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堰爆炸案一年后，他们还在修补破碎的生活

2021年6月13日清晨6点40分左右，位于湖北省十堰市张湾区艳湖社区的集贸市场发生重大燃气爆炸案，一声巨响后，整个菜市场几乎全部沦为废墟。官方最终核定，这次事故造成26人死亡，138人受伤，其中有37名重伤。
爆炸发生的时候，我在武汉的家中，距离十堰500公里，开车需要5小时，火车要2个半小时。手机弹窗，点开是图文并茂的新闻，满目都是断壁残垣。我仔细浏览了一会儿，关掉窗口，想一想，又点开，发给家人和朋友，互相叮嘱使用天然气的时候要注意安全。然后，我们就都渐渐忘了这条新闻。
直到整整一年后，我站在了艳湖集贸市场这片曾经的废墟旁。
艳湖集贸市场建在一条叫茶树沟的河道上。在它的上游500米处，是牛头山国家森林公园，那儿有一个水库。茶树沟本来只用于水库在丰水期向外排水，正常情况下水量极少甚至无水。于是，东风汽车公司在1992年将河道架空，建成了这个集贸市场。3年后，又在集贸市场两侧的河道上建起两排居民楼。从此，“茶树沟”成为暗渠，不知情的人会把这个地方当作是普通的平地。
2005年，中燃公司对集贸市场旁边的芙蓉小区进行燃气改造。原本的燃气管道没有任何防护措施，一旦遇到雨雪天气或下雨，就会出现管堵和漏水。此番改造便是为了将天然气管道埋到地下。3年后，芙蓉小区意外发生了化粪池的沼气爆炸，燃气公司担心会影响管道安全，于是在2008年再次改造管道，违规将管道绕过化粪池，穿越过艳湖集贸市场下方的暗渠。2次改造，或是未经申报，或是直接违规操作，事后的事故调查报告更是指出了期间的一个重大问题：管道弯头部位防锈处理没有按规范完成。
茶树沟暗渠本就潮湿，社区排水渠每天排出腐蚀性的生活污水，再加上集贸市场各家餐饮店的厨房经年累月持续排出大量二氧化碳，燃气管道便一直处于酸性水汽环境下，天长日久，燃气管道早已锈迹斑斑。
40多岁的珍姐在距离市场300米远的地方开了一家不大的便利店。她告诉我，从她10多年前搬来这个小区，就从没有见到有人对这些管道进行过巡查。歌舞升平的安宁掩盖住了岌岌可危的隐患，直到2021年6月13日，泄露的天然气在封闭的河道里迅速聚集，最终被顺着早餐店排烟管排出的火星引爆了。


珍姐微微有些发胖，扎一个高高的马尾，显得格外精神。听我打听这事时，她先是略略有些诧异，却又很快高兴起来：“呀，真是没想到，这么久了，还有外面的人记得这事。”说完，她的神色又不自觉地黯淡了下来。
珍姐一直强调说，自己是幸运的：她的家距离爆炸现场不过50多米，但好在房子处在爆炸冲击波的侧面，相较于那些正面迎接冲击波的邻居们，她家的损失小得多。去年爆炸发生时，珍姐刚从医院出院不久，正在家调养身子。爆炸声响起的时候，她还在睡觉，只听得窗外地动山摇。爆炸声有些闷闷的，像是被罩子压住的声音。珍姐顾不上自己虚弱的身体，拖着丈夫孩子狼狈而逃。
出家门后，爆炸的现场让她惊惧——遍地都是砖头瓦砾和流着血的伤者，一片狼藉。有人在喊，有人在哭，一起跑下楼的邻居心有余悸地说，自己家的玻璃全都被震碎了。珍姐抬起头，想看看自己家的窗户，只看到窗帘被吹得呼呼的。
珍姐一家和邻居们在现场看了没一会儿，工作人员赶来了，不停催他们赶紧走，不要逗留。“快走快走”，声音急促而焦躁。邻居们被安置到了各个酒店，珍姐没有和他们一起，而是住去了同在十堰的娘家。住了没一个星期，丈夫犹犹豫豫地催她：“住回去吧，我们回家吧。”
珍姐有些发恼：“回去？你敢回去？那里现在就是个火山口。”丈夫争辩了几句，终于也不耐烦了：“要注意影响啊，住着不回去，影响不好。我是党员，得带头。”
珍姐最终还是跟着丈夫回到了集贸市场旁边的家。踩上那里的地面，第一脚有点软。接着往家走，深一脚浅一脚，满鞋底都是黑泥。楼里也是黑的，像一口望不到头的深井。周围的邻居大都没有像她一样回家，他们在安置酒店住了至少1个多月，最久的住了3个月。 没有邻居，本就惊慌的珍姐更加觉得孤单，她像是得了PTSD，每每听到大一点的声音，心就突突直跳。1年过去了，这种心慌始终没有改善，珍姐烦躁地摆摆头：“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改掉这毛病。”
市场周围的房屋大多有不同程度的损伤，珍姐家的受损情况是相对比较轻的。工作组很快给所有的受损房屋做了登记，之后统一做了修缮。珍姐家的墙壁，一开始被重新粉刷了，看起来和以前没什么区别，但日子久了，震裂的墙体终于又显出了疲态，爬满了长长短短的缝隙，一下雨，水就一点点渗进来，墙壁全是灰灰绿绿的霉斑。
之后，工作组开始和各家各户沟通赔偿的事情。珍姐知道有赔偿时，谈判已经进入了尾声。她始终没有看到正儿八经的公告，还是在早餐店里碰到的邻居不经意地问她“赔偿谈到哪一步了？”她才如梦初醒。
她慌忙火急打听了一番，各家的赔偿不尽相同，多的7、8千，少的3、4千。有邻居神神秘秘地向她传授经验：“你要先把口开得大大的，然后再还价。不然调子起低了，就要不了多少赔偿金了。”说完，还四下张望了一下：“赔多少，不是完全依据受损情况来看的，你要会说会闹才好。”
珍姐最后还是没有去谈赔偿，她觉得自家受损情况算轻的：“比起其它人家，我家真的算很好的了。算了，这一次，政府也挺难的。”
和珍姐抱着一样想法的人也有不少，他们放弃了赔偿，互相安慰着：“人还在就是最好的了。比起那些没了的人，我们已经很幸运了。”在爆炸中失去生命的26位逝者，每家收到政府100万的赔偿金。珍姐说起这个，摇一摇头，又摇一摇头：“人命啊，有时候真的不值钱。”
这1年里，珍姐身边的很多邻居陆陆续续都搬走了。珍姐也想搬，天天住在家里，心里都是悬空的，总觉得不知什么时候又会来一场爆炸。“谁不想搬走？能走的都走了。”但是珍姐搬不了，“我能搬去哪里呢？”十几年前买下这套房子时，房价才1千多，在爆炸前，珍姐还跟中介聊过，中介告诉她，“你这房子，现在能卖到快50万呢”。珍姐喜滋滋的，觉得自己“赚了”。
但爆炸后，周边的房子房价都一路直线下跌，珍姐的房子已经卖不到30万了。而最关键的是，即使跌到30万，也没有人买，“但凡有条件，谁会买这里的房子呢？你说是不是？”卖不掉旧房子，就没钱买新房子。搬不走的珍姐觉得，自己心慌的毛病，可能永远好不了了。
