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永怀，于1909年出生于普通农户，由于自身出色，一路被各位老师赏识支持，最后在1939年考取庚子赔款的出国名额，此时他31岁。出国后辗转多伦多大学和加州理工，与1945年拿到博士学位，此时他36岁。 李佩出生与1917年，1947年到美国，1948年与郭永怀结为夫妇。此时郭永怀39岁，李佩31岁. 郭永怀在康奈尔工作了十年，从associate professor 到professor.1956年，在他47岁，回到了中国。牺牲时，59岁。
为什么不老老实实查点资料再出来说话呢？钱的同事Frank Marble和加州理工的校长Lee DuBridge是钱事件的深度参与者，他们的口述历史还摆在加州理工图书馆的网站上的，去查一下很难吗？google Frank Marble oral history caltech或者lee dubridge oral history caltech
DUBRIDGE: Yes. I suppose that the ones who didn’t like Pauling also believed the chargesagainst Tsien. I remember telling the trustees about it—that we had looked into it and that wewere convinced that he did not belong to this Communist group but was associated with some ofthem, as a lot of people were. I don’t recall any vigorous remarks among the trustees about it.Some of them, I know, felt that [the way he was treated] was a shame. Some of them cooperatedwith us in seeing whether we could do something about it. But I suppose some of them thought,“Well, if he’s a Communist, then let’s just put him over in China again.”
GOODSTEIN: Well, they certainly produced a very ardent Chinese Communist as a result.
郭永怀，于1909年出生于普通农户，由于自身出色，一路被各位老师赏识支持，最后在1939年考取庚子赔款的出国名额，此时他31岁。出国后辗转多伦多大学和加州理工，与1945年拿到博士学位，此时他36岁。 李佩出生与1917年，1947年到美国，1948年与郭永怀结为夫妇。此时郭永怀39岁，李佩31岁. 郭永怀在康奈尔工作了十年，从associate professor 到professor.1956年，在他47岁，回到了中国。牺牲时，59岁。
我真不觉得李佩后悔，当年郭芹来美国，李佩会没有机会吗？她有无数的机会离开，如果对政权失望的话
这批孩子都没受过什么好教育，怎么办呢？喜欢学习的就在家自己学，父母推。到80年代初，就全出国了。不喜欢学习的，父母也推不上的，就看性格，是否自己能闯。兄弟姐妹堂的表的之间帮忙，peer pressure 也是有很大益处的
严重同意。实在看不出哪里贵族了。
再说了，中国的贵族是什么样？在那个年代称某人是贵族不是什么褒义词吧！
肯定后悔啊，要不然后来郭琴怎么会回美国呢
郭芹的父母没办法推，一个牺牲了，一个被抓起来。
想到周信芳的几个孩子，夫妻自己留中国被批斗，把几个孩子全送离中国，不但都保了命还各有作为，当然那时他们孩子大了。
另想起上海生死劫的郑念的女儿，也是海外出生被父母带回中国，文革被人打死，只有25岁。
共产党作孽啊！
谢谢mm没拍我~
我觉得你分析的很有道理，李佩应该是个意志特别顽强的女性，对跟科研less相关的人或事看得淡，自己特别执着追求理想，甚至不愿意暂时低下头委曲求全。
十五岁也就是初中毕业，她回国后的1956-1966十年里，中国的教育质量如何可想而知，而且66年之前各种大小政治运动已经有了。
