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就没多少人是因为喜欢出卖身体才做的吧，还这年纪了，是挺不容易的 wyest 发表于 5/15/2018 10:05:01 PM
回复 2楼娅娅妈的帖子我以为就early 40，你说20，30岁？ liuxingqi99 发表于 5/15/2018 10:38:09 PM
我家那位也是同情老妈，那些年轻的他说是懒还贪慕虚荣 makeupshow 发表于 5/15/2018 10:13:38 PM
看名字东北人 黄瓜86 发表于 5/16/2018 12:38:55 AM
和LG一起看到一个新闻，他竟然表示很同情这些卖淫的大妈，看来还得继续调教调教据报道，纽约警方上周五突袭了位于长岛苏福克郡（Suffolk）的一家按摩店，逮捕了4名皇后区华裔女子，他们分别被控卖淫及未获授权从事专业活动等罪名。星期五下午4点左右，警方来到位于哈帕克（Hauppauge）Motor Parkway 901号的皇家Spa(Royal Spa)进行搜查，逮捕了4名华裔女子。这4名华裔女子分别为来自法拉盛的49岁女子沈海连（Hailian Shen，音译），50岁的来自法拉盛的崔春华（Chunhua Cui, 音译），来自法拉盛的48岁的朴贵玉（Guiyu Piao，音译）以及来自小颈的48岁的王爱洪（Aihong Wang），她们四人被控未获授权从事专业活动，其中崔春华、朴贵玉以及王爱洪还被控卖淫罪名。此外，Islip 镇火警部门也向该按摩店发出多个违规令及传票。 CharlotteZoe 发表于 5/15/2018 10:00:17 PM
这话说的，撇大腿的钱当然容易挣了。 rice1989 发表于 5/15/2018 10:59:13 PM
回复1楼 CharlotteZoe 的帖子这些店，不是打飞机吗？那么老，会有人付钱？这得多饥渴啊 liuxingqi99 发表于 5/15/2018 10:41:00 下午
看名字东北人 黄瓜86 发表于 5/16/2018 12:38:00 AM
详细解释一下经验，就是教训也可以，以便借鉴！ a Ohjdhu 发表于 5/16/2018 8:11:00 上午
没钱没势 靠出卖大脑或者身体养家糊口 谁比谁高尚多少？说风量话的大妈都是有老公养着的吧？你老公说这话不难理解 ---发自Huaren 官方 iOS APP xiaoqiu123 发表于 5/16/2018 10:13:17 AM
法拉盛太多了，站街女发按摩传单，都四五十岁土潮土潮的大妈 marnifan 发表于 5/16/2018 12:06:47 AM
本来就没多少人是因为喜欢出卖身体才做的吧，还这年纪了，是挺不容易的wyest 发表于 5/15/2018 10:05:01 PM
只要诚实劳动，各凭本事，谁比谁高尚 coolcream 发表于 5/16/2018 12:00:15 PM
这样的大妈很多是挣钱寄给国内的子女的。我以前雇的法拉盛的月嫂，肯定在打工者当中算相对挣钱多的了，除了留点自己花，大部分都寄给国内的儿子买房买车了 - 但月嫂也不是大妈们想当就当得成的。出卖身体这行毕竟超出道德底线了，但我相信她们生活不易，选择不多。 unexpectedgift 发表于 5/16/2018 11:56:32 AM
大家何必！都是动物谁也不比谁高级。妓女出卖自己的身体就比舔别人ass出卖灵魂昧着良心赚黑心钱，却人模狗样西装笔挺出入高级餐厅的低贱吗？妓女重来都是社会底层，一般人瞧不起变态专门盯上妓女，然而妓女伤害到的只是自己，从来没有伤害他人。放过这些可怜的人吧。也请大家有种找个更好的参照物愉悦自己的灵魂吧。 ccchhh 发表于 5/16/2018 12:03:54 PM
做月嫂寄钱给家里人?除非家里要钱救命。中国女人简直 ilovepurple 发表于 5/16/2018 12:14:18 PM
同意。出卖自己的身体也不只是社会底层。 演艺圈模特圈用身体换上镜的，无论中外，多得很啊。另外，被板上某些大妈视为楷模的邓文迪，不也这样吗？ 密码majia2017 发表于 5/16/2018 12:20:10 PM
以前我也瞧不起这些人，岁数越大越发现，人生就是有得必有失，看到人家得到什么东西，看不见的是人家背后也付出不少，承担不少，失去不少。楼上一位MM说得好，谁不是出来卖的。在世上讨生活，谁容易啊。谁也没资格瞧不起谁。 starry.night 发表于 5/16/2018 12:46:00 PM
我也觉得是，月嫂和保姆也不是想当就当，很可能嫌弃年龄大，做服务员估计没人推荐都不行。我也是觉得这些大妈挺可怜的，其实他们正的钱大部分都不是花在自己身上了。在华人的很多人都是顺风顺水过来的，其实去读读文革十年伤痕文学，读读下岗在就业的报道，读读知乎上家庭贫寒会不会造成自卑，你会发现有人活在世上很难，你觉得轻轻松松到手的肉糜可能是他们终身不能企及的幻梦。这种年龄来到这里怎知不是借了高利贷，不是家里儿女等钱婚嫁找工作，不是两情相悦的性行为对于男女来说都不是容易的事，还加上传统的道德压力。lz老公能这么想只能说明他是个善良的人。TTTTYYYY 发表于 5/16/2018 12:07:34 PM
