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5医院已经被封了两天了，不知道怎么回事！

估计隔离区没有完全密封，病毒到处都是了吧

我不认识might，但是把这个ID既骂成五毛又骂成轮子也是奇了怪了
Iamnoone 发表于 2/12/2020 3:20:16 PM

这反映了大妈认识的局限性。

大部分大妈从国内来，从小到大被中共洗脑，对民主社会一知半解，连反中共都是羞羞答答，
很多是从习近平上台修宪之后、才逐渐醒悟，有的更是在武汉肺炎之后，兔死狐悲，才火线“退党”。

同样的，因为从小到大被中共洗脑，接受的都是无神论教育，对宗教人士发自内心的厌恶。
大部分人都觉得信基督教是傻子，法轮功更是邪教。

在这种自我选择的信息过滤下，自然会看不清事情的全貌。
所以一边对新冠病毒的疫情讲得头头是道，一边会对法轮功/大纪元揭露灾情真相的行为一无所知。
很多人到现在还不知道方斌是法轮功学员，也不知道非典的whistleblower蒋彦永医生，当时也是支持法轮功说法，实名举报中共活摘囚犯器官、在各大医院买卖。

事实胜于雄辩，可能要经历一次发生在自己或家人身上，才能反洗脑、大彻大悟。

方斌如果不是轮子估计也没胆子去拍那个视频
moneytalks 发表于 2/12/2020 3:58:57 PM

你家特殊材料制成的共产党员领的口罩比医护人员还多还高级 关键时候不见一个人出来走两步

BIG BLESS!!

这个时候，怕是连宣传口的人手都不足了。封医院这种事情，值不得专门出来解释，也难怪，这次疫情，真是把纸老虎的皮都一层层披下来了。

bless！哎！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了！除了bless！

有可能医院资源有限 接不下新病人了 也可能是需要re org一下

是否部队军医接管了？

楼主两位亲戚手机都打不出来吗？就算正常消毒大家也会理解的啊

估计医生被感染，没法再看病。医生现在可是不可再生资源，物资什么的，如果中央肯出钱，还可以买，医生不能买，看武汉医生连个像样的口罩都没有，不感染那就是靠天赋免疫力了。医生倒下了，可没有多少人能顶上来。现在连北京上海很多一般门诊都停了。

