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塘月色》的“败笔”背后，朱自清心里“颇不宁静”的真相

1992年，《名作欣赏》杂志第2期发表了余光中先生的《论朱自清的散文》，文中罗列了朱自清先生散文中的种种“败笔”，其中涉及《荷塘月色》一文的批评最多。

余光中先生认为，此文的“譬喻大半泛浮，轻易，阴柔，在想像上都不出色”， “好用女性意象”，是“意恋”，“甚至流于‘意淫’”，就连朱自清“赏月不带太太”也遭到了他的质疑。在这篇文章中，余光中先生写道：“用异性的联想来影射风景，有时失却控制，甚至流于‘意淫’……这种笔法……也许在朱自清当时算是一大‘解放’，一小‘突破’，今日读来，却嫌它庸俗而肤浅，令人有点难为情。”在余光中先生看来，“朱自清散文的滑稽与矛盾就在这里：满纸取喻不是舞女便是歌姝，一旦面临实际的歌妓，却又手足无措；足见众多女性的意象，不是机械化的美感反应，便是压抑了的欲望之浮现。”然而事实的确如此吗？难道余光中笔下庸俗而肤浅的欲望流露，便是《荷塘月色》一文中朱自清“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的真相？

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商金林教授所著的《中国现代作家的读解与欣赏》一书中，有一篇名为《名作自有尊严——有关〈荷塘月色〉的若干史料与评析》的文章，便对余光中的观点展开了有力的批驳。
实际上，与余光中持同样立场的人不在少数。北京大学的高远东教授也在《〈荷塘月色〉一个精神分析的文本》一文中将朱自清书写《荷塘月色》的动因归结为爱欲的骚动，认为导致朱自清“心绪不宁的真正原因”，是“满月时分的生命的一种‘没来由的盲动’”。

文章援引的是西方性心理学家的理论，认为满月时分，人的生理欲望最强烈，有一种“生命的盲动”；“满月的光'会与人的“精神变异发生关系”。朱自清正是受了满月之下的“性驱力”的影响，才描绘出了荷塘月色下的爱欲景观。由于文中的多数比喻都与女性——尤其是恋爱中的女性有关，因此，在高远东看来，朱自清是在这个爱欲境界中“通过自然景物表达对异性的爱慕”，甚至“那些关涉女性的爱欲形象”才是本体。
高远东对于《荷塘月色》的结尾部分也有一番解读。他认为，朱自清在结尾之所以引用南朝乐府民歌《西洲曲》——一首以“采莲”隐喻男女爱情、寄托一个女子思念所爱男子的情歌，也有其深意所在：“‘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但掀开这冰山的一角，能发现作者含蓄地省略的重要内容：‘置莲怀袖中，莲心彻底红；忆郎郎不至，出门采红莲。’”

在他看来，朱自清以这首情歌作结，才塑造完全了这个从自然景致到文化习俗的爱欲境界。而读者在读懂这一爱欲境界的基础上，才能理解朱自清为什么不带夫人出门、乐于独处，为什么会在这片荷香月色中感到寂寞，为什么会产生“到底惦着江南了”的思念情绪，等等。
商金林教授并不赞成余光中与高远东的解读方式。尽管他也认同月亮盈亏是会对人有一定影响，但是对“性驱力”一说却持怀疑态度。商金林认为，要想把握朱自清在荷塘月色之景中真正的“心路历程”，需要回到他所处的时代，全面了解朱自清当时的生活现状和时代变幻莫测的雷电风云。
想要了解那时的朱自清，首先要弄明白这篇文章的写作时间与环境时局。
《荷塘月色》刊登在1927年7月10日出版的第18卷第7号《小说月报》上。这一期《小说月报》有些与众不同，它是主编叶圣陶在“四·一二”事件后为挽救新文学的“衰颓”而筹划的“创作专号”，他呼吁作家们“提起你的笔，来写这不寻常的时代里的生活！”作为被叶圣陶约来的文章，《荷塘月色》也理应被解读为是朱自清对“写这不寻常的时代里的生活”的呼应，所谓的“不寻常的时代”也可以被理解为“四·一二”事件后动荡的时代。因此，《荷塘月色》开篇的一句“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中的“这几天”这一宽泛的时间概念大概所指的也应当是“四·一二”事件之后。这段时间，大屠杀的腥风血雨使朱自清的心灵受到煎熬。
6月5日，因为国内政局不稳，清华学校校方接受了学生们的要求，提前放了暑假。人清闲了，心却被时局揪得更紧，尤其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今晚月色好，朱自清心想：平常“阴森森的，有些怕人”的荷塘，“总该另有一番样子吧”。于是，为了排解心里的苦闷和忧虑，朱自清来到了“日日走过的荷塘”。其实，那晚的月光并不皎洁莹澈，天上“有一层淡淡的云，所以不能朗照”，荷塘四周并不是清辉遍洒，而是斑驳朦胧。如此一来，高远东所论述的“‘月光’的诱引和提升作用”又从何谈起呢？