开五金店的浩哥也说自己是幸运的。他的五金店就在艳湖集贸市场正对面，隔一条细细窄窄的马路，距离爆炸点不到几米。但浩哥的家距离集贸市场有10分钟车程，那天正好犯懒，没来那么早，躲过了一劫。
浩哥剃一个平头，面庞有些黑，说起话来很爽朗。我看到他时，他正百无聊赖地歪在五金店里的躺椅上。店子40多平米，整洁明亮，为了招揽生意，浩哥还在门口摆了一长条柜台，卖香烟和矿泉水饮料。他的妻子不时拿着面盆接满水，熟练地泼到屋外的空地上，用来压住路面上扬起的灰尘。
在那条细长马路对面的爆炸旧址上，工人们正在忙碌地施工。早些时候，有几个工人告诉我，那栋两层楼高的市场在爆炸后就不会再重建了。现在正在原址上修葺的，是一个长100多米、宽10米左右的休闲广场。以后，那个新广场里将再看不到往日的痕迹。
几个工人开始对我这个陌生人颇有些警惕，只说：“我们什么都不知道，上面怎么安排我们就做什么。”但最后，他们还是带着欣喜叮嘱我：“你要是有兴趣，过个十几天再来看，那时候，这个广场就竣工了，你可以看看它的样子。”

不过浩哥夫妇对这个广场并没有什么期待。爆炸发生后，河道里的天然气管道很快被挪开，之后河道改造，修了一个走道似的建筑，“都是大理石修的，看起来很贵”。但没过多久，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走道又被拆了，现在这个小广场是今年4月才开始修的。
在浩哥的印象里，这一年来，五金店门前一直是挖了修、修了挖，目之所及，全都是挖掘机、起重机，地上永远堆满了黄沙和水泥，雨天是黑黑的泥沙水，晴天是细细的一层灰。周围的居民这一年都把窗户紧闭。但浩哥他们那一排的铺子没办法，要做生意，只能开着门，往地上一盆盆泼水，“不过也习惯了，有点灰就有点灰吧，也不影响啥”。
浩哥有时会跟妻子玩笑般打赌，猜这个广场会不会再拆。“听说这个广场花了4000多万呢，之前那个走道，也花了1000万，啧啧啧。”虽然不是自己的钱，但浩哥还是一想就心疼。
“为什么不提前规划好呢？我们老百姓装修个房子都知道要先做好设计啊。”
但他更想不通的还是那场爆炸——听当时在现场的人说，在爆炸发生前的1个小时，河道上就聚起了许多淡黄色的烟雾，还有呛鼻的气味，许多人都远远地观望。但6点38分，燃气公司的抢修人员告诉警方，“阀门关了，没什么事了”。之后，围观的居民们被陆续劝回市场。4分钟之后，爆炸发生了。
和珍姐一样，浩哥也想离开，但也走不了。这个铺子是他在2004年花了40万元盘下的，在那时候，不是一笔小钱。
“如果是租的（店面）就好了，那我就走了。”他顿了顿，“可惜不是。”
五金店当时被炸得变了形，门窗墙壁全被震得七歪八倒。之后店铺关门了1个月，政府帮忙做了修缮，然后给了几千元的赔偿。浩哥说：“这个钱叫什么呢？营业收入的补偿吗？那肯定远远不够，估计就是比照着旁边铺面的租金补偿吧。”
阿武是这场爆炸案的重伤者之一，也是我此行要见的人。
我看到他的时候，他正在一家康复医院做复健治疗。比起微信上的头像，现在的阿武有些微微的虚胖，头发剃得很短。他后脑勺上是一道长约十几公分的半月形疤痕，时间久了，疤痕颜色有些淡了下去，但张牙舞爪的缝合痕迹仍是触目惊心。阿武左右两条大腿上，这样长长短短的疤痕还有至少4、5处，最长的一道疤痕，差不多有30公分，从大腿根部延伸至近膝盖处。按专家最终出具的伤情报告，爆炸造成了阿武的颅脑损伤、全身多处骨折、多脏器受损以及肺部受损，而最严重的，是脊髓神经受损。
脊髓神经受损被称作“不死的癌症”，受伤之后，阿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能站不能坐。直到现在，才终于可以勉强支撑站立一阵子，蹒跚着练习走上100米左右。
做水疗复健时，护士给坐在轮椅里的阿武身上绑上绑带，在绑带上勾上钩子，接着仪器启动，将阿武整个人从轮椅上吊起腾空，再缓缓移动到水疗箱的正上方。机械手臂停住，然后将阿武一点一点放下到水疗箱的箱体里。从地面到水疗箱，常人只需10来秒的距离，阿武花了整整5分钟，还走得半身都是细细密密的汗水。
这样的流程阿武已经非常熟悉，不需要医生的指导，甚至可以娴熟地与医生商量着调节设置水流温度、阻力和步行速度。水疗的时长是半小时，结束后，阿武又马不停蹄地赶往下一个理疗项目。
水疗、针灸、牵引、悬吊、电疗、磁疗、PT训练（关节功能、肌肉力量、神经肌肉等训练）……每天早上8点到12点，下午2点到5点半，每周6天，阿武就泡在复健楼里，一个项目接着一个项目做。晚上，复健科的医生下班了，他就在病房里自行训练，直到晚上11点半。周日复健科休息，别的病人都也跟着休息，可阿武不，他自己在病房里给自己安排练习，一年365天，没有一天休息。
护工文姐私下感叹：“他训练得真是猛。哎，可怜见的，这么年轻，他着急啊。他天天就只想着快点恢复，就可以出院了。”
阿武今年42岁，1980年的冬天出生在十堰市下属的一个镇里。2004年，他和来自同县的妻子结婚后就来到了十堰市定居。熬过了最初的迷茫期后，生活开始一点点向阿武期待的方向展开：2007年，大女儿诞生；2009年，他们在这座城市有了自己的房子；2016年，又添了一个小儿子，同一年，双喜临门，阿武在艳湖集贸市场开了这间100多平米的大药房。
阿武能吃苦，又愿意动脑筋，药店的生意在他的打理下越来越好，养活一家四口足够宽裕。他不是一个特别有野心的人，这样的生活让他满意，甚至时常偷偷感谢命运。如果没有去年的那场爆炸，在阿武的设想里，他也许会和身边无数个擦身而过的普通人一样，“平淡幸福”过完一生，那是他自己所中意的。
阿武的药店在艳湖集贸市场的临街一面，从马路上向上走十来级台阶便能进到店里。药店下方，正是埋着管道的暗渠。市场里很多人都知道这样的布局构造，不过，之前没有人会将这一点与“危险”之类的字眼联想到一起。

爆炸发生在端午节的前一天，阿武惦记着第二天家人团聚的大餐，计划着出去买点食材，做点好菜。他本就有早起的习惯，忙乎完一圈后也才6点多。一看时间正好，他便去药店开门。
阿武将车停在社区的停车场，距离市场100米远。停好车后，还碰到了在那里早起打羽毛球的老邻居朱叔。阿武赶时间，就没有停下脚步，两人只远远地笑嘻嘻打了个招呼。朱叔是湖北武穴市人，今年52岁，来十堰安家也有10多年了，育有一儿一女，前些年孙辈也出生了。女儿出嫁后，朱叔就带着儿子一起在艳湖集贸市场里经营着一间理发店，没有太多生计压力，日子过得颇为悠闲。
打过招呼后，阿武继续往市场走去——这是那天留给阿武最后的印象，后来的事情他都不知道了。