不过那你要是说父母在家推娃，那就不得而知了。
ps, 教育最怕的是中断（更别提这个中断还是去下乡或者劳改）恢复高考后，之前上完高中的是最容易衔接的。其他的都基本是零基础，之前学了啥早忘光了。我爸的哥哥姐姐就是下乡前的高中毕业生，我爸老三届。
她父母根本不在家，她爹一直在原子弹试验基地， 母亲也是一心拼事业，后来一直被隔离审查了。
郭芹结婚的时候38岁了，40岁来美国，后来就得癌症死了。上山下乡十几年身体早就坏了，不是20出头来美国的那种精力充沛。 完全可以理解她怪她妈妈，对外人来说她妈妈是圣坛上的雕像，值得尊敬。但是做她的女儿还不好过，只有自己知道了。
1951年8月26日出生于美国，1956年8月随父母回国。那一年，5岁的她随父母从纽约回到了北京1968年9月20日，17岁的郭芹初中尚未毕业即从北京赴内蒙古农区，成为一名“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文革”十年，从15岁到25岁，在生命中最重要的成长岁月里，她经历了父亲郭永怀因飞机失事牺牲、母亲以“特务”名义被隔离审查的苦难岁月，生离死别，孤苦伶仃。
1980年，郭芹回美国。
1994年，郭芹在美国罹患重病。
1996年11月8日，在北京病故，骨灰撒入昆明湖中。 [1]
56年回国，58-60年，中国的普通老百姓每天成百上千的被饿死
看看60年前的庚子年吧
当他们全家享受着比普通人高那么一点点的物质生活的时候
真的不知道中国正在发生什么吗
我不是责问批评他们，总觉得冠冕堂皇的背后缺少真实的声音，甚至真实的人性
1989年底，38岁的郭芹和吴海威在北京结婚，1990年两人定居洛杉矶。电话中，吴海威向我讲述了他们在美国的经历，提到一位他们刚到洛杉矶时，就专程从旧金山驾车来看望他们的一对美国老夫妇，老先生还将自己写的传记手稿给郭芹看。
你说的这种情况有，但也并没有什么报道说在文革后，李佩是怎么对待女儿的
在我看来就是她是个有钢铁意志的事业女性，女儿其实在她的生活中无论是颠簸还是顺遂一直分量有限。
没有judge的意思哈
觉得那一代的父母，为国家工作做贡献，可以放弃家庭甚至孩子，让无辜的孩子付出一生的代价，作为妈妈如果仍然感谢国家感谢党，我也是无语了。
只能说每个人机会不同，选择不同吧，认识一个中国人80年代初从大陆到美国，当时他所在的城市都登报了，那对一般美国人来说是很新鲜的事，那时对外国人相对更友好
你说的不是没有道理，但这篇post谈的不是关于他们夫妻对国家做出贡献但却境况惨淡吗？不了解民生疾苦也不是他们的错啊，也不能成为他们悲剧的原因吧。。
普通老百姓的悲剧，还有他们的悲剧，说到底都是铲党造的孽。。
我觉得他们都是被洗脑了，党性高于人性，或者就是上了贼船，但是太有“ 风骨” 了，不愿承认自己做了错误的选择，只能自我麻木。继续被党用来造神和洗脑。
比如前几年党说有个宇航工程师几十年没回家，都没时间和妈妈打电话。 想想中南坑那些 特供的人。 ccp 擅长洗脑韭菜，用被洗脑的韭菜继续洗脑韭菜。
是的。所以她完全靠自己，很可怜。我家也有大人被抓起来，第二代就只能完全靠自己的。男孩一般要么自推（不光是学习上的），女孩我观察下来就是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靠嫁人，因为适龄的，学习上一直抓紧的男生，以她的家庭背景，周围是有的，但要两情相悦，也不容易。
哇 和名人近距离接触啊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7/0119/16/2406619_623511342.shtml
《忆郭芹》
忆 郭 芹
在青年点的女生里，我和郭芹应该算是发小了。都住在中关村，她家住13楼，我家住23楼，两座楼中间隔一小块空地。郭芹出生在美国，1956年跟随父母一同回到了祖国。我们小学和中学都在一所学校，但没有同班过。郭芹是独生女，父母是留美的高级知识分子，生活水平在当时的中国，是很阔气的。大约是在“三年困难”时，看到郭芹带的午饭居然是鸡蛋炒饭，我羡慕得连着猛咽了几口口水，一直忘不了郭芹那顿奢侈的午餐。郭芹很随和，经常邀请同学和像我这样的邻居到她家玩。进了她家，先惊讶有那么多的房间，然后羡慕那些阔绰的摆设。郭芹从小就学钢琴，就是在北大附小这样大师学者子女聚集的地方也是不多见的。