这样的大妈很多是挣钱寄给国内的子女的。我以前雇的法拉盛的月嫂，肯定在打工者当中算相对挣钱多的了，除了留点自己花，大部分都寄给国内的儿子买房买车了 - 但月嫂也不是大妈们想当就当得成的。出卖身体这行毕竟超出道德底线了，但我相信她们生活不易，选择不多。 unexpectedgift 发表于 5/16/2018 11:56:32 AM 我也觉得是，月嫂和保姆也不是想当就当，很可能嫌弃年龄大，做服务员估计没人推荐都不行。我也是觉得这些大妈挺可怜的，其实他们正的钱大部分都不是花在自己身上了。在华人的很多人都是顺风顺水过来的，其实去读读文革十年伤痕文学，读读下岗在就业的报道，读读知乎上家庭贫寒会不会造成自卑，你会发现有人活在世上很难，你觉得轻轻松松到手的肉糜可能是他们终身不能企及的幻梦。这种年龄来到这里怎知不是借了高利贷，不是家里儿女等钱婚嫁找工作，不是两情相悦的性行为对于男女来说都不是容易的事，还加上传统的道德压力。lz老公能这么想只能说明他是个善良的人。 TTTTYYYY 发表于 5/16/2018 12:07:34 PM
嗯，那你这么说，我想问，你对版上毫无生存能力，只能靠老公吃饭的懒大妈用什么形容词呢？按你说的，连妓女都不如？ reparteewise 发表于 5/16/2018 1:18:00 PM
嗯，那你这么说，我想问，你对版上毫无生存能力，只能靠老公吃饭的懒大妈用什么形容词呢？按你说的，连妓女都不如？ reparteewise 发表于 5/16/2018 1:18:27 PM
看了好多评论，我发现在我真是到了一个笑贫不笑娼的地方。没有钱的被嘲笑，不合法的出卖尊严和色相的娼妓居然大把人同情。。 找个好记的 发表于 5/16/2018 3:21:12 PM
既没有本事， 又不肯吃苦，可不就去干这行了，没啥好同情的。 tobeornottobe 发表于 5/16/2018 3:52:24 PM
就算愿意吃苦，非常能吃苦， 什么行业能让50+没有任何技能，英语都不会的大妈能一个月赚到5000+美元的现金？ yshe 发表于 5/16/2018 4:17:00 PM
Gardening 我这还有40大妈做handywomen 的呢 黄瓜86 发表于 5/16/2018 4:50:58 PM
Gardening 我这还有40大妈做handywomen 的呢黄瓜86 发表于 5/16/2018 4:50:58 PM
我就看不起这种大妈在美国赚钱太容易了只要你肯干活就能赚钱帮人拔草整理院子接送小孩啥不能赚钱非要出卖身体吃饭就是懒惰加贱人谁都是卖的？人家卖的是技术和知识人家光荣她们卖的是光着身子如果也觉得光荣就不用偷偷摸摸了也不会犯法了都是卖的也有犯法和合法的区别就是看不上她们 黄瓜86 发表于 5/16/2018 1:05:51 PM
不会英文从中国大陆来没几年的50+的女人，她能会做gardening, 会修东西？怎么找客人？估计你剪草都不会找中国大妈。 yshe 发表于 5/16/2018 4:54:00 PM
据报道，纽约警方上周五突袭了位于长岛苏福克郡（Suffolk）的一家按摩店，逮捕了4名皇后区华裔女子，他们分别被控卖淫及未获授权从事专业活动等罪名。
星期五下午4点左右，警方来到位于哈帕克（Hauppauge）Motor Parkway 901号的皇家Spa(Royal Spa)进行搜查，逮捕了4名华裔女子。
这4名华裔女子分别为来自法拉盛的49岁女子沈海连（Hailian Shen，音译），50岁的来自法拉盛的崔春华（Chunhua Cui, 音译），来自法拉盛的48岁的朴贵玉（Guiyu Piao，音译）以及来自小颈的48岁的王爱洪（Aihong Wang），她们四人被控未获授权从事专业活动，其中崔春华、朴贵玉以及王爱洪还被控卖淫罪名。
此外，Islip 镇火警部门也向该按摩店发出多个违规令及传票。
但的确有很多人是因为好吃懒做还贪求虚荣才做这行的。而且这是纽约，要说这些大妈不做这个就会饿死，实在很难以置信。
哈哈哈
我以为就early 40，你说20，30岁？
这些店，不是打飞机吗？那么老，会有人付钱？这得多饥渴啊
我是挺难理解的，这个年龄了还抛头露面的
当然，也可能是我自己对卖淫这个行业有偏见吧
我喊他来看，看他还能说啥
都是延边朝鲜族的 ---发自Huaren 官方 iOS APP
岁数大了还出来卖，难道不是狗改不了吃屎嘛？
没有任何证据就下结论，这智商这这逻辑也是感人。
请问层主你敢不敢说出来你自己是哪里人？你对你所在地域做出什么杰出贡献？你这种地域歧视的行为只能给你自己所在的地域抹黑！
只能说，谁活得都不容易。你老公可能也就随口那么一说。
https://www.longisland.com/news/05-07-18/four-women-arrested-during-raid-of-hauppauge-massage-parlor-scpd-reports.html
不过下面Link的四个比上面那四个看上去土一点