事后，阿武听家人说，爆炸的消息传开后，大家发了疯一样赶来市场找他，却怎么也找不到。路边全是嘶吼的救护车，现场乌泱泱全是人。他的家人和朋友在现场东奔西走，情绪几乎失控，拉着人便问：“看到阿武了吗？”“知道阿武在哪里吗？”“能告诉我他在哪个医院吗？”
没有人能回答他们，所有的人都是急吼吼的，救出的伤员被抬上救护车，随机送往周围的医院，谁也看不清谁，也顾不上看清。
阿武的妻子艳云最后还是在抖音的短视频里找到了丈夫。在视频里，救援人员抬出的第一个人就是阿武，阿武那时已经血肉模糊，看不分明了，但艳云认得丈夫的衣服。确认了丈夫已经被救出，艳云提着的那口气才松下来，她的脸上全是灰，被泪水冲得深一道浅一道。
大家又分头去到市里的医院，一家家打听“有没有一个叫阿武的病人”。有位医生听错了姓，听成了“朱武”，一脸严肃而沉重：“你们节哀，他已经不在了。”
朱武就是在停车场打羽毛球的朱叔，爆炸前两分钟，朱叔和阿武刚刚远远地互道了一句“早上好”。
阿武的手机一直打得通，这给家人多多少少留存了一点希望，但一直是响到忙音还没人接。不知道过了多久，终于有人接通了电话，说是医生，告诉他们，阿武还活着，现在在ICU。家人和亲戚们还没来得及高兴，就被医生接下来的话吓呆住了：“情况非常不好，救过来可能也是植物人了。”
情况确实不好，尽管命悬一线，阿武却迟迟做不了手术。他颅内水肿得厉害，血压也高，从全国赶来增援的专家们和本地专家一起组成了3个医疗专家组，但对于阿武，专家们的治疗意见争论得厉害，始终无法统一。讨论了整整3天，最后是一位从武汉同济医院赶去增援的专家冒险拍了板，才给阿武动了手术。
昏迷到第七天，阿武的眼睛才终于微微有了颤动。守护在旁边的家属喊来医生。苏醒过来的阿武才发现自己浑身绕满了管子——胃管、气管、导尿管、引流管。
刚苏醒时，阿武长时间处于意识不清醒的状态，每天只有片刻能清醒一小会；他张不开嘴，吃不了东西，所有的营养液和流食靠插在鼻子上的鼻饲管送进胃里；肺部受损让他没办法开口说话，与外界所有的沟通与交流全部依赖于家人买来厚厚的A4纸，他得一笔一画地写，“要喝金银花露”“想喝可乐”；最难过的还是不能动弹，身上没有力气，想要翻个身，需要起码4个护士通力合作才能帮他翻过去。
好在阿武毕竟年轻，加上平时喜欢运动，身体素质不错，还是硬生生从阎王爷那里把自己的命夺回来了。医生说，“这是个奇迹，我们原本以为就算救活了他，也只能是植物人的”。
不记得在ICU住了多久，阿武转回普通病房后，绕了满身的管子一根根地被拆下。在医院住了40多天后，人在7月底被转到了康复医院。
阿武身边的人悄悄松了口气，却没有人注意到，此时阿武的内心已经近乎崩溃。脊髓神经受损让他的下半身完全不能动弹，躺在床上，盯着自己的左腿，明明用尽了力气，却没有一丝能抬起的样子，连脚指头都一动不动。不知道重复试了多少次，阿武才终于确认了自己的下肢不能动弹这个事实。但确认不代表接受，那曾是一双每周都要去打篮球的腿，如今已经因为长久不动，有了肌肉萎缩的迹象。
医院派来了心理医生给阿武做疏导，没聊一两次，就被阿武赶走了。
“讲的都是些空洞的大道理，没有一点用。”阿武觉得那几位心理医生只是例行公事地走流程，任务完成得一般，让他很排斥。他觉得，这些心理医生甚至还不如那些见多了生死的护士们，偶尔说的一句劝慰有用。之后，他再也没有做过心理治疗。
阿武想到了死。他想了很多办法，可惜即使是自杀，对于他来说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最开始尝试的是咬舌，像电视剧里演的那种，可是终究还是不敢，放弃了。之后又实验了许多种，都以失败告终。最接近成功的一次，是阿武跟医生说自己失眠。安眠药医院管得极严，护士要看着病人喝下，若是没有当场服用，必须马上回收。阿武留着心眼，每次都把那半片药压在舌头底下，等护士一走开，再吐出来藏到枕头下面。
攒到差不多快6颗药的时候，有一天阿武突然发现藏在枕头里的药不见了。直到现在，他也不知道究竟是谁发现了这个秘密。他不问，也没有人来问过他，对方只是执着而沉默地和他玩着这个一点都不好玩的游戏。阿武一次次、一点点地藏，对方一次次、一点点地找。阿武把自己能藏药片的地方都藏了个遍，然后突然沮丧地意识到——自己连动都动不了，那安眠药还能藏去哪里呢？
阿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执着于自杀这件事，到底还是被妻子觉察到了。不同于电视剧里的痛哭拥抱劝慰，艳云的第一反应是愤怒。她不与阿武对话，只是对着女儿怒吼：“你爸爸是个不负责任的人！”
女儿那时已经读初二，懂事了。阿武不愿意让女儿听到妻子如此评价自己，他一向把女儿当自己的命，妻子这样对着女儿指责他，他接受不了，他不想自己在女儿心中的形象有任何一丝坍塌。
阿武在后来回想，觉得让自己最终放弃自杀念头的，还是因为两个孩子——5岁的儿子给他打视频，奶声奶气地和他絮絮叨叨：“爸爸，我好希望你早点好起来啊。”
小孩子是没有意识到自己这句话的力量的，阿武却接住了这句话。“我后来就想，如果自己不在了，我的两个孩子就没有爸爸了啊。他们那么小，没有爸爸多可怜。”阿武说这话时，少有地有些哽咽。他从此再也没有尝试过自杀了，“如果不是为了孩子，我恐怕是熬不过那关的”。
爆炸事故的轻伤者陆续出院了，留下的都是走不了的人。他们被分别安置在十堰市的3家重点医院里。阿武与其他人保持着不远不近的联系，时而沟通病情康复的进展，时而互通消息。在更多的时候，互相看着彼此的存在，或许就已经是一种力量，像一同漂浮在茫茫大海上的遇难者，其实谁也顾不上谁，但偶尔对视一下，便也是某种意义上的安慰。
阿武和同病区的两个病友走得近一些。
一个是李大爷，是阿武所在医院里在爆炸事故中受伤最严重的一位。李大爷今年73岁，爆炸发生时正在市场里的早餐店里吃早餐。一年后的现在，李大爷依然处于半昏迷状态，意识模糊，说不出话来。阿武有时会摇着轮椅去病房看看他，想说什么，却也不知道能说什么。
另一个是任姐。她今年51岁，一年前刚刚退休。任姐曾以为，自己这一辈子，就是每天想想怎么上班，怎么买菜，怎么把孩子养大，偶尔买件新衣服。她为自己退休后的生活预设过许多方案，只是那些方案里从来没有“高位截瘫，躺在医院里一动不能动”这个选项。 任姐的伤比阿武更重，颈椎以下全都不能动，导尿管导了一年了，始终没法取下来。她23岁的独生女之前在武汉上班，出事后，女儿最终还是辞去了武汉的工作，回到十堰，陪在母亲身边。