文革初期，1966年8月18号凌晨，我和郭芹都被视为狗崽子，赶出了去天安门觐见领袖的队伍，我俩相伴哭泣着一同穿过科学院漆黑的街道回到家里。
学校里成立了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时常看到郭芹拉手风琴伴奏。在我们的中学里，她好像是唯一会拉手风琴的学生。
1968年9月20日，我们乘坐专列奔赴内蒙古农区，没有一点先兆，我们俩被分在一个青年点里，共同生活了三年。
郭芹带来的生活用品显然要比我们的“高级”，也充足。搬进青年点的新房以后，她贡献出一块很漂亮的带条纹的布做女生宿舍的窗帘，有了这块窗帘布，女生宿舍顿时蓬荜生辉，雅致、温馨了许多。她不计较我们用她的东西，我们都很愿意用她的木制天蓝色的衣架晾衣服，这些衣架是舶来品，就是在北京家里也没有用过这么漂亮的衣架。郭芹回北京后，衣架留在了青年点，我把两个衣架据为己有，还带回北京了。
（1970年春，刚刚搬进由生产队队部和驴圈改成的青年点，都很兴奋。）
（右边是女生宿舍，窗户里的窗帘是郭芹的贡献。）
来到农村以后，第一要过的是生活关，第二要过的是劳动关。青年点的每个同学都在艰难地脱胎换骨，郭芹尤为艰难。
除了王育，郭芹的被褥是第二埋汰的，要洗的衣服和被单都要在脸盆里泡好一阵子，直到有人提醒她：都泡糟啦，还不洗呀？第一年的冬天，我们都没有回家，住在社员家里，房东是个复员兵，人很善良朴实，对我们很好。我们称呼他们夫妇刘大哥、刘大嫂，他们已经有了四五个孩子。到了场院的活儿也没有了时，为了节省粮食，女生每天两顿小米稀粥灌大肚，给搂柴火的男生带干粮。结果漫长的冬夜老起夜，最多的曾经有过一晚上起夜五次的记录。那屋外是滴水成冰的世界，虽然穿着绒衣裤睡觉，每次起夜还都是冻透了，回到炕上半天还缓不过来。老刘大嫂看我们的狼狈样，指点去买个瓦盆做尿盆，全体女生一致认为这是个好主意，共同集资买了一个瓦盆，并制定了每人一天轮流倒尿盆的制度。这天轮到郭芹值日，她出手就连瓦盆一起扔出去了，看着四分五裂的瓦盆，真的很郁闷。这时有社员跑来说，前屯大队部接到北京国防科委的电话，通知郭芹她父亲乘坐的飞机失事，让她马上回北京。郭芹有点懵，我们都懵了。赶紧派两个女生陪着她去公路截长途汽车到县里，从县里再乘车到洮南赶火车。结果郭芹走了，女生们只好夜里还是到屋外去方便了。因为郭芹父亲的去世，对郭芹摔瓦盆的日子就记得很清楚了——1968年12月7日。
郭芹的父亲牺牲以后，她又是独生女，是可以留在她妈妈身边的，没想到第二年春天，郭芹依然回到屯里了，而她妈妈也去了安徽干校，回北京探亲时她住过钱学森家里。
劳动关，郭芹根本就过不去。因为动作慢，力气小，只能和半大的孩子们一起干活，挣半拉子的工分，还很吃力。后来队里照顾她干一些不用下大地的活儿，比如看菜园子。再后来同学们决定让她做饭，但这也不是她的长项。郭芹不会挑水，只好一桶桶地拎水做饭。下工回到青年点，常常饭还没有做好，猪饿得直哼哼。贴出的大饼子，一半都是黑黑的糊嘎巴儿，另一半没糊的还是酸的，她总是放不好碱。那是我们此生吃到的最难吃的贴饼子。郭芹在锅台前手忙脚乱的，满脸通红，看得出来她实在是尽了全力。
（夏天在青年点的菜园子里）
1969年的夏天雨水多，蚊子大兴。那草原上的蚊子可比北京的蚊子强悍多了，而且被叮起的包也很具规模，有鸽子蛋大小，红肿之处艳若桃花，经久不褪。我们挂起了蚊帐，先猛煽呼一阵，迅速钻入，四下张望倾听，怕有搭车一块儿进来的。农村的夜静得瘆人，只听见蚊帐外一片嗡嗡声，真吓人。
郁闷的是干活时，每每被蚊子叮入，浑然不觉，等觉出刺痒已经晚了。最害怕的是脸上的蚊子包，很令我们这些花季少女烦恼，最后想出的狠招就是把帽檐上撒上敌敌畏。一天，时任大厨的郭芹去自留地摘豆角了。当挎着一土篮豆角的郭芹走进院子时，隔着窗户就看到她的脸有点不对劲。等进了屋，看到她的脸上起起伏伏的都是蚊子叮起的大包，连成了片，模样都走形了。等脸上的包小了些，分得出个数时，数了数有七十多个。看她的惨样，一边骂她笨，一边心疼她怎么会被蚊子咬成这副熊样。
