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舒拉和莎哈扎德：
我还小的时候，总感觉自己的生活一直在变。每次我们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居住或者刚过上一段平静的时光，战争总是会来打破这种美好。
那些日子里，我讨厌改变。我只想待在同一个地方，同一个家庭，然后好好上学。我心怀伟大的梦想，但我也想过一种心满意足的生活。这也是我对你们的期望。我希望你们自由飞翔，追逐梦想，当然我也希望你们能有幸福的家，一个爱你们的丈夫，也能有朝一日享受到生儿育女的快乐。
在短暂的生命里，你们必须经历诸多改变，或许要远远超乎我的期望。在逆境面前逆来顺受比被迫做出改变要容易得多。但有时我担心自己让你们忍受了太多的委屈：我长期不在你们身边，还常常令你们担心我会遇害而使得你们孤苦伶仃。
有时候，忍受不一定是正确的处事方法。所有伟大的领袖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有能力调节自己，适应形势，然后重新开始。改变并不一定都是我们的敌人，你们必须学会接受它，视其为生活的一部分。如果我们与“改变”结为朋友，欢迎它的到来，那么，下次它来造访我们的时候，或许就不会对我们那么残忍了。
挚爱你们的妈妈
如果说战争年代我们生活在黑暗里，那么接下来的几年完完全全地把我们投到地狱的深渊。这样的人间地狱是一群自称为真主和伊斯兰教徒的人所创造的。但是，根据我以及千千万万的其他阿富汗人的生活经验判断，这些人一点儿都不像伊斯兰教徒。我们的信念中有和平、宽容和慈爱，与全人类的权利和价值相符合。
我希望你们明白，作为妇女，真正的伊斯兰教会赋予你们政治和社会权利。它给你尊严，赋予你们自由受教育的权利，让你们有权追逐梦想，过你自己想过的生活，它还要你举止端庄、态度谦卑、待人友善。我认为在这俗世，伊斯兰教义能够引导一个人走上正途，过正当的生活。我为自己是个穆斯林而自豪。我把你们俩抚养成人，希望你们能够成为正派、坚强的穆斯林妇女。
这些自称塔利班的人，仿佛来自另一个星球。他们的伊斯兰教义对我而言完全陌生，他们关于伊斯兰教的许多观点来自不同文化，但大多数来自阿拉伯国家。这帮人开着卡车，扛着枪，向阿富汗人民承诺会保护街道安全、恢复秩序、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局部和谐。刚开始，许多人都相信他们，但很快这种寄托在他们身上的希望变成了恐惧和厌恶，对阿富汗的妇女和女孩来说尤其如此。
好在那个时候你们不是年轻女子。你们真的非常幸运。
挚爱你们的母亲
还是个农村小姑娘的时候，我很渴望能上学。那时我觉得自己脏兮兮的，不讲卫生。衣服也不多，脚上总是穿着惠灵顿长靴，围着的红色大围巾，老是拖在地上，鼻子里还挂着鼻涕。
现在，看到你们姐妹俩穿着漂亮衣服，梳着时髦发型，我真的很开心。你们是在首都喀布尔长大的，是地地道道的城市女孩。如果你们看到我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的样子，一定会吓一跳。
我知道，在我带你们回到巴达赫尚省住的那段日子里，你们觉得很难适应，因为村里的孩子们和你们大不相同。
但是，女儿们呀，我不想让你们成为势利小人，或者看不起别人的人。我们来自穷苦的乡下地方，比这些衣衫褴褛的孩子们好不到哪里去。万一哪天形势不好，你们俩都有可能回到那里过穷苦日子呢。
请记住，如果你们需要回家，你们的家乡将永远张开双臂，随时欢迎你们回去。