AbeLoveMe 发表于 2/12/2020 11:10:52 AM

可里面的病人怎么办啊！家属们都不让进去了，医院也不出来解释一下为什么！

你里面的亲戚有手机可以告诉你们咋回事么？
这样子没解释实在是很没道理。如果是不得已的措施好好解释给家属听，大家也会理解啊

Wm们就是一根筋：逆我者轮子，智商低也是没用办法的事

2月4日，是我带队来武汉支援抗疫的第10天，也是这十天中唯一一天休息，呆在宾馆，哪都不能去。前天红会医院副院长被确诊感染新冠病毒，我和副院长经常在一起开会商量工作，作为密切接触者，我被要求隔离，做了病毒检测，今天拿到检测结果，阴性，今天一大早又来上班了。 最紧迫问题是 医护人员大面积感染 我们是1月25日大年初一那天，四川援鄂医疗队第一批138人出征，我作为四川省人民医院重症科主任带领我们医院30人随队，接近凌晨抵达武汉。1月26日上午培训，下午进场红会医院。 2008年汶川大地震的时候，我见过紧急公共突发事件救援的大场景，救护车拉着一车一车的重症患者，很多人到医院都死了，我们是在尸体堆中拨活人，那种情况下医院也没有乱。但是1月26号看到红会医院，我有点震惊。 我们入场时，这所二级医院面临崩溃状态。红会医院是江汉区区属二级医院，规模比较小，医护人员不到400人，有300多张床位。1月22日红会医院被政府征用为第一批发热患者门诊定点医院，也是第二批七家定点收治医院之一，每天大七八百发热患者到红会的发热门诊看病，疑似患者和普通发热患者混杂在一起，整个医院都被污染了。1月26日下午，我们去住院部查看情况，所有床位都住满了病患，走廊过道上也塞满了留观的病患，病人和陪护的家属挤在一起。 当时红会医院面临的最紧迫问题还不是这些，而是医护人员大面积感染。1月26日，我了解到的情况是该院有30多名医护人员住院，还有30多名医护人员被隔离，将近1/6的医护人员没办法上班。病人越来越多涌进，医疗物资紧缺，坚持上班的医院员工都缺防护服，谁也不知道自己会否是下一个感染的人。在电梯里，三个医护人员看到我们，就哭了，说援军终于来了。当天晚上，红会医院呼吸科主任跟我打电话，也哭了，说快要撑不下去了，幸好四川医疗队进来了。 医院床位爆满，疑似病患和发热病患以及陪护家属混杂在一起；缺少防护物资的医护人员超负荷工作，医护人员发病人数太多，如果不紧急采取措施，这个医院真可能会崩溃。我们四川医疗队进驻的当天，正好有个契机，国家卫健委的一个局长来视察工作，江汉区的领导也在。国家卫健委的官员要红会医院领导讲医院面临的情况。医院领导就按部就班讲武汉市政府是如何要求的，红会医院是如何做的，收了多少病人。我就坐不住了，抢了话，我说我要代表四川专家组发个言，医院目前情况已经糟糕，若再不采取措施，不出三天它就会是下一个SARS时期的北大人民医院。大几百发热门诊病人，300多住院病人，300多医院医护人员，再加我们第一批四川援助队100多人，一千多人挤在这个封闭的被污染的医院，时间长了，所有的人非被逼疯不可。 江汉区委书记就问我，有什么办法改善这种状况。我就建议停三天门诊，切断所有病人的来源，医院住院部床位已经满员了，不能再进人了，再进人只会增加交叉感染。定点医院停三天门诊，病人反响很大，但如果不停，这家医院会废了。区领导向市领导反映我的建议，通过了，1月27、28、29日停了三天门诊。 这三天我们做的事情就是甄别疑似病人和普通病人，把医院的污染区、清洁区整理出来。甄别病人最大的难点在于病毒核酸检测的试剂盒不够。试剂盒检测由武汉市卫健委派人来医院取样，名额有限，1月26日全院只做了10个样本检测，1月27日增加到30例样本检测。300多病人，按照这个检测速度，我们慌了。1月28日，湖北省领导来看望四川医疗队，我就提了核酸检测的量太少了。那之后，红会医院的核酸检测增加到每天100多份。到1月29日，我们把300多名住院的病人第一次核酸检测甄别完了，把所有检测呈阳性的安排到另外二层楼隔离治疗。1月28日，四川援鄂医疗队第二批也赶到了，大家立即整编投入到新的隔离病房战斗中。 我们做的另一件事情就是重新规划院感流程。红会医院是一个U型结构，隔离病房和普通病房是相通的，我们做了改进，把隔离病房污染区和医院普通区域隔开，要求只能单向进出，还规划了医用垃圾的存储清理路径。每天让消杀人员消杀，过道上安上空气消毒机。花了三天时间，我们终于整理出医院污染区和缓冲区、清洁区，1月30日医院再次开门了。 我们还简化了处理遗体的流程。在红会医院，按照流程开死亡证明要求有心电图。但病人已经死了，遗体是带着病毒的，这个时候还要求医护人员进到病房做心电图，会造成病毒扩散的危险。我就改了这个流程，判断一个病人是否死亡，不是靠心电图判断，是靠医生判断。有的病人家属还想看死者最后一面，还想给他换衣服，我们也改了这个流程，家属只需要提供身份证确认死者身份就行。办了死亡证明后，医院保安通知人来深度消杀，然后殡仪馆的人来运走遗体。有段时间，殡仪馆的运力不够，打电话通知，说很多遗体处理不过来，有时候遗体会在病床上摆几个小时甚至十几个小时才被运走。 重症抢救： 缺少医疗设备，无力感很强 我是四川医疗队的副队长，除了做一些行政性的工作，我的主要任务是重建红会医院的ICU病房。我们进驻红会医院时，ICU非战斗减员很严重，总共十几个医护人员，四名医生中一人确诊，护士也确诊了两例，其他人还病倒了两三个。 红会医院ICU原本有三个房间九张床位，其中一个大房间是六张床位，房间中央是一个圆形的护士服务台，另有一个房间两张床位，一个小房间一个床位。我一看这个结构不对，护士服务台在中间，病人吹出来的气体都往中间服务台聚集，对护士非常不利。我们就改造了ICU，呼吸科和ICU在同一层楼，我们关了原来的ICU，把ICU和呼吸科合并组建了18个床位。1月30日ICU开始收病人，核酸检测呈阳性的病人两人放在一间屋，呈阴性的重症患者住单间，禁止家属探视。第二天，18张床位就住满了，还在过道上加了几张留观的床位。 我有十多年重症救治的经验，最让我痛苦的是红会医院是个二级医院，抢救设备远远不够，只能上高流量氧气和无创呼吸机支持。对于一个呼吸衰竭的病人，正常的步骤是先上高流量吸氧，接着是无创机器供氧，再接着是有创插管，最后是用ECMO（体外膜氧合肺）。但红会医院条件就只够前两种抢救。我们纵使有十八般武艺，也只能摆两板斧。 我接手ICU以来，死了五名病人，有两个年纪大的，状况很糟糕，有一个送进来6个小时后就死了。但还有三个病人，如果有ECMO，还是很有机会抢救过来的，至少可以延长生命，待他们免疫系统恢复留个希望。病人求生欲望很强烈，试图抓医生的手，让我们不要放弃他，但是没有抢救设备，我们只能眼看着生命消逝，这对我们医生来说是最难受的。我前后接手40个左右危重症病人，走了5个，今天有两个快不行了，还有的病患正在熬最危险的关。