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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版水浒传删掉的一段情节, 藏着北宋灭亡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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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eforya
3 年多
楼主 (北美华人网)
01
98版《水浒传》是一部难得的好作品,剧组及演员奉献出全部的热情和精神,与86版《西游记》、87版《红楼梦》、94版《三国演义》共同封神,并成经典,为我们留下永恒的记忆。
受制于剧情篇幅限制,43集的电视剧作了不少的删减。
其中,高俅第一次征讨梁山泊的戏份直接省略。
书中在第78回描写简练,一笔带过。
这段极易被读者忽略的内容,居然隐藏着北宋灭亡的真相。
原来这十路军马,都是曾经训练精兵,更兼这十节度使,旧日都是绿林丛中出身,后来受了招安,直做到许大官职,都是精锐勇猛之人,非是一时建了些少功名。
此话怎讲?
这要从宋朝的募兵制说起。
宋 大驾卤薄图 局部
02
唐朝实行的是府兵制,通俗来讲就是“兵农合一”, 战时为兵闲时为民,作战自备干粮、马匹。
募兵制则是自愿应征,符合条件方可入伍,国家提供一切供养,当兵成为一种新职业。
募兵制对社会稳定起了积极的作用。
五代十国以来,战乱不休,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社会中下层成员,对经济政治地位的追求热情空前高涨。
科举制之外,募兵制无疑为广大底层人员提供了一条更宽阔的上升通道。
正如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那样,新制度的产生,往往始于旧制度的崩盘。
因为旧制度无法适应客观环境的变化,新制度则是应环境需求量体裁衣式的产物,自然会促进社会发展。
但随着长期运行,或运营者的执行偏离,或制度的因循守旧,原本先进的制度漏洞不断扩大,弊端逐渐积累,最终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03
募兵制亦难逃此规律。
随着宋王朝的更迭延续,三大弊端逐步显现。 一、兵源质量下降
宋太祖赵匡胤是职业军人出身,他征兵标准还是很高的。
《宋史·兵志》记载: “方其募时,先度人材,次阅走跃,试瞻视……赐以缗钱、衣履而隶诸籍。”
先是身高标准,然后是行为举止,再是视力强弱测试,几乎是现代征兵的条件。
作为武将上位的太祖,立国之时便定下总基调:
“可以利百代者,唯养兵也。”
真正的长治久安之道,只有“养兵”。
灾荒之年,国家把饥民招募为士兵,可以避免饥民作乱,正常年份,即使有军队作乱造反,也不会有百姓参与。
宋神宗坐像
宋神宗对此更有精辟见解,他先分析问题本质,“前世为乱者,皆无赖不逞之人”,又给出解决方案,“禁军无赖乃投募,非农民比。尽收无赖而厚养之,又重爵养其渠帅,乃所以弥乱”。
在他们看来,这帮人造反作乱,不就是图个钱吗?
钱的问题,咱可以用钱来解决啊。
发生动乱或灾害,直接树起招兵大旗,把“与人为害者募之入军,则乡闾静谧”。
这些人为朝廷效力求得荣华富贵,由社会的不稳定因素,转换成维护统治的力量。
待到宋辽和平以后,宋朝外战基本消停,募兵制度在收编的基础上,走向了极端,招募盗贼为兵,广泛实施“务在化贼为民”的怀柔政策。
宋朝富庶登峰造极,史载农民起义数量亦堪称历代之最。
据《两宋农民战争史料汇编》统计,北宋167年国祚,爆发农民起义203次,平均每年1.21起,朝廷常采取招安策略,乃至当时有“欲得官,杀人放火受招安”之类的俗话。
沈括调侃道:“福建剧贼廖恩,聚众千余人,剽掠市邑,杀害将吏,江浙为之搔然。后经赦宥,乃率其徒首降,朝廷补恩右班殿直”。
右班殿直是正九品的武官,宋徽宗时改名保义郎。
《水浒传》中,十个跟随高俅出征的节度使,各个都是绿林出身,更印证了招安已是宋朝兵源补充的“新常态”。众多流氓地痞、强盗土匪的加入,使得北宋军队的兵源素质呈下降趋势。 二、冗兵现象凸显
国家遇到灾荒,产生大量灾民,这本是经济问题,正确的作法是用经济手段来解决,名臣范仲淹的应对堪称完美。
范仲淹画像
他出任杭州知府时,地方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灾荒,一些奸商巨贾哄抬米价,大发国难财。
范仲淹没有制止,而是任由粮价暴涨,短期内大批粮食涌入,结果供大于求,价格快速回落。他还鼓励百姓赛龙舟,令寺院官府大兴土木,雇佣大量人工,以工赈灾,从而顺利度过灾荒。
北宋朝廷却不用经济手段,而是简单的将灾民转为官兵,这没有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只是把问题爆发的时间延迟了。
这种收容器的效果,导致宋朝士兵的数量跟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
建国初年,全国军队22万,到宋仁宗时已激增到126万,不到百年时间变成6倍。
要知道,清朝全盛时期,国土面积是宋朝的三倍,全国军队也就70万人。
先不论打仗的消耗,所谓兴师十万,日耗千金,单单只军饷一项,就是天文数字。
主管财政的三司使蔡襄在1064年《论兵十事疏》记载:一名禁军军饷50缗,一名厢兵军饷30缗,118万军队,一年军费约为4800万缗。
这又是什么概念?