https://www.worldjournal.com/5543654/article-%E6%B3%95%E6%8B%89%E7%9B%9B4%E8%8F%AF%E8%A3%94%E6%8C%89%E6%91%A9%E5%A5%B3-%E7%B4%90%E7%B4%84%E4%B8%8A%E5%B7%9E%E8%A2%AB%E6%8D%95%E6%8E%A7%E7%BD%AA-2/?ref=%E6%8C%89%E6%91%A9%E5%A5%B3%E6%82%B2%E6%AD%8C
有次经过那个长岛火车站下面那个地方，有一个打扮得花枝招展女的坐在地上，然后有个默默走过去一把把她拉起来，然后两个人边谈边走，
这样的大妈很多是挣钱寄给国内的子女的。我以前雇的法拉盛的月嫂，肯定在打工者当中算相对挣钱多的了，除了留点自己花，大部分都寄给国内的儿子买房买车了 - 但月嫂也不是大妈们想当就当得成的。出卖身体这行毕竟超出道德底线了，但我相信她们生活不易，选择不多。
我也是觉得这些大妈挺可怜的，其实他们正的钱大部分都不是花在自己身上了。
在华人的很多人都是顺风顺水过来的，其实去读读文革十年伤痕文学，读读下岗在就业的报道，读读知乎上家庭贫寒会不会造成自卑，你会发现有人活在世上很难，你觉得轻轻松松到手的肉糜可能是他们终身不能企及的幻梦。这种年龄来到这里怎知不是借了高利贷，不是家里儿女等钱婚嫁找工作，
不是两情相悦的性行为对于男女来说都不是容易的事，还加上传统的道德压力。lz老公能这么想只能说明他是个善良的人。
同意。出卖自己的身体也不只是社会底层。 演艺圈模特圈用身体换上镜的，无论中外，多得很啊。另外，被板上某些大妈视为楷模的邓文迪，不也这样吗？
楼上一位MM说得好，谁不是出来卖的。在世上讨生活，谁容易啊。谁也没资格瞧不起谁。
国内做保姆月嫂是工作，寄钱给家里人，比比皆是，有什么问题吗？
coco chanel好像也是卖身起家的
在美国赚钱太容易了
只要你肯干活就能赚钱
帮人拔草整理院子
接送小孩啥不能赚钱
非要出卖身体吃饭
就是懒惰加贱人
谁都是卖的？
人家卖的是技术和知识
人家光荣
她们卖的是光着身子
如果也觉得光荣就不用偷偷摸摸了
也不会犯法了
都是卖的也有犯法和合法的区别
就是看不上她们
合法妓女大叔还是支持的
那是合法的
哼哼
是的。她们跟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我们哪里知道她们经历过什么？说她们可怜，赚钱辛苦，并不是什么过分的事，不知道LZ愤怒个什么。。。
感谢妹妹的善良.这个网上的看客基本上都是一路顺风顺水的。从小一线城市不愁吃喝生活幸福，长大出国父母买房买车老公年薪五十万，自然不知人间疾苦。不知道为什么很多家境好生活顺的人反而没有什么同情心。我知道有些当老板的富二代对下面员工很苛刻但是白手起家的老板反而宽容很多。
你管？
说可怜同情也不对，反正是他们个人选择
感觉比为钱当二奶小三的还是好很多，这才是用伤害来换钱的。
2008-01-07 12:13阅读：2,676
一名中国下岗女工的为躲警察跳楼身亡轰动了整个法国，并导致数月之久的新闻热潮。但是，悲剧并非仅仅发生在巴黎。刘春兰家乡抚顺曾是一个资源型城市，随着资源枯竭与经济转型，大批下岗工人出现。当地政府鼓励海外输出劳务，但很多海外务工人员大多是非法出境。有的被强制做苦力，有的被迫从事色情服务。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司徒北辰 钱亦楠 发自法国巴黎 《南方周末》记者孟登科 发自辽宁抚顺 专题摄影 司徒北辰
美丽城位于巴黎市区东北部，属于10、11、19和20区的交会地，各国移民和多元文化在其间混杂交错。以美丽城地铁站为中心，方圆几百米内遍布着花花绿绿的中文牌匾。据非正式统计，这里生活着4万多名华人。两个多月前，来自中国抚顺的51岁的非法移民刘春兰，为了躲避警察，在地铁站沿拉维烈特大道向北5分钟路程内的一栋五层临街住宅的窗下意外身亡。
在法国，这一事件成为了最具轰动效应的新闻之一，刘春兰的悲剧被法国人普遍地与法国总统萨科齐的“残酷”的新移民政策联系在一起。萨科奇总统要求法国警方每年遣送25000名非法移民。
不过，悲剧并非只发生在巴黎。11月17日，刘春兰的骨灰被装在一个蓝色袋子蒙着的罐子里启程回国。两天后，在抚顺入冬以来最大的一场雪中，骨灰回到家乡，并最终入葬城郊的金山息园公墓。此时的抚顺，对于刘春兰所熟悉的下岗工人们来说，仍然是一个困境中的城市。
巴黎华人社团“汇集协会”资助刘春兰的家人前往巴黎料理后事，他们在一份公报中解释：“刘春兰离乡背井的梦想和理由是为她25岁的独生子张宇虓提供更好的生活，首先想给他提供一间公寓以便让他能够结婚。”
“饥荒全部还上了”
事情发生在9月20日下午3点多，当时房客李萍刚刚回到41号单元。这里有门禁但没有密码，推门可入，72家房客中至少有11家住的都是中国人。不长的过道昏暗狭小，边上摆着几个垃圾桶。绕着蜿蜒的楼梯爬上二楼，正对面有一扇深红色的房门，透过昏黄的灯光，依稀可见门上油漆掉落后的斑驳痕迹。
在门后，“房东”聂文奎正在给自己剪头发。聂文奎跟刘春兰是老乡，都是辽宁省抚顺市人。在这里，“房东”的意思是最先租下这处公寓的人，然后他又把房子按铺转租给后来人。
李萍是昨天晚上才搬到这间屋子搭铺的，正在因为她的一个没有证件的朋友被警察带走而忧心忡忡。“你吃点东西吧，别上火。”同屋的刘春兰劝慰李萍，给 她端来自己炒的豆角和米饭。
