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峡工程36计(三十六)：走为上计

作者：王维洛
36、走为上计：决策错误，无人承担
“走为上计”，为兵法三十六计之最后一计。原文：“全师避敌，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承担责任？
一九九四年，三峡工程开工之后，三峡工程问题便逐渐显示出来。二○○三年，三峡水库开始蓄水，实践证明三峡水库并非想像中之“高峡平湖”，三峡工程目标不能达成，已为事实。二○○六年五月，三峡大坝封顶，按照中国人习惯，这应是一个重大庆典，三峡总公司亦邀请几百名中外记者；但中央领导却无一人出现。显然，中国共产党第四代领导人，不愿为三峡工程决策错误背黑锅。
子孙后代会问，谁应对三峡工程的错误决策负责？答案将是：三峡工程的决策错误，无人承担。
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在战争中，为保存军事实力，采取撤退的方针，为一常用兵法。整个三峡工程的决策程式和组织结构决定了这样一个结果：三峡工程如果成功，则为个别领导人树碑立传，流芳千古；而三峡工程若是失败，则全数撤退，无人承担责任。
一九八六年六月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以中发（一九八六）十五号文，下达〈关于长江三峡工程论证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了长江三峡工程论证的程式。
──首先由水利电力部负责广泛组织各方专家，提出三峡工程可行性报告； ──然后由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审查由水利电力部提出的三峡工程可行性报告； ──接着由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准三峡工程可行性报告； ──最后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批准。
从此程式看来，三峡工程的决策者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十五号档中，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布置了任务：审议批准三峡工程；其实，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根本没有权力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布置任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任务，由宪法所规定，国务院总理则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依照宪法，中国共产党的活动不能同国家的宪法和法律相抵触；那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怎么可以凌驾宪法之上，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布置审议批准三峡工程的任务呢？
当然，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不是第一次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布置审议批准重大工程任务，这已是第二次。一九五五年七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届二次会议，通过建设三门峡工程决议，并催促中共国务院采取措施，迅速上马，“国务院应采取措施迅速成立三门峡水库和水电站建筑工程机构”。但三门峡工程完工后，便被证明为一个错误的决策，二○○三年，水利部部长汪恕诚说，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是个错误的决策；然直至今日，仍无人为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的错误决策承担责任。那么，长江三峡工程呢？谁为长江三峡工程错误决策承担责任？
人们第一个会想到的便是参加长江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的四百一十二名专家，应为长江三峡工程错误决策承担责任。长江三峡工程决策是中共文化大革命后，第一次在工程可行性论证报告基础上进行的决策，过去的决策，依靠的是领导拍脑袋，没有科学、技术、经济、生态、环境、社会可行性的基础，因而决策错误，是常见的事。
长江三峡工程决策，作为中国决策历史上的一个转变，先做工程可行性论证，然后再决策。为此，水电部邀请四百一十二名专家，进行三年多工程论证。由此来看，三峡工程决策错误，首先应由这四百一十二名专家承担责任。
