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学家丘成桐：大部分中国小孩少有解决问题的狂热

在数学领域，丘成桐攻克了多个数学难题，并获得菲尔茨奖等多个世界级的数学大奖，其学术成就在世界上更得到了公认。在美国，他不仅提携中国的学术后辈，而且培养了多名杰出学生。
在中国，他成立了清华大学丘成桐数学中心，在“不拿一分钱”的情况下，以一己之力大大提高了清华大学数学系的水平。另一方面，丘成桐个性鲜明，他曾经在媒体上公开批评自己的学生田刚以及北大(专题)数学系，在学术界引发轩然大波。对于中国现行的教育制度和学术评价机制，丘成桐都公开表达过自己的想法。
现在很多学生家里还算小康，他们没有什么道理念不好书，一些同学却往往抱怨念书困难。我出生于一个穷人家庭，在数学上也算是有所贡献，希望学生知道读书遇到的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他们在学业上也可以出人头地。
对于有志于学的年轻人来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要做一个真正有学问的学者。不仅仅要考试考得好，还要对学问有兴趣才行——我一辈子都对学问有兴趣，所以不怕困难，就算是有困难也能够克服。
很多学生读书的唯一目标就是考试时拿到好的分数，而一般的学者的目标则是赶快去拿个头衔，然后去追求更高的名誉，这些都不是做学问的主要目标。中国有不少学者的学问还是不错的，但跟世界上有名的大师还是有一段距离，大概是因为他们追求的都是一些小名小利，所以终究不能成大器。
多读几部科学家传记、数学科普书，培养学生的兴趣，要比参加奥赛训练更重要。“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这一点很重要。你受到启发，会花很多功夫，去思考，去用功。
如果对学问没有兴趣，勉勉强强懂一点点基本知识就以为够了，不会用生命深处爆发出来的精力去研究学问，很难成就大学问。有人很有钱，他还是喜欢冒险，爬很高的山，因为他觉得爬山挺有挑战感，就是要爬。
美国一些有钱人喜欢去太空冒险，自己花钱去做太空船，赚不赚钱他不见得在乎；他觉得去太空够刺激，他有兴趣；假如没有兴趣，他不会去做这些事。很多大学问，都是因为研究者有兴趣做出来的。
二十世纪最出名的生物学大师沃森写了一本书，叙述他和他的同伴怎么发现DNA的过程。开宗明义就说他当时很年轻，不到22岁就想去解决生物学上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了解生命的基本结构。他认为他可以找到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他非要将它做出来不可，就把全部精力都花在研究这个问题上面去了。
他找了他的朋友一起做，花了很多功夫，终于在几年内做出来了。当时，和他竞争的对手是诺贝尔奖得主珀伦，他也不怕， 他和他的朋友抢先完成了这一研究。
沃森虽然只是很年轻的刚毕业的学生，但敢于闯敢于做大事，因为他觉得人类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揭示生命的结构，他认为这个问题的解答会让他青史留名。我想他做这个问题的时候，没有想过要拿诺贝尔奖，而是很狂热的投入，非要将最重要的结果做出来不可。 我坦白讲，在中国年轻的科学家，很少愿意把全部精力放进去解决一个重要的问题，而且非要解决它不可。大部分中国小孩子很少有这个狂热，他们考虑的是要出国要赚钱。
一般来说，一个好的科学家都会受到人文科学的影响。但是，每个学者开始做学问时，都会花很多时间去学好大大小小的基本功夫。先要走一段打好基础的路，再走一段其他人没有走过的路。我们在走没有人走过的路时，往往要做一些决策，这个决策受到人文科学很大的影响。在三岔路时，要选择走哪条路才比较丰富，得出更好的成果？人文科学带给你的修养，往往给你一个很重要的支持。
我们爬山爬到半路，遇到困难时，我们会不会放弃？这是个很重要的决定。做学问时，往往要走从来没有人走过的路，我们走到半路时会不会不放心？这个决策是很重要的。爬过一座座山后，你是不是继续走这条路或是走另一条路，其实这也是很重要的决定，因为有可能走下去，会到尽头了，要知所进退。但有时候，你晓得路径是对的，走过去还会有很丰富的前景，后边尽管有风险，你还是要往前走。
做重要的决策不见得是科学的，往往由一种感觉来决定——你对学问的感觉或是你对大自然的感觉，对你的研究极为重要。你的感觉对不对，能不能带给你好处，对前沿的研究是很重要的。这个感觉往往是从小训练出来的，是我们和大自然交流得出来的结果。为什么呢？因为诗词也是我们心灵跟大自然交流的一个渠道，假如和大自然交流得好，对科学就有感觉。
做决断的时候，一个好的科学家跟第二流的科学家往往不一样，没有什么特别原因，和科学家受到哲学的培养，对学问的了解都有关系，不是完全孤立的。假如没有这方面素质的培养就做不好，这些都不是科学的决定。怎么往前走，和人文的修养有密切的关系。