这一天是李萍第一次跟刘春兰聊天。两人于是拉拉家常。今年五十多岁的李萍从沈阳过来，在巴黎“看病居留”，已经待了一年多。
有人在敲门。聂文奎过去开门。李萍听见来人在门口用法语隐约说道：“警察……护照……警察局……朋友……明天……”她面朝门口坐在桌子旁，看见聂文奎与两个法国便衣警察在聊什么。
刘春兰基本不懂法语，但听出了是“玻利丝”（法语“警察”的谐音），滋溜一下钻进了厨房。
事后，她的三姐刘冬兰回忆起刘春兰打电话时说过，她怕警察：“她跟我说，在这里挺害怕警察的，要是给警察知道的话，就要被送回国了。我当时就说，你要是被送回来就回来呗，在外面也不容易，咱就当旅游一次回来好了。她说，她出国欠了7万多块钱，回来的话找什么工作来还清啊？身体再不好，也得做下来。”在电话中，刘春兰不止一次对家人说起她看到的非法移民被抓的情景。
事发当时，李萍亦起身去上厕所。过了一会儿，听到了警察下楼时“咚咚”的声音，聂文奎说警察走了。李萍就朝厨房喊了一声，“警察走了，你出来吧。”可是没人答应。李萍走进厨房，不料厨房没人，窗户是开着的。李萍探头出去，看到许多人围在下面，她一露头，下面的人就都往上看。她赶紧朝聂文奎喊：“坏了，出大事了！她跳下去了！”聂文奎说：“事情大了！”
片刻之前，楼下家居用品店里的突尼斯大妈正站在店门口，看见刘春兰从二楼的窗户里先把拖鞋扔到楼下，然后赤脚踏到窗外。“当时她走在我店铺的雨搭上。晃了几下，就一脚滑了下去，头部朝下重重地摔到地面。我冲上去抱着她喊：‘太太，你没事吧？’她努力挣扎着半睁了一下眼睛，应了一声便不省人事了。”两名法国便衣警察正好走到楼下，看到躺在地上的刘春兰吓了一跳，赶紧打电话叫救护车。刘春兰已经伤重昏迷，被紧急送到了乔治·蓬皮杜医院。
事实上，刘春兰根本不需要逃跑，两位法国警察的任务并非逮捕任何非法移民。
他们事后解释，当日前去该住处的目的是给“房东”聂文奎送一张法院传票。在塞纳·马恩省莫城，有人控告了聂文奎。原告也是一名中国非法移民，被抓到拘留中心后，警方到他所居住的搭铺取他的皮箱，而后这名非法移民报告说，皮箱内的重要物品不翼而飞，怀疑是被一起搭铺的聂文奎偷盗。
仅仅在一周之前，远在抚顺的张宇虓还接到了来自母亲刘春兰的充满兴奋和喜悦之情的电话：“出国的饥荒（债务）已经全部还上了，从今天起，就可以挣钱给你买房子了。”另外她还说，“我已经攒了一些钱，改天给你寄回去。”然而，一个星期后的9月26日，噩耗就从法国大使馆传来。
作为昔日的产业工人和“技术革新能手”，如今的下岗女工和非法移民，刘春兰死于在巴黎入院的第二天夜里。
赖活着，还是赌一把？
出国的念头在刘春兰头脑里酝酿了多久，她的家人并不清楚。她几乎没跟人商量，就独自凑齐了出国费用并办理好了所有的出国手续。7万块钱的出国费用对这个一贫如洗的三口之家是一笔天文数字，刘春兰动员身边的亲戚和朋友，花了半年时间筹上这笔钱。2004年10月，刘春兰怀揣着一本旅游护照，也带着7万元钱的债务，只身一人远走法国巴黎。那天她走得有点儿悲凉，没有一个亲人替她送行。儿子要送，被她劝阻了，而她与丈夫的感情近年来又一直不睦。
在张宇虓看来，父母之间是“正常感情”。刘冬兰则说，妹妹和妹夫感情“一般”，要不是有儿子，估计早离了。
初到法国，刘春兰在美丽城街区警察局下属的救济所过夜。后经中介介绍，刘春兰在巴黎北郊塞纳圣丹尼省的维勒班特市找到了一处住处。旅游签证快到期的时候，刘春兰向行政当局递交了避难申请。这个决定是她一生中最大的一次赌博。她的目的非常明确：为儿子挣钱。
张宇虓自初中毕业就开始打工，直到25岁还没谈过对象。刘春兰赚钱给儿子买房的目的是让他娶媳妇。
2003年，刘春兰的丈夫张百良下岗了，原本就贫困的家庭雪上加霜。张百良是抚顺市木器厂一名普通职工，这家木器厂可以追溯到民国时代，前身是一家棺材铺。张百良的父亲、张百良和他的弟弟都用了将近半生的时间服务于此。张百良也曾有过骄傲：他是厂子里的技术骨干、“先进工作者”。
在木器厂工作了30年的张百良，第一次独自面对社会。对他来说，失业后的再就业培训、政府的生活补贴，从来都仅仅是出现在政府的工作报告里。
同样的厄运，此前8年就曾在这个普通的家庭出现过一次。1995年，刘春兰从抚顺市服装二厂下岗了。她是最早感受到市场经济残酷的那一批人，而服装和纺织业则是这个城市里最早经受市场经济考验的行业。刘春兰好强、有主见，也曾有过自己的荣誉：连续几年被评为这家企业的“技术革新能手”。
自谋出路的刘春兰第一次体会到社会竞争的残酷。四十多岁几乎是一个毫无竞争力的年纪，她替缝纫店做过针线活，一个月能挣四五百块钱，随着年龄的增长，视力下降，只能干类似护理老人、饭店洗碗的工作，收入日减，最少的时候只有一百多块。
张百良的失业让这个家庭彻底没有了希望。他常年在木器厂工作，腰落下了毛病，干不了重的体力活，下岗后只能骑着三轮车走街串巷卖水果，一天干10个小时，碰上好运气能挣十几块钱。
贫困的接力棒开始向下一代传替。由于家庭贫困，自从17岁初中毕业，张宇虓就进入了社会。8年间，他做过服务员、网管、宠物店职员，工资最高时也不过每月600元。刘春兰认为张宇虓到了该成家的年纪。
为了给儿子一个体面的婚礼，刘春兰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出国。赖活着还是赌一把？三姐刘冬兰说，如果不是因为自己孩子是个闺女，她也会出国，在抚顺根本看不到解决生活困难的希望。