任姐有时甚至会羡慕李大爷，相较于李大爷的意识模糊，她痛恨自己神智清醒。她的情绪会不定期地陷入消沉和悲观，哭着对身边的人喊：“我已经承受不了了，坚持不下去了，这治疗真的太痛苦了。”情绪失控的时候，她会更激烈地喊出：“让我死了算了，行不行？”
旁边的人心都碎成一团，可是谁也不知道该如何安慰。有人期期艾艾地劝她“不要哭了”，说完连自己都觉得那话太过轻飘。
只有阿武偶尔能劝得住任姐，因为他能理解任姐。任姐不能释怀的情绪是“懊恼”，她恨，恨为什么是自己要遭遇这一切，恨自己为什么不早不晚偏要那时候去市场。这也是很长一段时间萦绕在阿武心头，折磨着他、让他走不出的心魔——他常常忍不住去想，如果那一天晚去一会儿，是不是就没事了？如果在哪里耽搁一下，哪怕，只是那天早上多睡一下就好了。自己几乎每天都是市场第一批开门的商户，这就是老天对他的勤勉给予的回报吗？
可是久了，阿武就不再纠结了。他说，想这些有意义吗？能改变事实吗？如果没有意义，那就接受吧。
对于那团深不见底的、能将人狠狠陷进去的情绪泥沼，阿武知道曾经许多人都伸出手，想努力把他拉出来，但他也清楚地知道，旁人其实永远无法与自己感同身受。最终，还是靠自己艰难地跋涉出来。
把自己救了出来的阿武，也在泥沼边对任姐伸出了手，他要将任姐拉出来。只有同样经历过无边黑暗与痛苦的人，才有资格说出“我理解你”。
任姐羡慕阿武，羡慕他终究还是能动一动，能站起来，能蹒跚着走两步。阿武苦笑，没想到这样的自己竟也能成为别人羡慕的对象。但聪明的他很快也就顺着任姐的话说下去：“你羡慕我，可你知道吗，我这两条腿，一开始也是完全动不了呢，现在能动了，是不是？只要你不放弃希望。”
任姐被阿武劝说动了，不再排斥治疗，也开始积极地练习。在最近一次联系中，任姐兴奋地告诉阿武，自己的胳膊可以微微抬起来了。
阿武比任姐还要高兴：“你要继续努力啊，下一步，也许你的手指就能动了，再以后，就能坐起来了，就可以走路了。”
他认真地宽慰任姐：“比起那些死去的人们，我们终究是幸运一些的。你要相信，老天既然没有让我们死，就一定不会把所有的苦难都放到我们身上。我们还有父母，要对他们负责。你还要看着你的女儿出嫁，我也还要看着我的两个孩子长大。” 这宽慰，阿武是说给任姐听的，其实也是说给自己的。
复健虽然辛苦，但并不是阿武唯一需要发愁的事情，另一个无法回避的压力，来源于赔偿与维权。
事故发生后，当地政府反应非常迅速，从各个事业单位抽调了大量工作人员来负责事件的后继处理。先是成立了两个专班，“医疗保障组”和“财产代偿组”，分别负责医疗治疗的保障以及财产的赔偿事宜。另外，还成立了几十个工作组，每个工作组对接一位伤者，以便及时沟通与反馈。
这样的安排起初让大家都非常认可，心怀感激。但日子久了，有些矛盾还是会不可避免地暗暗滋生。
不同于医疗救助，财产赔偿是一件更为微妙与复杂的事情。在爆炸中，阿武的铺子几乎沦为废墟，里面所有的物资和药品也全都灰飞烟灭。相较于旁边的早餐店、蛋糕店，阿武那间由两个门面打通后并成一处的铺子，面积在市场里属于比较大的。药店同时经营中药和西药，每年的收益，不仅在艳湖集贸市场，哪怕在整个十堰的单体药店里，也是不错的。
这样也直接导致了对于药店的赔偿注定会困难重重。那些早餐店，蛋糕店、理发店、资产结构相对简单明了，赔偿额度大多在几万元至十几万，很快就都赔付完成了。但药店里当时到底有多少药品、那些药品究竟价值几何，阿武与专班却迟迟没有达成共识。按流程，阿武填写了上报损失的表格，工作组依此去展开市场调查，请第三方的评估公司和审计公司进行审核。到了最后，专班能给出的赔付金额与阿武的诉求，有几十万元的缺口。
这个结果是阿武一家不能接受的，可这样的事情之前没有过先例，更谈不上标准化，阿武和工作组都有着自己的立场与诉求，如此反反复复拉锯了十来次，阿武敏感地意识到，这事估计一时半会无法继续推进了。突然想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他感到一阵烦乱，似乎能感受到血管里的血在一突一突地蹦着。
果然，关于赔偿的谈判暂时搁置了下来。但阿武不慌，不论期间是否有过不愉快，他始终对政府有着一种天然的信任。
在爆炸刚开始时，检察院曾问过阿武和其他当事人，是否要以个人为主体向责任方去追讨民事与刑事责任。但大家一番商量后，私下统一了意见：“在这件事情上，个人力量太过单薄，未必能有更好的结果。相比之下，政府无论如何都会更有力量一些。” 于是大家一致回复：“我们相信政府会为我们做主的。”
如此这般僵持了小半年，到了2021年12月，工作组开始频繁地联系阿武一家。
这一次，对方的态度明显强势了许多：“周围商户的赔偿都谈完了，就剩你们一家了。”“你也知道，我们这个专班是临时筹建起来的，大家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不可能一直陪着你们。”“现在（财产赔偿的）事情都处理得差不多了，我们工作组也要撤了。你如果再不接受这个赔偿标准，以后就自己去处理吧。”“你自己去搜集证据，走司法流程，很麻烦的。”
阿武好歹是生意人，懂得这番话里的虚虚实实，明白工作组这么说，大概率只是为了尽快了结此事。
可明白归明白，阿武心里还是忍不住会慌。在工作组密集的催促中，他感到了巨大而无形的压力——万一，万一工作组真的解散了，需要自行追责，家里谁能去处理这事呢？别的商户基本都拿到了赔付，他甚至连一起的同伴都没有了。他和妻子商量：“要不，就接受这个数字好了？”
艳云却坚决不同意：“我们老老实实本本分分地合法经营，我们做错什么了就遭到这样的无妄之灾？即便真按我们要求的数字赔付了，也是远远不够的，凭什么还要打折扣？”“我老公活蹦乱跳的一个人，平时周末有空就带着孩子出去玩，现在在医院躺了半年，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出去，这是多少钱都没法弥补的！”
对方的口气也软了下来：“唉，我们也是办事的，说了也不算。你们的意思我们已经知道了，我们尽量再去争取吧。”
阿武偶尔会心软：“这两年防疫，开支大，估计政府的财政压力小不了。我们十堰主要是靠汽车产业支撑，这两年车也不好卖，政府没收入，能怎么办呢？”他仰起头，面庞平和宽容：“政府也不想拖啊，但是桩桩件件都找政府要钱，政府也难吧。所以我相信，只要有办法，政府肯定会为我解决这个问题的。等到这事谈妥了，我们的压力就可以小多了。”