然而这其中有九名专家，不同意三峡工程论证结论，未在报告上签字，并分别提出各自的反对意见——这九名专家，实不用为工程错误决策承担责任。那么其他的四百○三名专家呢？他们只是在各自的分报告上签字，并未在总报告上签字。三峡工程论证分为十四个专业组，有防洪、泥沙、移民、航运、水位等等。比如防洪组的专家，只是在防洪组的论证报告上签字，只对该组论证报告结论负责；而无需对其他组，如泥沙、移民、航运等论证报告中的错误负起责任。
那么，三峡工程没有达到预期的防洪效益，防洪组的专家是否得承担责任？回答也是否定的。因为防洪组的专家在分组论证报告中说，要达到预期的防洪效益，三峡水库的防洪库容量应该在三百亿立方米以上，最起码也要在二百五十亿立方米以上；但经过领导小组综合平衡，最后上报方案中的三峡水库防洪库容量，只有二百二十一亿立方米（而且还是错误计算的结果，实际的防洪库容量更小）。三峡工程的防洪库容量小于防洪组提出的最低要求，所以三峡工程的防洪效益没有实现，防洪组的专家不用承担任何责任。
中科院院士潘家铮
潘家铮，一九八○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最年轻的一位。一九八六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进行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任命潘家铮院士担任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技术总负责人，是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的第三把手，地位仅次于原水利电力部部长钱正英（后由水利部部长杨振怀接任），以及原水利电力部副部长陆佑楣，当时潘家铮仅五十二岁。
从一九八六年开始的长江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于一九八九年结束。一九九○年七月，中共国务院召开三峡工程论证汇报会，出席会议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中顾委、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国务院各部委、各民主党派等有关方面负责人一百七十五人，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会见出席会议的全体人员。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副组长兼技术总负责人潘家铮，代表论证领导小组作〈关于三峡工程论证情况的汇报〉，建议中央决策层批准建设三峡工程。
但，潘家铮将不会对三峡工程的错误决策负责。比如，中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三峡工程长江单向通航能力为每年五千万吨；但三峡工程运行几年来的实践证明，并无法达到此通航能力；而潘家铮主持的三峡工程论证报告中，关于通航能力的结论却是：三峡工程船闸单向通航能力达到每年五千万吨，要尽量多使用万吨船队。
只是，三峡工程单向通航能力每年五千万吨，在一九八○年邓小平视察三峡地区时，就已定下。三峡工程论证对船闸通航能力的研究，一共有三个模型，两个模型的结果是单向通航能力每年三千多万吨；只有一个模型的结果是五千万吨，其条件是通过船闸的船队，全为万吨船队。然而，长江上运行的船只，不可能单一的都是万吨船队，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这五千万吨通航能力无法达致，潘家铮可要负责？
潘家铮在长江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中，也采用了“承包”的手法，各个专业组的组长在汇报结束时，都要回答同样的问题：其所研究的问题是否构成决定三峡工程兴建与否的决定因素。比如，李浩钧在人防问题的回答是：人防问题不致成为左右三峡工程兴建的决定因素。十四个专业组组长，都是如此回答论证领导小组所布置的问题。如果要让潘家铮负责，下有专业组组长垫底，上有审查长江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报告的专家扛着，潘家铮负什么责？在一次同学聚会上，有老同学向潘家铮提及长江三峡工程所出现的问题，潘家铮回答，这个问题现在不能讲。可见，潘家铮已经为将来的回答做好了准备，现在不能讲的内容，就是将来推卸责任的理由。
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
一九九○年八月二十二日，中共国务院办公厅，以国办发（一九九○）五七号文，下达了调整后的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主任邹家华、副主任王丙干、宋健、陈俊生和委员杨振怀等二十五人，陆佑楣出任办公室主任。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则邀请了一百多名专家来审查长江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报告。
