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者仁心 凌峰的医师志愿队（共同发起人胡大一）及贫困区康复屋

偶然看到凌峰医生的系统医学视频，检索了有关其报道，觉得或许有人感兴趣，分享至此，未有亲身体验，如果有第一首资料，更直观。
“大医”凌锋：半个世纪的梦想和追寻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李斌、侠克、马晓冬 2019年5月，68岁的中国国际神经科学研究所教授、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外科首席专家凌锋教授关于自己突然药物过敏、经历生死4小时的自述文章，迅速刷爆朋友圈。 ——“我深深地感受到同志们家人般的关爱！如果说我这次是从鬼门关前走了一遭，那也是体验了一把‘预追悼会’的感觉”； ——“我这一辈子，一直都是在为别人着想，让别人活得美好自己才会快乐。如果这次休克我过不来，我想我也没什么后悔的事情”…… 这次惊心动魄的“鬼门关之旅”，让凌锋再次思考“人活着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也让“凌锋”这个名字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这位从医51载的神经外科医生，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为何她在“鬼门关”走过一遭后，敢说自己一生没什么后悔的事情？ 一颗不死心 揭秘生死瞬间 2019年5月，一篇题为《酒后吃头孢有多恐怖？！医生凌锋生死24小时》的文章在微信朋友圈刷屏。因遭遇药物不良反应，凌锋亲历了生死瞬间。 2018年12月7日早上，因为药物过敏性休克，凌锋上车就陷入了昏迷状态。在司机、家人、医院的共同努力下，她半小时内被及时送到医院急救，重回“人间”，次日上午9点出院。 凌锋休克的消息，在神经外科界迅速传播开来，人们纷纷致电慰问，或者前往探望。凌锋收到许多战友、学生、同事的微信，令人动容：“凌导，您今晨以这种方式‘查岗’实在让我受不了，呼唤您无反应，四肢湿冷，脉搏微弱，当时我真是害怕了。以后我们还得继续做善事，此身长系天下事，不死还是好儿郞！”“我们期待您的‘叙事病历’，能让我们继续体会您深邃的人生感悟……” 为回应同事关于“叙事病历”的希望，在药物过敏性休克事件后，凌锋让司机拉着自己，沿着当时走的路，把每个环节的目击者都问了个遍。了解当时的情况后，她写下了整个过程。“我还专门写了几个‘科普小贴士’‘救命小贴士’，就是想帮助别人认识‘头孢＋酒精’导致的双硫仑样反应，告诉大家哪些地方要特别注意。” 北京市西城区牛街西北角，一座脑型建筑吸引着路人的目光。记者走进中国国际神经科学研究所9层凌锋办公室，话题还是从那次“鬼门关之旅”说起。 “司机、家人和医院的抢救非常及时，整个过程很完美。我这条命是捡回来的，任何一个环节差一点点，我生命的链条就可能断了。我见过太多太多的死亡，我又是脑死亡的评判专家，评判过那么多的脑死亡事件，你会发现有太多的死亡原本是可以避免的。” “现在网上到处都在说‘头孢加酒，说走就走’，很多人不想喝酒，就说自己吃头孢了，其他人就都不敢劝了。我本来就特别烦劝酒，从这个角度看，我这件事多少也有一点好处。”凌锋的话，平静中不失幽默。 一颗初心 “想到了就千方百计地去做” 经历过这场劫难，凌锋再次思考“人活着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 她自问自答：“关键是活着的时候不做后悔的事。一直做对的事情，想到了就千方百计地去做，不计较个人得失，不追求个人名利，只要对别人好，对病人和学生好，就去做。” 千方百计地去做！从医半个世纪，凌锋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在凌锋的办公室内，墙上镜框里“用心”两个字格外引人注目。