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噶尔部跟康熙、雍正打得有来有回，怎么到乾隆时被收拾得服服贴贴？

准噶尔汗国的历史究竟有多长？如果从明崇祯八年（1635）巴图尔珲台吉自称大汗开始算起，国祚为120年。但如果从康熙十八年（1679）噶尔丹获得“博硕克图汗”的头衔算起，至乾隆二十年（1755）反复无常的绰罗斯·达瓦齐为清军所俘，则仅存在76年。那么，与清朝进行长达67年之久的战争后，这个曾雄踞中国西北乃至中亚地区的草原帝国缘何会突然覆灭呢？


乾隆二十八年（1763）九月十九日，对于乾隆而言多少有些忙碌。没办法，谁让这位已然52岁的皇帝刚刚给自己放了一个暑假，去承德避暑山庄和木兰围场玩了呢！
在处理了御史戈涛的奏折、贝勒斐苏之子袭职、副都统留保住与蒙古扎萨克图汗巴勒达尔的纠纷等琐事之后，乾隆似乎想起了什么，命人将自己新近写成的一篇书稿拿给军机处大臣们读。虽然史料中没有记录乾隆当时的心态，不过想来，大体应该类似于那些在自媒体上发表长文的历史博主——故作高冷之余，心中迫切等待着他人的点赞和评论。

乾隆缘何要在百忙之中写下这篇《准噶尔全部纪略》，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因为“历史上那些给外夷著书立传的，语言不通、水平不行，朕念在准噶尔也是大部落的份上，便勉为其难的亲自为他们留下点记录吧！”
当然，除了炫耀自己的文笔和史料分析能力之外，乾隆真正想要说的还是全文最后那段话：“一个立国百余年的强大部落，最终走向覆灭。归根结底，不过是‘十人成之而不足，一人败之而有余’。同时也是贾谊所谓的‘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就是说，乾隆认为准噶尔汗国最终的灭亡，完全是因其内部的不团结以及统治阶层的不仁不义导致。
在参研了军机处进呈的《准噶尔家谱》等相关资料后，乾隆怀着八卦的心理将准噶尔部的诸多宫闱秘密梳理一遍，并着重记录了噶尔丹策零死后，准噶尔汗国的全面内讧。
作为准噶尔汗国最后一位具有绝对权威的大汗，噶尔丹策零没有其父策妄阿拉布坦那般肢解哈萨克汗国、鲸吞卫藏的战略大手笔，但也算一个长于政治博弈的守成之君。继位之初便派遣近臣特累向清世宗爱新觉罗·胤禛示好，甚至一度同意遣送此前在年羹尧平定青海过程中漏网的祸首——罗卜藏丹津。
就在胤禛误以为这位准噶尔部新大汗颇为恭顺之际，安然度过了政权交接期的噶尔丹策零却突然在遣送罗卜藏丹津一事上玩起了“拖”字诀。自感被愚弄后的胤禛随即命傅尔丹、岳钟琪两将领军出征。不料胤禛的色厉内荏再度被噶尔丹策零看破。他派出特使向胤禛表示押送罗卜藏丹津的队伍本已经走到半路，却因听到朝廷大军进剿的消息，而撤回了伊犁。如果“俯念愚昧，赦其已往，即将罗卜藏丹津解送”。
已经上过一次当的胤禛此时却再度踌躇了起来，以他的政治智慧自然不难看出噶尔丹策零可能还是在忽悠自己。但是与准噶尔汗国展开全面战争的巨大代价，以及逮捕罗卜藏丹津为“青海之役”画上一个圆满句号的迫切愿望，令他最终命令傅尔丹和岳钟琪暂缓一年进军。
正是抓住这一有利契机，噶尔丹策零完成了战争准备，于雍正八年（1730年）冬主动出击，劫掠科舍图卡伦。随后更诱使傅尔丹孤军深入，在博克托岭、和通泊战役中歼灭其所部精锐近两万人。在后续的战争中，眼见自己的攻势逐渐乏力。噶尔丹策零又灵活的主动“请和”，在同样没有把握取得全面胜利的胤禛于雍正十二年（1734）派出侍郎傅盈、学士阿克敦前来谈判时，噶尔丹策零一脸无辜的表示：“从前我父亡故，我遣特累告知，反有兵来……我岂能从！”
凭借着进退从容的外交手腕，噶尔丹策零成功耗死清世宗爱新觉罗·胤禛。并在乾隆四年（1739）的勘定牧界中以主动退让、释放诚意，换取了乾隆在边市和“赴藏熬茶”问题上的让步。特许准噶尔部通过北京和肃州两地的边市与清朝展开贸易。