《我不要你死于一事无成》，[阿富汗]法齐娅·库菲著，章忠建译，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10月。 穿上蒙面长袍的那一刻，好像努力开启的生活大门又关闭了 1991-1992年 20世纪90年代初，种族隔离制度在南非已经结束了，柏林墙也倒下了，庞大的苏联帝国也开始解体，冷战也接近尾声。 当时，游击队员已经成了久经沙场的老兵。他们跟入侵的苏联人展开了一场消耗战，终于在1989年成功地将苏联军队赶回莫斯科。阿富汗人民上街高声欢呼、鼓掌。叛乱分子的士气高涨到了顶点，许多人视他们为英雄。当然，最著名的还是有着“潘杰希尔之狮”之称的艾哈迈德·沙阿·马苏德，他是公认的游击队领导人中最杰出的一位，也是击退苏联军队的幕后战略家，他的照片至今仍然出现在阿富汗各地。 苏联军队败走后，游击队员便急着攫取政权。他们派出军队横扫喀布尔。游击队员认为当权者是苏联的傀儡，尽管苏联军事力量已经撤走，政府依然跟莫斯科方面有非常密切的联系。时任总统的纳吉布拉确实给阿富汗带来了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但是，因为他允许苏联军事力量驻扎在阿富汗，所以招致人民群众的极大不满。三年来，阿富汗军队均由他控制，把游击队员挡在千里之外，然而，他最终还是被打败了，政权也随之垮台。 人们期待政权更迭能够带来稳定和全新的纯阿富汗的政府，但叫人出乎意料的是，就在刚刚推翻旧政府后不久，游击队员开始起内讧。没有了共同的敌人，种族间的紧张关系渐渐浮出水面。尽管都是阿富汗人，但这些游击队将军操不同语言，来自不同地区，有着不同的文化观念。他们无法就如何分享权力达成一致。这些权力之争最终演变为阿富汗内战，这场血腥恶战足足持续了十几年。 ……
阿富汗街头。 这段政治上的动荡时期是我一生中非常绝望的时期。当时我还是个少女，如果我想到市区走走，那么我不得不穿上蒙面长袍。这是我第一次穿蒙面长袍。这倒不是因为游击队员是宗教上的极端主义者，也不是说他们非要人穿蒙面长袍不可，穿蒙面长袍更多的是出于一种保护。外面那么多男人，几年来都在深山老林里打仗，没碰过女人，所以对一个少女来说还是不要在公众场合展现美貌。 过去，穿蒙面长袍是高贵身份的象征，还兼具实际功用。这种衣袍之所以如此设计，主要是为了遮挡烈日、沙尘、强风等恶劣的环境因素。 我知道，许多西方人士至今依然把蒙面长袍看做压迫女性和宗教原教旨主义的象征。对此我却不敢苟同。 我希望拥有穿我认为最合适的衣服的权利，但前提是遵循伊斯兰教教规。用头巾盖住头发，再穿一件宽松的束腰大衣，遮住双臂、胸口和臀部，这就足以合乎伊斯兰教提倡的在真主面前穿着庄重的要求。谁要是说女人必须完全遮住脸才是真正符合伊斯兰教规那就大错特错了，蒙面长袍绝对不是伊斯兰教的要求，人们穿它只是出于文化和社会的原因。 我也知道，在西方某些国家，蒙面长袍已经成为一大政治话题，甚至有政治家和领袖想通过立法禁止。虽然我认为所有政府都有权决定自己国家的立法和文化习惯，但我也信奉自由选择。我希望西方政府允许穆斯林妇女穿她们想穿的服饰。 有一天，母亲、姐姐和我穿上了最漂亮的衣服，准备去参加一场在我姨母家举行的晚会。我还化了妆，对自己的外表非常满意，而且，我有生以来罕见地发现自己原来可以这么漂亮。游击队员下山之前，我外出时通常只在头上戴一块头巾。现在，母亲坚持要我穿上一件她特意从邻居那里借来的蒙面长袍。我非常生气。长这么大，我还从来没穿过蒙面长袍，再说，今天穿的是最漂亮的衣服，还做了头发，化了妆，为的就是参加聚会，可她竟然要我用一件厚重的蓝色“麻袋”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 我坚决不穿，还跟母亲吵得很凶。母亲对我又是央求又是哄劝，甚至还威胁我说这是为了保护我。她说：“如果看到我没遮得严严实实，那些士兵保不准就打我的主意，所以我应该穿得保守点儿，以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我大哭起来，怒火更加旺盛，因为脸上的妆容都被毁了。那一刻，我突然来了年轻人特有的叛逆精神。我说：“如果非穿蒙面长袍不可，那么我就不去姨母家了。”我坐在地板上，双臂抱在胸前，一副不肯妥协的模样。母亲最终还是说服了我，而我确实想参加聚会，而且还是花了很长时间准备的，不去实在可惜。于是，我极不情愿地拿起蒙面长袍套在身上，第一次这样走在法扎巴德的街上，感觉这是一个完全陌生的新世界。 透过蓝色小网眼，我感觉被周围的一切所包围。