郭芹从来没有以她父亲显赫的名气招摇过。她与社员的关系都很好，尤其是和我们的房东刘大哥一家，有一次她从北京回来时，带来了几件家里的衣服，是地道的美国货，质地上乘而且款式时尚。她把衣服送给了刘大嫂和她的孩子们，看到刘大嫂贴身穿着开司米薄毛衣，老刘大丫穿着翻着荷叶边领子的乔其纱衬衫在屯子了翩翩而过，这些美式装备与中国乡屯风光结合成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郭芹的经济条件在青年点的同学里排第一，出手也很大方。有时我们会想点花样让郭芹出点血，来安抚肚里的馋虫。郭芹去沈阳报考部队文工团回来，我马上忽悠她请客，被我说得心花怒放的她买了很多瓜票请大家吃瓜，唯有OK提醒郭芹报考结果还不知道呢，我狠狠地蹬了他一眼。一年的中秋节，郭芹买了很多月饼请我们吃。到县城里逛商店，看到有味精卖，听到旁边的同学说青年点的味精没有了，熬的菜没滋没味。郭芹马上掏出四块钱，买回了一大袋。郭芹是个不把钱看得很重的人，如果她能够帮助别人做点什么，她会很痛快地出手。
没想到郭芹的善良和花钱大气也给她带来了伤害。
屯西头的老马家，是搬来没多久的外来户。兄妹三口都是壮劳力，家里没有吃闲饭的，手头有点钱。老马家来青年点想请我们女生帮忙织件毛衣，那时候我们几个还真没正经织过毛衣，唯有郭芹接下了这个活儿，她倒不是没有金刚钻，就敢揽瓷器活，她的确会织毛衣，而且也织过毛衣。后来经常看到郭芹抱着毛衣针忙乎着，老马家没有把毛线都拿来，所以郭芹隔阵子就去他家取些毛线。等织到最后一只袖子时没有毛线了，老马家说按郭芹的要求买的两斤毛线全都交给她了，足够织完一件毛衣的。可毛线已经用完了，每次取来的毛线也没有数。郭芹是绝不会“贪污”的，可毛线怎么会少了？老马家不依不饶地到青年点来要个说法，大家都很生气，老马家太欺负人了，郭芹织了半天毛衣，还不落好，连女生都择不清了。老马家提出称称毛衣的重量，不够份量的话，就得说道说道。我们给郭芹出主意，问老马家要织毛衣的工钱，怎么也不能还要赔钱吧，没想到老马家振振有词地说，郭芹在他家吃过几次饭就抵了工钱。事情闹起来了，晚上青年点开了会，把蔡书记也请过来了，商量了半天，老马家死活的就是要郭芹赔毛线钱。郭芹委屈得嚎啕大哭，最后还是拿出10块钱来。大家都很气愤，又很无奈。
在中学时，男女界限是分得很厉害的，没有很“正当”、“严肃”的理由，男女生是不能多说话的。郭芹没有这方面的顾虑，她很坦然地跟男孩子聊天。郭芹与一些同她父母在美国就很熟悉，在1950年代中期前后脚回来报效祖国的科学家、学者的孩子们关系都很好。青年点里的男生OK与郭芹同班，而且父辈在美国就是好朋友，回国后又成了同事。在青年点里，郭芹喜欢与OK单独聊天，并不避讳我们。有社员听到郭芹大声喊：OK，大牛圈西北旮旯！传为笑谈。夏日的晚上，青年点的院子中间放着一挂卸了套的大车 ，郭芹和OK站在大车边上聊天，那年代，真的没有个人隐私可言，除非一头扎到庄稼地里。在屋里的女生和男生都按捺不住好奇心，各自从各屋的窗户往外窥视，他们俩大大方方地聊，不遮不挡。夜色渐浓，我们也困了，见二位还没有结束的意思，于是男生宿舍和女生宿舍就都有了点动静，高一声低一声的，有人喊：9点半啦。听到郭芹回应：人家OK有表！宿舍里腾起一片笑声。比较经典的是一天晚上，一位男生在院里碾房东墙根下解手呢，只听二位边聊边往这边溜达过来，停在附近四五米远的地方站下不走了，聊得挺热闹。那位男生只好在墙根忍着不出声，想等他们俩走了再出来，免得尴尬。等啊，等啊，外面那二位一定是好不容易找到这么个背静地界，踏踏实实地聊。这位男生实在忍不了了，突然怪叫一声，窜出来鼠窜而去。还是惊着这二位了。很久以后我们才知道，郭芹喜欢的是另一位男生，这是后话了。
（前排左起：周琥、周晖、范勤宇、郭芹、袁翠青。后排左起：蔡书记、刘燕生、周玉林、钱湛年、赵建军、林燕辉、饶永山、刘显华。）
郭芹第二次回到屯里时，带回了一架手风琴和一个很高级的半导体收音机（忘了是什么牌子的，在当时是最好的）。青年点的同学们大喜过望。当郭芹拉起手风琴时，她像换了一个人，脸上露出了自信，焕发出光彩。灵巧的手指在键盘上熟练的滑动着，美妙的琴声征服了所有的同学。每当郭芹拉起手风琴时，就是我们的节日。有一阵儿，北京的年轻人流行拉手风琴，我请郭芹教我妹妹，她都是很耐心地指点和纠正我妹妹的指法。看着郭芹娴熟的拉开琴箱，我想：她太不适合农村了。
郭芹回到北京以后，我们之间很少联系了，就知道她在北大上过学，后来又去美国读过书。等我返城以后，看见过她在楼前的草坪上读英文，后来我家搬到中关园，就再也没有见到过郭芹。前几年听到郭芹去世的消息时，十分震惊，她才只有四十多岁呀。
前几年青年点同学聚会，一个男生说他和郭芹谈过恋爱。我们真是友邦惊诧，因为这个男生只在青年点待了一年就参军了，青年点的同学们没有看到一点点蛛丝马迹。他们交往了几年，郭芹的妈妈坚决反对这段感情，于是就分手了。郭芹病重住院时，曾带信给这个男生希望见见面，但他没去。听到这些，女生都责备他太不应该了。
