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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札记｜从一位官员日记中窥见晚清社会风貌 王锺霖于嘉庆二十一年（1816）出生，山东济南历城人，为甲辰科（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的山东乡试举人。在咸丰八年六月，通过吏部选拔定岗之后，开始前往京城任职，此后的日记所载，大部分为在京任职期间的京城生活记录。日记的主要记载内容以日常生活为主，按记载内容，王锺霖主要活动区域有山东、直隶和京师一带。王锺霖先后在不同地方任职，每到一处，他都会细心观察当地的风俗民情，通过阅读他的日记，可以对晚清的世情风俗有更加清楚的了解。 外来人口在北京工作生活的情况 王锺霖记录了在京城内生活的情况。咸丰十年五月廿九日载，“京中内外城官民所用甜水除自己有车自拉外，余皆水屋按时卖给，凡有水屋皆山东登州人，无论大风雨必须送到各门挨卖……京中居民不下百万家，皆仰给此车之水，亦多不肯得罪他，盖水屋各有分界，他处不能越送也。山东东三府在京贸易者，亦不知有多少人，若大京城，食水酒肉皆东人，各衙门轿夫皆东人，下及拾粪者亦是，其他煤炭、油盐、放小利（怅）[账]，京中要事，山东、西人实掺大半，人云非山东、西人不能如此，辛勤性久能赊、能要也。京中大事之坏者，皆山西人放大小（怅）[账]者收本回家所致。”这段叙述中描述了外来人口在北京工作生活的情况。 在北京工作的外省人大部分是山东、山西人，在各行各业中都有着他们的身影，在北京进行贸易来往的，也有很多山东人。甚至有部分工作只有山东人能够胜任。 
《王锺霖日记（外一种）》，王锺霖著，周生杰、周恬羽整理，凤凰出版社出版 缺水的北京 日记对当时北京的供水情况作了一个很详细的描写。自古以来，人类用水的源头主要来自雨水、地面水和地下水，最适合公共使用的水源为地面水，其次是地下水，最后是雨水，但雨水不稳定。除此之外，在地面水方面，也是缺乏的，“近郊二十里，无河流灌润”， 因此北京居民在日常用水方面较为依赖地下水，即井水。 北京人口稠密，用水量大，但是供水的措施并不发达。“北京的井多在街上，除了王公之家，极少在自家宅院凿井。街上水井系卖水者所有，故市人常自卖水者手中买水。”除了甜水井是自行用车去取之外，其余的井水都是通过水屋的工人去运输，按日记中叙述，经营水屋的均是山东登州人，送水的工作十分辛苦，需风雨无阻地送到各家，突出了山东人的辛勤。而水屋的经营范围也有明确的划分，不同水屋有着不同的送水范围，互不侵犯，这种分段经营的方式早在乾隆年间已经开始定下来。“从乡缘的角度，这种分段把持的经营方式，或许也是同乡之间彼此的互利措施，也就是山东人基于‘有饭大家吃’的乡谊，产生了这种联合垄断的方式。”通过日记可以看出，这种同乡情谊虽然是建立在利益之上，但是乡里有困难，水屋的其他同乡也会伸出援手，用平常积累下来的公款，帮助有需要的人，可以说是十分有人情味。 频繁变动的物价 晚清动荡不安，除了吏治败坏，在经济方面也十分不稳定，通过货币的浮动就可以看出。货币的价格浮动幅度非常大，而且速度很快，同一天的早晚银价就有所变动，可见晚清时期政府对于银价的控制十分薄弱，食物的价格高昂，换而言之就是百姓可能面临饥饿，而市井商人则从中获利，市场出现失衡。 经济不稳定的情况持续了一段长时间，王锺霖在日记中也多次记录了银价波动的情况。咸丰十年（1860），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百姓欲逃往其他地方避难，纷纷到钱铺取钱，部分私人钱庄的老板早已弃铺而逃，百姓只能到官号取钱，但官号储备金钱不够，只好能拖则拖。除了米面菜蔬这些必需品之外，衣物也已经不值钱，市道萧条，顾客稀少。除此之外，当铺也是货物满架，并且此时是有当无赎，因为当铺已经出不起高价，所以市民只好把自己的物件低价当给当铺。 