山似乎就在我肩上，仿佛世界在变大的同时也变小了许多。在厚厚的蒙面长袍之下，我的呼吸喘息声儿变得很响，身子也越来越热，仿佛就要得幽闭恐惧症了。我甚至觉得自己就像被活埋——那块厚厚的尼龙布几乎要把我闷死。那一刻，我觉得这样的穿着很不人道。我的信心消逝得无影无踪，人突然变小了，不重要了，孤立无援了，好像穿上蒙面长袍的那一刻，我曾经努力开启的生活大门突然又关闭了。学校、漂亮的衣服、化妆、派对——这一切对我来说不再有丝毫意义。 从小到大，我看到母亲总是穿着蒙面长袍，但我总觉得那是属于她们那一代人的东西。这一文化传统正在渐渐消亡。我从来没觉得有必要遵循这个传统，家里人也从来没要求过。我只把自己当成是阿富汗新一代女性中的一分子，穿蒙面长袍的传统既不代表我的个人意志也不代表阿富汗的意向。和母亲不同，我接受过教育，但我并不满足于此。我拥有的是机会和自由，其中一项自由便是选择穿或者不穿蒙面长袍，我选择了后者。 这倒不是因为我过去或者说现在穿蒙面长袍有什么问题。蒙面长袍是一种传统服装，在我们的社会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妇女安全。全世界各地的妇女总是时不时地需要应付某些来自男人的不必要的关注，对某些女性来说，穿上蒙面长袍就是躲避男人目光的方式之一。我所反对的是人们强迫妇女穿什么样的衣服。当塔利班政府立法规定妇女必须穿蒙面长袍的时候，我就非常不满。在西方社会，如果一个政府用下令的方式要求所有的女性从青春期开始一定要穿迷你裙，那么她们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在阿富汗，伊斯兰教规和文化传统提倡的端庄仪表要求是很高，但也不至于严格到让每一位女性都要把自己藏到尼龙衣袍底下。 到了姨母家，我马上脱掉蒙面长袍，心里无比轻松。这次经历让我很震惊，也令我对自己的生活和国家的前途感到担忧。在派对上，我没有尽情玩耍，而是独自一人在一旁回想刚才路上的可怕经历。我仿佛还被围困在那移动的小空间里（指蒙面长袍），难受得要窒息。与此同时，我也在寻思怎么回家才好——我多么希望能够以闪电般的速度回去，不要碰上任何熟人。蒙面长袍已经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这是连我自己都不敢承认的事实，更别说是其他人了。 我怀念起了喀布尔，学校，还有那里的朋友。喀布尔机场已经被游击队员关闭，我们真真切切感受到了被首都孤立开来的感觉。我极其担心在那里发生的一切。虽然游击队员的政权现在是合法政府，但他们内部在彼此厮杀。几名将军掌控着不同的部门，虽然全面内战还没爆发，但是，根据喀布尔传来的消息判断，局势越来越混乱。令我尤其揪心的是学校，即使它还没有在战火中被摧毁，那么也很有可能关门了，而我也永远不可能再回去上学。 那时，我们时刻留意收听收音机，确保不错过一则新闻，但很难分辨哪些消息是真哪些是假。游击队政府很聪明，控制了广播和电视。播音员向听众保证说，一切正常，风平浪静，但我们知道无论是电视还是收音机上的内容都是政治宣传。有一天我和母亲听到收音机里说学校开放了，女孩子能上学了。但事实上，家长都不愿意将女儿送去上学，因为他们没有安全感。 可我在电视上看出了变化。原先漂亮聪明的女新闻播音员突然间从荧屏上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穿着邋遢的妇女，裹着围巾，结结巴巴地播着新闻。 阿富汗曾经有一批极受尊敬的晚间新闻女主播。她们聪明干练，极富魅力，干起工作来很有职业素养，是我这样的女孩子的榜样。我喜欢听她们播国际新闻，也喜欢她们那不断变化的发型。她们夺人眼球，接受过教育，事业成功，但她们突然间从荧屏上消失令我很是担心。 有一天，我被眼前发生的这一切弄得焦躁不安、担惊受怕、心神不宁，我双眼噙泪地来到母亲跟前，把肚子里的苦水一股脑儿倾倒出来。她静静地听着，等我说完了，她说我可以在法扎巴德找个学校临时读书。 我想念喀布尔，想念我朋友家豪华的房子。但是，能够重新回到学校念书更让我感到高兴，尽管这所位于法扎巴德的学校规模小、思想狭隘，但在当时的我眼里，它是那么大、那么气派。 不管怎样，我还是说服自己坚持穿蒙面长袍。我渐渐习惯了被包围的感觉，但就是受不了闷热。法扎巴德没有公交车，我只好顶着烈日上学放学。汗水从我身上滴滴嗒嗒滚落，再加上不透气的服装包裹，我的皮肤上竟然冒出了黑色疙瘩。