这个死亡率是很高的，对我们团队的士气也是个打击。年轻医生尤其受不了。他们会觉得自己一无是处，会怀疑自己走的这条路到底对不对。我还要做他们的安抚工作。 这些天，我到处打电话求助申请ECMO，找武汉医院的熟人，托成都、重庆的朋友，都没能弄来ECMO。找武汉市卫健委审批，也叫我们等消息。我知道ECMO很紧缺，很难分配到我们这家小医院。 我们曾经考虑把危重症病人转送到条件好的医院去，但需要通过市卫健委批准，手续很麻烦，其他医院床位也很紧张，而且危重病人插管转移，很容易出问题。我们意识到危重症患者只能我们自己来救。我们改造了高流量氧疗。危重病人很多都需要高流量氧疗，但是医院电压达不到，报警器经常报警。压力不够，供氧流量达不到，怎么办？办法都是人想出来的，我们在高流量氧疗设备钢瓶的旁边再加个储气面罩，同时在使用无创机器供氧多加了一条无创氧气通道，两个钢瓶供氧，加一个管道供氧，相当于三股氧气供氧，基本能把病人的供氧维持住。 今天我们在建一个负压室，可以抽吸气体，抽进去的有毒气体进行消毒，再释放出来。这两天就建好，就可以做有创插管抢救了。原来的病房，病人呼吸出来的气释放到空气里，会污染整个病房，对医护人员的安全构成很大威胁，所以不敢使用有创插管。负压病房建好，病人呼吸的气可以经过消毒排放，我们就能使用有创插管。 有两名病人给我很深印象，一个活下来了，一个死了。活下来的病人是一个11岁孩子的母亲，我每天会去留观室查看，连续三次都在留观室看到那个女的，她的老公在旁边陪护，是一个很诚实的小伙子。那名女子的状况不是很好，他老公总会在旁边给她鼓劲。1月30日ICU建起来，我就决定把她转进ICU。但是留观室在4楼，ICU在7楼，从4楼转到7楼，转运可能需要十多分钟。在这期间，怎么维持住她的供氧是个问题。当时她已经呼吸衰竭，严重缺氧，但她的意识是清楚的。她老公一直在旁边喊老婆坚持住，为了孩子也要坚持住。看得出来病人很努力地想要活下来。转到ICU病房后，给她做无创机器供氧，她的氧饱和度从70多升到90多，二三天后能吃东西了，现在情况在逐渐好转。 走了的那个病人62岁，第一天进入ICU病房状态其实还可以，氧饱和度有90多，还可以在床上俯卧，头天晚上我去查房，我跟他说，“你情况还不错，要坚持住。”他说听我的话，还能坚持做俯卧位。但第二天早上我再去查房，他的氧饱和度数值就很低了，给他做无创机器供氧，依然不行。我就意识到他如果不用ECMO，可能就撑不住了。到处打电话借ECMO，借不到。昨天早上他就走了。 对于危重症病人，其实我们能做的很少，目前还没有特效药，只能维持住病人的生命，等待病毒的自限期，等待他的免疫系统慢慢恢复。我们还会鼓励病人多吃，病人的盒饭和我们的盒饭差不多，能吃补充营养，就有希望。这个过程最主要的还是靠病人自己熬，有的病人氧饱和度数值偏低，但精神状态好，比较乐观，求生欲强，就挺过来了，熬不过来的就死了。 经过十来天摸索，对于危重症患者治疗，我有几点感受。第一一定要加强营养，我把ICU病房病人的资料看了一遍，发现他们普遍存在营养不良的现象。因为吃了克立兹药品后，腹泻和呕吐的比较严重，我们给病人提供的盒饭他们一般都吃不下。我们做了改进，给病人打营养制剂当饮料喝，只有增强营养，才能提高免疫力。 第二，我不建议病人吃大量的克立兹，会对病人的心率和肠胃有反应。如果病人对药物不耐受，我宁愿等待，让病人觉得舒服些。 第三，不能刻意追求高氧饱和度和吸入量浓度，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密切关注病人的状态，判断病人是否发生新发器官功能衰竭。我们医生一个班是八小时，会仔细把每个病人的情况筛查一遍，一旦发现新发器官障碍，就立即抢救。 第四，我个人还有一个心得体会，在现有的条件下，要想提高病人的存活率，可以通过调节病人的体位变动来改善肺的通气血流。对于那些没有插管的病人，我会鼓励他们移动体位，通过俯卧位、侧卧位来改善通气。 帮助红会医院树立必胜的信心 四川医疗队对口支援红会医院，我们对红会医院很有感情，结下了战斗的友谊。在汶川地震中，北京、上海等地很多大医院的大专家来到我们四川省人民医院救援，给我们四川人民很大帮助。我一直很感恩，和他们建立了战斗的友谊。我太清楚在危难中的人是多么需要外界的帮助，我也竭尽所能帮助红会医院重建，这是一种精神的传承。 我的工作状态一般是每天早上七点半从宾馆出发到医院，参加医院领导层会议，了解医院的动态和遇到的问题，帮他们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案，我就是把红会医院当作自己的医院一样来守护。我也会帮助他们设计一些科研课题，帮助他们去申请武汉市卫健委、武汉市科技局的一些科研课题，以联合单位的方式申请成都市科技局的课题。我希望帮助他们重新树立必胜的信心。 对于红会医院的医护人员，我也把他们当作自己医院的同事一样看待，有人感染住院了，我会去探望他，给他鼓励。红会医院护理部主任确诊感染了，我去看了他两次，我要鼓励他，让他有战胜病毒的信心。 一般上午十点，我会进ICU病房查房。我最喜欢的工作还是在一线，和病人在一起。我每天查房，在病房里一呆几个小时，最重要的是给病人做思想工作，让他们别放弃，坚持住，战胜病毒。病人经常给我竖大拇指，我跟他们说，我什么都没做，主要是你们自身素质好，有活下来的信念。 病人的求生欲望是很强烈的，尤其老年人，他们害怕孤独和死亡，希望有人陪伴。13病床的一个老伯伯，只要医生和护士站在他旁边，他就没事，一声不吭。但只要护士离开那个房间去外面配药、处理别的事情，他就一直哼哼嚷嚷，在里面乱喊乱叫，护士只要进去安抚他，他就又安静了。今天早上我去看他，他就挺好的，不停感谢我，他知道我们是在救他。 一般晚上七点离开医院，回到宾馆，还有一大堆事情等着我处理。我是四川医疗队的副队长，要开执委会会议，还要给年轻的医生们谈心。今天早上有个病人走了，一个年轻的男医生和女护士给我打电话，他们哭了。他们跟我倾诉，是不是自己不努力，是不是哪个环节犯了错误？我就疏导他们，现实条件如此，我们只能全力帮助，这是医生的大义。只要是醒着的人，我们就要多给他一点鼓励，握他们的手，安抚他们，至少让他们觉得还有希望。 红会医院在这次疫情中遭受重创，我们刚来的时候，红会医院濒临崩溃，现在战斗力和信心恢复到30%，我希望我们离开的时候，他们的战斗力和信心能恢复到80%，一定有能战胜病毒和困难的信心，这也是作为医生的灵魂和信念。 我跟红会医院院长说好了，今年九月份，我会带着队员回来看红会医院，一起痛痛快快喝一场酒。2018年汶川地震十周年，我把当年支援过我们的医生护士邀请到成都，办了一场纪念活动。我相信我们和红会医院的战斗友谊也会持续十年甚至更久。 来源：腾讯新闻
qqzjqqzj 发表于 2/12/2020 1:01:12 PM

