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战兢兢的表示对强行消杀的不满

转载墙内的。
（这篇文章曾发过公众号，被举报了，灭掉了，说是违反了相关法律法规，现在脱过敏，重发一下。由于具体违反哪条法规，没说，我也只能大概的瞎猜。当然，眼下无论是瞎猜还是瞎说，都属于常态，倒也并不新鲜。我只是觉着，既然是被举抱，就会有举抱者，我想说，能不能别做这种下三滥的事了，如果与文中观点不同，我们可以留言交流，再说了，即便我们无法达成共识，又何尝不可？非要一致吗？多些视角看问题，看世界，不好吗？我想举报者也会有后代，莫非真就希望自己的孩子，由于自己的举抱，导致认知单一，像个棒槌活一辈子？要我说，别再举抱了，大家只是交流一下看法，仅此而已。）

　还是民国初，说是有个刘姓的山东人，在东安市场做包子炒肝，小有名气，日子久了，攒下些钱，在这庙的北后墙根儿，南北向的盖起两排平房，东西两头各砌堵墙，围出了个小三百平的长方院子。后排住人，前排临街做买卖，经营米面粮油生意。几年下来，生意做得风生水起，有模有样。这一干就是几十年。刘姓老板有个胞弟，在这儿当掌柜。
　　小院的紧西头，有棵参天高的大槐树，枝繁叶茂，遮空蔽日。唯一的缺点，就是一到夏季，满院子的吊死鬼儿。
　　五零年肃反，刘家胞弟被人揭发，说是“一贯道”，很快被政府缉捕镇压了，刘老板也因此受到牵连。屋漏又逢连阴雨，随着公私合营推进，东安市场那边的摊子没能保住，这边粮店眼瞧着也要黄，雪上加霜的是，由于出身及历史问题，全家人被告知得遣返山东乡下。没辙，最终刘老板送走了家人，安置妥当。不成想，这条山东汉子气性大，又独自回到这小院，找了根麻绳，一头挂住那棵老槐树，另一头系着脖子，吊死在了院里，一了百了。
　　五八年后，这院子便充了公，归了当时的一机部。
　　我父亲当年是那里的职工，就分给了两间，这小院总共分给了三户。
　　瞧着以前自家宅子位置，眼下已成了绿地，我点了根烟，狠吸了一口，说：“搁现在看，要说最倒霉的，要算是刘老板。最得便宜的，是这儿的几家住户。以前，这儿是人家的私宅，公家一拍板，没收了，就成了公房，如今这又一拆，就又变了性质，虽说咱家现如今在五环外，可毕竟成了私宅。”

