是由于结构性变化以及有关妇女家庭责任的社会规范演变所导致的。评委会认为，这种U形曲线在许多其他国家也同样适用，可以帮助更好地理解女性在全球劳动力市场中的地位。


在20世纪，女性的教育水平不断提高，在大多数高收入国家，女性的教育水平如今大大高于（substantially higher）男性。戈尔丁证明，避孕药的使用在加速这场革命性变化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为女性职业规划提供了新的机会。
但同时，随着现代化和经济增长，20世纪就业女性比例上升，男女收入差距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几乎没有缩小。戈尔丁提出了期望的重要性，并指出男女收入差距没有缩小的部分原因在于影响女性一生职业机会的教育决策往往是在相对年轻的时候做出的。如果年轻女性的期望是由前几代人的经历所形成的，在规划自己的未来时，并没有期望职业生涯，那么女性的职业发展将是缓慢的。


从历史上看，性别收入的差距很大程度上可以用教育和职业选择的差异来解释。然而，戈尔丁的研究表明，这种性别收入差异如今大部分存在于从事同一职业的男性和女性之间，并且主要是由于第一个孩子的出生而产生的。由于女性在照顾孩子方面往往比男性承担更大的责任，这使得女性的职业发展和收入增长变得更加困难。一旦有了第一个孩子，女性收入立即下降，而且增长的速度与男性不同，即使二者的教育程度和职业相同。来自其他国家的研究也证实了戈尔丁的结论，父母的身份现在几乎可以完全解释高收入国家男性与女性的收入差异。

戈尔丁研究对于政策的影响
瑞典皇家科学院评委会认为，戈尔丁的著作清楚地说明了历史与经济学相结合的力量，通过研究过去，可以理解很多关于性别差距的现代决定因素。通过应用一个统一的框架，戈尔丁可以解释在社会和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劳动力市场上的女性发生了什么，以及为何发生。
评委会指出，戈尔丁对美国经验的研究，应该有助于为当今那些仍在经历这些变化的国家的政策设计提供参考。戈尔丁研究的一个核心成果是，劳动力市场性别差距的解释因素有很多，通常不是相互排斥的(例如歧视、人力资本不平等、社会规范、儿童保育期望、技术变革、劳动力市场结构)，这些因素随着社会从一个发展阶段过渡到另一个发展阶段而变化。她的研究还清楚地表明，导致性别差距的许多因素经常相互作用，针对一个渠道的政策可能不足以产生重大变化。此外，在某一情况或某一国家有效的政策可能在其他情况或其他国家无效。
戈尔丁研究另一个更重要的作用是，政策制定者应该意识到，女性劳动力市场的变化速度可能会因为两个原因而缓慢。首先是社会规范和期望，比如谁照顾孩子，谁的职业发展往往缓慢。其次，影响整个职业生涯的人力资本决策，取决于在做出此类选择时关键时刻的预期。因此，当新的人群进入劳动力市场时，变化就会发生，而这些变化要在总体结果中反映出来还需要一段时间。
戈尔丁的个人简历
克劳迪娅·戈尔丁在康奈尔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并在芝加哥(专题)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目前担任哈佛大学经济系教授。戈尔丁于1989年至2017年期间曾任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的美国经济发展项目主任，现任NBER“经济中的性别问题”研究小组联合主任。
戈尔丁曾于2013年担任美国经济学会主席，并于1999年至2000年担任经济史协会主席。她是美国国家科学院和美国哲学学会的成员，也是美国政治与社会科学院、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劳动经济学家学会(SOLE)、计量经济学学会(the Econometric Society)和历史计量经济学学会(the Cliometric Society)的成员。2009年，劳动经济学家学会授予戈尔丁明瑟奖(the Mincer Prize)，以表彰她对劳动经济学领域的终身贡献。2016年，她获得IZA劳动经济学奖。戈尔丁还获得了2019年的BBVA知识前沿奖(BBVA Frontiers in Knowledge award)和2020年的内默斯经济学奖(Nemmers award)。1984年至1988年，戈尔丁还担任过《经济史杂志》的编辑。 来源：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