审查长江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报告的一百三十六名专家，应能够发现可行性论证报告中的问题，从而避免决策错误。如果说长江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像一次高考，四百一十二名专家的论证报告是考卷，那么审查长江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报告的专家，就是批改考卷的考官。考卷上的问题回答是否正确，考官应该最清楚。同时为保证高考的公平、公正，还要防止考试中出现舞弊现象。
但长江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报告的审查，竟是考生直接担当考官。水利部部长杨振怀，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组长，也是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委员；能源部副部长陆佑楣，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副组长，也是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他们身兼两职，既负责撰写可行性论证报告，也负责审查可行性论证报告。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办公室设在水利部，负责审查委员会的日常工作，和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是同一个班子。参加审查可行性论证报告的一百三十六名专家中，百分之三十八的专家都直接参加了三峡工程论证。考生当考官，给的分数当然是满分，也不可能发现任何错误。
由中共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来审查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报告本来就是一场戏，您能让戏中的演员承担责任吗？
红色水利专家钱正英
一九八六年，原水利部部长钱正英出任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组长。后因钱正英升至全国政协副主席，由杨振怀接任。钱正英是中国共产党内的“红色水利专家”，一九九七年，在张光斗的鼎力支援下，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但黄万里教授一直认为，钱正英任水利部部长，根本是外行领导内行，确是一语中的。
一九九二年，中共全国人大审批三峡工程提案之前，中共中央在二月二十日至二十一日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三峡工程问题。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邀请钱正英出席，报告建设三峡工程之必要性。可见钱正英在三峡工程决策中，有其重要作用。在全国人大审批三峡工程提案时，钱正英又到各个省市代表团游说，特别是到对三峡工程持怀疑态度的四川省代表团做工作，打保票。
但在中共全国人大批准三峡工程之后，特别是三峡工程正式开工后，钱正英对三峡工程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一九九九年九月二十四日，在水利部机关欢庆新中国成立五十周年大会上，钱正英做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迎接二十一世纪对水利的挑战”的讲话。她说：“三峡工程人大也算是通过了，现在也开工了，但是从我个人思想上讲，我对自己主持的论证到现在还没有做最后的结论。……我感觉到最后还是要经过实践的检验。当时论证中认为有两个问题是最担心的，一个是泥沙问题，一个是移民问题，现在我还加上一个库区污染问题，我认为这三个问题仍然值得非常重视。”
也正是因为在可行性研究中对这些问题没有得出科学的、正确的结论，所以导致了三峡工程决策的错误。钱正英对这些问题的严重后果认识得很清楚，是否该为三峡工程的错误决策承担责任？
清华大学教授张光斗
钱正英担任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组长，由她挑选参加论证的专家，钱邀请其老搭档——张光斗教授，而拒绝了黄万里教授。
其实三峡工程论证的真正技术负责人是张光斗。后来张光斗担任三峡工程初步设计审查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品质检查组组长（另一组长是钱正英），在三峡工程论证和建设中担任十分重要的角色。自从全国人大批准三峡工程之后，张光斗教授就多次给国务院领导写信，反映三峡工程问题。