这是几年前90多岁的书画大师饶宗颐先生专门题的字。 之所以选择这两个字，源于当年的“刘海若事件”——在英方医院做出的“脑死亡”鉴定被凌锋推翻后，经过一年多的治疗，遭遇火车脱轨事件昏迷不醒的主持人刘海若，在宣武医院奇迹般地苏醒，并且一度恢复了工作。这引起了全国乃至海外的广泛关注，各路媒体找到凌锋，问她是用什么“灵丹妙药”治好了刘海若？ 凌锋总是淡淡一句：“没有什么妙招。”在记者频频追问下，凌锋仔细复盘了整个过程，总结出四个字：“用心、理念”。 “我们在照顾刘海若的过程中，事事处处都从尊重、敬畏、照顾生命的角度出发，整个过程极为用心。最后病历积攒起来差不多1人高，每天都有很多护理记录。”回想起救治刘海若的情景，凌锋至今感慨，“所谓的‘奇迹’都是用心使然。”凌锋说，“从此，‘用心’这两个字就扎在了我的心里。” 回首17岁起当卫生兵迄今半个世纪的“从医”岁月，“用心”，何尝不是凌锋一直以来的写照？ 1968年，“文革”期间，作为“老三届”，不满17岁的凌锋成了卫生兵，“就是到医院去当勤务员，比较像现在的护工，那两年我看到了太多病人的痛苦却束手无策，有一种挫败感，就想如果能会点东西就好了，那样能帮助别人。” 1970年，凌锋因被评为“南京军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而被保送上了解放军第七军医大学。“那时流行读书无用论，我们英文选修课学时是90个小时，开始时大教室能坐下200个人，到最后就剩7个人，我是其中之一。” 3年后，凌锋毕业分配到原南京军区总医院，并逐渐对神经外科专业产生兴趣。1977年，她被调到北京301医院，成为一名神经外科医生。 回顾自己半个世纪的从医生涯，凌锋曾自喻为“三次迁徙，三次创业”： 1977年至1990年，在301医院工作13年，期间到法国进修一年半，到英国做访问学者10个月，完成第一本专著《介入神经放射学》。 1991年至2000年，在北京医院工作近10年，组建了神经外科科室和全国第一个神经介入培训中心，完成了中英文专著《神经介入影像学》，翻译4卷6本《显微神经外科学》。 2000年至今，在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曾同时担任神经外科、介入中心、康复科3个科室的主任，现在还任神经外科首席专家，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神经介入研修学院，第一个在全国确切地建立起神经外科八大亚专业分科…… “20世纪70年代的神经外科，由于条件和技术限制，手术死亡率很高，可以说是困难重重。”回忆起40多年前的工作经历，凌锋皱起了眉头。 1980年，巴黎第七大学医学院院长乌达尔教授访问中国，在301医院讲授脊髓血管畸形的诊断和治疗并查房、座谈，查到的脊髓血管畸形患者恰巧是凌锋负责的，当得知凌锋采用了脊髓血管造影的确诊方法，乌达尔很满意，邀请凌锋到法国学习介入神经放射技术。后来凌锋才了解到，脊髓血管造影技术是乌达尔发明的。 凌锋格外珍惜这次留学机会，抓住一切机会认真学习、参与实践，不断积累知识和经验，在法国16个月，既学了介入神经放射学，还学了显微外科，拿了两个证书。 法国留学毕业考试后第三天，凌锋就回国了。“国外老师也留过我，但我当时心里想，介入神经放射学，法国很多人都会，多我一个不多；国内可就我一个人出来学，应该把这种痛苦很小的手术方法带回来，让更多中国人享受，让更多中国医生学会。这就是我的初心。” 一颗同理心 “你的命有多重，病人的命就有多重” “你的命有多重，病人的命就有多重。”“怀大爱心，做小事情。”这是凌锋的座右铭。 曾经，一名8岁的儿童患脑干巨大动脉瘤，在做完双侧椎动脉闭塞手术后的抗凝过程中，发生出血和缺血交替出现的状况，情况异常凶险。 凌锋和同事整整7天7夜轮流守在病床旁，适时调整抗凝剂量，一刻不肯放松。可尽管如此，患儿的病情仍没有好转的迹象。 