尽管刘春兰干的是巴黎最底层的工作，收入却是她的姐姐不敢想象的。将近三年的时间里，刘春兰还清了全部的7万多债务，每年两三万人民币的结余，让远在抚顺的家庭看到了希望。
许多初到法国的非法移民都会申请难民资格，初次申请往往容易获得三四个月甚至一年的认可，每个月大概能拿三百多欧元资助，并可以享受医疗保险。但到了2005年1月份，刘春兰的难民资格申请被拒绝，从此变成了真正的非法移民。
从穷抚顺到穷巴黎
李艳跟刘春兰住上下铺，但是打交道也不是很多。“碰面的机会其实很少，况且自己都顾不上的时候，哪里还能来得及想别人。听说刘春兰后来找了个阿拉伯男朋友，本来还想着结婚，但后来不知怎么又分手了。”嫁人通常是女性非法移民获得合法身份的最方便最快速的途径。今年的8月，刘春兰委托三姐，与丈夫办理了离婚手续。
三年中，她以最贫穷的方式，生活在巴黎最贫穷的城区。美丽城有一个名为“巴黎超级市场”的超市，经常在晚上六点扔掉过期食品，许多人等候已久，这时就上前捡些东西回家。刘春兰在电话里告诉过家人，自己也会在这里买面包吃，“有时候在超市门口捡到的东西也挺好”。
她住在一间10平方米左右的卧室里，房客总共8个人。室内摆着3张上下铺，其中有两张男女合住的双人铺。最里面的一张横挡着惟一的一扇小窗，光线只能从床铺空隙中依稀透射进来。每个床铺上都有用布头蒙起来的窗帘，遮得严严实实。一张小桌靠在左边的墙面，形成和对面床铺间的一条狭窄的过道，走过时必须侧着身子。
穿衣镜下半部分是碎的，浴室没有窗户，墙壁都因湿气褪了皮，浴室的下水道因为老化而漏水。
在抚顺，她的家人的处境与此相似。那是一套建筑面积33平方米的一居室，屋里的摆设都是二十多年前的模样：结婚时的衣柜、桌柜和床，都是张百良自己打的。嗡嗡作响的冰箱和老式的电视机，是下岗前张百良在旧货市场上分别以100元的价格买的。这个家在7楼，天黑以后他们摸黑上楼梯，只是为了省下一个月两块钱的电费。
在巴黎，41号单元楼边的墙壁上贴满用中文写的各种招工启事，有招餐馆女招待的，有招清洁工的，也有寻人教中文的。在这一点上而不只是在薪水标准上，抚顺还比不过美丽城：张百良和张宇虓看不到多少招工启事。
巴黎的小房间里，除了床铺之外几乎一无所有；抚顺房间的衣柜顶上则有一把吉他，是刘春兰年轻时的最爱。“穷巴黎”与“穷抚顺”之间是有管道相连的。作为资源枯竭型城市和东北老工业基地城市，抚顺经历着长久的转型阵痛，由于生活困顿与机会的匮乏，这里有着成千上万的出国淘金者。
在家人印象中，刘春兰性格活泼开朗，会弹会唱。以前在工厂上班时，每逢礼拜天家庭聚会、朋友串门，她就会拨弄拨弄吉他，下岗后，这把吉他在衣柜顶上一放就是十多年，积了厚厚的一层尘土，琴弦也断了，从那时候起，这个家里就再也没有过歌声。
回忆起和妹妹当年在乡下的田埂上抱着吉他自弹自唱的情景，刘冬兰流露出少有的兴奋。
刘冬兰的丈夫陈玉林2000年下岗后在劳务市场打散工。家里揭不开锅，刘冬兰给丈夫下了死命令：晚上回来要挣回大米钱。蹲在劳务市场直到晚上七八点，陈玉林也没有活干。“四十多岁的中年人根本没人要。”他觉得自己是一个毫无用处的废人。刘冬兰给丈夫记过账，陈玉林下岗后最多的一年挣了4000块钱。
回忆起下岗后的生活，刘冬兰忍不住辛酸的眼泪，觉得“活着就是个负担”。买三毛钱的菠菜，早上起来给丈夫熬一顿，晚上回来熬一顿，刘冬兰自己空一天的肚子。为了节省开支，她将一日三餐改为早晚两餐，10年来，这个生活习惯一直保留。
“终于退休了。”直到2007年，刘冬兰才领到了每月680块的退休金，家里终于有了稳定的生活来源。
“日子是一天天熬过来的，最害怕过年过节、人情事务，拿100块钱都困难。”刘冬兰说。
“好消息”接踵而至：从今年10月份起，丈夫陈玉林可以领到每个月400元的生活补贴，条件是他一个月要到街道干3次活。这得归功于丈夫原单位抚顺石油三厂的同事，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这些没有了基本生活保障的下岗职工们频频去北京上访，事情终于在两个月前有了转机。
刘春兰自己的家庭同样贫苦若此，急需她的“输血”。有人事后为她算过一笔账，节省一点过日子的话，每个月120欧元搭铺费和80欧元钱伙食费基本就够花了，而做保姆每个月能挣六七百欧元。作为非法移民她不能在银行开户，领到工资后马上就通过西联汇款寄回国内。
巴黎华人社团汇集协会副会长董力文解释说，这是很多在巴黎的中国非法移民的通常做法。
在这里，刘春兰的生活与其他来自中国东北的非法移民别无二致。她捡垃圾，到跳蚤市场去卖。
在巴黎领取遗物时，刘冬兰在妹妹的包里翻出来一大堆捡来的衬衣衬裤。她把它们全部扔掉了。
借了7万元，还了7万元
在法国《解放报》记者和汇集协会的帮助下，张宇虓和三姨刘冬兰、舅妈陈建云于10月31日去到法国，处理亲人的后事。当张宇虓费尽周折来到母亲生前住过的小屋时，他哭了。
3年前，刘春兰穿着从二姐那儿借来的鞋子踏上了去巴黎的旅程。3年后，刘春兰“穿”着三姐带去法国的鞋子回到家乡。她的家人说，在这3年里，刘春兰没有一双属于自己的鞋子。
