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blog.udn.com/MengyuanWang/148414325 康州西南部虽然有几个小城市，主要还是典型的美国郊区（Suburb）环境，独栋住宅占多数，人口密度不高，埋管拉线成本大，像我住的社区就没有天然气和下水道；再加上越有钱的住民越自私，喜欢打官司阻拦住家邻近地表公共设施的建设，结果有时只能因陋就简，由公众一起买单，例如出名富裕的Greenwich整个镇手机信号极差就是常年老毛病。 至于电力供应，基本全靠电线杆，这带来一个潜在问题：新英格兰在18和19世纪为了烧柴火把树砍光之后，到了19世纪下半开始保护植被（我曾请人砍下院子里最老的那棵橡树，数年轮算出它始于1880年代），至今家家院子和路边空地都长满了橡树和枫树。电力公司因此必须不断派人修剪靠近电力线的树枝，然而每逢强风或大雪，依旧要断电。还好受影响的社区一次不多，抢修也算及时，例如我自己从来没有断电超过两天的经验，一年有几次12小时的停电并不是太严重的问题，多数住户不觉得有必要装备用发电机。 上周二热带风暴Isaias沿着美国东海岸向北进入新英格兰地区。这虽然不是每年都有的事，却也不算罕见：我在康州住了20多年，有过五六次类似的经历。不过以往的灾害以水患为主，不是强降雨带来骤发洪水（Flash flood），就是临海社区有被暴潮（Storm surge）淹没的危险。这次倒有些反常，雨只下了半小时，但是强风持续咆哮，接下来的停电完全在意料之中。一开始我也不以为意，不能上网或出门（因为路上必然有许多断落的电力线）刚好有时间清理院子里的断枝残叶。 但是一天的等待变成两天，接着不但打破了断电的时间记录，而且镇上基本没有任何用户的电力供应获得恢复，停电比率停留在94%，连个紧急充电站都无法建立。这时我才惊觉，正如四月里新冠疫情攻穿了纽约市的医疗系统，一个貌似寻常的热带风暴也压倒了本地电力公司EverSource的抢修能力，他们连续两天连一个小组都没办法派到镇上来，显然是必须优先照顾人口密度较高的几个小城。 到了第三天，州长和参议员来镇上视察，把EverSource臭骂了一顿，于是终于有了进展，停电72小时后无电力供应比率降低到85%。第四天NWS（National Weather Service，国家气象局）证实曾经有龙卷风在距我住宅一公里远处着陆。到了96小时的节点，刚好家里电力恢复，然后镇长宣布停电比率降到48%，所以我还算是中等运气的。这时冰箱早已发出恶臭，我把鱼肉奶之类清理过后，决定出门办货。镇上的商店仍然门户紧闭，有媒体访问了一家披萨店的老板，他说光是冰库里的食材就烂掉了5万美金。还好城里的电力供应比较稳定，那边的超市还有东西可卖。 美国在雷根掌权之后，全面推行新自由主义理论，这在实际执行上等同于社会达尔文主义，对权贵富豪阶级追求利益和特权的自由做出绝对的放任。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公益性事业（包括Utilities、医疗、教育、铁路、邮政等等）很自然地不再获得国家的重视和资助，必须自行设法盈利。收费因此而高速上涨，不但导致整体经济运作效率下降，而且加剧贫富差距，固化既有阶级，这是我已经反复讨论过的机制，读者应该很熟悉了。 不过它还有另一个恶劣的效应，也就是产业如果有长周期、低频率的挑战，那么不管再怎么严重也会被完全忽视。像是大规模流行病或是强力风暴，都是每十年左右出现一次的危害，但是以利润导向的医疗机构或电力公司，如果CEO敢花十年雇用冗员、预存设备，就等着那一次应用，他早就被董事会一脚踢出大门。因此美国式的自由市场和私有经济体制，其实隐含着由政府提供的免费保险，遇到危机自然有国家兜底，而且这个保险虽然是由全社会买单，赔付却只有资本能享用。换句话说，美国经济学界鼓吹完全私有化，目的在于好天侯赚的钱全归私营企业老板，出了问题再由公家拿税金补贴他们，还能美其名为“保护就业”；今年三月因应新冠疫情的CARES ACT就是典型的例子，总额高达22000亿美元，然而老百姓拿到手的只有象征性的一小部分，大半进了财团的口袋。 瘟疫和风暴还只是个别产业特有的问题，但是21世纪对长期国运至关重要的高科技工业，刚好也普遍并持续地必须面对长周期、低频率的严重挑战；这里我指的是新技术世代的开发。在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指导下，企业以中短期利润为最高指导原则，那么最容易达标的手段就是消减不影响短期营收的开支，尤其是不确定性很高的远程研发计划。例如麦道很早接受这个哲学，于是在1970年首飞的DC-10之后，根本就不再试图发展全新的商用客机，其后所谓的新产品，从MD-11到MD-80/90/ 95，都是老飞机（DC-10和DC-9）的改版。波音在2003年启动787计划，同年12月麦道的末代CEO Harry Stonecipher接任总裁，其后也不再有意愿研发全新机种。 