首先是在三峡工程上马后不久，张光斗给中央领导写信，说明清华大学水利系师生对三峡水库防洪库容再次进行计算，发现防洪库容二百二十一点五亿立方米，是计算错误的结果，实际防洪库容要小于二百二十一点五亿立方米。张光斗还说，担任三峡工程设计的长江水利委员会，也承认这个错误。
张光斗在视察三峡库区和重庆之后，对峡库区的水质污染问题忧心忡忡，因而再次给中央领导人写信，建议为三峡库区水污染治理拨款三千亿元人民币(注：三峡工程总造价为二千多亿元人民币)。但是中央政府治理水污染拨款远远没有达到张光斗所建议的数目，那么张光斗未来是否该为三峡工程的错误决策承担责任？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规划建设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张光斗和钱正英是重要的工程技术人员和专业行政管理人员，是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的坚决支持者。然而到了二十一世纪初，张光斗却说，他和钱正英当时皆反对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在长江三峡工程上，张光斗和钱正英当然也会故技重演，说他们过去也曾是反对者。
中共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邓小平在听取国家计委汇报时，对三峡工程表态：“我赞成搞低坝方案。看准了就下决心，不要动摇”。邓小平为三峡工程开了绿灯，没有邓小平这句话，三峡工程到现在是否能建，还是一个问号。李锐说：邓小平晚年办了两件错事，一是六四，一是三峡工程。可见邓小平实应为三峡工程的错误决策承担主要责任。
但是邓小平似乎也不用承担责任。因为邓小平赞成的是低坝方案，也就是水库正常蓄水位海拔一百五十米方案；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和现在正在建设的是中坝方案，也就是水库正常蓄水位海拔一百七十五米方案。邓小平赞成搞低坝方案，并不一定赞同搞一百七十五米中坝方案。况且，全国人大批准三峡工程后，邓小平的这句话被改成了“（三峡工程）看准了就下决心，不要动摇”。现在追究责任，当然不能以篡改过的话为准，而是以原话为准。在工程上来说，一百五十米方案和一百七十五米方案，是两个不同的方案。
世界银行在一九八八年发表过一个关于三峡工程可行性研究的声明，声明指出：支持蓄水位为一百五十米至一百六十米的方案，而不支持蓄水位在一百六十米以上的方案，原因是：经济上不可行，移民将可能成为难题。由此，一百七十五米方案所出现的问题，只能找一百七十五米方案的决策者。
李鹏在“众志汇宏图”一书中，记载了一九八五年一月十九日邓小平和李鹏的一次谈话，当时在场只有三人，邓小平，李鹏和李鹏的夫人朱琳。邓小平说：“低坝方案不好，中坝方案好，从现在开始即可着手进行。”这话在邓小平文献中并没有收录。
在追究决策责任时，李鹏个人的纪录，不能构成证据，夫人朱琳的证词，也不构成证据。从司法判决原则来看，邓小平无需为中坝方案负责，从而做出有利于邓的判决。
中共国家副主席王震
一九九○年七月，中共国务院召开三峡工程论证汇报会，三峡工程主上派担心夜长梦多，再三催促三峡工程尽快上马建设，并推出中共元老、国家副主席王震。据熟知中共内情、并和王家有特殊关系人士所提供的资料显示，在六四之前，李鹏和这些家族达成政治协议，支援李鹏出任要职，而李鹏则保证在任期内将三峡工程上马，让这些家族在三峡工程的合同中，获得巨额经济利益。
一九九一年二月十七日至十八日，国家副主席王震邀请十三位专家、学者及有关人员，在广州举行三峡工程座谈会，听取对三峡工程的意见，在场的还有政协副主席王任重。当专家介绍，三峡工程可以使万吨船队从上海直达重庆，王震听了特别激动，表示定会催促中央在“八五”计划和“十年规划”中，对三峡工程早作安排，尽快实现万吨轮船从上海直达重庆的目标。
但王震年纪大，耳朵背，把万吨船队听成了万吨轮船。万吨船队是由四艘三千吨的货轮捆绑在一起组成的船队，不是万吨轮船。三峡大坝建成前，三千吨轮船能从上海直达重庆。三峡大坝建成后，还是三千吨轮船能从上海直达重庆。即使其他条件全部具备，三峡工程的船闸也无法通过万吨轮船。王震耳朵背，错把万吨船队听成了万吨轮船，那么在此情况下，王震是否得对三峡工程的错误决策负责？
原国务院总理李鹏
李鹏曾留学苏联，所学专业为水力发电。回国后在吉林小丰满水电站担任工程师。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在其养母邓颖超的推荐下，担任电力部部长，水利部副部长，后任国务院副总理。一九八四年，中共中央成立三峡工程筹备小组，李鹏出任组长。
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之后，李鹏出任国务院总理。李鹏任内，中共国务院在没有三峡工程生态环境影响报告的情况下，通过了建设三峡工程的决定，并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查批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查批准三峡工程之后，李鹏亲自担任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一九九四年，李鹏亲自主持了三峡工程正式开工典礼。一九九七年，李鹏陪同江泽民参加长江截流仪式。据笔者所掌握的资料，自一九八二年以来，李鹏共去了三峡工程／三峡库区十六次，几乎是一年一次；但最近几年，却不见李鹏再去三峡。