可事情还是这么僵在这儿了。整整一年过去了，赔偿的推进像漂浮于波涛上头的小艇，浮沉摆荡。有时阿武会问一句：“这么长时间，不管什么评估、划定责任，时间都够了吧？”但大多数时候，他也不问了。他相信这笔款的赔付只是时间早晚而已。在他看来，比起这笔赔款，康复才是更重要的——尽快康复了才能出院，出院了才能去做进一步的伤残鉴定，然后再依此去协商未来的生活补助事宜。
“未来”才是阿武和家人更焦虑的事情，也是夫妻俩最大的压力来源——一家四口之前全靠药店维持生计，突然之间，“轰”的一声，生活被连底抽掉了。什么时候能重新开起药店还是一个未知数，但一家四口的生活费用、两个孩子的学费、以及阿武出院后的后期康复费用，却是实实在在的，样样都不轻松。
不谈日常生活的开支，两个孩子的学费一年加起来就是5万多，阿武和妻子都要自己交社保，一年也要4万多，这两项是丝毫不能压缩的支出，就算家里有金山银山，也不够这样坐吃山空。
本来，两个孩子大了，原先那套100平的两居室显小了，阿武和艳云盘点了一下手里的积蓄，准备置换一套大一点的房子，挑的楼盘单价1万多，是十堰数一数二的优质楼盘。即使节省如艳云，看房时也藏不住的喜悦。现在夫妻俩则会庆幸：幸好没买那套房，不然每个月的房贷真不知能怎么应对。但有时却又忍不住失落，“再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换大房子了”。
我没细问是哪个楼盘，但从医院出来，走在十堰街头时，每看到一幢高挺的楼房，就忍不住抬头看一眼，猜测是否是这其间的哪一扇小窗，曾承载过这个家庭刚刚燃起又很快熄灭的期盼。
就在阿武提及的2021年12月，许是因为年关将近，许多问题的推动都变得积极起来。
一个“说得上话”的官员，某天突然让工作组联系到各位当事人，建议“符合条件的，尽快办理第一阶段出院”。消息一出，便在难友间炸开了锅：“第一阶段的出院标准是什么？”“我们连路都走不了，生活不能自理，怎么就符合第一阶段的出院标准了？”工作组的背后站着的都是医院的医生，有医生也开口帮着劝：“有些恢复情况还是很好的，确实符合了第一阶段的出院标准。这种情况，在家会更合适，不是只有在医院才适合做康复治疗的。”
有人嚷起来：“回到家怎么康复，家里有康复的条件吗？我家连马桶都没有，连最基本的大小便都没办法处理，病情恶化了反弹了，怎么办？”
旁边有其他人悄悄提醒他——屋子里除了工作组和医生，还有警察、政法委的人和律师……现场安静了下来，灯下的影子乱晃。
工作组开始好言相劝：“并不是签了这个出院书就真的让你们出院啊，你们签出院书是一码事，签完了可以继续留在医院里康复，和以前一模一样。”
“那费用呢？”
对方依然和颜悦色：“费用当然也依然由政府承担。”
在爆炸后，阿武有时会觉得自己的脑袋反应没有以前快了，此刻，一种莫名的担忧涌上了心头，但他却说不上为什么。直到离开会场后，他才反应过来那点不对劲在哪里：“如果真的签了之后没有任何变化，为什么要让我们签呢？”有人熬不住，没多久就签了协议。一开始，出院后不久果真又住了回来，还收到了一笔补偿款，补偿款的明细覆盖了“误工费”、“交通费”等等，加起来有几万元。
阿武和其他病友偷偷观察了那些人的后续治疗，感觉“治疗标准不一样了”，这坚定了他们不签协议的决心。
可没多久，阿武敏感地发现，有些他一直在进行的康复项目被医生停掉了。阿武找去问医生，医生态度很好地回复道：“康复情况本来就是个动态的过程，现在你已经不需要再做这些复健项目了，自然就给你停了啊。”
阿武不相信这个回复，他坚定地相信，这事和不签出院协议有关。可这仅仅只是“怀疑”，那是太过苍白的抗议。他摇着轮椅找到医务处，进到房间里时，手和脸已经冻得冰凉：“医者仁心啊，你们怎么能这么对我们？”医务处的领导很警惕，先试图检查一番，唯恐阿武带了录音或录像的设备。见到没有，才微微放松一点。一个领导摇摇头：“我们也没办法，我们也有上级是不是。”语气里满是无奈，倒叫阿武有些不好意思起来。
大家开始上访，“市长热线”、“领导留言板”……这一年下来，病友们熟练地掌握了各种发声的渠道，却常常感慨，发出的声音如同对着空旷的湖面呐喊，不论开始怎么气势如虹，终究随着余音袅袅散到对岸，听不分明。愤怒四散蔓延开来，有的难友情绪激愤起来，对着工作组骂起了狠话：“X你妈，为什么死的不是你们？”
最后还是有个叫小宇的难友上访成功了。他与阿武年龄相仿，母亲在这场事故中去世，家中还有其他伤者。他找去市政府，不知道说了什么，此后，就没有人再提“第一阶段出院”这事了。
阿武与其他同伴继续留在康复医院里，风波过后，大家竟有一种不由分说的心安。不知何时开始，他们发现自己习惯并依赖了住在医院里的生活方式。浮游其中，尽管来路和去路全是一片灰蒙蒙，但当下终究能有用自己的力量抓住的某些东西，这种力量感竟让他们生出一些暗暗的喜悦。
2022年的端午节前夕，大部分的爆炸事件当事人都接到了艳湖社区的慰问电话，电话那端很客气，说是端午到了，社区要组织探望一下大家。难友们都很高兴，“社区还是惦记着咱们的”。
可阿武却没有接到电话，他只是从别人口中知道了这事，但自己的手机却始终固执地沉默着。他跟妻子说起这事，艳云才突然想起来，自己确实曾经接过一个电话。电话确实是艳湖社区打的，找的却是另一个受害者。电话那头道着歉说打错了，艳云本准备挂了，突然想起问了一句：“你们有什么事啊。”
对方说是慰问的事，艳云便追问：“那也会来看望我们吗？”
“当然，只要是事故的当事人，社区全部会安排慰问的。”
夫妻俩便安了心，认认真真等待着社区的来访。一年前那场突如其来的灾难，仿佛把阿武一家的一切都推倒了，所有习以为常的生活仿佛都被连根拔掉。慰问这样一件听起来平常的小事，对此时的阿武和艳云来说，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可他们没有等到有人来。
阿武在后来反复琢磨那个电话：“如果是准备来慰问我们，那当时在艳云说出这是我的电话时，对方肯定就会顺道说出这事，而不是准备挂断电话了。”
阿武去找负责与自己对接的工作组的联络员，对方摇摇头，说不知道这事，转身又承诺会去帮他打听一下。工作组找到社区，接待的工作人员也是一脸迷茫：“慰问？我不知道这事啊。”