当时，疲惫已经挂在每个人的脸上，绝望也弥漫在每个人的心头，甚至连孩子的父母都坚持不住了，对凌锋说：“大夫，我知道你们已经尽力了。实在不行就别救了，我们也快熬不住了，放弃吧，我们能接受、理解。” 即使再疲惫不堪，凌锋和她的团队也从未想过放弃，她对孩子的家长说：“再坚持几天吧，也许还有希望。” 回想当时，凌锋说：“那时真的感觉在与死神拔河，如果我有一丝的松懈，可能整个抢救就会失败，而我绝不能松手，只要还有一线希望。” 奇迹真的出现了：第15天时，孩子苏醒了。 “用心”去做，这是一种责任，一种敢于担起患者生命的精神，它已流淌在凌锋团队每位医护人员身上。他们都笃定地认为，哪怕有1％的希望，都要尽100％的努力。 “医学的本真就是为病人救苦解难，我们的工作关乎病人的生命。”在凌锋看来，医生要有悲天悯人之心，有帮助别人的意愿。 一颗真心 “所谓的‘奇迹’，都是用心使然” 凌锋常思考：今天科学技术发达，医疗条件好过历史上任何时候，但医患矛盾却不断加剧，患者对医务人员的信任度在下降。到底哪儿出了问题？ “我想，问题出在人文上，一旦人文缺失，人就会异化成服从工具的冰冷机器。只有弘扬大医精神，才能把缺失的人文找回来，把异化的医患关系重新拉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凌锋说。 为了“找回人文”，从2012年起，凌锋规定，宣武医院神经外科的所有年轻住院医生、进修医生、研究生都要写叙事病历，每人每月一篇，作为人文教育的主要抓手。迄今，科里收集的叙事病历已达3100多份，每一篇都是一个患者、一个家庭的喜怒哀愁，也是医生与患者的共情、共鸣。凌锋非常重视叙事医学病历的书写：“倡导叙事医学可以唤起医生的人性之美。” 今年6月，由凌锋策划、神经外科医生口述的《用心：神经外科医生沉思录》一书发布，详细记录了宣武医院神经外科10多位医生从业时的初心、行医时的用心、决策时的揪心、出现问题时的痛心等一系列真实的内心感受，通过一个个真实的故事展现我国医护人员的艰辛和奉献，帮助社会公众了解医学知识，体会医者用心。 “老于事件”一直是神经外科副主任医师梁建涛的一个心结，书里真实还原了那场梦魇般的手术：患者老于因术中发生颈内动脉破裂，急性脑膨出，术后未能醒来…… 梁建涛是凌锋的学生，事情发生后，他在电话里大哭，凌锋开导他：要有勇气面对失败，正视每一段痛苦的经历，是每一个医者成长路上需要迈过的一道坎儿。 “有时感觉凌导就像是一位家长一样，时刻关心、教导着自己的孩子。”梁建涛说，“每一个患者背后都是一个家庭，神经外科手术差之毫厘、谬之千里，尤其需要谨慎，需要用心。” 一颗执着心 “梦想不成真都难” 看准了一件事，凌锋就要坚持到底，她的血液里满是执着的基因。 2000年，凌锋接到世界著名神经外科专家萨米教授的邀请，前往德国参加汉诺威国际神经科学研究所（INI－Hanover）的落成典礼。这座脑型建筑让凌锋萌生了一个想法：将它和它代表的科研理念“搬回”中国。 2004年7月，宣武医院和INI－Hanover签订合作协议，中国国际神经科学研究所正式成立。2018年底，拥有345张床位的中国国际神经科学研究所（China－INI）开始运转，“脑型建筑”正式投入使用，成为世界神经外科联合会（WFNS）基金会授予中国的唯一神经外科培养基地。 “她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同时又是一个执着的践行者。”从1993年大学毕业就一直跟着凌锋、2014年从老师手里“接棒”宣武医院神经外科主任的张鸿祺说。 这种执着劲，也体现在凌锋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的履职上——她是通过自荐，成为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后来又连任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 从2008年起，凌锋连续8年上交提案，呼吁“医闹入刑”：“我不是单纯写提案，还跟公安部、卫计委、司法部等部门反复沟通，追了很长时间。” 