737 Max成为波音由盛而衰的关键节点，正是这个因循苟且态度的后果；详情参见前文《737 Max必须重新认证》和《波音衰败之源》。 既然企业的目标转为短视近利，那么在人事上自然也会有与之匹配的变化；换句话说，提拔干部不再以专业知识和战略眼光为标准，改为取决于制造靓丽财务报表的能力。如此一来，能干事的硬核工程师被排挤，擅长做PowerPoint的MBA掌握实权，得以彻底落实商学院所灌输的金融财务炒作伎俩。波音的例子详见前文，GE我也顺带提过，而美国在规模和层次上能和这两家公司相提并论的实体产业巨头，只有Intel。很巧的是，Intel也在过去六年一直无法推出新制程，坐看台积电一连前进了三个世代，被一举反超失去了全球半导体制造领头羊的地位。 在2017年去职的前任Intel首席工程师（Principal Engineer，是无管理职权的专业工程师最高级别，但不是只有一位）Francois Pidnoel刚好在一周前公开讨论了这件事. 系统提示：若遇到视频无法播放请点击下方链接 https://www.youtube.com/embed/fiKjzeLco6c 他所描述的Intel和波音有不可思议的相似（Uncanny resemblance），例如“The leaders of Intel today are not engineers, they are not people who understand what to design to the market.” “现在Intel的领导阶层（对比于2004年退休的Andy Grove）不是工程师，也不懂（芯片）设计”，结果每下愈况，到2016年之后技术决定全属“Nonsense” “瞎闹”。他对近年来霸占Intel高层管理职位的MBA族群，更是批评得体无完肤。 中国自改革开发以来，一直以欧美为师，没有警惕到雷根之后的美国已经步上全面腐化的邪路，不但经济系有不少迷信新自由主义的教授，企业界也充斥着膜拜美国商学院教条的大亨，殊不知纯粹的自由市场和私有经济有着很严重的副作用和隐性条件。以往我已经仔细解释过为什么公益性事业，尤其是医疗、法律和教育，绝不适合私有化；今天借着这次停电的经验，谈谈新自由主义的另一个软肋，亦即任何有重要长周期任务的产业，包括所有的高科技工业，都有赖远远超越股价和财务报表的思维、计划和决断。虽然这样的眼光和思维，并非绝对取决于所有权的公私之分，但的确受其影响，有很大的难易之别；所以中国采行公有制和私有制并行，其实是一个合理的折衷，问题只在这两类企业模式的分界线该划在哪里。我希望今天的讨论有助于决策单位未来做出更精确、更高效的选择。
康州西南部虽然有几个小城市，主要还是典型的美国郊区（Suburb）环境，独栋住宅占多数，人口密度不高，埋管拉线成本大，像我住的社区就没有天然气和下水道；再加上越有钱的住民越自私，喜欢打官司阻拦住家邻近地表公共设施的建设，结果有时只能因陋就简，由公众一起买单，例如出名富裕的Greenwich整个镇手机信号极差就是常年老毛病。
至于电力供应，基本全靠电线杆，这带来一个潜在问题：新英格兰在18和19世纪为了烧柴火把树砍光之后，到了19世纪下半开始保护植被（我曾请人砍下院子里最老的那棵橡树，数年轮算出它始于1880年代），至今家家院子和路边空地都长满了橡树和枫树。电力公司因此必须不断派人修剪靠近电力线的树枝，然而每逢强风或大雪，依旧要断电。还好受影响的社区一次不多，抢修也算及时，例如我自己从来没有断电超过两天的经验，一年有几次12小时的停电并不是太严重的问题，多数住户不觉得有必要装备用发电机。
上周二热带风暴Isaias沿着美国东海岸向北进入新英格兰地区。这虽然不是每年都有的事，却也不算罕见：我在康州住了20多年，有过五六次类似的经历。不过以往的灾害以水患为主，不是强降雨带来骤发洪水（Flash flood），就是临海社区有被暴潮（Storm surge）淹没的危险。这次倒有些反常，雨只下了半小时，但是强风持续咆哮，接下来的停电完全在意料之中。一开始我也不以为意，不能上网或出门（因为路上必然有许多断落的电力线）刚好有时间清理院子里的断枝残叶。
但是一天的等待变成两天，接着不但打破了断电的时间记录，而且镇上基本没有任何用户的电力供应获得恢复，停电比率停留在94%，连个紧急充电站都无法建立。这时我才惊觉，正如四月里新冠疫情攻穿了纽约市的医疗系统，一个貌似寻常的热带风暴也压倒了本地电力公司EverSource的抢修能力，他们连续两天连一个小组都没办法派到镇上来，显然是必须优先照顾人口密度较高的几个小城。
到了第三天，州长和参议员来镇上视察，把EverSource臭骂了一顿，于是终于有了进展，停电72小时后无电力供应比率降低到85%。第四天NWS（National Weather Service，国家气象局）证实曾经有龙卷风在距我住宅一公里远处着陆。到了96小时的节点，刚好家里电力恢复，然后镇长宣布停电比率降到48%，所以我还算是中等运气的。这时冰箱早已发出恶臭，我把鱼肉奶之类清理过后，决定出门办货。镇上的商店仍然门户紧闭，有媒体访问了一家披萨店的老板，他说光是冰库里的食材就烂掉了5万美金。还好城里的电力供应比较稳定，那边的超市还有东西可卖。