我看哭了。哎，真心希望病人都能恢复！

可能医护人员大量感染，医院整体隔离，参考非典时的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faramita 发表于 2/12/2020 3:13:29 PM

分析基本合理



Underthegun 发表于 2/12/2020 3:19:07 PM

哎，好惨，现在美国也不让随便寄口罩回去了

估计医生被感染，没法再看病。医生现在可是不可再生资源，物资什么的，如果中央肯出钱，还可以买，医生不能买，看武汉医生连个像样的口罩都没有，不感染那就是靠天赋免疫力了。医生倒下了，可没有多少人能顶上来。现在连北京上海很多一般门诊都停了。

AbeLoveMe 发表于 2/12/2020 11:10:52 AM

可里面的病人怎么办啊！家属们都不让进去了，医院也不出来解释一下为什么！

你里面的亲戚有手机可以告诉你们咋回事么？
这样子没解释实在是很没道理。如果是不得已的措施好好解释给家属听，大家也会理解啊
Yadkin 发表于 2/12/2020 6:33:17 PM

里面的亲戚有可能上这呼吸机呢。不一定能用手机

2月4日，是我带队来武汉支援抗疫的第10天，也是这十天中唯一一天休息，呆在宾馆，哪都不能去。前天红会医院副院长被确诊感染新冠病毒，我和副院长经常在一起开会商量工作，作为密切接触者，我被要求隔离，做了病毒检测，今天拿到检测结果，阴性，今天一大早又来上班了。 最紧迫问题是 医护人员大面积感染 我们是1月25日大年初一那天，四川援鄂医疗队第一批138人出征，我作为四川省人民医院重症科主任带领我们医院30人随队，接近凌晨抵达武汉。1月26日上午培训，下午进场红会医院。 2008年汶川大地震的时候，我见过紧急公共突发事件救援的大场景，救护车拉着一车一车的重症患者，很多人到医院都死了，我们是在尸体堆中拨活人，那种情况下医院也没有乱。但是1月26号看到红会医院，我有点震惊。 我们入场时，这所二级医院面临崩溃状态。红会医院是江汉区区属二级医院，规模比较小，医护人员不到400人，有300多张床位。1月22日红会医院被政府征用为第一批发热患者门诊定点医院，也是第二批七家定点收治医院之一，每天大七八百发热患者到红会的发热门诊看病，疑似患者和普通发热患者混杂在一起，整个医院都被污染了。1月26日下午，我们去住院部查看情况，所有床位都住满了病患，走廊过道上也塞满了留观的病患，病人和陪护的家属挤在一起。 当时红会医院面临的最紧迫问题还不是这些，而是医护人员大面积感染。1月26日，我了解到的情况是该院有30多名医护人员住院，还有30多名医护人员被隔离，将近1/6的医护人员没办法上班。病人越来越多涌进，医疗物资紧缺，坚持上班的医院员工都缺防护服，谁也不知道自己会否是下一个感染的人。在电梯里，三个医护人员看到我们，就哭了，说援军终于来了。当天晚上，红会医院呼吸科主任跟我打电话，也哭了，说快要撑不下去了，幸好四川医疗队进来了。 医院床位爆满，疑似病患和发热病患以及陪护家属混杂在一起；缺少防护物资的医护人员超负荷工作，医护人员发病人数太多，如果不紧急采取措施，这个医院真可能会崩溃。我们四川医疗队进驻的当天，正好有个契机，国家卫健委的一个局长来视察工作，江汉区的领导也在。国家卫健委的官员要红会医院领导讲医院面临的情况。医院领导就按部就班讲武汉市政府是如何要求的，红会医院是如何做的，收了多少病人。我就坐不住了，抢了话，我说我要代表四川专家组发个言，医院目前情况已经糟糕，若再不采取措施，不出三天它就会是下一个SARS时期的北大人民医院。大几百发热门诊病人，300多住院病人，300多医院医护人员，再加我们第一批四川援助队100多人，一千多人挤在这个封闭的被污染的医院，时间长了，所有的人非被逼疯不可。 江汉区委书记就问我，有什么办法改善这种状况。我就建议停三天门诊，切断所有病人的来源，医院住院部床位已经满员了，不能再进人了，再进人只会增加交叉感染。定点医院停三天门诊，病人反响很大，但如果不停，这家医院会废了。区领导向市领导反映我的建议，通过了，1月27、28、29日停了三天门诊。 这三天我们做的事情就是甄别疑似病人和普通病人，把医院的污染区、清洁区整理出来。甄别病人最大的难点在于病毒核酸检测的试剂盒不够。试剂盒检测由武汉市卫健委派人来医院取样，名额有限，1月26日全院只做了10个样本检测，1月27日增加到30例样本检测。300多病人，按照这个检测速度，我们慌了。1月28日，湖北省领导来看望四川医疗队，我就提了核酸检测的量太少了。那之后，红会医院的核酸检测增加到每天100多份。到1月29日，我们把300多名住院的病人第一次核酸检测甄别完了，把所有检测呈阳性的安排到另外二层楼隔离治疗。1月28日，四川援鄂医疗队第二批也赶到了，大家立即整编投入到新的隔离病房战斗中。 我们做的另一件事情就是重新规划院感流程。红会医院是一个U型结构，隔离病房和普通病房是相通的，我们做了改进，把隔离病房污染区和医院普通区域隔开，要求只能单向进出，还规划了医用垃圾的存储清理路径。每天让消杀人员消杀，过道上安上空气消毒机。花了三天时间，我们终于整理出医院污染区和缓冲区、清洁区，1月30日医院再次开门了。 我们还简化了处理遗体的流程。在红会医院，按照流程开死亡证明要求有心电图。但病人已经死了，遗体是带着病毒的，这个时候还要求医护人员进到病房做心电图，会造成病毒扩散的危险。我就改了这个流程，判断一个病人是否死亡，不是靠心电图判断，是靠医生判断。有的病人家属还想看死者最后一面，还想给他换衣服，我们也改了这个流程，家属只需要提供身份证确认死者身份就行。办了死亡证明后，医院保安通知人来深度消杀，然后殡仪馆的人来运走遗体。有段时间，殡仪馆的运力不够，打电话通知，说很多遗体处理不过来，有时候遗体会在病床上摆几个小时甚至十几个小时才被运走。 重症抢救： 缺少医疗设备，无力感很强 我是四川医疗队的副队长，除了做一些行政性的工作，我的主要任务是重建红会医院的ICU病房。我们进驻红会医院时，ICU非战斗减员很严重，总共十几个医护人员，四名医生中一人确诊，护士也确诊了两例，其他人还病倒了两三个。 红会医院ICU原本有三个房间九张床位，其中一个大房间是六张床位，房间中央是一个圆形的护士服务台，另有一个房间两张床位，一个小房间一个床位。我一看这个结构不对，护士服务台在中间，病人吹出来的气体都往中间服务台聚集，对护士非常不利。我们就改造了ICU，呼吸科和ICU在同一层楼，我们关了原来的ICU，把ICU和呼吸科合并组建了18个床位。1月30日ICU开始收病人，核酸检测呈阳性的病人两人放在一间屋，呈阴性的重症患者住单间，禁止家属探视。第二天，18张床位就住满了，还在过道上加了几张留观的床位。 我有十多年重症救治的经验，最让我痛苦的是红会医院是个二级医院，抢救设备远远不够，只能上高流量氧气和无创呼吸机支持。对于一个呼吸衰竭的病人，正常的步骤是先上高流量吸氧，接着是无创机器供氧，再接着是有创插管，最后是用ECMO（体外膜氧合肺）。但红会医院条件就只够前两种抢救。我们纵使有十八般武艺，也只能摆两板斧。 我接手ICU以来，死了五名病人，有两个年纪大的，状况很糟糕，有一个送进来6个小时后就死了。