刘冬兰回忆说，“我只知道她刚出来那会儿做过一段时间的保姆，替别人看孩子。做了一年多，检查出来身上有糖尿病，后来边打工，边看病，今年年初时又打电话说，她挺长时间没有找工作了，身体没力气。”李艳说，在刘春兰出事之前的那段时间里，巴黎的风声特别紧，刘春兰除了下楼看看招工告示外，都不太敢出门。刘春兰的家人还说，刘春兰甚至在2006年一度动过回国的念头。
刘春兰还是坚持了下来，尽管因为害怕被遣返而时时生活在恐惧当中。最终，她留下的只是困窘艰难的身后事。
张百良说：“再怎么艰难，生活也得继续，不是吗？”刘春兰的死给这个家庭带来的悲伤，只能被深深埋在了心底，张百良甚至没有精力咀嚼痛苦，就得每天忙着奔波于工作和家的路上。
几个月前，张百良托人找到了一份看门的工作，每月600块的收入足以令他满足。为了省下40块钱的月票钱，每天他骑自行车上下班，来回两个小时。抽烟的费用一个月3块钱就够了：烟丝两块，卷烟纸一块。猪肉涨价后，就没吃过。
刘冬兰没敢把妹妹的死讯告诉年近八旬的母亲，她担心母亲接受不了这个打击有个三长两短。
这一决定中包括了非常现实的经济考虑。“母亲不能出事，弟弟一家三口全指着她的退休金。”
在这里，“啃老”是普遍现象——老人至少还有稳定的退休金，而下岗失业的中年人却没有任何稳定的经济来源。在这样的家庭里，老人的去世往往意味着稳定收入的断绝。
在巴黎，董力文寻访刘春兰在这里的生前故交，在事发地点贴上海报寻人，但一个多月以来毫无收获。事发当天的目击者聂文奎和李萍都已经搬走，其他的非法移民们更是跑得无影无踪，以前的合住者中只有李艳、李晶姐妹还留下来。行踪不定再加上东北移民群体之间的疏于交流，使得刘春兰在法国的三年生活变成了一片空白。
即便是家人，对刘春兰巴黎生活的了解也只有概况：借了7万元钱，来了；还完了7万元钱，死了。
在巴黎，张宇虓回忆起母亲的最后一个电话，“我已经攒了一些钱”。但是，他没有在她的遗物中找到这笔钱。她很可能又一次被偷了：最后一次剥夺。身无分文的刘春兰最终还是为儿子留下了一笔钱，不是靠她的贡献和服务，而是靠她的死亡在法国的影响力。这笔善款来自汇集协会、普通法国人、传媒机构和世界范围内更多的与闻此事者，包括非洲的一位参赞。
刘春兰留下来的箱子里没有一分钱，只有一块手表、一部手机、毛衣、外套、牛仔裤和一双鞋。
文章来源: 腾讯 于 2015-10-13 10:42:27 - 新闻取自各大新闻媒体，新闻内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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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在加沙附近的一个小城，父亲是商人，母亲是家庭主妇。”奇亚德像很多生活在巴黎的外国人一样，当谈到自己的家乡时，往往会觉得那个拗口的地名说出来也没人知道，索性以一个广为人知的城市为坐标。
这种“不自信”很快就消失了，他显然为这次陈述做了充足的准备，语气沉着，不紧不慢。看得出来，奇亚德还精心打扮过一番：他的头发黑而浓密，连同鬓角都被修剪得整整齐齐。眉毛粗重，像是用笔画上去的。橘黄色带有暗格纹路的衬衫，外罩着一件黑色鸡心领羊毛衫，显示出他还有着不错的穿衣品位。这样的陈述很像是法语课上一次轻松的口语练习，但事实上，奇亚德是站在巴黎司法宫的重刑法庭接受审判。两名精壮的宪兵坐在他身后，还有一名阿拉伯语同声传译员坐在一旁，不时地提醒一些法语单词。
“但你持有的是埃及护照。”法官说。
“那是一本假护照，我是巴勒斯坦人。”奇亚德淡定地回答。
审判一开始，就出现了出乎意料的状况。在此之前，无论是警察局的资料 还是法新社的新闻稿里都表明，奇亚德今年26岁，埃及人。根据法新社在11月10日发的每周开庭短讯，奇亚德在2012年8月杀害了一名来自中国福州的卖淫女胡媛娥（音译），经过两年多的调查，他将出庭受审。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在11月10日当天就把这条短讯翻译成中文刊发，巴黎的一些华人媒体随后转载。案件审理了三天，它算得上一条新闻，但并不会引起太多关注，在巴黎，类似的案件时有发生。据统计，从2009年到2014年，这里已经有三名中国性工作者被杀。最近的一次发生在2014年3月31日，一位55岁姓冯的女人被嫖客杀死在家中。
人们已经习惯了这样一种事实：一名来自中国的中年妇女，为了生计偷渡到巴黎，语言不通又没什么技能，只好站街从事色情服务。其中有的人遇到了“恶嫖客”，被打、被性侵犯，在发生嫖资纠纷的时候，为了几十欧元，嫖客把站街女杀害——凶手的身份一般也是底层的移民。每起凶杀案都有着类似特征，使得它们看起来都一模一样，无论是受害者还是凶手都那么“典型”。
作为世界医生组织的一个下属机构，“荷花巴士”一方面定期给站街女发放安全套和润滑剂，一方面也在做一系列调查。他们的分析表明，来自中国的性工作者平均年龄45岁，主要是东北人，因为“下岗”出来谋生，但是她们既不能融入法国社会，又与在巴黎生活的温州人格格不入，最终从事了性服务。
媒体报道的此类案件都过于“典型”，反而使得所有牵涉其中的人都面目不清。在2014年11月12日，我到司法宫旁听庭审的现场，试图在胡媛娥命案中有自己的发现。