2015年，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表决通过刑法修正案（九），修改了刑法第二百九十条第一款，“医闹”入刑：“造成严重损失的，对首要分子，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一颗传承心 “一个人浑身是铁，能打多少钉子？” 2019年8月，第三届国之名医榜单公布，来自87个三级疾病专科的304位杰出医生入选，凌锋和赵国光、张鸿祺、焦力群、菅凤增同时“榜上有名”：一个团队竟有5位！ “一个人浑身是铁，能打多少钉子？”凌锋一直非常重视学科团队建设和人才培养，“想来想去，最后我想，应该是靠文化，靠建立共同的理念，来把全科的医生、护士凝聚在一起。大家共同认可的价值观是‘珍爱生命，担当责任’。” 为建立一支好的团队，凌锋想了不少办法。首先就是建章立制：自到宣武医院，凌锋就将“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全力以赴，尽善尽美”作为神经外科的科训，悬挂在办公室的墙上。 为了让科训真正落实，凌锋制定了“手术预案制度”，要求全科医生每天早上提前半小时上班，一起把当天要做的手术报告一遍，包括病历简史、查体阳性体征、影像学片子、可能遇到的风险及解决方案等，研究生还要用英文报告。这个制度一直延续到今天。 宣武医院院团委书记、神经外科副主任医师洪韬说：“这个制度曾多次被要求简化或撤销，但凌教授坚持保留下来。它像一块磨刀石，把团队中的每个人磨练成了‘用心’的精英。” 经过多年努力，2012年，宣武医院神经外科进入全国首批重点临床学科行列。 凌锋眼里的“团队”，不仅局限于宣武医院，她的视野甚至突破了国界的限制。在凌锋等人的努力下，2019年9月9日至12日，由世界神经外科最高级别的学术组织，世界神经外科联合会和中国医师协会共同举办的2019世界神经外科联合会全球特别大会在京举行，这是世界神经外科联合会自1955年成立以来首次在中国举行全球大会。 一颗攀登心 “我比较看重两个奖” 最不缺乏的是毅力，最让人兴奋的是挑战。出身于军人家庭的凌锋，向来对自己要求严格。 提起神经外科，很多人脑海中会出现“高强度”“高风险”等字眼。神经外科急重症多，若出现并发症非死即残，手术时间一般也较长，动辄七八个小时，精力和体力消耗很大。所以，很多医院的神经外科都是清一色男医生，少有女医生愿意留下。 凌锋不仅“留下”了，还走在了前面。她和其团队将手术和介入手段综合应用在脑与脊髓血管病的治疗上，至今累计治疗患者2653余例，为世界最大病例组，使该疾病的治愈好转率从原来的46％至63％提高到82.2％，获得2006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从医半个世纪，凌锋获奖无数。 “您最看重哪一个？” “我比较看重两个奖，一个是10年前周光召基金会首次设立的临床医师奖，因为评审方式是按照诺贝尔奖的评审方式，没有申报，评选过程你都不知道。奖金很高，35万港币我都捐到了吴阶平基金会，供我们科的年轻医生出国留学用，已经有十几个人出去了。”凌锋说，“还有一个，是2004年全国妇联评的全国十大五好文明家庭标兵户。因为一个人不管做什么，如果没有可以归宿的港湾，你会觉得很空虚。家庭是我最看重的，虽然我贡献照顾不多。” 一颗公益心 “捐的和募集的，一共8000多万” 凌锋和雷锋“很有缘”：“我的名字经常被人写成‘峰’，我纠正时都会说‘是雷锋的锋’。” “40年前我就非常崇敬雷锋精神。”从医半个世纪，凌锋始终铭记雷锋的一句话：“自己活着就是让别人活得更美好。” 作为国内神经外科权威专家，凌锋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头衔，她是丽江孤儿学校1350多个孩子的“凌妈妈”。 和孤儿们的缘分始于偶然。