但还有三个病人，如果有ECMO，还是很有机会抢救过来的，至少可以延长生命，待他们免疫系统恢复留个希望。病人求生欲望很强烈，试图抓医生的手，让我们不要放弃他，但是没有抢救设备，我们只能眼看着生命消逝，这对我们医生来说是最难受的。我前后接手40个左右危重症病人，走了5个，今天有两个快不行了，还有的病患正在熬最危险的关。这个死亡率是很高的，对我们团队的士气也是个打击。年轻医生尤其受不了。他们会觉得自己一无是处，会怀疑自己走的这条路到底对不对。我还要做他们的安抚工作。 这些天，我到处打电话求助申请ECMO，找武汉医院的熟人，托成都、重庆的朋友，都没能弄来ECMO。找武汉市卫健委审批，也叫我们等消息。我知道ECMO很紧缺，很难分配到我们这家小医院。 我们曾经考虑把危重症病人转送到条件好的医院去，但需要通过市卫健委批准，手续很麻烦，其他医院床位也很紧张，而且危重病人插管转移，很容易出问题。我们意识到危重症患者只能我们自己来救。我们改造了高流量氧疗。危重病人很多都需要高流量氧疗，但是医院电压达不到，报警器经常报警。压力不够，供氧流量达不到，怎么办？办法都是人想出来的，我们在高流量氧疗设备钢瓶的旁边再加个储气面罩，同时在使用无创机器供氧多加了一条无创氧气通道，两个钢瓶供氧，加一个管道供氧，相当于三股氧气供氧，基本能把病人的供氧维持住。 今天我们在建一个负压室，可以抽吸气体，抽进去的有毒气体进行消毒，再释放出来。这两天就建好，就可以做有创插管抢救了。原来的病房，病人呼吸出来的气释放到空气里，会污染整个病房，对医护人员的安全构成很大威胁，所以不敢使用有创插管。负压病房建好，病人呼吸的气可以经过消毒排放，我们就能使用有创插管。 有两名病人给我很深印象，一个活下来了，一个死了。活下来的病人是一个11岁孩子的母亲，我每天会去留观室查看，连续三次都在留观室看到那个女的，她的老公在旁边陪护，是一个很诚实的小伙子。那名女子的状况不是很好，他老公总会在旁边给她鼓劲。1月30日ICU建起来，我就决定把她转进ICU。但是留观室在4楼，ICU在7楼，从4楼转到7楼，转运可能需要十多分钟。在这期间，怎么维持住她的供氧是个问题。当时她已经呼吸衰竭，严重缺氧，但她的意识是清楚的。她老公一直在旁边喊老婆坚持住，为了孩子也要坚持住。看得出来病人很努力地想要活下来。转到ICU病房后，给她做无创机器供氧，她的氧饱和度从70多升到90多，二三天后能吃东西了，现在情况在逐渐好转。 走了的那个病人62岁，第一天进入ICU病房状态其实还可以，氧饱和度有90多，还可以在床上俯卧，头天晚上我去查房，我跟他说，“你情况还不错，要坚持住。”他说听我的话，还能坚持做俯卧位。但第二天早上我再去查房，他的氧饱和度数值就很低了，给他做无创机器供氧，依然不行。我就意识到他如果不用ECMO，可能就撑不住了。到处打电话借ECMO，借不到。昨天早上他就走了。 对于危重症病人，其实我们能做的很少，目前还没有特效药，只能维持住病人的生命，等待病毒的自限期，等待他的免疫系统慢慢恢复。我们还会鼓励病人多吃，病人的盒饭和我们的盒饭差不多，能吃补充营养，就有希望。这个过程最主要的还是靠病人自己熬，有的病人氧饱和度数值偏低，但精神状态好，比较乐观，求生欲强，就挺过来了，熬不过来的就死了。 经过十来天摸索，对于危重症患者治疗，我有几点感受。第一一定要加强营养，我把ICU病房病人的资料看了一遍，发现他们普遍存在营养不良的现象。因为吃了克立兹药品后，腹泻和呕吐的比较严重，我们给病人提供的盒饭他们一般都吃不下。我们做了改进，给病人打营养制剂当饮料喝，只有增强营养，才能提高免疫力。 第二，我不建议病人吃大量的克立兹，会对病人的心率和肠胃有反应。如果病人对药物不耐受，我宁愿等待，让病人觉得舒服些。 第三，不能刻意追求高氧饱和度和吸入量浓度，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密切关注病人的状态，判断病人是否发生新发器官功能衰竭。我们医生一个班是八小时，会仔细把每个病人的情况筛查一遍，一旦发现新发器官障碍，就立即抢救。 第四，我个人还有一个心得体会，在现有的条件下，要想提高病人的存活率，可以通过调节病人的体位变动来改善肺的通气血流。对于那些没有插管的病人，我会鼓励他们移动体位，通过俯卧位、侧卧位来改善通气。 帮助红会医院树立必胜的信心 四川医疗队对口支援红会医院，我们对红会医院很有感情，结下了战斗的友谊。在汶川地震中，北京、上海等地很多大医院的大专家来到我们四川省人民医院救援，给我们四川人民很大帮助。我一直很感恩，和他们建立了战斗的友谊。我太清楚在危难中的人是多么需要外界的帮助，我也竭尽所能帮助红会医院重建，这是一种精神的传承。 我的工作状态一般是每天早上七点半从宾馆出发到医院，参加医院领导层会议，了解医院的动态和遇到的问题，帮他们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案，我就是把红会医院当作自己的医院一样来守护。我也会帮助他们设计一些科研课题，帮助他们去申请武汉市卫健委、武汉市科技局的一些科研课题，以联合单位的方式申请成都市科技局的课题。我希望帮助他们重新树立必胜的信心。 对于红会医院的医护人员，我也把他们当作自己医院的同事一样看待，有人感染住院了，我会去探望他，给他鼓励。红会医院护理部主任确诊感染了，我去看了他两次，我要鼓励他，让他有战胜病毒的信心。 一般上午十点，我会进ICU病房查房。我最喜欢的工作还是在一线，和病人在一起。我每天查房，在病房里一呆几个小时，最重要的是给病人做思想工作，让他们别放弃，坚持住，战胜病毒。病人经常给我竖大拇指，我跟他们说，我什么都没做，主要是你们自身素质好，有活下来的信念。 病人的求生欲望是很强烈的，尤其老年人，他们害怕孤独和死亡，希望有人陪伴。13病床的一个老伯伯，只要医生和护士站在他旁边，他就没事，一声不吭。但只要护士离开那个房间去外面配药、处理别的事情，他就一直哼哼嚷嚷，在里面乱喊乱叫，护士只要进去安抚他，他就又安静了。今天早上我去看他，他就挺好的，不停感谢我，他知道我们是在救他。 一般晚上七点离开医院，回到宾馆，还有一大堆事情等着我处理。我是四川医疗队的副队长，要开执委会会议，还要给年轻的医生们谈心。今天早上有个病人走了，一个年轻的男医生和女护士给我打电话，他们哭了。他们跟我倾诉，是不是自己不努力，是不是哪个环节犯了错误？我就疏导他们，现实条件如此，我们只能全力帮助，这是医生的大义。只要是醒着的人，我们就要多给他一点鼓励，握他们的手，安抚他们，至少让他们觉得还有希望。 红会医院在这次疫情中遭受重创，我们刚来的时候，红会医院濒临崩溃，现在战斗力和信心恢复到30%，我希望我们离开的时候，他们的战斗力和信心能恢复到80%，一定有能战胜病毒和困难的信心，这也是作为医生的灵魂和信念。 我跟红会医院院长说好了，今年九月份，我会带着队员回来看红会医院，一起痛痛快快喝一场酒。2018年汶川地震十周年，我把当年支援过我们的医生护士邀请到成都，办了一场纪念活动。我相信我们和红会医院的战斗友谊也会持续十年甚至更久。 来源：腾讯新闻
qqzjqqzj 发表于 2/12/2020 1:01:12 PM