无论在历史上或者文学上，都有很多人类宝贵的经验记录下来，比如霍去病跨越沙漠去打匈奴，他决定要向前冲，去攻打匈奴单于，为什么他敢？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有些人会怕，因为从来没有人在大漠上奔驰千里去攻打匈奴，但霍去病决定要做，结果打了胜仗，但不是会打胜仗。
他开始时不见得清楚，得要靠他自己的直觉，他要知彼知己，也要晓得自己有没有这个能力。这种种经验都是训练出来的，不是随便得到的。有些小孩子志气大得很，他说我要解决大问题，否则我就不算伟大。话很动听，但他有这个能力吗？他可能根本没有这个能力，夸口可就没有意思了。假如他要爬珠穆朗玛峰，赤手空拳就准备去爬，这不可能的事。对吧？总要拿一大堆工具。
这些都是人生的经验，所以人文的修养辅助上科学的修养。归根到底，最重要还是要学习基本的工具，不懂加减乘除就不可能懂得微积分，就像你爬山的时候没有好的鞋子好的手套，你想爬上珠穆朗玛峰是不可能的。
我父亲是有学问的学者，他重视的是教导我一个学者应当做的事情，而不是去做一个商人。我有很多朋友都是商人，他们期望自己的孩子长大后能够赚钱，不在乎孩子学习到什么新的学问，也不在乎孩子对大自然有什么了解，也不在乎孩子在学术上有什么贡献，而是希望小孩子以后一辈子无忧无虑，能够过着好的生活，无灾无难到公卿！
很多小孩子都会迎合家长的要求，他们明明对某些学问有很大的兴趣，但他往往会受到家长的影响，慢慢地也不会把这些兴趣看得重要。毕竟人在年轻的时候，思想还没有稳定下来，会受到大人的影响。
大人往往劝导你感兴趣的这些东西念了也对你以后没有什么好处，甚至对社会没有什么好处，你最重要的事情还是赶快去念金融，研究投资，以后可以开公司，小孩子听多了就很容易改变态度。
现在媒体常常描述，某一个商业成功者怎么赚到第一桶金，怎么成功创业，电视、广播、报刊、互联网天天讲这些事情，所以小孩子就不会觉得念书本身有价值，对学问的兴趣也少了很多，因为他不认为做学问是一个高尚、高雅的活动。
每一个时代有不同的想法，每一个团体也有不同的想法。假如你在唐朝的时候，你会觉得写诗写得好，是件很风雅的事，现在我们的社会认为做生意重要，所以有不同的风气。可幸我父亲跟我母亲从来没有认为念书是为了赚钱的，就算我家里最艰苦的时候，他们也没有说我以后要赚大钱，甚至没有要求我赚钱来维持家计，他们觉得我好好地念书就一定有前途，不用管其他的事。
我父亲在世的时候，因为小孩很多，他工作很辛苦。当时，我父亲一年的薪水才2000块港币，一个月的房租是100块钱，剩下的钱就很少了，但他还是维持下去，坚持我们要念书，他觉得念书很重要。同时，我父亲搞哲学，他常常会把学生召集到我们家里来讨论学问，这种做学问的态度跟风气对我影响很大。
我母亲在我父亲去世以后，希望我很快成长。因为生活很艰苦。但是，就算在生活艰苦的时候，我母亲也没有要求我去念电子工程或者金融，她觉得我念数学也没什么不好，只要我喜欢，只要成才，懂得这门学问，她就觉得很满足。这对我很重要，让我有胆量去念一般人家认为不重要的科目。我中学的时候，大部分同学都想念电机工程，我就对数学有兴趣，这是我父母对我的最大最重要的教育，放任我去念我喜欢的东西，使我一生受益。
中国的小学教育，从前经费是不够的，现在比较好了。中学教育也开始大改变了，不是从前的光景了。20年前中国的中学教育实际上是不行的，但现在有很多很不错的中学，比从前好多了。
所以，教育的发展跟经济还是有很密切的关系，现在政府也愿意投资教育。同时，政府对中学教育的管制也慢慢放松不少。当年香港(专题)政府对培正中学管得不多，主要是学校自己管理，比较自由。薪资高了，老师也愿意多花功夫去教学生；如果薪资不够，学校请不到第一流的老师，素质就不大行。
数学家也是一个普通的人，他需要社会的支持，需要有一定的资产，否则就不能维持生计，这是一个基本的衣食问题。
我那个朋友、石溪大学数学系主任吉姆·西蒙斯赚了几百亿美金，但他是个很出色的数学家。他和我相当熟悉，他一辈子喜欢数学。他从来没有离开过对数学的兴趣，但他也喜欢钱。他今年84岁了，但他还在研究数学。坦白讲，他现在这个年纪做数学，就算花很多时间，也不见得能够得到第一流的前沿结果。但是，他就是喜欢数学，他还在花很多功夫去研究数学。
吉姆·西蒙斯，世界级数学家
我去年暑假时做过一个演讲，他很感兴趣，就给我写封信说，这个问题我有兴趣，很想跟你谈谈。我吓了一跳，因为他80多岁了，不要说是做生意的人，一般的老人到了80岁的时候，应当不大做数学研究了。我没有想到，他有很好的想法——不是普通的想法。我很佩服他，他是真的为学问而做学问，其实他现在做研究无论做得好还是做得不好，他的生活都无关紧要，他生意已经做得很大了，也做了美国科学院的院士。所以，他不再需要额外的功名利禄，但他愿意花时间在数学上。
做数学的研究是比较困难的，如果离开时间太久，中间有很多重要的工具不一定能够记得住。数学确实有非常实用的一面，任何有规律的东西都需要数学，赌博也好，工程也好，物理也好，都要用到数学。

做数学研究，问题就是你心里有多大的好奇心，有多大的决断力，有没有畏难，这是不容易的事情。但是，你得有计划有信心的要去做。做学问，常常会发现我们需要有计划去找有意义的问题，找的时候我不晓得是走哪条路才对，这是最困难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