朝廷足够富裕,一年财政总收入高达6300万缗钱,但军费开支居然达到惊人的80%。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财政当家人蔡襄悲观地写道:
“天下六分之物,五分养兵,一分给郊庙之奉、国家之费,国何得不穷?民何得不困?”
这逐渐陷入一个尴尬的怪圈循环:因为饥荒产生灾民,为防民变将灾民编为官兵,因此官兵数量激增;官兵数量增加,导致军费支出增加;为弥补军费不足,又需要增加赋税;而增加赋税的任务,最终落到百姓头上,结果,又将产生更多的灾民。
治标不治本的设计,让原本期望的釜底抽薪良策,却成了抱薪救火的失着。 三、军事作风废弛
宋太祖时期,军事训练很严格,甚至连月度发放口粮,驻扎在城东在城西发,驻扎在城西在城东发,让士兵自己领取,防其骄惰。宋真宗以后训练松弛,司马光上书皇帝时,直接说这些骄兵靠不住:
“……临乱之际,得便即知退走,不惟自丧其身,并更拽动大阵”。
乃至靖康元年,面对彪悍南下的金兵,派驻浚州(今河南浚县)的宋军骑兵,因平时缺乏训练,居然不会骑马,用双手紧抓马鞍子不放,惹得围观的市民哄笑不已。
更不要说那些盗匪,被招安那就是进了安乐窝,彻底与农民脱离了地域上、利益上的联系。专职当兵,缺乏信仰,雇佣性质明显,贪图安逸享乐。
昔日屡立战功的十位节度使,“精锐勇猛”所剩无几,被梁山好汉花样吊打,自然在情理之中。
与此同时,部队缺额现象普遍。缺额,俗称吃空饷,军官利用虚籍贪渎舞弊,腐败之风大盛,宋徽宗时尤为严重。
1106年,枢密院向徽宗报告:
“禁军阙额二十四万。”
定州(今河北保定)编制是10万士兵,澶渊之盟后,“定州犹不减二三万人”,徽宗时减至不足7000人,
张舜民因此奏曰:
“定州最为河北屯兵之处,尚乃如此,其他州军即可知矣”。
一方面是兵员冗滥,账面上的兵员数之“多”;另一方面,缺额愈演愈烈,实际兵员数之“少”。
抗金名臣李纲曾言:
“臣意以为中国军政不修,几三十年矣。阙额不补者过半,其见存者,皆溃散之余,不习战阵。”
兵员数量不齐,士兵训练不足,军队的战斗力自然孱弱。
金兵南下之时,北宋“河北将兵,十无二三……”
金人发出灵魂拷问:
“闻南朝有兵八百万,今在何处?何不迎战?”