当然乾隆之所以如此爽快，很大程度上是认为凭借中原出产的纺织品和日用铁器能够迅速掏空对方国库。殊不知，准噶尔汗国早在策妄阿拉布坦时代便已然实现了铁器和纺织品的自给自足，甚至在沙俄的技术支持下，建立起自己的铸炮和制呢工业体系。因此在清开放边市后，反倒是准噶尔汗国获得了空前丰厚的经济回报，其中仅两年一市的肃州为准噶尔汗国带来近四十万两白银的收入。
然而，就在准噶尔汗国进入史上最为繁荣稳定的时代之际，一场毁灭性天花瘟疫却悄然袭来。关于这场瘟疫的来源，西方史学家认为是沙俄使团和商队带来了这种致死率高达30%的可怕病毒，甚至有人暗示此举背后是罗曼诺夫王朝有意通过传播病毒来毁灭准噶尔汗国这个难缠的对手。
事实上，18世纪天花病毒在全世界的“大流行”并非人力可以左右，准噶尔汗国夹在清与沙俄之间，又未能及时引入种痘法等免疫技术，为其重创只是时间问题。乾隆十年（1745）九月，五十岁的噶尔丹策零病逝于伊犁，准噶尔汗国也随即进入了灭亡的倒计时。
虽然将“平准部”和“再平准部”列为自己的“十全武功”，但实际上，乾隆本人一开始并未将噶尔丹策零之死视为打击准噶尔汗国的良机。乾隆十年（1745）十一月，得知噶尔丹策零“业已病故”的消息后，乾隆还故作仁义的表示“乘伊有丧之际，发兵征讨，此事朕断不为。”
当然，这位自幼聪慧的天子也敏锐地感受到准噶尔汗国内部动荡的信息，指示军机处“固守边疆，严谨卡伦”。同时，大清帝国也并未就此关闭与准噶尔汗国的边境贸易。乾隆十一年（1746），肃州边市贸易甚至还创下九万五千九百二十余两的“新高”。
就在表面上欣欣向荣背后，一场血腥的宫闱内斗却伊犁全面展开。噶尔丹策零死后，其庶长子与嫡次子争夺汗位。策妄阿拉布坦的外孙阿睦尔撒纳、另一政治豪门的继承人绰罗斯·达瓦齐等地方豪强也趁势夺取了汗国的控制权。这对基于共同敌人的盟友，很快便因分赃不均反目。
乾隆十八年（1753）十一月，达瓦齐正式出兵讨伐阿睦尔撒纳，双方激战至次年六月，固守领地的阿睦尔撒纳终于抵挡不住，率残部五千余骑及部众两万余口，取道科布多“款关内附”。由于此前连番内战之中已有多股准噶尔贵族归顺大清。乾隆已然计划出动满蒙八旗三万七千众、绿营汉兵一万一千众，配合归降的二千准部人马，一举平定准噶尔汗国。是以，乾隆对于阿睦尔撒纳的到来格外看重。
在写下《准噶尔全部纪略》之际，乾隆或许还记得，乾隆十九年（1754）年十一月，自己在避暑山庄见到阿睦尔撒纳的场景，也还记得他那句充满着杀机的“塞外秋狝时、我马肥、彼马亦肥”。正是听从了阿睦尔撒纳的建议，乾隆决议于次年正月大举进军。

果然，清军这一有违战争常态的行动，令深信“大兵前来，须待明年草青”的准噶尔部全无防范。阿睦尔撒纳等叛降贵族更打着自己的旗号，为清军充当前锋，一时间竟出现“师行数千里，无一人抗颜行者”的局面。乾隆二十年（1755）四月，清军即攻占伊犁。
五月十四日夜，清军前锋翼长阿玉锡等三名“巴图鲁”，率二十二骑在伊犁西南的格登山执行侦察任务，意外发现了准噶尔部首领绰罗斯·达瓦齐所部的营帐。由于阿玉锡原本是畏罪而叛降大清的准噶尔部勇士，他干脆将错就错混入其中，直至逼近达瓦齐的汗帐时才突然拍马横矛、发起攻击。
黑夜之中，阿玉锡部声震山谷的呼喊及鸟铳射击之声，令本就没有多少斗志的达瓦齐所部全线崩溃。一场混战后，阿玉锡等人竟擒获准噶尔部大小首领二十余人，收拢降兵六千五百人。这样的战争奇迹连见多识广的乾隆本人也啧啧称奇，亲自召见了阿玉锡，将其封为散秩大臣，列入平准五十功臣之中，更命御用画师郎世宁绘制了一副《阿玉锡持矛荡寇图》。