法齐娅·库菲。 冒着生命危险求婚 1996年 一天，嫂子叫我去给家里买菜。不知怎的，在集市上，我好像看到了哈米德的身影。每次离开一家店或是拐个弯，我都觉得看到了他，接着他又消失了。刚开始我以为自己眼睛出问题了，回到家，发现家里来了个客人，他十几岁左右，是我们的一个远房亲戚，跟哈米德家也有姻亲关系。我又开始感到沮丧，于是礼貌地对他说我想回自己的房间。那男孩跟了过来，然后一边向我道别，一边把一张纸条塞到我手里。 我关上房门，打开纸条看了起来，是一封信。我把目光直接移到信末，看看究竟是谁的来信，其实，在内心深处我已经猜到是谁了——哈米德，他就在普勒胡姆里。在集市的时候我眼睛没出问题，我真真切切见到哈米德了，原来他一直偷偷地跟着我。信上说，他来到本地，打算明天就来跟我哥哥谈我们的婚事。这一次，他保证能成功。 那一晚我兴奋得几乎睡不着觉。第二天，正如他在信里所承诺的，哈米德来到我家，提出见我哥哥。当哈米德拿出两万美元现金和一份房契的时候，米尔沙卡伊大吃了一惊，或许是有点被惊住了。尽管如此，米尔沙卡伊还是没有立即答应。即便是在那样的情况下，他还是没有给出哈米德最期望听到的那两个字——“好的”。 虽然哈米德家远远称不上富足，但他家在巴达赫尚省有土地，为了筹钱，已经卖掉了一些。他们家并非一无所有，但是，我的哥哥不这么想，因为他自己在喀布尔有四套房子，在拉合尔还有一套。 商谈婚姻大事仍然还是男性的专利，我们女人只能在另一个房间待着。默默地坐着，竖起耳朵听着自己的前途被当做一场交易似的谈判，对我来说这不是滋味。我想起了童年时代曾偷偷来到父亲的会客室外，偷听里面的谈话。听着听着，我百感交集，有骄傲、有好奇，更有无助。 当听到他们筹足了钱，我再也抑制不住地尖叫了一声。普勒胡姆里的生活真是发霉了，没有大学，没有一点儿刺激，无所事事。我不知道婚姻生活会是个什么样子，但可以肯定的是一定比现在的日子有趣许多。 在阿富汗，订婚跟结婚一样严肃，有着几乎同等的约束力，只有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才可以解约。我突然想到了解约的严重后果，耳边开始响起哥哥给我的种种警告。他总是不停地说：“法齐娅，不要嫁给这个穷小子。你想嫁给谁都可以，靠他的薪水很难过日子。嫁个有钱人，有权力的人。” 不得不说实话，我要好好考虑一下了。你无法想象在国家百废待兴之际一对新人的生活之艰难。安全保障和生存考虑总要摆在首位，梦想只好退居其次。下一刻会发生什么，塔利班势力会持续多久，这场战斗什么时候能结束，我们住哪里，我是否还能上学或者去上班？这一切的一切，我心里没底。 我姐姐见我脸色发白，就一脸严肃地问：“法齐娅，你必须做出决定。马上！如果你不想结婚，这就是你最后的机会。你明白吗？” 几天前，为了不让我嫁给哈米德，我哥哥曾做过最后的努力，劝我去巴基斯坦和他的第二个老婆一起住在拉合尔，还说可以到巴基斯坦的大学里注册上学。能在一个没有战乱的国家学医，这真是个不错的主意。尽管我几乎还不了解哈米德，但跟他交往的那段时间里已经足以让我相信，我们是可以结婚的。我可以看得出来，他是个不同寻常的阿富汗男人，能够平等地待我，真心支持我去参加工作。他的确不富裕，未来也充满变数，但在我内心里依然觉得他是最合适的人选，因为他是我的选择。 按照我家的传统，需要一个女人做出最终的决定。当姐姐马里亚姆要我做决定时，我没做声，只是默默地点了点头，接着她敲了敲男人们商谈室的门，走进去要求跟我哥哥说话。她把哥哥叫出房间，严肃而又勇敢地对他说：“不要再为难这个年轻人了。钱他们也按照我们的要求准备好了，是该做出决定了。要么答应，要么拒绝。”哥哥噘着嘴，然后转了转眼珠子，发出一声叹息，最后同意了，尽管显得那么勉强。 