皮球被踢来踢去，阿武渐渐生了气，“我跟社区没矛盾啊！”他自认自己与社区关系不错，2020年初疫情最汹涌的时候，他还主动将药店里的口罩、酒精、消毒液捐了不少给社区。
“可这时候，他们怎么可以如此搪塞，怎么可以这样对我？”
阿武开始较真，他开始一次次反映问题，市长热线打了一遍又一遍，到最后，已经不是要求有人来慰问了，只是希望能有人给他一个解释。
“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对于我们来说，物质的保障很重要，但精神的安慰，是更重要的。”阿武睁大了眼睛，旁边暮色四合，周围的草丛里蒸出久久不散的雾气。
除了康复与维权，总有一种巨大的迷失感笼罩在阿武身上，他常常觉得，自己这一年的时间，仿佛被谁偷走了。那间不到20平米的双人间病房，他已经住了300多天。这段日子，除了坐电梯下到4楼的康复楼层做治疗外，他最大的活动范围仅限于在春秋季节天气晴好的时候，到楼下的停车场里坐一坐。
阿武的病床靠窗，从那面落地窗看出去，是一条安静的马路，算不上喧嚣，也不算太冷清。马路边上栽着成排的绿树，阿武靠着轮椅坐在窗边时，能看到树的叶子一点点由绿变黄，凋落后再重新长出绿芽，直至枝叶扶疏。
同屋的病友是一位高位截瘫的病人，护工偶尔会抱怨那位病人方便时将屎尿弄得满卫生间都是，又不及时清理。阿武最开始也不习惯，他是一个很讲究干净的人，曾经有一任护工便是因为做事不讲卫生被他辞退。但对于病友，阿武有些心照不宣的体贴，也多多少少带着点无可奈何。
“在医院，也没法太讲究了。”他浅浅叹一口气，“在这里，人是没有尊严的，比起身体，心理才是第一关，这一关比身体关还要更难过。”
阿武身上还残存着生意人与生俱来的圆融和开朗。去年在ICU里，身体康复刚有一点点起色，他就乐呵呵地给照顾他的护士牵红线。阿武变着法给男孩鼓劲，瞅着机会就去打听女方的想法，积极得像是自己的事情。直到离开ICU快1年了，阿武还偶尔会惦记，“不知道他俩最后成了没”。
住进康复病房后，虽日日困于方寸，阿武却也在医院渐渐拓开了社交圈。路过护士站时，他能熟络地与坐在那里的医生聊几嘴昨晚的球赛；看到护士忙得来不及吃早餐，他会体贴地给护士们带一点简单的食品；看到值班的医生太疲累，阿武也会悄悄买一碗绿豆汤送过去……有朋友来探望阿武，下火车的时间晚了点，阿武麻烦食堂负责人给炒菜师傅说一声，请师傅稍稍加个班，等朋友到医院了再炒菜。事后，阿武准备了一些水果给到食堂负责人以表谢意，也不忘给炒菜的师傅送上几瓶饮料。这样的贴心让食堂师傅很受用，下次再见到阿武时，他会热情地向他打招呼，特意为那瓶饮料来道一声谢。
阿武的细心与体贴让他在医院里很快有了极佳的人缘，也给他带来了不少显而易见的回馈：食堂的师傅偶尔会在看到阿武时多送他两个菜；有一次，阿武的病号服汗湿了，偏偏整个病区都没有新的干净病号服，阿武本来想不麻烦了，结果小护士一声不吭主动跑去其他病区，帮他借到了干净的病号服；康复区的医生跟他互相熟悉了之后，也会私下给他一些与病区主管医生不同的康复建议，“我觉得这样的建议是很真诚的，我很感激”。
阿武觉得他与许多医生护士甚至生出了超过医患关系的友情。有位熟识的护士职称考试失利了，很是沮丧，得知消息的阿武第一时间赶去劝慰，“我真的把她当朋友，我读的书不多，却总是希望别人能有个好前程和好未来”。有医生因私事陷入纠纷，也会主动找到阿武与他聊，问问他的意见。这样的信任让阿武觉得感动，他认为能相互分享如此隐私的事情代表着双方之间的信任，也意味着自己在对方心中是有分量和地位的，这样的价值感，让他常常有着隐隐的满足。
对阿武这些人情往来，艳云颇有些不认可。在她看来，这些都是“对时间和精力的浪费”。她不时为这些事和丈夫产生矛盾，在一次激烈的争吵中，她认真地要求阿武：“不要把精力都放在这些事情上，康复才是首要大事，其他的都没有意义的”。
但阿武并不认可妻子的话，在他看来，“意义”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甚至搬出了“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去试图说服妻子，“我并不是仅仅满足于生理和安全的需要就可以的。我还需要社交，需要自我实现”。
但两人之间始终无法对此达成共识，困在医院的阿武对“价值感”的在意，似乎是妻子一直无法理解的点。
康复病区有5、6个青春期的孩子，尽管不是爆炸事故的难友，但也许是因为自己也有孩子，阿武总会对他们格外关心，说起这些小家伙，他的语调都会格外温柔一些：“那个孩子才12岁，眉清目秀的，真是可惜啊……还有一个女孩，哎，不知道她们以后怎么办。” 阿武喜欢和孩子们聊天，孩子们也喜欢他，他甚至拉了一个小小的群聊，把孩子们都拉进群里。在群里，阿武和他们聊音乐，聊书籍，聊一些励志的故事。这群处于叛逆期的孩子们明显与阿武更亲近，这也让阿武感到骄傲，“自己不是一个没用的人”。
经朋友介绍认识了一位残联的负责人后，阿武思虑了很久，终于给对方编辑了长长的信息，希望残联能为那群孩子们组织一些活动。阿武体贴地将活动设计得有声有色：请对方做分享、带孩子们去参观残联、参观残疾人再就业和创业成果……
至于为什么要费力去张罗这些与自己的康复无关的活动，阿武没有认真想过。他微微颦起眉，眼里泛起一丝光线：“我只是觉得吧，不论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都应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哪怕我只是一株小草，甚至说哪怕是牛粪吧，也是可以滋养花朵的，也是有价值的。”
他将“价值”两个字的音发得特别重——在与巨大的灾祸迎面撞击、手足无措的时候，想抓住、能抓住的，往往不过就是这些小小的、一闪而过的价值与意义吧。靠它支撑着，迈一步，再迈一步，才能走过这漫漫长路。
说起这些事情时，我和阿武正在餐厅的食堂一起吃午餐。阿武看到那天食堂的菜单里挂上了“鸡排”的选项，便忙不迭买了一块，请在一旁的护工带去病区送给丁丁——他最心疼的那个12岁的小男孩。
阿武和艳云沟通了几次，艳云还是拒绝了我提出的“见面聊一聊”的请求。阿武有些不好意思地解释：“她的性格就这样。而且，自从发生那事后，别说和陌生人了，她跟自己朋友，甚至家里人的来往都少了很多，不愿见人。”