郭芹是感情丰富、善良、单纯、随和的人，她对同学、老乡都不设防。在农村的几年，她活得很辛苦，但她尽了最大的努力去适应，当她受到伤害时，她不记恨，不报复，以沉默无语回应生活的种种不如意。她真诚地去爱，但这个时代容不下她的纯真。也许郭芹的妈妈说的是对的：郭芹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遇到了错误的人。也许情感上的受挫使她不再快乐，所以早早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回到她伟大的父亲身旁。
记得在屯里，老乡以为她叫郭琴，她总是笑呵呵地说：“是芹菜的芹，吃芹菜就是吃我呢……”
（公社召集知青开会，我们到村口等候搭马车，都很开心，因为开会记工分。）
郭芹的真爱应该不是她先生吧，是她下乡的男朋友，被母亲反对的这位。 临死都想再见见。她后来38岁结婚，丈夫是母亲的学生，应该也是母亲安排的吧。
您是环球时报来的？祝您有一个平静的，安详的，“贵族的”结果。
李佩去美国之前是社会活跃人士，和共产党走得很近，党性比较强。她如果面对内心是活不下去的，所以选择了自我麻木。她自杀过。
她15前受的教育不错的，在当时已经算很好了，也还会英语。很多后来很有成就的学者也是和她一样的老三届，文革后才能重新开始。她就是身体不好了。
没有吧，文革开始早就天天批斗了，还上什么课啊。
說過多少次了，文革2.0是現在進行時，不是意思意思！
另，這裡是美國網站，不存在敏感詞，不用自宮
如此貴族的夢想，只能屬於精趙們
“钱某回国的一个直接原因是申请美国公民悲剧了。不要把那一代人想的太美好了。”
你在造谣。。。。
为什么不老老实实查点资料再出来说话呢？钱的同事Frank Marble和加州理工的校长Lee DuBridge是钱事件的深度参与者，他们的口述历史还摆在加州理工图书馆的网站上的，去查一下很难吗？google Frank Marble oral history caltech或者lee dubridge oral history caltech
没错，钱之前根本不是热衷政治的人，对共产党的印象也是遥远的，然而麦卡锡主义下对钱的迫害让钱死心塌地的跟中国走了。如果没有政治迫害，以一个30岁出头就是MIT教授、NASA喷射推进实验室创立的第一任领导人，拿任何一个国家的公民资格，会有困难吗？
用DuBridge和访谈记者的对话来说，就是他们（即美国行政当局）亲手制造了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
DUBRIDGE: Yes. I suppose that the ones who didn’t like Pauling also believed the chargesagainst Tsien. I remember telling the trustees about it—that we had looked into it and that wewere convinced that he did not belong to this Communist group but was associated with some ofthem, as a lot of people were. I don’t recall any vigorous remarks among the trustees about it.Some of them, I know, felt that [the way he was treated] was a shame. Some of them cooperatedwith us in seeing whether we could do something about it. But I suppose some of them thought,“Well, if he’s a Communist, then let’s just put him over in China again.”
GOODSTEIN: Well, they certainly produced a very ardent Chinese Communist as a result.
DUBRIDGE: That’s right.