20年前，凌锋接诊了一位疑似脑瘤的患者，她是当时云南丽江民族孤儿学校的校长。手术前，校长担心自己下不了手术台，把心里一直念念不忘的学校的300多个孤儿托付给凌锋。 后来，校长的手术很成功，返回了丽江。但凌锋还是忍不住跑到丽江孤儿学校，认养了两个孤儿——拉姆和兴凤，并开始全身心投入学校慈善救助工作，成为这些孩子的“凌妈妈”。 尽管有很多人像凌锋一样关心学校，但丽江孤儿学校的经济状况依然窘迫；2005年，学校面临解散。凌锋找到了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在基金会支持下成立了民族孤儿救助基金，14年来，共募集善款7000余万元。 “成立基金会，可以在公众监督下，阳光地去做一些事情。”2017年12月，凌锋和爱人一商量，卖掉了一套房子，凑齐了200万注册资金，以个人名义注册了北京凌锋公益基金会，资助贫困家庭生活、就学、病患就医，开展扶贫公益活动。 从2005年起至今，凌锋坚持在办公室义诊——所有的诊费，直接由基金会转入丽江民族孤儿学校的账号。 “我出的门诊都是义诊，所有的钱都给基金会，会给捐赠者证书和发票，坚持14年了。我在私立医院手术、门诊、查房的费用也都捐了。现在，凌锋公益基金会的基金快1000万了，儿基会是7000多万，捐的和募集的，一共8000多万。”凌锋说。 一颗永不停歇的心 “医生是不是也得有‘瓦尔特’？” “人都是站在朝向死亡的履带上，向死而生。每个人都不可能长生不老，却可以在有限的生命里，去尽可能多地做一些利他的事情。这样在生命终结的时候，才可以坦然地说：我此生没白活！”凌锋在“鬼门关”走了一遭后，这样感慨。 凌锋办公室的墙上，贴着一张略显特殊的表格——804个国家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及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县列表，其中不少县名已被盖上红色的小脚印印章。 2017年3月，凌锋倡议组建中国医师协会医师志愿者工作委员会；6月，“中国志愿医生行动”启动。迄今为止，“中国志愿医生行动”已有注册医生2100多人，涉及38个专业——表格上的“红脚印”，就代表志愿医生们的足迹，截至目前他们已与146个国家级贫困县的县医院、中医院、乡村卫生院建立联系，义诊18932人次，设专家个人工作站151个。 “不是有个老电影叫《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吗？一提起游击队长瓦尔特，老百姓就觉得有信心对抗法西斯。我们医生是不是也得有‘瓦尔特’呢？是不是得有一支天天在行动、为人民服务的队伍，让老百姓相信你、尊重你呢？”谈起自己发起活动的初衷，凌锋这样说。 “既然我这次大难不死，那就要把我所有想做的事情都去努力完成，不给自己留任何遗憾！”“鬼门关”走一遭后，凌锋的时间抓得更紧，前行的脚步更加迅速——在和99岁的父亲、90岁的母亲一起荣获共和国成立70年纪念章并参加国庆观礼后，她和中国志愿医生们又马不停蹄地奔走在路上，从西藏波密、墨脱，到非洲的埃塞俄比亚、加纳…… 凌锋把丈夫崔建军叫作“老秤砣”。退休以后，富有外事工作经验的崔建军除了原来帮助妻子翻译书籍等工作外，更多地“卷”进了凌锋的“中国志愿医生行动”，为之出谋划策、奔波努力。 “秤不离砣，砣不离秤。她工作起来充满热情和激情，有点急，我是做机关工作的，有时候得帮她稳一稳。”伉俪情深，提起风雨同舟的40余载，崔建军不禁说，“她的执着，我不得不佩服。” “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她，是执着，还是用心？”记者问。沉吟片刻，崔建军回答：“是‘利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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