实际上，留心阅读朱自清的相关文章便不难发现，“四·一二”带来的剧烈变动，引起了他思想的极度彷徨与苦闷。众所周知，朱自清自从1920年5月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一直在江浙一带的中学和师范执教，在此期间结识了叶圣陶、郑振铎、沈雁冰、胡愈之、邓中夏等友人。
任教过程中最美好的时光莫过于在白马湖春晖中学。在那里，他与夏丏尊、丰子恺、朱光潜等作家比邻而居，朝夕相处，宛如一家人。多年的执教经历、与友人共处的美好时光，使朱自清与“南方”情谊深厚。然而， “四·一二”后的“南方”却让朱自清深深牵挂、寝食难安。
1927年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通过“清党”决议，大江南北，一片腥风血雨。朱自清的“南方”好友中许多置身险境，或遭搜捕，或被通缉，邓中夏等人更是直接失去了与朱自清的联系，这让朱自清压抑得气都喘不过来。友人遇险，朱自清自己的处境也不并不好过。
1927年1月，因受友人推荐，朱自清从白马湖搬家到北京，前往北京清华学校担任国文系教授一职。那时，国文系教授最受压迫，待遇远不如其他系别，“买书分不到钱，行政说不上话”。上任没多久，朱自清又赶上了“四·一二”，初到清华的他与清华的教授们交往不深，在这动乱的时局中没有什么可以交心的朋友，内心的忧愁更是无法排遣。社会动荡，朋友失联；初来乍到，人地两生——朱自清陷入了苦闷的深渊。
1927年9月27日，朱自清形容自己“心里是一团乱麻，也可说是一团火”。这才是他写《荷塘月色》时真实的心境，并不是高远东所说的那种满月时分“生命的盲动”。
要回答余光中和高远东所提出的朱自清赏月“为何不带太太”之问，其实只需要读一读朱自清的《给亡妇》就可以了。
1917年12月15日，朱自清和妻子武钟谦成婚，两人共育有三子三女。1927年1月，朱自清准备从白马湖动身，他将长子和次女交由祖母带回扬州，自己带着妻子和长女（1921年5月8日生）、次子（1925年5月31日生）两个孩子前往北京。
因为朱自清与武钟谦的第三个女儿出生于1928年1月11日，所以可以初步推测，朱自清赏荷塘月色、写《荷塘月色》的时候，妻子很可能正怀有身孕，不便与丈夫同往。即便妻子的健康情况允许，但家中尚且还有两个年幼的孩子需要人看护，妻子同样也不方便与朱自清一起散步观景。
实际上，朱自清与武钟谦感情十分深厚。朱自清曾经说过“即使在别人想来最风华的少年时代”，“我的女人永远是那么一个”。即使是在武钟谦去世之后，朱自清对她的怀恋也从未间断过。武钟谦去世两年半后，1932年，朱自清和陈竹隐结婚。新婚不过两个多月，朱自清便写著《给亡妇》，在文中深情地回忆了武钟谦生前全身心地照料他和孩子的种种往事，语言质朴，情深意长。文中，朱自清以他和陈竹隐两个人的名义郑重地告慰已逝的武钟谦：“五个孩子都好，我们一定尽心教养他们，让他们对得起死了的母亲——你！谦，好好儿放心安睡吧，你。”这是一个极其庄重的承诺。篇中感人最深的话语莫过于此：“我也只信得过你一个人，有些话我只和你一个人说，因为世界上只你一个人真关心我，真同情我。你不但为我吃苦，更为我分苦；我之有我现在的精神，大半是你给我培养着的。” 朱自清对亡妻的感念之情正是如此深厚。
1930年，朱自清写作《重过清华园西院》，诗中回忆武钟谦，“三年于此住，历历总堪悲。深浅持家计，恩勤育众儿”“相从十余载，耿耿一心存” 。同年的《除夕书感》，字里行间也都在怀念亡妻：“孤栖今似客，长恨不如人”，“独坐萦千虑，刹那成古今”。
1933年8月31日，朱自清的日记里写自己送长子读中学，夜晚归来时“见采芷（朱自清与武钟谦的长女）已入睡，追念亡人，殊觉怆然”。