我想看看艳云的照片。阿武在手机里翻了许久，才翻出一张合影，他掰着指头回忆照这张照片的时间：“嗯，应该是在怀着老二的时候照的，离现在应该有6、7年了吧。”照片里的艳云纤细、瘦小、清秀，眉宇间却有着显而易见的英气。孩子们的照片在阿武手机里明显要多得多，阿武可以轻易翻出一大堆。女儿斯文安静，乌黑的头发束成马尾，额边还有一些小碎发，她继承了阿武的运动细胞，能跑能跳；小儿子软软萌萌，乌黑的眼珠子，很乖巧的样子。
阿武住院以来，孩子们来医院的次数并不算多。艳云说：“医院不是个好地方，最好不要让孩子们来。”阿武也认可，但他其实还有未说出口的一些小心思——他始终不太能接受孩子们看到自己现在的样子。其实阿武想孩子，那种想念是钻进心里最深处的，像小小的蚂蚁密密地啃着。陪护的护工大姐说起来，眼圈也跟着微微红了红：“怎么会不想呢，他常常想孩子想得偷偷哭。”
阿武以为自己掩饰得很好，但每一次孩子们来看他，他的兴奋被旁人看得一清二楚。女儿今年读初三了，学业繁重，来得相对少一点，已经6岁的儿子来得勤一些。小小的个子，才1米出头，也能学着大人的模样，试图拉着病床旁边的护栏，扶爸爸从床边坐起。儿子还要抢着去帮着推阿武的轮椅，人还没有轮椅高，一边推一边大声喊，声音嫩得像拔节而出的笋尖：“我来推爸爸一次！”病房的走廊很长，儿子推了一小段就有些吃力了，但那片刻的温馨，被阿武当书签一般在心里存了许久。
不谙世事的儿子还不太清楚这场事故对爸爸、以至对自己家意味着什么，但女儿却是明白的。一个黄昏，内向的女儿踌躇许久，拉着艳云开口问：“妈妈，我们家的药店毁了，那家里是不是就破产了啊？我们以后可怎么办啊？我以后还可以上学吗？”说着说着，晶亮的泪珠就在眼眶里含不住了，扑簌扑簌掉了下来。
阿武听艳云转述时，觉得自己的心都快被撕成一片片的了。他想直接给女儿说，想来想去，却不知道怎么开口。虽然家里面他才是对孩子有求必应、宠爱到近乎没有原则的那一个，但他总觉得一双儿女会更听妈妈的话。
阿武只能让妻子转告女儿：“你放心，家里有钱呢，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更别说上学了，别担心啊姑娘。”
话是这么说，阿武却始终无法安心了。女儿的话像一根根针，扎得他的心全是明晃晃的窟窿。他止不住地心疼起女儿，正值花季的年龄，就被如此这般硬生生摁在面目狰狞的生活的正对面，无处可逃。
阿武的睡眠本就不算好，那阵子更是动不动就醒。睡不着的时候他就写信，想写给孩子的老师。落了笔，又觉得不好，揉了丢了，想一想，又重新开始写。这封信最后送出去的时候，是厚厚的一沓。老师是贴心的，事故之后，就格外关照这个略略有些敏感的小姑娘，尤其在心理上。
“也许没有这封信，老师还是会照顾我家女儿，可是我写了信，那就是我做爸爸的心。”阿武想拍一拍胸口，但似乎又嫌这个动作有些矫情，便又不易察觉地放下了手。
“怎么会不心疼呢，你知道，我女儿住校，一个星期才能回家一次，以前每一次都是我去接她，而现在，她已经很久都是自己一个人回家了。”阿武的眼眶微微有些氤氲出水汽，儿女仿佛他的软肋，每每说起，情绪便会失控。
阿武刚出事时，整个大家庭几乎都被惊动了。许多在外地的亲属都赶来探望他，眼泪哗哗往下掉，人人都似乎被卷进了那股洪流里，不知所措。
阿武重情，一直记着那些好，但照顾他的重担终究还是只能落在几位至亲的肩上。事故发生后，阿武的父母从老家的县城赶来，与儿媳和孙女孙子住在一起。老太太负责接送孩子，在家做饭，老头则和儿媳一起在医院照顾儿子。
这是艳云结婚以来，第一次与公婆同住。和大部分家庭一样，儿媳与公婆同住久了，自然难免生出嫌隙，鸡毛蒜皮的小事本不致命，但叠加到这样敏感的时期，每个人都似背上了火药桶，没过多久，阿武的父母就回老家了。
春节前，父母又托阿武的妹妹给了孙女孙子每人带来2000元的压岁钱，妹妹也给了3000元。所有人都心照不宣，这钱不是仅仅给孩子们的，对于这大半年了没有进项的家庭来说，是一番带着支持的慰藉。
那天阿武妹妹的兴致很高，兴冲冲想给两个孩子拍张照片，艳云突然劈手抢过相机：“不要照。”其乐融融的气氛被突兀地撕开一道口子，所有人都愣在原地。事后，艳云仍有着未消的余怒：“我知道，她拍了照不就是要给（阿武的）妈看吗？”窗外的寒意仿佛悄无声息渗进来，阿武妹妹很快走了，艳云也并没有留她吃饭。
阿武其实清楚，艳云期待的是什么——是钱吧，这是所有人都绕不过去的坎。妻子期待自己的父母能给出更多的支援，以缓解他们无处不在的压力。从爆炸后到现在，阿武一家没有一分钱的收入，从小穷惯了的艳云一直是个没有安全感的人，在药店正常营业、收入尚可的时候，她都有些节俭至苛刻。此刻，不用说阿武也知道，经济的压力恐怕已经快将妻子逼疯了。
可阿武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夫妻俩有时能聊很久的天，聊怎么应对工作组，怎么和对方周旋，怎么争取更多的补偿；聊等到阿武出院，怎么计划，怎么去挣钱，未来怎么过。很多时候，夫妻俩又只能相顾无言地沉默，两个人心里都有团大大小小无名的火，话不投机就会吵起来。
除了钱，更有一些微妙的东西。比如，“重视”，是艳云对阿武家人一直颇有微词的地方。
阿武有时会替自己家人辩护：“怎么没重视了？我爸妈不是之前一直来照顾吗？”他吞下了后半句，及时避免了另一场衍生的争吵。但此刻的争吵却是停不住的，话赶话，仿佛杠子撞击着地面。
“我爸妈60多岁了，还在外地打工，不也是想多挣点钱帮衬我们？妹妹还不时会来看我，给我做饭，给我买最好的水果，给我买手机，怎么不算重视？”阿武对父母和妹妹没要求，何况他知道，从事情发生到现在，大家其实都和自己一样，在佝偻着忍受生活。为人子为人兄，阿武对自己的亲人满是愧疚和心疼。他心酸父母这么大年纪还要去到千里之外做最辛苦的体力活来挣钱，也觉得妹妹待自己已经很好了。“都是有自己小家庭的，怎么能要求对方丢开自己的丈夫孩子来守着我”。
艳云硬邦邦顶回来：“你妹妹还没有我姐姐来得勤。”
阿武便收了声——因为大姨子艳华，做得确实“没话说”。
刚来这家康复医院时，大家心照不宣地明白了这是一场持久战。阿武家离医院远，艳云就在医院附近租了个小房子，接下来大半年的时间，都是艳云和艳华轮番做饭炖汤，什么有营养做什么，唯恐阿武不肯吃，一天几遍地往医院送，这一送便是大半年。阿武回忆起自己告别流食后的第一口米饭，“还是姐姐送来的”。