李鹏写了一本关于三峡工程的书，名为“众志汇宏图”。前言部分，李鹏列举一大串对三峡工程决策起重要作用的人名，他们是：孙中山、毛泽东、周恩来、江泽民、朱镕基、邹家华、吴邦国、钱正英、李伯甯、肖秧、郭树言、陆佑楣、甘宇平等等。
那么何谓众志汇宏图？就是建设三峡工程所取得的成就，靠的是人民的意志、力量和智慧。从李鹏出任三峡工程筹备小组组长的角度观之，面对三峡工程决策错误，李鹏应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李鹏也不会对错误决策有所承担。原因在于，李鹏认为，三峡工程，是“众志汇宏图”，大家的决定。
原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
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发生后，江泽民登上了中共中央总书记之位。从此，江泽民对三峡工程表现出极大兴趣，江上任后，于一九八九年七月二十一日第一次外出视察，目的地就是三峡工程坝址。江泽民在接到李伯甯等政协委员的提案后，做出指示，促成一九九○年七月三峡工程论证汇报会的召开。江泽民亲自接见与会专家。一九九一年，江泽民又在李伯甯的信上做出批示，对三峡工程进行正面宣传。
一九九二年二月二十日至二十一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三峡工程问题。会议担心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查批准三峡工程时，可能会出现赞成票不足半数的局面，江泽民表示，将亲自到“两会”党员领导干部会上，就三峡工程进行动员。
三月十八日，江泽民在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会议期间，举行“两会”党员负责干部大会，针对三峡工程讲了两个多小时。江泽民说，党中央和他都对三峡工程投了赞成票，要求“两会”党员代表、以及委员，同党中央在思想、行动上保持高度一致，支持三峡工程。兴建长江三峡大坝工程，是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人，立志实现毛泽东“高峡出平湖”的宏愿。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八日，江泽民在三峡工程长江截流仪式上，对三峡工程大加称颂，称三峡工程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综合效益最广泛的水利水电工程，将对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重大促进作用，是一项造福今人、泽被子孙的千秋功业。只是时隔七年，这样的豪言壮语，再也无人敢再重复。
三峡工程决策错误，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核心的江泽民，应该承担责任。可江泽民也同样不会有所承担，因为三峡工程是经中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查批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才是三峡工程的最终决策者。
中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一九九二年四月三日，中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对国务院三峡工程议案进行表决： 赞成：一千七百六十七票； 反对：一百七十七票； 弃权：六百六十四票； 未按表决器：二十五票。
投反对三峡工程的这一百七十七位代表，当然不为三峡工程的错误决策承担责任，而弃权的六百六十四位代表，也同样不为三峡工程错误决策承担责任。那么，未按表决器的二十五位代表是怎么回事？
正当大会就要对长江三峡工程进行表决时，台湾代表黄顺兴站了起来，要求大会发言。但是黄顺兴要求发言的声音，只有旁边几位代表听到，别的代表根本听不到，原来整个会议大厅的音响系统，就在那一刹那间，被全数切断，只剩下会议主席面前的麦克风还工作。此刻大会主席旋即宣布，投票开始。为了抗议这种不民主作法，黄顺兴走出会议大厅，拒绝参与投票。这二十五位代表就是站在黄顺兴这一边，抗议不民主的做法，拒绝参加投票，并和黄顺兴一起步出会议大厅。这二十五名代表，是否应承担责任？