太感动了。

你现在家属进去也是被感染的份，医院现在不能出面解释是因为按现在的程序，必须要上面宣传部门批准才行，解释也不一定是真话，没有医护人员顶上来，医院最后就是个传染源。

AbeLoveMe 发表于 2/12/2020 11:24:55 AM

不明白中共为啥要把个病情搞得象个国家机密似的。这种最基本的知情权，难道平民不应当有吗？
最可恨是他们让医护人员在一线，却根本不提供防护用品，最后看看这些当官的也早晚会感染，到时候谁救他们？一帮子黑心肝的。

这反映了大妈认识的局限性。

大部分大妈从国内来，从小到大被中共洗脑，对民主社会一知半解，连反中共都是羞羞答答，
很多是从习近平上台修宪之后、才逐渐醒悟，有的更是在武汉肺炎之后，兔死狐悲，才火线“退党”。

同样的，因为从小到大被中共洗脑，接受的都是无神论教育，对宗教人士发自内心的厌恶。
大部分人都觉得信基督教是傻子，法轮功更是邪教。

在这种自我选择的信息过滤下，自然会看不清事情的全貌。
所以一边对新冠病毒的疫情讲得头头是道，一边会对法轮功/大纪元揭露灾情真相的行为一无所知。
很多人到现在还不知道方斌是法轮功学员，也不知道非典的whistleblower蒋彦永医生，当时也是支持法轮功说法，实名举报中共活摘囚犯器官、在各大医院买卖。

事实胜于雄辩，可能要经历一次发生在自己或家人身上，才能反洗脑、大彻大悟。

might 发表于 2/12/2020 4:53:29 PM

不完全是啦。很多人看到有人讲别人法轮功就觉得是要吵架。话说我自己都是这个条件反射。

哎，好惨，现在美国也不让随便寄口罩回去了

susancoffee 发表于 2/12/2020 7:18:48 PM

现在全球口罩紧缺

刚问了五院的一个医生，她说现在交通管制了，不知道算不算是封院。住院病人每天三顿送饭，不用担心。她说医护人员的确倒下了很多。她现在就在管职工病区。

刚问了五院的一个医生，她说现在交通管制了，不知道算不算是封院。住院病人每天三顿送饭，不用担心。她说医护人员的确倒下了很多。她现在就在管职工病区。
xiaohongchen 发表于 2/12/2020 7:52:48 PM

唉。好歹门口贴个条子，对家属也是个交代。

回复118楼Xlren_ren 医院的人已经要忙疯了，没有考虑到这些detail也正常，最怕有人张嘴就来：封住就是在做见不得人的勾当。

回复 38楼might的帖子 就算他是法轮功又怎么样？至少人家敢冒死报道真相，说真话，你敢吗？你的主子GCD敢吗？

刚问了五院的一个医生，她说现在交通管制了，不知道算不算是封院。住院病人每天三顿送饭，不用担心。她说医护人员的确倒下了很多。她现在就在管职工病区。
xiaohongchen 发表于 2/12/2020 7:52:48 PM

谢谢！这个信息对我们来说很重要！有没有说什么时候能让家属进去呢？还是就一直不让进了？

看的好揪心！几乎所有亲人，朋友同学都在武汉都在湖北，愿天佑武汉天佑湖北天佑中华！big big bless!

回复118楼Xlren_ren
医院的人已经要忙疯了，没有考虑到这些detail也正常，最怕有人张嘴就来：封住就是在做见不得人的勾当。

ft8114 发表于 2/12/2020 8:26:53 PM

这个不算detail吧。那么大的医院说关门就关门，贴个条子两句话外加一个emergency联系方式这是最最基本的。有多难？不是还有站着保安还是警察吗？

对法轮功无感但是同意这个

回复 38楼might的帖子 就算他是法轮功又怎么样？至少人家敢冒死报道真相，说真话，你敢吗？你的主子GCD敢吗？
xiaoqinzi 发表于 2/12/2020 8:33:02 PM