文革前学校还是正常的，她就是老三届。不说她资质如何，她能接受的教育算是当时最好的了吧。
就算她没受过好教育，单说生活80年代在美国打工还是比较不难过的。
打不开呀
是啊，一群正直热血的人被摧残，只有溜须拍马的小人混的好，这是什么样的社会
老三届是知青里最惨最苦的。她主要是身体垮了，不然77年恢复高考后考大学一点儿问题没有，大学毕业后再出国，完全有机会反转人生，成为赢家。
陈向阳：【英国印象】昔日仍辉煌
【华夏诗苑】孤悬：诗三首（春游苏州） →
【华夏文摘】吴海威：温暖的回忆从这里开始发表于 2017 年 07 月 07 日 由 lixindai
李佩先生是我读研究生时十分尊重的老师，她的女儿郭芹成了我的妻子后，先生又成了我的岳母。 去年李先生重病，我在陪护之时，一些渐渐远去的记忆，好像被唤醒纷纷涌来。我想起她的一个很久未被提起的美国朋友。他的名字发音好似英语单词 candle ，我称呼他“蜡烛”先生，或者侃督先生。虽然我和他只有两面之交，但是他做了两件事，使我对他的印象特别深刻。见第一面时，他给了郭芹2000美金。见第二面时，他拿了厚厚一本书稿，让郭芹看，但是随后郭芹却不礼貌地退回了书稿。从此之后侃督先生未再登门，再也没有联系，也没有消息，人象消失了一样。我也从未向李先生问过此人，提过此事。 由于我关注的信息很窄，定向性很强，因而孤陋寡闻。在李先生病情恶化之时，我在电话上认识了王丹红，还读了她的文章，知道她是一个研究李佩先生的专栏记者，有很高的研究热情。我对她讲了27年前 发生的侃督的故事，她听的很有兴趣，而且与我同感，认为找到侃督先生和那本书稿很有意义。我感觉她有当年张纯如深挖钱学森生平的劲头，很关心寻找侃督先生的眉目，这无形中也催化了我考虑找寻侃督的办法。 一、两面之交 大约1990 年的7 月，洛杉矶阳光明媚，留学生小杨从东部来此地访友，在地毯上睡了几晚。他刚走，一对白人老年夫妇来访。一进门老伯就给郭芹一个拥抱说：芹！（英语 gen 的中文音译）你回来太好了！你妈妈告诉我，你们到了洛杉矶，我来看看。他们席地毯而坐，和郭芹谈笑风声。至中午时分，他们不吃饭，给了郭芹2000美金就告辞了。送客后我说：等我们有了工作，这钱就还给老伯。郭芹介绍说：他是加大伯克利分校的教授，妈妈的朋友，名字叫侃督。我听着和英语的蜡烛一词读音相似。大约一个月后，侃督夫妇又从伯克利开车南下，来看我们。老先生递给郭芹一本自传打印稿，并翻开笑着，指着一页说：看看这章，写了你妈妈和我。郭芹拿着书在一边翻看着，一会儿脸色骤变，十分难看，一语不发生硬的将书递给侃督。我可以感到她十分排斥所读到的内容，反感的程度远远超过不感兴趣的水平。侃督夫妇立刻觉察到气氛已经尴尬，匆匆告辞。送走老人后我问：写了什么让你这么不高兴？即使你对内容没有兴趣，也要讲几句，那样对人很不礼貌。郭芹回道：他写追求我妈！我妈只爱郭永怀。 我说：什么大事！人人都有年轻的时候，青春年华有追求很正常，很普通，而且事发在你妈认识郭先生之前，可以理解。她一转身吼道：我妈一辈子只爱郭—永—怀 ! 永远是郭永怀！ 从此与侃督先生再也没见过面。以后几年我在收到工资时，会不时想起这件事，总觉得应该向侃督先生表示谢意，就会对郭芹说：现在可以还侃督的钱了，次次 郭芹都一语不发，不理不睬。 使郭芹发怒的书稿写了什么呢？ 侃督先生和李先生是如何认识，又成为老朋友的呢？侃督先生还在世吗？那份书稿还保存着吗？郭芹读到的内容没有改动和删除吗？我27年前的感受是真实而客观的吗？侃督先生和书稿，两者找到其中之一，这些谜底 就可以解开，而且还可以证明我的记忆力是否存在问题。找人之事拖了半年，仍然只知道姓名如candle 样的发音，一切依旧是茫茫然。 二、两者都找到 在网络时代只要姓名正确，利用电脑就可能搜索到要寻找的人。所以侃督先生的真名拼写是解决问题的切入点。 就在王丹红再次在电话中谈到，希望找到侃督先生的时候，我的脑子一闪，怎么没有翻翻20年前郭芹留下的遗物呢。那里可能留下侃督先生的线索。结果正如我所期盼的那样，在郭芹的记事本上留下了侃督先生的英文姓名，当年的地址和电话。真是应了老话：踏破铁鞋无覓出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三、Kendall 是李先生的飞虎队朋友 侃督先生姓名的正确拼写和candle 无关，而是Harry H . Kendall . 以此上网搜索，知道他是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研究所的研究员，不幸已于2009年去世。那本书稿分成两册，分别于2003年和2004年出版。与李先生有关的内容写在回忆录《远方的木兰——我的第一个30年》中的第7章，一个中国人和美国人的浪漫传奇。
直接去Google搜能看到
别瞎联系。美国人从来都自私，而且越来越自私，怎么讲？自私是人性，正视人性是理性生活的第一步。
部队大院里的子弟。
只是单纯回复这层,那个时候不是网络时代,从媒体报纸得到的消息非常有限.那个年代的信息闭塞,不是我们能想象的.