乾隆之所以如此看重阿玉锡，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格登山之战从根本上宣告了准噶尔汗国有组织抵抗的结束。达瓦齐率残部落荒而逃，从天山托木尔峰下的木扎特达坂向南流窜，很快被乌什城主霍集斯伯克擒获，并缚献于平准大军的帐前，一并送来的还有当年雍正求之而不得的罗卜藏丹津。
至此，乾隆视角下的“初平准部”已然画上了句号。但直至此时，清却并没有彻底灭亡准噶尔部的打算。
按照乾隆“众建以分其势”的既定计划，清对准噶尔汗国的整体处理，是将其版图分割、重新恢复至此前“四卫拉特联盟”的态势。表面上看，这个处理对于在整个平准过程中负弩前驱的阿睦尔撒纳有失公平，但考虑到准噶尔汗国山头众多，清对准噶尔汗国的分而治之，也能够减少各派势力之间的摩擦。至于阿睦尔撒纳的小情绪，乾隆觉得，让他事实上控制准噶尔汗国的半壁江山，已经是能给予最大的诚意了。
如果站在后世角度来看，乾隆的方案对阿睦尔撒纳来说并非全然无法接受，毕竟在平定准噶尔汗国后，清军除了在伊犁驻有五百人之外，其余皆已陆续撤走，甚至连留守部队在处理完相关善后工作后也会撤走。届时，以阿睦尔撒纳的政治威望和兵力，依旧可以稳稳手持牛耳，成为“四卫拉特联盟”的共主。
然而，就是因为阿睦尔撒纳和乾隆都能看到这样的未来，双方之间原有的信任才迅速在越拉越长的“猜忌链”中逐渐崩溃。原先的良性互动逐渐不复存在，对方的任何举动都会被误解为“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比如阿睦尔撒纳向乾隆提出的“于噶尔丹策零亲戚中不论何姓，择众心诚服能御哈萨克、布鲁特（者）,公同保奏，稗领其众”的建议，被理解为反对朝廷分封四部，是公开的伸手要官。
有趣的是，在诸多准噶尔汗国昔日权贵之中，阿睦尔撒纳是少数公开反对清军撤走的。毕竟他深知自己的力量仍不足以压制其他反对势力，其“带路党”的身份更有可能成为众矢之的，因此清远征军反而是其最大的依仗。然而，乾隆还是果断撤走清军主力，反过来将阿睦尔撒纳招揽旧部、扩张势力的自保之举，打上了“结交奸佞之徒，各处遣人潜行招服”的包藏祸心。

就在阿睦尔撒纳感觉到清廷对自己的猜忌日深之际，北京又传来要求他前往热河觐见的消息。惶惶不可终日的阿睦尔撒纳，于乾隆二十年（1755）八月离开伊犁，仅行至半路便彻底失去了前进的勇气，竟沿额尔齐斯河 一路逃往哈萨克汗国去了。
阿睦尔撒纳为什么要逃？后世很多学者认定，此举是其铤而走险发动叛乱的标志。但从后续发展来看，长期滞留于哈萨克的阿睦尔撒纳并没有实际掌控叛乱的能力。准噶尔汗国境内有一些叛乱武装攻击驻扎在伊犁的清军，但更多的却是各路人马的彼此攻杀。
待阿睦尔撒纳从哈萨克汗国返回，追随他的各部台吉、宰桑早已不再听从他的号令，而是忙着互相吞噬，加上天花瘟疫的再度肆虐，阿睦尔撒纳在准噶尔地区无法立足，只能再度流窜至哈萨克，最终亡命沙俄。随着清军大举进剿，准噶尔汗国的局势迅速归于平静。
从过程来看，乾隆的“十全武功”中“再平准部”，更多的只是恢复当地秩序，并没有发生过多恶战，但后世却有一些学者，依照清代学者魏源的《圣武记》中一句“数千里间无瓦剌一毡帐”，宣称清军对准噶尔部实行“种族灭绝”式大屠杀。
魏源的原文是：“计数十万户中，先痘死者十之四，继窜入俄罗斯、哈萨克斯坦者十之二，卒歼于大兵者十之三，除妇孺充赏外，至今惟来降受屯之厄鲁特若干户，编设佐领昂吉，此外数千里间无瓦剌一毡帐。”
也就是说，魏源认为，在准噶尔汗国灭亡过程中损失的人口，40%死于天花瘟疫、20%是逃往沙俄和哈萨克，30%死于战乱，剩下的则全部编入了各佐领下属的“昂吉”。

事实上，清对于归降的准噶尔部众还算仁厚，早年率众来降者被安置于热河、漠北。乾隆二十年（1755）以后归降者，则就地安置，驻扎在新疆伊犁、塔尔巴哈台以及科布多，之所以出现准噶尔部彻底消失的情况，主要是因为改名为额鲁特部而已。

乾隆二十二年（1757）九月，阿睦尔撒纳因天花病逝于沙俄，他昔日的盟友和仇敌达瓦齐却活得非常滋润。按照清宗室成员爱新觉罗·昭梿所著《啸亭杂录》中的说法，此公被押解到北京后，非但没有被问斩或囚禁，竟还被加封为亲王，迎娶了康熙的孙女。
昭梿似乎见过这位“面大于盘、腰腹十围”的准噶尔汗国末代大汗，说其体味很重，以至于“膻气不可近”。达瓦齐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经常泡在池塘中与鹅鸭为伴，或许，能拥有这份“此间乐，不思准”的心境，也是一种幸福吧。
没有了大汗的准噶尔盆地，乾隆把这片土地命名为“新疆”，意为“故土新归”，并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鼓励百姓移居新疆。最终，不仅大批的八旗子弟、绿营兵、陕甘贫民赶赴了那片新天地，新疆乌什、叶尔羌、和阗、吐鲁番、哈密等地的维吾尔民众也迁徙到伊犁等地进行屯田。不同民族一起兴修水利、开垦荒地、生产生活，并在此落地生根，最终形成了一个多元、开放、稳定的社会共同体。

来源：国家人文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