金兵所到之处势如摧枯拉朽,北宋灭亡只是时间问题。
反观后世,南宋有战力爆棚的岳家军,明朝有战力恐怖的戚家军,之所以能够百战百胜,就是克服了募兵制的弊端。
一则士兵来源是高质量的,兵在精而不在多;
二则信仰理念是坚定的,岳家军的精忠报国,戚家军的保境安民;
三则军事训练是过硬的,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四则纪律作风是严明的,岳家军“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戚家军“勇者不得前,怯者不得后”。
滴水藏海,一叶知秋。
透过《水浒传》的视角,纵览北宋的军政得失,王朝的兴衰成败,亦能为后来者以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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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版《水浒传》是一部难得的好作品,剧组及演员奉献出全部的热情和精神,与86版《西游记》、87版《红楼梦》、94版《三国演义》共同封神,并成经典,为我们留下永恒的记忆。
受制于剧情篇幅限制,43集的电视剧作了不少的删减。
其中,高俅第一次征讨梁山泊的戏份直接省略。
书中在第78回描写简练,一笔带过。
这段极易被读者忽略的内容,居然隐藏着北宋灭亡的真相。
原来这十路军马,都是曾经训练精兵,更兼这十节度使,旧日都是绿林丛中出身,后来受了招安,直做到许大官职,都是精锐勇猛之人,非是一时建了些少功名。
此话怎讲?
这要从宋朝的募兵制说起。
02
唐朝实行的是府兵制,通俗来讲就是“兵农合一”, 战时为兵闲时为民,作战自备干粮、马匹。
募兵制则是自愿应征,符合条件方可入伍,国家提供一切供养,当兵成为一种新职业。
募兵制对社会稳定起了积极的作用。
五代十国以来,战乱不休,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社会中下层成员,对经济政治地位的追求热情空前高涨。
科举制之外,募兵制无疑为广大底层人员提供了一条更宽阔的上升通道。
正如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那样,新制度的产生,往往始于旧制度的崩盘。
因为旧制度无法适应客观环境的变化,新制度则是应环境需求量体裁衣式的产物,自然会促进社会发展。
但随着长期运行,或运营者的执行偏离,或制度的因循守旧,原本先进的制度漏洞不断扩大,弊端逐渐积累,最终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03
募兵制亦难逃此规律。
随着宋王朝的更迭延续,三大弊端逐步显现。 一、兵源质量下降
宋太祖赵匡胤是职业军人出身,他征兵标准还是很高的。
《宋史·兵志》记载: “方其募时,先度人材,次阅走跃,试瞻视……赐以缗钱、衣履而隶诸籍。”
先是身高标准,然后是行为举止,再是视力强弱测试,几乎是现代征兵的条件。
作为武将上位的太祖,立国之时便定下总基调:
“可以利百代者,唯养兵也。”
真正的长治久安之道,只有“养兵”。
灾荒之年,国家把饥民招募为士兵,可以避免饥民作乱,正常年份,即使有军队作乱造反,也不会有百姓参与。
宋神宗对此更有精辟见解,他先分析问题本质,“前世为乱者,皆无赖不逞之人”,又给出解决方案,“禁军无赖乃投募,非农民比。尽收无赖而厚养之,又重爵养其渠帅,乃所以弥乱”。
在他们看来,这帮人造反作乱,不就是图个钱吗?
钱的问题,咱可以用钱来解决啊。
发生动乱或灾害,直接树起招兵大旗,把“与人为害者募之入军,则乡闾静谧”。
这些人为朝廷效力求得荣华富贵,由社会的不稳定因素,转换成维护统治的力量。
待到宋辽和平以后,宋朝外战基本消停,募兵制度在收编的基础上,走向了极端,招募盗贼为兵,广泛实施“务在化贼为民”的怀柔政策。
宋朝富庶登峰造极,史载农民起义数量亦堪称历代之最。
据《两宋农民战争史料汇编》统计,北宋167年国祚,爆发农民起义203次,平均每年1.21起,朝廷常采取招安策略,乃至当时有“欲得官,杀人放火受招安”之类的俗话。
沈括调侃道:“福建剧贼廖恩,聚众千余人,剽掠市邑,杀害将吏,江浙为之搔然。后经赦宥,乃率其徒首降,朝廷补恩右班殿直”。
右班殿直是正九品的武官,宋徽宗时改名保义郎。
《水浒传》中,十个跟随高俅出征的节度使,各个都是绿林出身,更印证了招安已是宋朝兵源补充的“新常态”。众多流氓地痞、强盗土匪的加入,使得北宋军队的兵源素质呈下降趋势。 二、冗兵现象凸显
国家遇到灾荒,产生大量灾民,这本是经济问题,正确的作法是用经济手段来解决,名臣范仲淹的应对堪称完美。
他出任杭州知府时,地方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灾荒,一些奸商巨贾哄抬米价,大发国难财。
范仲淹没有制止,而是任由粮价暴涨,短期内大批粮食涌入,结果供大于求,价格快速回落。他还鼓励百姓赛龙舟,令寺院官府大兴土木,雇佣大量人工,以工赈灾,从而顺利度过灾荒。
北宋朝廷却不用经济手段,而是简单的将灾民转为官兵,这没有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只是把问题爆发的时间延迟了。
这种收容器的效果,导致宋朝士兵的数量跟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
建国初年,全国军队22万,到宋仁宗时已激增到126万,不到百年时间变成6倍。
要知道,清朝全盛时期,国土面积是宋朝的三倍,全国军队也就70万人。
先不论打仗的消耗,所谓兴师十万,日耗千金,单单只军饷一项,就是天文数字。
主管财政的三司使蔡襄在1064年《论兵十事疏》记载:一名禁军军饷50缗,一名厢兵军饷30缗,118万军队,一年军费约为4800万缗。
这又是什么概念?