　“大概是六六年中期，那会儿的人们，真的是实心眼儿，就说我瞧见的游行队伍，前头是解放牌大卡车开道，单位大点的，后头还能再跟上几辆，游行的人们排成一绺长队，紧贴着大卡车右边，有走有跑，各个举着纸糊的小旗儿或是小红语录本，一路喊着口号，一趟下来就是十几里的路，想想真挺不容易，可那会儿毕竟是诚心实意，心甘情愿的，一根筋呀。
　　记得当年卡车驾驶楼顶上，捆着几个高音喇叭，呜里哇啦的一路上不停的说着唱着，领头喊着口号，大喇叭每喊一句，下头跟着喊一句。车后斗里的头一排，大多五花大绑捆着几个人，脑袋瓜子上顶着个纸糊的高帽，脖子再挂个木排，写上人名，勾上红叉，罪名无外乎就那几种，历史的或现行的反革命等等，那会儿管这叫“游街示众”。我当年小，看着只觉得兴奋，瞧人家游行队伍，个个威风凛凛，再瞧抓出来捆着的反革命，个个垂头丧气，如同丧家狗。尤其印象深的，是大卡车驾驶楼踏板上站着的人，身穿国防绿，佩戴红袖箍，腰系板儿带，挽着胳膊袖，一手抓着后视镜杆，一手挥舞红宝书，估计是喊口号太用力，满脸红涨，太阳穴上爆出根根青筋，嗓子都喊哑了，光瞧着比划，听不到声儿。”
　　“哪年的事儿？”儿子问。
　　“六六年夏，文革才开始。”我说。
　　“这还记着呢？隔了五十多年了。”
　　儿子笑了，摇了摇头。 ​ 五
　　“走，胡同里瞅瞅。”儿子提议。
　　由银闸胡同西口进去，朝东没走上几步，右手边有个大院。现如今归了政法委。这之前，是房修一公司。从前，这儿是个有大半个足球场那么大的空院，只在靠紧里头，有两排灰瓦平房，住着些人家，也大多是解放后搬来的。我一直纳闷，皇城根儿脚下，怎么会有这么大一片空场地儿？以前这儿是干什么的？虽说打小始终也没能弄明白，可并不耽误孩子们在里头玩耍踢球，记得小时候一得空，一群半大孩子，约好在这儿踢球。 　　文革一开始，这片空场地就有了新用场，开批斗大会。
　　“那条胡同走到头，走不动了，左手边上，以前有个独院，住着一户，好像姓侯。印象里这家人都挺有文化，几代人教书。说是户主解放前，曾在北大红楼教过书，后来北大迁走，他没去，依旧留在附近教书，要说教了一辈子书。文革开始时，他老父亲还在，家里还有个闺女。我印象里，这位老先生为人客客气气，彬彬有礼，不知是由于生性胆小怕事或是别的什么?我总觉着他即便走起路，都像是生怕踩死只蚂蚁似的谨小慎微。”
　　“这人我见过吗？”
　　“没有。”我摇了摇头，“那会儿还没你呢。”我指着当年的大院，说:“当年就是在这大院，开的批斗大会，这老先生被五花大绑的捆着，头顶上还扣了个不知谁家扔的破尿盆。”
　　“人家老实巴交没招谁惹谁，斗他干嘛？”儿子有一搭没一搭的说。
　　“是没招谁惹谁，刚才我就说，这老先生生性胆小怕事，那晚，趁着夜黑风高，深更半夜里他偷摸的溜到筒子河东北角，朝河里扔东西，赶巧被人逮了个正着，扭送到了派出所。”
　　“扔什么了？”儿子好奇的问。
　　“金元宝，金条。”
　　“天啊，他傻了？”
　　“他被抓着时，怀里还揣着有几块，不知是实在舍不得，还是没来得及扔。”
　　“不想要给我呀！要不捐出来不就得了，扔什么？支援国家建设不好吗？”
　　“所以我就说，你们这代人，懂个屁！你们懂不了我们那代人的无奈。他为什么要朝河里扔金条?还得深更半夜?”
　　“为什么？”
　　“他是生怕被别人瞧见，知道他家里有宝贝。因为那年代，金条留家里，招灾。”
　　“我现在还有几根呢，瞧着挺喜兴，不挺正常嘛。”儿子笑道。
　　“你想想，那年代，什么人家里能藏金条?劳动人民家庭？肯定没有。家里能藏金条的，非富即贵。他们跟广大劳苦大众比，肯定就是一小撮，想想看，不镇压这一小撮镇压谁?那会儿报纸广播都明挑了，所谓的文哥，就是多数的劳动人民对少数人的资产阶级的专正。”
​
　　说着话，到了公安医院后身，我说过去瞧瞧，儿子拦着，说是里头阴气太重。
　　“那会儿趁着夜深人静，往故宫的筒子河里扔宝贝的人，多了去了。像什么珠宝首饰，古玩把件，就连信件日记，直至房契地契，用布裹牢，拴块石头沉到河底里，还生怕没捆牢再飘上来。那些东西留着，一旦人家来抄家，可全是把柄罪证，要出人命的。”
　　“理解不了。”儿子摇头。
　　“老先生扔金元宝，本想着舍财避灾，不成想正相反，财没了还引火烧身，第二天红卫兵就上门抄家，老先生的父亲，当年也是满清国子监过来的，有身份的人，据说尤其热衷收藏字画。那些来抄家的红卫兵，都是些屁也不懂的中学生，说是光唐宋字画，就撕扯了一屋子。抄走的家具，拉了满满两卡车。”
　　“可惜了的，那些宝贝，可惜呀，那会儿怎么我不在，要是我在，怎么也得摡搂点。”儿子说。
　　“接着就是成天的批斗，让他当众交代罪行。要说人家就是个教书的，能交代出什么？折腾了个溜够，瞧着也榨不出什么，于是，便给老先生脖子上挂个牌子，写上什么历史反革命某某，画上大红叉，强制扫大街，早晚各一次，风雨无阻。”