原题：重返人民医院 在SARS肆虐之时，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被迫关闭，整体隔离。当时发生了什么？《中国新闻周刊》近日对人民医院进行了回访，重返那一段惊心动魄的日子，挖掘出不为人知的真相与细节 本刊记者/韩永 推开急诊室的门，吴曦心里一凉:“完了”。 偌大的急诊室空无一人,没有大夫，没有病人，病例散落一地，风撞击着窗户，发出“咣咣咣”的声音。桌椅东倒西歪，四处透露着“逃离”的痕迹。 这是2003年4月23日，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被隔离的前夕。感染了“非典”的急诊科护士吴曦到急诊室来拿几套输液器，被这个景象吓着了。 有一个词瞬间划过她的脑海：“灾难”! 首例病人 2003年4月5日，星期六。与往常一样，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急诊科人满为患。在几个月前刚刚启用的临时留观室内，有几位发烧病人。 临近中午时分，一位老太太由儿子搀着，走进了大夫席小芳的诊室。席小芳当天原本不值班，但同事有事，跟她换了个班。 患者叫秦玉馥，64岁，说话不太利索，主诉是头晕，前几天曾摔倒过。随行的儿子说，主要是来看一下脑血管病。席小芳给她测了下血压，50- 80，低得厉害，血氧也偏低。 席小芳开了几个单子，让她去拍一个胸片，查一下血，再查一下脑血管。秦玉馥由儿子带着，在分布于各处的检查项目间走来走去，几乎走遍了大半个门诊楼。来去之间，每次都要经过人口密集的门诊大厅。 下午两点钟左右，秦玉馥的片子出来了。肺部两边的纹理都很重，但跟一般的肺炎又不太一样。席小芳跟人说，这个人如果有接触史，就是“非典”了。 当时“非典”的诊断标准主要有三条：接触史、发烧、肺部有阴影，而“接触史”是最重要的参考。这与当时官方宣布北京全是“输入性病例”有关。但在人民医院急诊科主任朱继红看来，接触史其实很难讲清楚。“你怎么知道你没接触呢？对面过来一个人，一口吐沫溅到你身上，你怎么知道他是不是感染者？” 席小芳说，当时在人民医院的临时留观病房，早有一些发烧患者，但因为没有接触史，不能诊断为“非典”。 秦玉馥说自己没有接触史。席小芳就按一般的肺炎来处理，把她安排在抢救室治疗。当时，抢救室还有三位患者，一位患心脏病，一位是脑血管病，还有一位是肾病。这位心脏病患者后来转至心内科治疗，导致该科十多位医护人员感染。 4月7日，西城区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赶至人民医院，通报了一个让该院始料不及的信息：此前一直说没有接触史的秦玉馥，事实上是一位“非典”死者的家属。在其继母死于“非典”之后，家中已有四人发病。并且，秦玉馥曾在继母病重时去医院探望，还参加了葬礼。 秦玉馥为何隐瞒不报？她自己的说法是不知继母患的是“非典”。院方的分析则是，这名患者曾在其他医院坦白病情而被拒收，因而对说出实情心有顾虑。 事实上，早在4月5日，作为人民医院4位有“非典”诊断资格的医生之一，朱继红已经基本上确认秦玉馥是“非典”患者。只是在当时，“非典”确诊需要一个逐级上报的流程：人民医院有4位医生，可以诊断疑似病例；疑似病例做出后，上报给院专家组，由其会诊，变成临床诊断病例；再上报给疾控中心，由其最终确诊。 朱继红说，人民医院急诊科后来诊断的很多“非典”，病例上写的都不是“非典”，而是“肺炎”，就是顾及到这一流程。 秦玉馥很快被从抢救室转移出来，安排到急诊科北门东侧的一间小房。这原是一个废弃的空间，距离抢救室和留观室都在30米以内。 秦玉馥被确诊后，把席小芳吓了一跳。北京市当时已有传言，说只要接触“非典”必然得病，得了病一般就活不了。于是，她几乎买遍了所有据传可以抗“非典”的药，每天洗手七八次。 危险的短缺 而此时的临时留观室，已是危机四伏。 临时留观室又叫“天井”，是一个由四面墙围起的空地。空地上方加一个盖子，就成了一个建筑。没有窗户，通风靠门和盖子上的换气扇，根本无法形成对流。天井于2002年12月份投入使用，里面配有20张床、25张输液椅。供不应求时，还会在过道上加几把椅子。床与床、椅子与椅子之间的距离很小，大多不足半米。 这是急诊科空间局促的真实写照。作为一家接诊量在北京排名靠前的三甲医院，人民医院位于寸土寸金的西二环，发展空间受到了很大限制。SARS期间担任人民医院院长的吕厚山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人民医院的床位使用率，一直都超过100%。为了寻找发展空间，各个科室都在绞尽脑汁。 据席小芳回忆，从4月初开始，天井里的发热患者逐日增多。由于无法满足“接触史”这个条件，这些人一开始被当成一般患者看待，直到被确诊为“非典”。在这段时间，病毒借着这个密不透风的环境，肆意传播。 吕厚山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这一时期人民医院发热病人的增多，与北京市对各大医院的一个“秘密分工”有关。他回忆说，北京市曾经召集各大医院开了一个会议，对其接待“非典”患者有一个大体的分工：协和医院管外国人，北大医院管医务人员，北医三院管老师和学生，人民医院则管市民。 在吕厚山看来，这件事情的蹊跷在于，在这次“分工”中被赋予重任的人民医院，没有被邀请参与这次会议。 吕厚山说，这一“分工”产生的一个结果是，市民如果到其他医院看病，就会被拒，并被建议去人民医院。 而《人民日报》此前刊登的一篇内参，让人民医院不敢拒收这些患者。这篇被几位高层传阅过的内参，批评了人民医院的一次拒收行为。在参加中央的一次会议时，吕厚山因此被三次点名，三次站起来道歉。 而在他看来，这次被批评的“拒收”行为，只不过是建议这位患者到其他医院就诊，以避免在“非典”步步紧逼的人民医院受到感染。 4月10日，天井里4位护士倒下。从第一位患者确诊到医护人员感染，只用了3天时间。此前因对“非典”不了解而大意的医护人员，从此开始拉紧了防护的弦。这时，防护装备的短缺开始浮出水面。 吴曦说，口罩、手套、护目镜、专用隔离衣都是接触“非典”患者时必要的防护装备。但在当时，她既没有专用的隔离衣，护目镜也是两人共用。每次进入污染区，她只能穿一种手术用的隔离衣，薄薄一层。在这种情况下，好多医护人员都不得不连续几天穿着同一条裤子进出污染区。 急诊科主任朱继红找到后勤部门，说明情况，对方说没货。时任院长吕厚山在接受央视《新闻调查》采访时曾表示，一开始不知道要穿防化衣，等知道时已经买不到，想自己做也买不到白布。 在今年2月18日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吕厚山给出了另一个说法：不是没有防护装备，而是各科室间分配不均。“我们准备了一大堆东西。只是有的科室领得多，有的科室领的少。多的用不完，少的不够用。这事也不好管，后勤的人也不知道谁在第一线。”他说，“非典”过后进行清理的时候，还翻出有的科室库存的口罩。 有时还有形式主义的毛病。有一次，有一个推车过来，说是要发消毒的东西，结果推车的只照两张相就走了。“当时特别想把脏口罩摁到他脸上。”吴曦说。 随着越来越多的医护人员不断倒下，加上有的人托病不来上班，正常的上班秩序已经受到影响。吴曦当时被分配到监护室，负责护理几位感染的医护人员。有一天，到了4小时的交班时间，却不见人来接班，只好继续干下去。这时候，她就有种预感，自己会感染“非典”。 进得来，出不去 第一个患者确诊后，人民医院就开始联系传染病专业医院，希望把患者转出去。这家1918年创办的综合性医院，到2003年仍然没有设感染科。 在4月8日北京市卫生局组织的一次会议上，吕厚山得到了承诺：北京市已经启动“非典”运送、转诊绿色通道，非专业性医院一旦发现“非典”，马上转走。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看到了这份文件。在文件的上面，吕厚山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字：“目前信息不畅，资源不能共享，人才不能调度”“要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这是建国以来对医务人员最大的考验，是重大的政治问题，关系到国家的荣誉、人民健康、国际形象、社会发展”…… 但患者就是转不出去。