朝廷足够富裕,一年财政总收入高达6300万缗钱,但军费开支居然达到惊人的80%。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财政当家人蔡襄悲观地写道:
“天下六分之物,五分养兵,一分给郊庙之奉、国家之费,国何得不穷?民何得不困?”
这逐渐陷入一个尴尬的怪圈循环:因为饥荒产生灾民,为防民变将灾民编为官兵,因此官兵数量激增;官兵数量增加,导致军费支出增加;为弥补军费不足,又需要增加赋税;而增加赋税的任务,最终落到百姓头上,结果,又将产生更多的灾民。
治标不治本的设计,让原本期望的釜底抽薪良策,却成了抱薪救火的失着。 三、军事作风废弛
宋太祖时期,军事训练很严格,甚至连月度发放口粮,驻扎在城东在城西发,驻扎在城西在城东发,让士兵自己领取,防其骄惰。宋真宗以后训练松弛,司马光上书皇帝时,直接说这些骄兵靠不住:
“……临乱之际,得便即知退走,不惟自丧其身,并更拽动大阵”。
乃至靖康元年,面对彪悍南下的金兵,派驻浚州(今河南浚县)的宋军骑兵,因平时缺乏训练,居然不会骑马,用双手紧抓马鞍子不放,惹得围观的市民哄笑不已。
更不要说那些盗匪,被招安那就是进了安乐窝,彻底与农民脱离了地域上、利益上的联系。专职当兵,缺乏信仰,雇佣性质明显,贪图安逸享乐。
昔日屡立战功的十位节度使,“精锐勇猛”所剩无几,被梁山好汉花样吊打,自然在情理之中。
与此同时,部队缺额现象普遍。缺额,俗称吃空饷,军官利用虚籍贪渎舞弊,腐败之风大盛,宋徽宗时尤为严重。
1106年,枢密院向徽宗报告:
“禁军阙额二十四万。”
定州(今河北保定)编制是10万士兵,澶渊之盟后,“定州犹不减二三万人”,徽宗时减至不足7000人,
张舜民因此奏曰:
“定州最为河北屯兵之处,尚乃如此,其他州军即可知矣”。
一方面是兵员冗滥,账面上的兵员数之“多”;另一方面,缺额愈演愈烈,实际兵员数之“少”。
抗金名臣李纲曾言:
“臣意以为中国军政不修,几三十年矣。阙额不补者过半,其见存者,皆溃散之余,不习战阵。”
兵员数量不齐,士兵训练不足,军队的战斗力自然孱弱。
金兵南下之时,北宋“河北将兵,十无二三……”
金人发出灵魂拷问:
“闻南朝有兵八百万,今在何处?何不迎战?”
金兵所到之处势如摧枯拉朽,北宋灭亡只是时间问题。
反观后世,南宋有战力爆棚的岳家军,明朝有战力恐怖的戚家军,之所以能够百战百胜,就是克服了募兵制的弊端。
一则士兵来源是高质量的,兵在精而不在多;
二则信仰理念是坚定的,岳家军的精忠报国,戚家军的保境安民;
三则军事训练是过硬的,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四则纪律作风是严明的,岳家军“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戚家军“勇者不得前,怯者不得后”。
滴水藏海,一叶知秋。
透过《水浒传》的视角,纵览北宋的军政得失,王朝的兴衰成败,亦能为后来者以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