　　“您刚才说了一半，那位朝河里扔金条的老先生，后来呢？”儿子问。
　　“扫街呗，他还能怎么样？每天一大早，天刚擦亮，就听着窗外的街上，竹扫帚刮着地表皮的刺啦声。记得是个深秋傍晚，你奶奶搬个小凳坐屋门口摘豆角，我听喊我说喝水，就拿了我的新茶缸，到了杯凉白开端了过去。不成想，老太太接过茶缸，径直朝扫街人走去。这下把我气坏了，茶缸再拿回来，说什么我也不要了，我嫌脏。我接受不了一个被镇压的反革命用我的茶缸。
　　你奶奶说，那人有心脏病，还高血压，瞧着脸色苍白，哆嗦的从兜里摸出药，塞嘴里，连口水都没有。我说，不听不听，就是不听！我们老师说了，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记得当时你奶奶只狠狠说了一句：你懂个屁！
我的记忆里，依稀还记有你奶奶那会儿瞪我的眼神儿。”
　　前面到朝阳门立交了，有点堵。我掏出兜里随身携带的药，端着水杯，服了两粒。如今我也是高血压，冠心病，血糖还不好。
　　“记得是个深秋早上，天阴沉沉的落着细雨。忽听窗外有人说，死人了。我爬上窗户，瞧见不远处的树坑，有个人脸朝下趴地上，竹扫帚与脖子上挂的木牌，压在身下，我一瞧就明白是谁了。”
　　“没人过来救？”儿子问。
　　“应该是死了些时候了，要说这种场合，大概谁都躲之不及，没人愿意伸头，没多久，来了民警处理了。”

　　我就想，眼下自己成天的小心翼翼按时吃着药，为的是让自己能活着，可依旧是按下葫芦浮起瓢，说不好什么时候又要折，活着，人人渴望，就像现在，你开着车，陪着我出来，享受着人伦之乐。倘若可就在这会儿，忽然间来了一群人，不分青红皂白的，非要把我抓走，人家用麻绳捆着我，批斗折磨，强制劳动。说心里话，将心比心，孩子，换做你，眼睁睁瞧着自己的父亲，就这么慢慢的被折磨死，却毫无办法，这是种何等的悲惨？”
　　“这可不行。”儿子愤愤说。
　　”可若是社会的大多数人呢？就连报纸广播都说要这么干呢？”我问。
　　儿子没再吱声。
　　“这会儿我想起了当年，你奶奶给他口水，我喊着要你奶奶冷酷无情时，你奶奶骂我的那句话：你懂个屁！现在想，骂的好呀！只可惜我醒的太晚。”

我说，北大有位老先生，说了个新词儿，叫精致的利己主义。我理解，大概说的就是你们。
　　“我又怎么个精致了？”儿子靠着沙发，端着茶杯。
　　“我给你说几点，就说今儿这一趟，我说那位老先生家的古字画被毁，当时你的反应是‘可惜了（liao)的’，瞧的出，你‘可惜’的，是物，不是人，对吧？你是可惜了那些古字画，与其被毁了，倒不如私底下分了的好。我就想，如果那会儿你在场，十有八九会悄摸的揣怀里两卷。还有，说到了东华门委托商店抄家的便宜货，瞧瞧你，一个劲儿感叹自己生晚了，没能赶上捡漏的好机会。瞧见了吧？全是自我。”
　　“胡扯吧！您就。”儿子把手里茶杯放回茶几，伸个懒腰，重又把自己埋到沙发里。
　　“他家老爷子当时快九十了，卧病在床，眼瞧着自己一辈子的心血，就这么糟践，一口气没上来，据说当场就死了。死就死了，在场的小将，谁能当回事儿？更别说有谁去想，这是人家毕其一生的收藏，有权碰吗？有权撕毁吗？即便是占为己有，也不成。包括你，也没见朝这方面想想。
　　要我说，人类文明总得有个底线，自家寒宅再简陋，风可进雨可进，外人未经允许，不能进，哪怕是天王老子。为什么？这是人类的文明跟野蛮社会的质的差别，这是个分水岭，里程碑。可如今我们，摆脱这种野蛮了吗？没有。即便是在眼下，即便是在我们最为开明的城市，只要穿上一身大白衣，闯入你家也就分分钟的事。这是个病，这病根儿不除，说不好哪天，比如你自己摊上事儿，你这没开几天的宝马车，保不齐就被摆在了东华门委托商店的门口，四周围守着一群跟你一模一样的捡漏者。想想看，你成天惦念捡漏，就从不想，这漏出来的缘由？从不想哪天别人的这种倒霉，也会落到自己头上？冤冤相报何时了？这民族还有救吗？”

最后一段，才提到大白，文革的细节不错，就转载了，不然不久又会被和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