我认识的人中就有祖父辈不知道国内的实际状况,放下国外的资产和公司,带着家人回国的,准备落叶归根.结果当然可想而知.
对啊
而且即使放到现在，信息是发达了，可一个学校里的教授能对民生疾苦做什么？能做好本职工作，不要只会歌颂师娘的优美感就不错了。
人性本来自私啊 没有什么不对 集体主义精神对个性的压抑都是不正常的不能持久
1968年12月5日，郭先生不是回京报告重要数据，因为关心数据的那些副院长在等着搭乘大飞机回京。郭先生没有必要回京报告。郭先生急着回京的真正原因是，要了解被关在‘牛棚’里的夫人李先生的情况。”
“郭永怀牺牲时，李先生是在科大的‘牛棚’里受审查，不是在外地工作，也没有闻讯回京。科大的军代表不敢把实情告诉李先生，而让李先生回家去，由力学所的军代表去告诉她。”
12月7日，郭芹所在的生产大队接到北京国防科委电话，告知郭永怀飞机失事的消息。郭芹到公路上拦截长途汽车到县里，再从县里乘车到洮南赶火车回北京。
12月25日，郭永怀被追认为烈士，追悼会在北京八宝山举行。张可文是钱学森在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的第一任秘书，她在一篇文章中回忆了当时的情形：
“记得那天在八宝山召开郭先生的追悼会，那时李佩还在受严重的政治审查。我特意到第一休息室去找她，发现她正独自一人孤零零地坐在长椅上。我知道在场有好几位是她的亲人和知音，他们也正在活活地受着煎熬，他们多么想坐在她和身旁来分担她的痛苦和迷茫。但是不能……”
会后，有关方面询问李佩，作为烈士家属是否有需要照顾的地方。倔强的李佩回答说：“我们不需要同情！”结果是，1969年初春，郭芹回到了插队的地方，李佩回到科大，继续接受审查和劳动改造。
当人们在缅怀郭永怀的壮烈牺牲、赞美李佩的无私奉献时，他们的生命和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女儿郭芹，被忽略和遗忘了，这是他们的牺牲和奉献中最沉重痛苦的代价。
在郭芹45年短暂的生命岁月里，她的命运因父母1956年8月回国而改变。那一年，5岁的她随父母从纽约回到了北京，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发，天使折翅，她成为“狗崽子”，两年后，初中尚未毕业即从北京赴内蒙古农区，成为一名“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文革”十年，从15岁到25岁，在生命中最重要的成长岁月里，她经历了父亲郭永怀因飞机失事牺牲、母亲以“特务”名义被隔离审查的苦难岁月，生离死别，孤苦伶仃。
文革后，不少劫后余生的这一代归国留学人员子女，因为出生在美国，选择了回美国生活。然而，学业上被耽搁的他们在美国生活并不容易。我曾问李佩：“1980年，郭芹回美国后做什么？” 李佩说：“她一个初中生，在美国能做什么！”
1994年，郭芹在美国罹患重病，1996年11月8日，在北京病故，骨灰撒入昆明湖中。
太天真了，孩子是父母的责任，你凭什么以为别人会帮你照顾？
为什么用D而不是党，用WG而不是文革？这才是对民族的摧毁
这样的人其实是靠牺牲别人来成全自己，和中国历史上的理学家和清流们极其相似，“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只不过她不用立牌坊的方式。对于她的女儿来说，她是罪人。最恶的是郭永怀失事后，她居然不愿意把唯一的女儿接回身边照看，没有一点母性对子女的爱意。
其实党这个组织，纵观其历史，仔细想一下，相当的独特。不光是对在白区工作过的人不信任，党对很多自己组织里的人都不信任，比如被敌人俘虏过的，立马被视为弃子。党组织内历次内斗，那砍起曾经组织成员来都绝不留情，甚至不是逐出组织那么简单。可谓相当的有组织性没人性（注，此处为中性词，无贬义）
但是，可能就是因为没人性，所以这个组织每惨烈内斗一次，生命力反而更旺盛。
‘我把一生都献给了中国人民，我以为中国会照顾我的孩子……’”这是比李佩正常的冶金学家叶渚沛说的话。