那么剩下的一千七百六十七位代表呢？应该为三峡工程决策错误承担责任了吧？但作为全国人民代表，本身就具有赦免权，以致无须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决策错误承担责任！对此，全国人大代表黄顺兴，曾提出两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第一，三峡工程为什么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查批准？第二，全国人民代表对三峡工程的利弊到底了解多少？他们是否有能力做出正确的判断？
参加三峡工程论证、但未在三峡工程论证报告上签字的中国地理所研究员郭来喜指出，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来通过三峡工程，从体制上讲就有问题。一个水电工程为什么要拿到人大会上来讨论？人大可以讨论三峡工程，为何不讨论京九南昆铁路？那同样也是几百亿的项目。这就开了一个先例，以某种手段来对付有争议的重大经济决策。人大代表就是一届，他举手同意，以后的责任谁来负？更何况，代表来自各行各业，一般都不了解情况。你让他表态，怎么表态？尤其是大会不提供另一方面的意见，也不给出其他可供参考的方案，他们能听到的，往往只是一面之辞。
黄顺兴说，全国人大秘书处，连最基本的论证资料也不肯提供，还制造重重阻碍。秘书处为每个代表准备成套重达几公斤力促上马的正面材料，但其他不同意见却只是薄薄几小册，且每个省的代表团只有一份，一般代表根本看不到，也听不到反对者的声音。
著名作家余秋雨的夫人是著名的黄梅戏演员，为参加投票的全国人民代表之一，当时投了弃权票。几年之后，余秋雨撰文写这事，说他夫人投弃权票，主要是受了海外反对三峡工程文章的影响，现在回想起来，还是很后悔。这便说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对三峡工程做出决策时，人民代表只依赖上级所发放的支援三峡工程资料，而对于反对三峡工程的意见，特别是国内的专家、学者的反对意见，没有了解。
由于全国人民代表缺少做出正确判断的能力，全国人大秘书处为代表们准备了一个气势宏大的实物模型。几年之后，这个三峡大坝的实物模型，到德国汉诺威参加世界博览会，笔者有幸看到此模型。从模型上看，只是用水力发电，发出灯光，而三峡工程的泥沙问题、地质灾害、生态环境、移民安置等等问题，都未得到反映，且此实物模型存在严重错误，特别是在升船机部位，由于升船机的存在，必须在三峡大坝中间挖出一个深槽，三峡水库二百二十一亿立方米的水，就由一道闸门控制。如果这个深槽在模型上得到反映，可能一些代表将看到三峡大坝人防安全的严重问题。因此可以说，许多全国人民代表是在错误资讯的基础上，做出了错误的选择。
一九八六年六月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布置任务，三峡工程最后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批准，为可能出现的错误决策留下了一条退路。正所谓：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也能从“三峡大坝安全”的角度，加以理解。
大坝怎堪战争袭击？
二○○六年五月二十日，三峡大坝“全面”完工，但湖北省与重庆市的领导人均未到场，不见中央领导的贺电、贺信，就是每年必到三峡一趟的李鹏，也没有出现，让到场的几百位中外记者，感到十分意外。此前，三峡总公司召开记者会，在会上，记者最关心不是三峡总公司在以邓小平理论、江泽民三个代表思想、和胡锦涛科学发展观、以及和谐发展的理论指导下，如何提前十个月，建成三峡大坝的“伟大”功绩；而是关心大坝的安全问题，包括大坝如遭受核弹攻击时的溃坝后果，也就是说，记者最关心的，是未来三峡大坝最“悲惨”的可能性。对此三峡总公司副总经理曹广晶说，一般常规武器伤不了大坝，只有核武攻击。他说，大坝面对核武攻击的预案，就是尽快放空水库，根据每秒至少泄洪六到十万立方公尺的情况估算，三天之内就可以放空水库。曹广晶强调，三峡总公司作过溃坝实验，即使溃坝，遭淹没的区域仅在宜昌邻近一定范围，非如外界想像，整个长江下游都淹没。
“一般常规武器伤不了大坝，只有核武攻击”，这个结论是错误的，因为三峡大坝有几个薄弱之处，如果用一般常规武器攻击这些地方，将摧毁大坝，使大坝失去对水库中几百亿立方米水的控制，一泄千里。三峡大坝设有航运构筑物，特别是升船机。升船机位于大坝中间偏左，为了升船机运行，必须在大坝中间开挖一条横穿大坝深四十五米，宽十八米的通航航道。这是三峡大坝为了升船机运行而不得不打开的大缺口。在此一部位，阻挡三峡水库二百二十一亿立方米水的，不是混凝土大坝，而仅仅只是几根钢梁。摧毁这几根钢梁，只消最普通的常规武器。而后果便是，三峡水库二百二十一亿立方米水，失去控制。普通的常规武器，也一样可以摧毁三峡船闸的钢门和钢梁，造成同等规模的灾难。
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中表示，战争是有预兆的，三峡水库有十四天的时间可以预先放空。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技术总负责人潘家铮，于其著作中说，敌方需要七天时间进行城市和基地疏散。一九九九年九月，原三峡工程总公司总经理陆佑楣，参加国际大坝会议时，意大利大坝会议主席提问，假设战争一旦发生，三峡大坝的安全如何？陆佑楣回答，根据系统论述，战争当有先兆，七天就可将水排泄至安全水位。