等了一整天救护车，也没见踪影。吕厚山说，当时，那些传染病医院里住满了艾滋病、肝病病人，根本转不过去。 时任北京市卫生局局长金大鹏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当时北京市制定的很多文件，落实时都遇到困难。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没有统一的管理。 患者转不出去，只能自己建“非典”病房。4月8日，人民医院第一个“非典”病房建成。被称为“一号SARS病房”。朱继红给吕厚山写了一封信，要求去SARS病房。吕厚山在信上批示：“向朱继红医师学习。一定要把这个任务完成。” 朱继红近半个月的SARS病房生活从此开始了。本来说好了有替换，但到时候根本没人替。吃饭时，送饭的人远远地把饭送到警戒线，人走后，朱继红才能过去拿。 悲观的情绪无处不在。有一个刚调来人民医院两个月的护士，承受不了长期没人替换的压力，濒临崩溃，提出要离开SARS病房。朱继红对她说，如果明天还没有人替，我就带着你们出去。但这位护士还是没能熬到第二天就不干了。当时，这种行为被视为辞职，或者被开除。 后来，人民医院又建了SARS二号病房和三号病房，共有床位67张。三号病房建成时，已是4月20日，距离医院隔离还有4天。 4月17日，人民医院最重要的传染源——天井被关闭。4月18日，发烧门诊开通，当天有80多位发烧病人前来就诊，第二天增至100多人。其中20多人被确诊为SARS。 这些源源不绝的新患者，让建起的三个隔离病房几乎形同虚设。朱继红说，虽说隔离病房住了很多人，但更多的人没住进隔离病房，传染源不仅没切断，还在逐日增加。在医院整体隔离的最后几天，人民医院接诊了8000多名患者。 另外，隔离的条件也非常简陋。有的区域不得不靠大立柜隔离。急诊走道上也躺着SARS病人，普通的病人在旁边走来走去。 4月21日，吴曦不幸也感染了。与此前感染的医护人员都受到很好的照料不同，吴曦已经没有人照顾。她说，自己有一种强烈的被遗弃的感觉——此时的人民医院，已经陷入人人自危的境地，自保尚且困难，更无暇顾及他人。 此时，一个重大的课题摆在了人民医院的决策者面前：医院要不要整体隔离？ 博弈隔离 早在4月14日，王杉就给高层写了一封信，建议对人民医院整体隔离。 王杉时任人民医院副院长，在班子所有成员中排名最后。他的另一个身份是北京大学医学部主任助理。此前，他探访了几家医院，认为人民医院非隔离不可。 4月14日，王杉闯入人民医院“非典”指挥部，说如果现在不采取措施，人民医院的疫情就要大爆发。负责人问他怎么办，他说隔离。负责人问，那么多人怎么隔离？王杉说要关几个病房。负责人接着说，现在最主要的工作是治疗。而王杉认为，传染病出现的时候，第一重要的不是治疗，而是切断传染途径，控制传染源。 4月18日，王杉给高层写了一封信，力主隔离。 这封信通过他的一个朋友传送到了高层。写信前，这位朋友问他，你愿不愿意承担政治责任？王杉说，我愿意。 吕厚山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也曾就隔离一事，向一路之隔的卫生部医政司反映过。一位负责人对他说，你们医院在全国全世界都有影响力，你把医院关了，你考虑一下后果，别意气用事。 人民医院隔离以后，还有人对王杉说，“你要对由此产生的国际影响负责任。” 4月21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光代表北京市委常委来人民医院调查，王杉陪同。经过3个小时的调查，曾光给出了两个结论：一、人民医院的建筑格局和医疗流程设计不适合收治SARS病人；二、人民医院已经被严重污染，医院反映的情况属实。 当天，中共北京市委在人民医院开现场办公会。王杉讲了人民医院的情况，并“以自己的党性和脑袋担保自己所说属实”。他说，谁要是再让普通民众进人民医院，就是犯罪。 当天晚上，曾光给王杉来电话，“为什么你们的领导都反对隔离？” 吕厚山说，对于一个有着85年历史的医院来说，隔离要考虑很多因素。“这里面有多少责任哪。这个责任谁来负？经济损失谁管？不经过上级同意，擅自关医院，政治责任谁负？” SARS后，人民医院连续3年财务赤字。 4月23日，王杉又给高层写了一封信，建议马上对人民医院隔离。信中说，人民医院已有9个病房感染SARS，如果不隔离，将会造成更大面积的院内及社会感染。他提出三条建议，一、全面停诊；二、将现有留院的SARS及疑似SARS病人全部转出；三、对密切接触的医务人员进行集中隔离、检疫。 在这封信的左上角，他写上“十万火急”四个字。 当天中午，北京市西城区公安人员找到王杉，向他咨询有关隔离的建议。晚上六点多，吕厚山去北京市政府开会，会上宣布了对人民医院隔离的决定。 当晚24点，人民医院正式进入隔离状态。 记录本 人民医院共隔离了1554人，包括工作人员942人、病人293人、陪住205人、家属宿舍楼109人，其他人员5人。王杉说，这个“其他人员”，指的是没能在指定23日24时之前撤离的几个“号贩子”。 当天晚些时候，防化兵进入人民医院消毒，医院里顿时白茫茫一片。 人民医院隔离之前，SARS患者已经被转移出院。吴曦被转到了胸科医院。临走之前，她跟人要了纸和笔，她要把这突如其来的一切记录下来。 留下来的只有一件事：怎么样解除隔离？当时，解除隔离的条件有两个：一、连续14天一个区域里没有再发烧的人；二、连续14天此区域人员没有跟外界接触。 当时，人民医院有三道封锁线：最外面一道是公安；第二道是保安；第三道是卫生监督。任何与外界的接触，必须经西城区防治非典前指总指挥和王杉两人的同意。 王杉此时的职务，是隔离期间核心领导小组成员。这个小组共有4人，负责人由北京大学医学部副主任魏丽惠担任，实际上主要的工作由王杉负责。 此前一直默默无闻的王杉，突然间冒出来，并且脾气火爆，引发了一些议论。有人说他要“抢班夺权”，也有人说他自找苦吃。 按照上述两个标准，要想将1554人一起完全隔离几乎不可能。于是，王杉提出了分区隔离，要求以病房为单位，其中的病人、家属、医生和护士组成一个区，这个区的人员不能与其他区交流，要什么给什么，就是不许出来。 隔离的第一天，有人提出隔离区内的医护人员，应该体现人民医院的乐观精神，组织了一些集体活动。王杉知道后非常生气，制止了这种行为。 王杉说，那一段时间每天只睡一两个小时，说话非常冲。跟人要人，第一句话就是，你给我几个“干净人”。第二句就是，你干得了干不了？“当时那个状态，跟在战场上一样。” 有的职工不愿意进发热观察室，他放下狠话，“就是我父母发热，也要进去!” 隔离区内定期开视频会议。在5月4日的一段视频中，他点名批评了几个不遵守纪律的人，其中有一人是他多年的朋友。 之后，一些区域陆续达到了接触隔离的条件。王杉要将名单上报给西城区指挥部，批准了以后，按照事先设计好的路线出院，包括走哪条道，坐哪个电梯，都有具体的设定。 5月16日零时，人民医院被整体解除隔离。 5月28日，吴曦解除隔离。但她的那个“非典”期间的记录本，一直没敢再翻开。

那还不是因为你党已经没信誉了，除了你们现在没多少人碰到这种事还会往好的方向想

回复118楼Xlren_ren 医院的人已经要忙疯了，没有考虑到这些detail也正常，最怕有人张嘴就来：封住就是在做见不得人的勾当。
ft8114 发表于 2/12/2020 8:26:53 PM

谢谢！这个信息对我们来说很重要！有没有说什么时候能让家属进去呢？还是就一直不让进了？

floridapalmtree 发表于 2/12/2020 8:41:43 PM

这她没说，估计她也不清楚。她说家属不应该进医院，以免交叉感染。

太揪心了 武汉人太惨了

回复 125楼梅干茶泡饭的帖子 谢谢你转载读来惊心动魄，希望我们都能吸取教训

这也值得搞什么阴谋论？北京非典估计没经历过吧，北京人民医院也是封院的

据说病毒变异了，现在封住医院，不让病毒出去遛弯儿！

看到四川医疗队的详细描述，觉得好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