“司法宫”在巴黎的西岱岛上，与巴黎圣母院只有步行不到５分钟的距离。其实整个西岱岛就是法国的一个司法“重镇”，大法院，宪兵总队，巴黎警察总局都坐落在这仅有22.5公顷的“寸土”之上。
进入司法宫，现实的戏剧性就摆在眼前，各种冲突汇聚在这个始建于５世纪的超大型宫殿之内。不用任何证件，不用申请或预约，任何人只须通过安检就可以到司法宫里，推开任何一个法庭的门，进去旁听一场公开审理。各色人等混杂其间，披着黑色长袍、昂首阔步的律师，端着相机四下张望的的游客，坐在中庭里歇脚的流浪汉，一边走还在一边大吵大闹的诉讼双方。
在重刑法庭旁听要麻烦一些：旁听者要重新过一遍安检，并把手机关机后上交给宪兵保管。在法国，只有重刑法庭才有陪审团，30多位陪审团候选人的名字被写到“骰子”上，法官通过从一个木盒子里抽取“骰子”来随机组成8人。按程序，被告律师有三次机会否决随机选出的某人，11月12日这天，他拒绝了三位年龄偏大的候选人进入陪审团。直到审判过后我才大概猜出他拒绝的理由：年轻人更容易接受一个彻底颠覆的无罪辩护。
“在巴勒斯坦，我上了一所宗教学校，那里教四五岁小孩读《古兰经》，然后上小学，在我们那儿，很多孩子一边上学一边随大人做生意。12岁那年，有一天我去帮叔叔卖货，回家发现房子被炸成一片废墟，父母和比我大6岁的哥哥都死了，我成了孤儿。一个以色列妇女帮我偷越边境逃到了黎巴嫩，当时我身上没有任何证件。”奇亚德不紧不慢地讲述着，讲他在黎巴嫩被一个面包师傅收养，讲他16岁就结婚但不久逃婚，讲他向往欧洲的“和平环境”偷渡到英国继而到了法国，他口中的“身世”虽然简短，却有不少生活细节，甚至包含了很多国际政治、宗教的背景。
法官并不认可他的讲述，“你的手机通讯记录显示，你有80个打往埃及的电话。你怎么解释？”奇亚德不作声。
“另外，尽管目前找到你的护照只是个复印件，但是埃及大使馆证实上面的信息都是真实的。”法官继续说道。
奇亚德坚称自己就是巴勒斯坦人。在法国，“巴勒斯坦难民”可以博取同情，可以触及这个国家的政治正确，何况还有苦难的童年故事。
在庭审间隙，我和同声传译员阿希德先生聊了几句，他名片上标注着“可口译来自所有阿拉伯语国家的阿拉伯语”。
“通过奇亚德的口音，您能判断出他是哪里人么？”
“不行。因为加沙地带和埃及挨着，两个地方的口音区别不大。”
法庭用了两个多小时来辩论被告的身份问题。根据法国法律，奇亚德如果被判刑，服刑后一定会被驱逐出境并终生不得再来法国，但是在他身份不明的情况下，很难将他递解出境。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是所有非法移民逃避被遣送的方法，所谓“黑”在巴黎，必须把自己的护照藏起来，出门时绝对不带，以防遇到盘查。无论哪里人，偷渡到法国以后就铁下心，不能轻易被遣送回去，就算吃苦、坐牢也要留下。
阿拉伯人在西欧生活相对容易，他们在这块土地上有相当长时间的移民历史。但是，中国人来法国却没那么简单。1990年代初，据说有人真的是“走”过来的——从东北越过中俄边境，然后一站一站的坐长途汽车，横穿整个俄罗斯，接近东欧以后，由当地蛇头带领，徒步翻山越岭继续跨越边境，有些人就在这种长途跋涉中冻饿而死。进入西欧以后，这些人逐渐散落，有的人留在德国、荷兰，有的人走到法国、西班牙或意大利。2000年以后，这种危险的长途跋涉似乎越来越少。
2008年，我曾在抚顺采访过一些偷渡黑工的家庭，他们说的偷渡方法是：办一张去波兰商务考察的签证，以波兰为跳板前往西欧国家。由于波兰签证并不是“申根”的，他们要被当地黑帮锁进火车的闷罐车厢，一路偷运到法国或是意大利。
2012年，我再次在巴黎走访黑工，询问他们来法国的途径。尽管不再是闷罐车厢的故事，但一路上依旧是糊里糊涂、提心吊胆。一位女士对我说，她们那一批人集体办了东欧一个国家的短期签证，说不上来是哪个国家。一路上有个香港“导游”带队，先是带着他们进入某个东欧国家，装模作样地“考察”几天，再转机到荷兰或是巴黎。一旦进入海关，香港“导游”立即在机场消失，而且并不发还护照。事实上，黑帮蛇头与外交机构在偷渡链条上深度合作，偷渡客一直处于被摆布的境遇。假如没有护照或护照缺页，在法国几乎是寸步难行，无法申请难民身份，也无法在银行开户。
偷渡客到中国驻法使馆申请新护照也不容易，因为中法之间的反偷渡合作，他们在申请过程中要继续受到各种质询，拿到新护照是一个漫长等待的过程。
我试图弄明白受害人胡媛娥是怎么来的法国，但是一无所获。警察对于胡媛娥的描述是：身高1米53，47公斤。法庭传唤一位姓单的证人，她也是一名站街女，听口音来自东北，曾是胡媛娥的同屋室友。黑色皮短裙，黑色毛领子大衣，浓重的口红，修剪整齐的眉毛，紧紧扎起来的马尾辫，单女士似乎想让自己显得年轻一些，实际上没有丝毫的青春气息，反而是一种僵硬的神态。
单女士说，自己跟死者根本不熟悉，平时很少聊天。面对法官的所有问题，单女士几乎都回答说记不清或不知道。语气之坚决，像是在宣称：你们休想把我拖进这个案子。即便这样，单女士能够出庭作证也实属难得了。法官试图联系更多的证人，这些人不是手机换号联系不上就是一口回绝。