面对战争，潘家铮与陆佑楣都说，有七天时间可以放空；但作战时是否有这么多准备时间？而曹广晶所说，三天之内即可放空三峡水库，在技术上是否可行？
三天内放空水库？
当三峡坝址处的水位在海拔一百七十五米时，三峡水库的总库容为三百九十三亿立方米。汛期限制水位为海拔一百四十五米，如此，海拔一百四十五米以下的库容为一百七十一点五亿立方米，海拔一百四十五米以上的库容为二百二十一点五亿立方米。如果以海拔一百三十米为界，海拔一百三十米以下的库容为一百三十点三亿立方米，海拔一百三十米以上的库容为二百六十二点七亿立方米。
曹广晶说三天之内便可放空水库；但他并未给“放空水库”一个明确的定义。设想第一种情况：水库的水位下降到海拔一百三十米，三天内泄水二百六十二点七亿立方米；第二种情况：水库的水位下降到海拔一百四十五米，三天内泄水二百二十一点五亿立方米。
第一种情况：三峡水库三天的下泄流量必须达到二百六十二点七亿立方米，每秒十万一千三百五十立方米；第二种情况：三峡水库三天的下泄流量必须达到二百二十一点五亿立方米，每秒八万五千四百五十五立方米。从技术上来说，三峡大坝的泄洪能力可以排泄每秒八万五千四百五十五立方米／秒，甚至每秒十万一千三百五十立方米的水。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曹广晶说三天之内便可放空水库，是指将水库的水位从海拔一百七十五米，下降到海拔一百四十五米、或者海拔一百三十米，放光之后，水库中并不是“空”的，而是还有一百七十一点五亿立方米水（包括淤积的泥沙），或者一百三十点三亿立方米的水。放空三峡水库，流量达每秒八万五千四百五十五立方米／秒，或者每秒十万一千三百五十立方米，是什么样的景况？
回忆一九九八年长江洪水时，湖北宜昌站记录的洪水流量情况：
宜昌站一九九八年一至四月，各月的流量比平均值少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二十； 六月二十八日后，三峡区间出现暴雨。 七月二日：五万三千五百立方米／秒 七月十八日：五万六千四百立方米／秒（十一日至二十日连续九天，持续超过五万立方米／秒） 七月二十五日：五万二千立方米／秒 八月七日：六万一千五百立方米／秒 八月十二日：六万二千六百立方米／秒 八月十六日：六万三千六百立方米／秒（对比资料：一九五四年，最大洪水流量为六万四千立方米／秒） 八月二十五日：五万六千二百立方米／秒 八月三十一日：五万七千四百立方米／秒
一九九八年，宜昌站的最大洪水流量为六万三千六百立方米／秒。要在三天内“放空三峡水库”，其人造洪水的水流远远超过一九九八年长江洪水时宜昌站最大流量。荆江河道的安全流量为六万立方米／秒。放空三峡水库的洪水流量远在六万立方米／秒以上，荆江河道无法接受这么大的流量，一场巨大洪灾，不可避免。
建造三峡工程的目的，是为了防洪，而不是制造洪水、造祸下游人民。可见，三天放空三峡水库，和建设三峡工程的目标，背道而驰。
宜昌站的历史最大洪水流量为十万五千立方米／秒（一八七○年）和九万二千五百立方米／秒（一八六○年）。三峡水库在三天内将水位从海拔一百七十五米，下降到海拔一百三十米，流量达每秒十万一千三百五十立方米，接近长江历史最大洪水。一八七○年和一八六○年两次洪水，在长江南岸分别冲开了藕池口和松滋口两个分流，入洞庭湖的口门，北岸荆江大堤也溃堤决口。沿途庐舍无存，大量人员伤亡，灾民遍野。从中可以看到未来放空三峡水库后，洪水灾害的大致面貌。
也许一些细心的读者已经注意，上面的计算中，只考虑将三峡水库放空时的人造洪水流量，而未考虑长江三峡河段的自然流量，因为除了排泄三峡水库中的水外，还有来自上游和本地的径流。所以，要在三天时间内放空三峡水库的水，三峡水库的下泄量还必须加上放水时的自然流量。如果是在汛期将三峡水库“放空”，比如于一九九八年十一日至二十日之间，将三峡水库放空，那么三峡下泄的流量是：十万一千三百五十立方米／秒加上自然流量五万立方米／秒，等于十五万一千三百五十立方米／秒，或者八万五千四百五十五立方米／秒加上五万立方米／秒，等于十三万五千四百五十五立方米／秒。
在技术上，三峡大坝即使动用全部泄洪能力，也无法将这么大流量的洪水（自然洪水加上人造洪水）排泄出去。因而，在汛期期间，用三天时间将三峡水库“放空”，根本不可能实现。正如来自三峡大坝下游湖北省的记者所关注，大坝下游的河道、与地区，是否真能承受每秒十万立方米的洪水？
水库放空模拟
目前电脑战争游戏普及，此处模拟三天放空三峡水库的后果：
西元某某年，长江又发生像一九九八年的洪水．三峡水库发挥防洪效益，拦洪削峰蓄水，四次洪峰过后，水库二百二十一亿立方米防洪库容装满了水，水位升至海拔一百七十五米。这时出现战争预兆，敌方欲袭击三峡大坝。我方获得情报，决定采取紧急放水措施，将三峡水库中的蓄水位从海拔一百七十五米，下降到海拔一百四十五米，三峡水库的最大泄洪能力为每秒十一万立方米，超过长江历史最大流量。
长江中下游出现比一九九八年更严重的洪灾，荆江长江干堤被冲毁（由于连年受三峡水库下泄清水影响，长江干堤基础已掏空），数百万居民被洪水所困。洪水冲垮重庆至上海、北京至广州的铁路和诸多高速公路。中共国家主席胡锦涛发布命令“誓死保卫长江干堤安全，人在堤在”，中共人民解放军百万官兵开赴长江沿岸地区，进行防洪救灾，参加救灾的官兵人数为一九九八年的两倍。总理温家宝临危受命，再赴沙市具体指挥。四天之后（三天放不完），三峡水库降至海拔一百四十五米。