后来艳华说，“还是要活禽炖的汤才够补，那些超市买来的冰冻的，哪里有营养”。可十堰早已禁了活禽买卖，艳华不死心，托了一层层关系找熟人，凌晨3点多，夜深得像倒扣的盖子，艳华拉着艳云，像地下党接头一般，找对方背回来十来只活鸽子。
阿武没有胃口，喝了几口便不想喝了。艳云突然就在旁边涨红了脸：“这么辛苦买回来的，你怎么可以辜负姐姐的心意？”
阿武想一想，也是的，于是埋下头，一口一口把汤全都喝下去。
今年初夏小龙虾一上市，艳华就做了一大桌，喊着小外甥过去吃，吃完了，又打包了整整齐齐的两盒子，送去给还在住校的外甥女。
说到这儿，阿武微微红了眼圈——出事前，他是家族里远近闻名的“美食家”，可以为了一扇土猪肉翻越150多里的山路，也会在闲暇时花4个小时炖一碗汤。而他最喜欢的，还是呼朋唤友地约上亲戚朋友们来吃虾。他会在早上6点去市场买虾回来，然后用牙刷把虾刷得干干净净，一点缝隙都不放过。阿武翻出手机里的照片，略带自豪地给我看——这确实是我见过刷得最干净的虾。
艳云会怪阿武在“吃”这件事情上花太多时间，在她看来，有这些功夫拿去做什么不好，却偏要和虾身上的泥巴较劲。
阿武知道艳华是没时间折腾这些的，于是每次买虾都是十几斤地买，喊着艳华一家来吃。刷得白白净净的虾被丢进锅，油“滋啦”爆起来，热气和香气窜满整个房间，两家人围着桌子，吃得满手满脸都是油。吃完了，还会大包小包地让艳华打包带回家。 而如今，隔了一场爆炸，艳华却还能记得那些红红亮亮的、属于夏天的小龙虾。
艳华话并不多，跟阿武只有一句：“你放心，你的女儿儿子爱吃的，我都记得。你惦记的事，我们也都会惦记着。”
说起妻子，阿武偶尔会带上几句抱怨，但其实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艳云出现在他的口中的频率出奇的高，几乎隔两句话，便会蹦出“我老婆不会这样觉得……”,“如果是我老婆，她就会……”这样的字眼。
阿武说，“我们都是老夫老妻，现在没什么温柔浪漫，也谈不上什么爱情了”，会说“希望两人能更互相欣赏，多一些赞美和夸奖，而不是常常吵吵闹闹，或者总在兴致勃勃的时候被泼一盆凉水。”但艳云在阿武口中也还有另一面的模样——她聪明能干、要强，极其爱整洁、讲卫生。在阿武受伤后最难的时候，不管在医院里照顾得多晚多累，艳云只要回到家，一定要将家里的卫生做得清清爽爽才会去睡觉。“今日事今日毕”，是艳云坚持的。
这样严格的自我要求也会投射到阿武身上，具体表现就是两人频繁地为了阿武的复健争吵。艳云对阿武康复的期待极高，要求阿武“除了吃饭睡觉就要做康复训练”。中午阿武正在吃饭的时候，突然电话响了，拿起来一看，是他和艳云共同的朋友张鹏。看到这个名字在手机屏幕上闪动时，阿武突然就忍俊不禁，接起电话，第一句便是：“让我猜一下，是艳云给你打电话告状了吧？”电话那头也笑了起来，把艳云的意见一一转述。
阿武仍好脾气地一句句解释着：“我的锻炼量如果叫‘少’，那整个院区可能就没有‘多’的了……”然后，阿武就把自己的训练日程完完整整复述了一遍，末了，又补充着叮嘱一句，“前几天又为康复的事情吵架，她可能是把我拉黑了，你把这句话转告给她，让她别担心啊。”
挂断电话，阿武带着点无奈地抱怨了一句：“哎，我老婆她真的不懂这些……不过我也真的能理解她，她就是太希望我快点好起来了，太希望生活能恢复到原来的样子。”
阿武的目光被拉得有点悠长：“我也想啊，只是欲速则不达。慢慢来吧。哎，想一想，这一年，真的不知道她是怎么熬过来的。”对于被妻子拉黑这件事，他倒是不太紧张，脸色浮出带着点甜的笑意：“嘿嘿，没事，过两天就能和好了。”
艳云恐怕确实也没法去回想自己这一年是怎么熬过来的。
她是个略略带着点内向的人，素来朋友就不多，爆炸事故后，她更是有点把自己当做一个茧裹起来的意思。阿武心疼她，总劝她有空就去姐姐家或者父母家待一待，“哪怕什么都不做，就在家里人旁边，也会有些安慰吧”。
艳云却不肯，每次提到这，她都会脸色一黯，无意识地拿脚踢着什么。阿武了解妻子，她一辈子要强惯了，现在更是坚定地认为别人会笑话她。见妻子不出声，把头埋得低低的。阿武也不忍心再多说什么了。
掐指算一算，两人结婚已经快20年了。他们之间似乎没有过那些风花雪月，有一年见到年轻人都流行过“520”，阿武也跟着潮流给艳云发了个520元的红包，果不其然收获了妻子的白眼：“银行卡都在我手里呢，你发个红包就是我自己给自己转钱呗？”虽然嗔怪着，却也有忍不住的笑意。
刚出事的时候，最疼阿武的小舅舅和他聊悄悄话：“你现在一定要沉得住气，要随时记住，康复是最重要的任务。如果和艳云有什么不痛快，就啥都不要想。低调，能屈能伸，尽量不惹她生气。该低头时就低头。”
信息一条条弹出来，手机屏幕忽明忽亮，阿武明白舅舅满心说不出的担忧和叮咛。微信聊天的最后几句，舅舅反复叮嘱着：“你也要留个心眼，万一她有什么想法呢？”
这段舅甥间的私房话，被艳云不小心看到了。一开始，艳云气得发抖：“哟，还会出谋划策呢？还‘能屈能伸’呢？怎么，我虐待你了吗？和你结婚这么久，这时候，我倒是外人了？”
阿武明白，艳云并没有真的生气。事情刚发生的时候，阿武确实忧心忡忡，未来的路像一条黑色的隧道，他不知道艳云究竟能陪他走到哪一步。但他很快也坦然了，“如果真的坚持不下去了，也没什么，我能接受。她那么爱孩子们，就算有一天我们真的分开了，我相信她能够照顾好一对儿女，于我而言，也就安心了”。
不过这一年的磕磕碰碰这么过来后，阿武竟是更有信心了。“不会分开的。”他笑，眼里的光晶晶亮亮的，“我相信，不会的。”
他说，事故前，有时两人吵架，气得口不择言，嚷嚷着提到离婚。有一次，阿武哼哼：“离婚了我什么都不要，只把车子开走，其它的都留给你们。”艳云扑哧一声笑了：“想得美，车子也不会给你。”
事故之后，两人反倒是都不会去提“离婚”这样的字眼了，略带一点小心翼翼，谁也不去触碰。唯一一次，两人吵架吵得凶了，阿武恼了口不择言：“大不了就离，谁怕谁。”艳云一把上前拧住阿武的胳膊：“哎哟，你不得了哦，长能耐了呀。现在都这样了，倒是学会发脾气了呢。”
两个人都绷不住笑了。窗外，远处的山林青绿得像被浸湿透了，仿佛能闻到新长出的青芽的气息。细雨里天色微亮，郁郁葱葱里藏着《基督山伯爵》里的字句：人类的全部智慧就包含在这两个词里，等待和希望。
是的，最难的修罗场已经熬过去了，不会更差了。
来源：人间theLiving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