1933年冬季，武钟谦逝世四周年前夕，朱自清又写了散文《冬天》，回忆在浙江山城台州过的那一个严冬，外面“天地空空”，一片寂寥，而小家庭则充满温馨，妻子给了他无限满足。结尾处是这么写的：“那时是民国十年，妻刚从家里出来，满自在。现在她死了快四年了，我却还老记着她那微笑的影子。无论怎么冷，大风大雪，想到这些，我心上总是温暖的。”
朱自清对妻子忠贞不二，两人感情真挚，情真意切。余光中与高远东却仅仅因为妻子没有与朱自清同游荷塘，就将朱自清在《荷塘月色》中的月下独处解读为“生命的盲动”“骚动”，这种理解纯属过度阐释，有违真实。
朱自清写《荷塘月色》时也才不过三十岁，还很年轻，那又是一个倡导“解放”的年代，作品中免不了会有一些青春气息。
朱自清喜欢欣赏“女性美”，这一点颇遭研究者诟病。但实际上，朱自清欣赏的“女性美”并非如高远东所说，是一种“爱欲景观”。朱自清的欣赏女性“是欢喜而决不是恋爱”，不是研究者所认指的与“作者生命动力的‘性驱力’有关”，不是所谓的“意淫”和“花心”。在散文《女人》中，朱自清借主人公之口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我们又何能排斥那‘体态的美’呢？所以我以为只须将女人的艺术的一面作为艺术而鉴赏它，与鉴赏其他优美的自然一样；艺术与自然是“非人格”的，当然便说不上‘蔑视’与否……艺术的女人，是的，艺术的女人！我们要用惊异的眼去看她，那是一种奇迹！

朱自清欣赏女性美，完全是“出于美感”，是“好色而不淫”。我们非但不应该指责、批评他，反而要欣赏他的率真，不做作，不伪饰，没有通常的所谓“正人君子”的恶习——正如舒芜在《异端小尼姑与儒家阿Q》所说，“愈是庄言正论”的“正人君子“，愈是会在关于女人的场合“流露出可憎可鄙可怕的性玩弄性禁忌性歧视性凌虐性专制的思想来”。
实际上，当年欣赏“女性美”的也并非只有朱自清“这一个”，而是有“一批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一种新的风尚和思潮。
林语堂推崇的“享受人生”的“近情哲学”认为，“能够了解女人的妩媚而不流于粗鄙，能够酷爱人生而不过度”，是中国思想上最崇高的理想，只有这样才能产生“自由的意识，放浪的爱好，与他的傲骨和淡漠的态度。一个人只有具着这种自由的意识和淡漠的态度，结果才能深切地热烈地享受人生的乐趣”。
李金发也提出要崇拜女性美，他在《女性美》一文中说：“能够崇拜女性美的人，是有生命统一之愉快的人。能崇拜女性美的社会，就是较进化的社会。中国社会之枯燥无味，就是因少女性美的崇拜。女子所以无社会地位，受压迫，亦是无女性美崇拜的缘故。你们想解放女子，只要崇拜女性美，则一切问题自然解决。”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男子不认女子的人格”，所谓“妇人无贵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无论是欣赏还是崇拜女性美都是富有现代意义的。欣赏女性美，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美的发现”，是创作“人生化”的文学和“美”的文学的一个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