所以不要代表大多数人，实在是让人生理不适，希望你自己拥有一个平静的，安详的，“贵族的”结果就好
叶淑珊妈妈是白人，一家子都会英文，80年回美国后都能好好工作。她妹妹在大学当老师
没有
并没有一个东西叫组织，无非是组织里的一帮核心高层人物而已，他们想内斗，想争权，就要搞点事情出来，于是就有各种＂组织不信任＂，跟反腐一回事
那是因为还有用，没用的话早就扔夹边沟了，不要小看泥腿子对知识分子的仇恨。
我也注意到了，大部分照片里，爸爸要不抱着女儿，要不眼睛看着女儿。生娃的时候年纪比较大了，肯定是个慈父。
看李佩的经历，至少40年代初大学毕业以后就开始跟中共有接触，极有可能早赤化了。郭永怀回国跟她脱不了关系。
1936年（中华民国二十五年）9月，李佩考入北京大学经济学系。
抗战期间，北大南迁，李佩也辗转至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曾任西南联大学生会副主席。大学毕业后，李佩先生在中国劳动协会重庆分会工作，从事劳工福利与国际联络，参与改善工人生活条件等诸多进步活动，帮助把美国劳动协会的捐款送到延安解放区。 [2]
1945年（中华民国三十四年），李佩随朱学范（中国工会领导人）、邓发（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出席了在巴黎举行的国际工会联合大会，之后还出席了第一届世界妇女大会。
1947年（中华民国三十六年）2月，李佩赴美国康奈尔大学工业与劳工关系学院学习工商管理。 [3]
1948年（中华民国三十七年）2月，李佩与西南联大学长、康奈尔大学教授郭永怀结婚。
1951年，在康奈尔大学语言学系教授中文。 [2]
她早年那么活跃，还是骨干人物，心中已经完全没有自我了。就像之前上海那个卖亲生儿子交党费那个女党员一样，这世间已经没有什么比她的组织和任务更重要的事情了。女儿么，只是用来巩固成果用的，没有女儿她也活得很好啊，连女儿生日忌日都完全不记得，只能说她根本没有把家庭放在心中重要的位置上。你看她记得的那些事情，就是40年代当骨干的事情。美国的事情完全不记得，回国后就被审查，不被信任。不过幸好还可以沾点老公的光，死也要葬在风光的地方。女儿么，骨灰直接洒在了昆明湖。。。竟然也没想着让女儿和父亲埋一起。
这个很过分啊
我也是这感觉，郭永怀更温情，回国时也考虑了到了女儿。女儿对爸爸感情深，对妈妈怨气大。
我觉得这些人是被洗脑了， 反而红色家族那个不是优先自己的子女？ 就洪晃这种都沾了多少好处。 这些人有没有想过如果有能力的孩子，比如层主爸爸得到更好的教育，可以对国家的贡献更大， 反而在乡下埋没一辈子，就是浪费人才，摧残人性。
郭芹不太行，你这种话说得，她实美国公民，如果在美国长大，随便怎么混都比在国内好吧。 不太行的毛新宇不都过得好好地， 郭芹和习包子应该差不多一代人吧， 习包子小学文化都当上一把手了。
我觉得你们对郭芹太苛刻了，她少年丧父，母亲一直被隔离关押，一个女孩子年纪轻轻被上山下乡，然后身体被搞垮了，很不容易了。
Re. 郭永怀看得出来很爱女儿，李佩我觉得对女儿很凉薄。
感觉李佩有着共产党员的党性
re 同意这个，哪个母亲不爱自己的儿女呢？尤其只有一个。
不同意，抛开李佩不说，这世上确实有不爱儿女的母亲。
她没下乡时就有肾脏和肠胃问题，她让她爸爸求情让她去参军，她爸没开口。她下乡期间还去考文艺兵。
我觉得因为形势，她也是意识到参军是好的出入，但是她爸爸可能也觉得参军更苦，她爸爸可能想自己取得成果了，再帮她，可惜啊。
只能说虎毒不食子，这样的人就是太自私了。
re
女孩子参军怎么会更苦呢？ 都当了通讯兵，文艺兵后勤兵之类的。那时候城里人家都是想法子走后门把孩子送到部队躲避下乡。
这么惨啊。。。她妈后来真该多为她考虑一下，既然她本来就身体不好
同感。
如果是真的，那她对她女儿郭芹可真够狠的。 她自己干什么都是自己的选择， 她女儿可是完全无辜受牵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