美国在雷根掌权之后，全面推行新自由主义理论，这在实际执行上等同于社会达尔文主义，对权贵富豪阶级追求利益和特权的自由做出绝对的放任。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公益性事业（包括Utilities、医疗、教育、铁路、邮政等等）很自然地不再获得国家的重视和资助，必须自行设法盈利。收费因此而高速上涨，不但导致整体经济运作效率下降，而且加剧贫富差距，固化既有阶级，这是我已经反复讨论过的机制，读者应该很熟悉了。
不过它还有另一个恶劣的效应，也就是产业如果有长周期、低频率的挑战，那么不管再怎么严重也会被完全忽视。像是大规模流行病或是强力风暴，都是每十年左右出现一次的危害，但是以利润导向的医疗机构或电力公司，如果CEO敢花十年雇用冗员、预存设备，就等着那一次应用，他早就被董事会一脚踢出大门。因此美国式的自由市场和私有经济体制，其实隐含着由政府提供的免费保险，遇到危机自然有国家兜底，而且这个保险虽然是由全社会买单，赔付却只有资本能享用。换句话说，美国经济学界鼓吹完全私有化，目的在于好天侯赚的钱全归私营企业老板，出了问题再由公家拿税金补贴他们，还能美其名为“保护就业”；今年三月因应新冠疫情的CARES ACT就是典型的例子，总额高达22000亿美元，然而老百姓拿到手的只有象征性的一小部分，大半进了财团的口袋。
瘟疫和风暴还只是个别产业特有的问题，但是21世纪对长期国运至关重要的高科技工业，刚好也普遍并持续地必须面对长周期、低频率的严重挑战；这里我指的是新技术世代的开发。在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指导下，企业以中短期利润为最高指导原则，那么最容易达标的手段就是消减不影响短期营收的开支，尤其是不确定性很高的远程研发计划。例如麦道很早接受这个哲学，于是在1970年首飞的DC-10之后，根本就不再试图发展全新的商用客机，其后所谓的新产品，从MD-11到MD-80/90/ 95，都是老飞机（DC-10和DC-9）的改版。波音在2003年启动787计划，同年12月麦道的末代CEO Harry Stonecipher接任总裁，其后也不再有意愿研发全新机种。 737 Max成为波音由盛而衰的关键节点，正是这个因循苟且态度的后果；详情参见前文《737 Max必须重新认证》和《波音衰败之源》。
既然企业的目标转为短视近利，那么在人事上自然也会有与之匹配的变化；换句话说，提拔干部不再以专业知识和战略眼光为标准，改为取决于制造靓丽财务报表的能力。如此一来，能干事的硬核工程师被排挤，擅长做PowerPoint的MBA掌握实权，得以彻底落实商学院所灌输的金融财务炒作伎俩。波音的例子详见前文，GE我也顺带提过，而美国在规模和层次上能和这两家公司相提并论的实体产业巨头，只有Intel。很巧的是，Intel也在过去六年一直无法推出新制程，坐看台积电一连前进了三个世代，被一举反超失去了全球半导体制造领头羊的地位。
在2017年去职的前任Intel首席工程师（Principal Engineer，是无管理职权的专业工程师最高级别，但不是只有一位）Francois Pidnoel刚好在一周前公开讨论了这件事.
系统提示：若遇到视频无法播放请点击下方链接
https://www.youtube.com/embed/fiKjzeLco6c
他所描述的Intel和波音有不可思议的相似（Uncanny resemblance），例如“The leaders of Intel today are not engineers, they are not people who understand what to design to the market.” “现在Intel的领导阶层（对比于2004年退休的Andy Grove）不是工程师，也不懂（芯片）设计”，结果每下愈况，到2016年之后技术决定全属“Nonsense” “瞎闹”。他对近年来霸占Intel高层管理职位的MBA族群，更是批评得体无完肤。
中国自改革开发以来，一直以欧美为师，没有警惕到雷根之后的美国已经步上全面腐化的邪路，不但经济系有不少迷信新自由主义的教授，企业界也充斥着膜拜美国商学院教条的大亨，殊不知纯粹的自由市场和私有经济有着很严重的副作用和隐性条件。以往我已经仔细解释过为什么公益性事业，尤其是医疗、法律和教育，绝不适合私有化；今天借着这次停电的经验，谈谈新自由主义的另一个软肋，亦即任何有重要长周期任务的产业，包括所有的高科技工业，都有赖远远超越股价和财务报表的思维、计划和决断。虽然这样的眼光和思维，并非绝对取决于所有权的公私之分，但的确受其影响，有很大的难易之别；所以中国采行公有制和私有制并行，其实是一个合理的折衷，问题只在这两类企业模式的分界线该划在哪里。我希望今天的讨论有助于决策单位未来做出更精确、更高效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