战争和灾荒会迫使人们将金银器皿变成货币，用货币购买粮食，越来越多的贵金属流入市场，形成供大于求的情况，这样一来使得货币的需求增加，银价会下跌。由于太平军连续攻克了重要城市，如安庆、南京，动摇了清王朝的统治，因此就算是身处北京的居民也感到不安，金融恐慌也就发生，银价开始大幅度跌落。清廷为了筹集军费，除了下放赋税权力之外，也滥铸减重的小制钱，导致通货膨胀。 总结来说，日记中所记录的关于银钱兑换的情况，反映了咸丰时期的战争与银价的下跌有密切的关系，其次战争也破坏了当时的商品经济，使货币流通规律产生了变化。 《王锺霖日记》一书主要收录了王锺霖自咸丰八年到咸丰十一年的日记，从中可以窥见晚清社会风貌。 《王锺霖日记》中所载史事，多是作者细心观察之后的记录，史料价值很高，既可以证史，也可以补史，可以作为晚清历史研究的文献资料。
《王锺霖日记（外一种）》，王锺霖著，周生杰、周恬羽整理，凤凰出版社出版 缺水的北京 日记对当时北京的供水情况作了一个很详细的描写。自古以来，人类用水的源头主要来自雨水、地面水和地下水，最适合公共使用的水源为地面水，其次是地下水，最后是雨水，但雨水不稳定。除此之外，在地面水方面，也是缺乏的，“近郊二十里，无河流灌润”， 因此北京居民在日常用水方面较为依赖地下水，即井水。 北京人口稠密，用水量大，但是供水的措施并不发达。“北京的井多在街上，除了王公之家，极少在自家宅院凿井。街上水井系卖水者所有，故市人常自卖水者手中买水。”除了甜水井是自行用车去取之外，其余的井水都是通过水屋的工人去运输，按日记中叙述，经营水屋的均是山东登州人，送水的工作十分辛苦，需风雨无阻地送到各家，突出了山东人的辛勤。而水屋的经营范围也有明确的划分，不同水屋有着不同的送水范围，互不侵犯，这种分段经营的方式早在乾隆年间已经开始定下来。“从乡缘的角度，这种分段把持的经营方式，或许也是同乡之间彼此的互利措施，也就是山东人基于‘有饭大家吃’的乡谊，产生了这种联合垄断的方式。”通过日记可以看出，这种同乡情谊虽然是建立在利益之上，但是乡里有困难，水屋的其他同乡也会伸出援手，用平常积累下来的公款，帮助有需要的人，可以说是十分有人情味。 频繁变动的物价 晚清动荡不安，除了吏治败坏，在经济方面也十分不稳定，通过货币的浮动就可以看出。货币的价格浮动幅度非常大，而且速度很快，同一天的早晚银价就有所变动，可见晚清时期政府对于银价的控制十分薄弱，食物的价格高昂，换而言之就是百姓可能面临饥饿，而市井商人则从中获利，市场出现失衡。 经济不稳定的情况持续了一段长时间，王锺霖在日记中也多次记录了银价波动的情况。咸丰十年（1860），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百姓欲逃往其他地方避难，纷纷到钱铺取钱，部分私人钱庄的老板早已弃铺而逃，百姓只能到官号取钱，但官号储备金钱不够，只好能拖则拖。除了米面菜蔬这些必需品之外，衣物也已经不值钱，市道萧条，顾客稀少。除此之外，当铺也是货物满架，并且此时是有当无赎，因为当铺已经出不起高价，所以市民只好把自己的物件低价当给当铺。 战争和灾荒会迫使人们将金银器皿变成货币，用货币购买粮食，越来越多的贵金属流入市场，形成供大于求的情况，这样一来使得货币的需求增加，银价会下跌。由于太平军连续攻克了重要城市，如安庆、南京，动摇了清王朝的统治，因此就算是身处北京的居民也感到不安，金融恐慌也就发生，银价开始大幅度跌落。清廷为了筹集军费，除了下放赋税权力之外，也滥铸减重的小制钱，导致通货膨胀。 总结来说，日记中所记录的关于银钱兑换的情况，反映了咸丰时期的战争与银价的下跌有密切的关系，其次战争也破坏了当时的商品经济，使货币流通规律产生了变化。 《王锺霖日记》一书主要收录了王锺霖自咸丰八年到咸丰十一年的日记，从中可以窥见晚清社会风貌。 《王锺霖日记》中所载史事，多是作者细心观察之后的记录，史料价值很高，既可以证史，也可以补史，可以作为晚清历史研究的文献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