敌人看到三峡水库的水已经放光，宣布放弃本来准备好了的攻击，接受用外交手段解决争端。原来敌方采用军事评论家杨浪先生“定点威胁”策略，不费一兵一卒，即消耗中国大量财力，同时制造中国内部混乱。
溃坝实验
另一个记者们十分关心的问题，便是如果三峡溃坝，后果为何？曹广晶说，三峡总公司作过溃坝实验，即使溃坝，遭淹没的区域仅在宜昌邻近一定范围，非如外界所想像，整个长江下游都淹没。
前面已经分析，当三峡总公司有计划地把三峡水库中的水在三天时间内放光，三峡下游地区就要遭受一次历史上最大的洪水灾害，后果不堪设想，那么若是发生溃坝，灾难只会更重。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曾对这个问题做过溃坝实验，结果为：
“三峡大坝若一旦遭受核武器的破坏而全溃时，百余亿立方米库水，短时间内下泄，坝址至沙市间沿岸，受洪水波直接冲击，灾害损失严重。葛洲坝水利枢纽将严重受损，宜昌市在铁路线以下地区受淹，枝城、上下百里洲和荆江分洪区以西洲滩围垸，将溃堤受淹。溃坝洪峰的瞬间最大流量将达到一百至二百三十七万立方米／秒，下泄洪峰将以每小时一百公里的速度到达葛洲坝水利枢纽，届时洪峰仍将达到三十一万立方米／秒，洪水损坏葛洲坝大坝后进入宜昌市区，洪水在宜昌城内的流速仍然有每小时六十五公里，溃坝四至五小时后，宜昌城的水位将高达海拔六十四至七十一米。”
不知道三峡总公司作的溃坝实验，与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时的溃坝实验有什么不同，如果结果不同，那么不妨公布溃坝实验的结果，当然也不要忘记公布溃坝的边界条件，是在枯水期还是在洪水期，下游河段中的水位状态，三峡水库中有多少水等等。
中国在不久前公布一九七五年河南省板桥等水库溃坝的情况，报导指出总死亡人数达二十三万。板桥水库是一个坝高二十五米，库容仅五亿立方米的水库，最大溃坝流量达到七万八千两百立方米／秒。三峡大坝若一旦遭受核武器的破坏而全溃时，最大流量将达到一百至二百三十七万立方米／秒，加上三峡大坝下游居住的人口也比板桥大坝下游密集许多，灾难规模将远远超过板桥溃坝。
三峡溃坝，武汉焉能无恙？
对于三峡大坝溃坝，遭淹没的区域仅在宜昌邻近一定范围这个说法，希望三峡总公司能够公布一九七○年葛洲坝大坝上马时，湖北省军区所做的关于葛洲坝大坝军事人防安全研究报告。葛洲坝大坝是三峡水库下游的一个低坝，正常蓄水位海拔六十六米，库容十五点八亿立方米。该研究报告的结论是：“葛洲坝大坝一旦溃坝，湖北省境内长江中游两岸和湖南省部分地区，将造成灾难性后果，武汉危在旦夕，京广铁路至少将中断两个月。”
当三峡溃坝时，至宜昌城的水位将高达海拔六十四至七十一米（这个水位超过葛洲坝的正常蓄水位，宜昌城可能只剩下在山坡上的火车站，其余全部被淹），水量有百余亿立方米（这个水量超过葛洲坝总库容）。葛洲坝大坝溃坝，湖北省境内长江中游两岸和湖南省部分地区，将造成灾难性后果，武汉危在旦夕。三峡溃坝，武汉反而能安然无恙？
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黄万里说：从国防观点看，三峡大坝无疑自动制造一个弱点资敌。若大坝被炸毁，则两湖三江人民皆沦为鱼鳖矣。此话击中要害。
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似乎是一个以一变应万变、无往不胜的计谋。但是当三峡总公司，三天放空水库，或者是三峡大坝一旦发生溃坝洪水之时，居住在大坝下游、长江两岸的居民要想走，恐怕就难了。
（全文完）

或许还有别的方法可以弥补三峡大坝的缺陷，不过在建成三峡大坝后，是否还有人愿意去做这件事?亡羊补牢有用否?

网上看到的信息----------------------
有接触大陆水利专家的知情人士日前披露，老一辈的水利专家曾对三峡溃坝情况做过模拟试验，得出的结论惊人：如果三峡溃坝，首先被淹的并不是宜昌以及下游的城市，而是上游城市，四川将变成一片汪洋。
专家透露的试验结果显示，三峡溃坝后，洪水并不是马上冲下，而是会出现巨大的山体滑坡，形成堰塞湖，导致上游水位急剧上涨，四川盆地首当其冲。洪水涨到最高后再冲向下游，中间会有时间间隔，但不会太长。洪水拥塞后再冲下来，比一开始就冲下来破坏力更大，而且受灾最重的并不是宜昌，而是下游的中间城市。模拟结果是，中国南方将是一片泽国，黄河北岸才是安全区域。而湖北只有一个地方可以躲避，就是神农架，因为神农架的海拔高度够高。
基于这个模拟试验结果，水利部门在神农架修建了度假疗养中心，但实际上是为了以后万一三峡出问题，可以作为湖北官方的避难场所。 ---------------------------------------------------
中共官员们早就为最坏的情况做好退路了。老百姓自己也得为自己想一想。什么事都没有，那是最好；万一有什么情况，估计官员们早就坐直升飞机跑了，老百姓只能自救了。学学日本人，每个人准备一个自救包。大灾之年，有备无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