姐姐于是准备了一碗糖果，里面放了些花和一条手绢，手绢上面还有一朵红花。我至今还保留着这条手绢。碗里的东西代表着我家人接受了男方的提亲，碗被端到房间里去的时候，哈米德正坐着。当他看见碗，知道自己的梦想实现的时候，他那喜悦之情无以言表，我真希望能够看到他当时的表情。分享糖果是阿富汗传统的敲定订婚的方式，新郎的家人接着就会把婚礼费用放到碗里。哈米德拿了一颗糖，小心翼翼地剥掉吃了，之后又在碗里加了5000美元——他把糖果钱都准备好了。 他们又来吃午饭，我早早起床在厨房里忙开了。我一边淘米，一边削黄瓜，内心的喜悦爬上了脸，那顿饭菜倾注了我全部的爱。在某些特定的时候，阿富汗的女人们能体会到，给心爱的人准备吃的是一件多么快乐的事情。这一定是我们的生物属性使然，是有着千百年的历史传统的。我想起了母亲为父亲烧饭的情景，她总是做得很完美，我现在做的正是如此。切菜时，我确保把它们切成可爱的小条条，好让他吃得开心。 这个时候，我还是不被允许见未婚夫的。那一天，唯一的一眼是在他和家人离开的时候，我躲在窗帘后面，偷偷看他走向大门。我猜当时他是知道我要看他的，因为他突然停了下来，做挠头状。他一定也在打算偷看我一眼，但显然觉得那样太冒险了，怕被我哥哥发现。 哈米德朝车子走去，我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自第一次向我求婚到现在，已经快四年了，他从来没有放弃过对我的追求。 这一年我21岁，终于要成为新娘了。
法齐娅·库菲。（ 阿富汗又多了一个“可怜的女孩” 1998-2001年 哈米德和我很快在法扎巴德安顿下来。能和家人亲戚团聚，我无比兴奋。我同父异母的姐姐们，全部嫁给了当地人，都留在了本省，许多同父异母的兄弟也都留下来躲避战争。多少年没见面了，如今再次相逢，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我的姐姐甚至都不知道我已经结婚怀孕了。 法扎巴德再次成了我的避难所，就像童年的时候一样。当时，为躲避游击队员，我也是到这里逃难。我几乎都快忘了这是个漂亮迷人的城市：海拔高，空气清新，一条碧绿的河流从城中横穿而过。这里还有古老的集市，商店里出售的商品应有尽有。 我们租了一套三居室的房子，哈米德可以继续开展金融业务，他还在大学里兼职。我也可以好好休整，等待生产。和许多初为人母的女人一样，我也很紧张，不知道生孩子的时候会怎么样，只知道很痛。法扎巴德的医院卫生条件很差劲，所以我宁愿在家里生，也不想躺在肮脏的公共病房里，病床外形怪怪的，铺的垫子薄如纸片。 我的第一个女儿于1998年7月8日出生。那天我应邀到哈米德的一个亲戚家吃午饭，到了那里后，整个人非常不舒服，食物碰都没碰。下午3点钟，我回到家，到了晚上10点，小天使就诞生了。 生产过程短暂而艰难。接生的是一个女性医生朋友，没有给我采取任何止疼措施。在我们的文化里，大家都希望女人生的第一个孩子是儿子，可我并不在意婴儿的性别，只要健康就好。婴儿生下来之后，先被送去洗身子，包上襁褓。没有人告诉我孩子的性别是男是女。 接着，哈米德被允许进入产房。在伊斯兰教社会里，男人通常不能出现在接生现场。他来到床边，抚摸着我的头发，擦去我前额的汗水，轻声说：“是个女儿，我们有女儿啦。”他一点儿都不介意我没给他生个儿子。婴儿4.5公斤重，完全符合标准，我们两口子乐得合不拢嘴。女儿跟哈米德一样，长着乌黑浓密的头发。 出生后的几天里，我跟所有其他初为人母的女性一样，拼命学习如何母乳喂养，如何度过一个个疲劳的无眠夜晚。为此，我还真费了不少心思。看着她微小的体型，我恳切地祷告，希望她所生活的世界、生活的阿富汗能够越来越好，不要像其他女人一样遭人歧视和厌恶。将她抱在怀里，贴着乳房，我能感觉到她就是我的整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什么都不重要，唯有她。我自己的穿着，外表，微不足道的自私欲望都算不了什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