胡媛娥还有个女儿，今年28岁，2012年的时候曾经短暂来到法国办理丧事。据当时媒体的报道，这位女儿与胡媛娥之间的关系不是很好。《解放报》称，胡媛娥是福州附近的农民，2012年年初来到法国，到达一星期以后才打电话给女儿，说自己已经出国了。这样的母子关系在性工作者中比较常见，一方面，她们都说自己卖淫是为了给孩子赚学费或是买房子，但孩子跟他们又似乎没什么感情。
2013年，我曾写过一篇中国性工作者首次在巴黎参加游行的文章，贴到了豆瓣网上，很快就有人发来“豆邮”，说自己的母亲应该就在巴黎从事性服务，“母亲以前务农，后来就出国了。我小时候对她也没什么印象，她出国以后我们找不到她，只是偶尔接到她的电话。她说她在当保姆，当制衣工，但是我一点都不信。”
我曾短暂寄居于一个东北黑工租住的公寓，邻居是一对中年情侣，男的在寿司店当厨师，女的当保姆。他们在国内各有家庭，来到法国后同居在一起。每个周末，他们各自抱着笔记本电脑，通过QQ和国内的家人聊个不停，大年三十那天，他们一边包饺子一边和远方的家人聊着春晚的节目。性工作者尽管是偷渡黑工的一部分，情感世界却大不相同，似乎以一种决绝的态度与家人疏离。
巴黎美丽城街头是中国站街女的一个据点。如果你在地铁站口多站一会儿，就会听到她们高声谈笑的声音，甚至感到一丝欢乐的气氛。一次，“荷花巴士”派发安全套的车刚走，一位卖淫女问同伴：“你刚才去领套子了么？”“领了，我还领了两次，拿了双份呢。”回答者声音很大，带着占小便宜的兴奋。一些参与帮助站街女的巴黎志愿者感叹，她们来巴黎就是为了卖淫，而非什么生活所迫。
很难分清，这些站街女是真的无所顾忌还是刻意在掩盖内心伤感，或许两者兼具。毕业于清华大学的思蒙在巴黎高师读博士，她曾在“荷花巴士”做义工，一次派发安全套的时候，某站街女对她说：姑娘，我能摸摸你的脸么？因为我的女儿应该和你年龄差不多，我已经很多年没见过她了。
站街女的生意，平均交易价格是40欧元左右，这在黑工里绝对算是高收入了。从天津来的董姐住在巴黎北部郊区，工作是在家包饺子，她坐地铁到市区送货，100个饺子能带来20欧元的毛利。
对站街女而言，工作的危险与辛酸都是不足为外人道的。有一次，“荷花巴士”专门派发一种红色安全套，义工雅静解释说，有些站街女在例假期间也会工作，红色安全套可以帮她们“打掩护”。话音未落，就听见一位站街女兴奋地讲述她被抢的经历。“我今天上午去西联，往家里汇钱，刚到门口就有个黑人过来抢我的包，我就死命拉着书包带，最后还是被抢走了。但是，我把钱放在大衣口袋里了，那个黑人抢走的是个空包。”她一边笑一边说，庆幸自己避免了更大损失。
中国站街女在巴黎成为了暴力犯罪的目标，劫财、劫色或是两者兼有。袭击她们的也都是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穷人。
站街女把那些对她们实施性侵害的人称为“恶嫖客”或是“变态”，奇亚德就是这类人。警察曾经找到一位与奇亚德有过交易的中国站街女，她作证说，奇亚德曾想要她舔他的脚，她拒绝了，然后奇亚德就打了她一个耳光，最后她谎称自己生病了，才摆脱奇亚德的纠缠。奇亚德在法庭上也承认了自己多次嫖妓。他说在英国的时候，因为自己会说英语，所以找个伴侣并不难，到了法国以后，不会法语，只能嫖妓。
奇亚德和胡媛娥就是在这种环境下相遇的。在2011年底至2012年初，两个人都偷渡来到了巴黎，当时一个24岁，一个56岁。胡女士在站街女中年龄最大，被称为“老大”，她已经是当外婆的人了。奇亚德到巴黎以后也是居无定所，到处借宿，据他跟警察的供述，换了三四处住所，全是与突尼斯人或摩洛哥人挤在小公寓里。胡媛娥与奇亚德在巴黎都经历着类似的生活：语言不通，和若干同乡挤在一个小房子里，和周围的人关系冷淡。一个要用最低的价格解决性欲，另一个要挣钱，巨大的年龄与种族差异已经可以忽略不计了。
2012年8月2日上午，胡媛娥的生意应该不错，11点刚过就接到这天的第一位客人，她从美丽城带客人步行10分钟，到达巴黎11区，那是个还不错的中产阶级街区。这条街的50号是一座红砖楼，胡女士的工作地点就在这里，房主是一位姓郑的中年温州男人，他把这套公寓出租给8位站街女，她们只要有人拉到客就带到这里交易。这8个人并不住这里，把居住和工作地点分开是为了应对抢劫——无论是站街女、保姆还是包饺子的，只要是中国黑工居住的地方，都是抢劫犯紧盯的目标。
巴黎的街道很少有摄像头，但是50号对面是个迪斯科舞厅，舞厅门口的摄像头正好把当天的事情拍了下来。胡媛娥把第一个客人带进去，10分钟后交易结束，她回到美丽城街口，应该是很快就接到了第二个客人——奇亚德。我猜想，她人生的最后一程有过很开心的部分——上午就有两单生意，第一单用十分钟就搞定了，多么顺利啊。
谈到这一天发生的事，奇亚德在法庭上彻底翻供了，他说，他和胡媛娥进屋之后先是进行了一次正常的性行为，嫖资40欧元，然后他要求再来一次肛交，胡媛娥一开始拒绝，后来说要再加30欧元，事毕，他们为那30欧元吵了起来。奇亚德承认自己用手掐、用皮包带勒了对方的脖子，但是没有致死，他离开的时候胡媛娥是站着的，而且还推了他一把。
这个表述让法官吃惊。“但是，你在警察局的时候承认自己杀人了。”
“对。因为警察审了我4天，不仅威胁我，还专门找了个阿拉伯裔的警察打我。我是在被胁迫的情况下承认的。”
奇亚德拿不出警察刑讯逼供的证据，但是在法庭上，他就这样淡定地翻供了，语气、语速没有任何变化，就像一开始介绍自己身世时一样。
警方掌握了一些关键证据，并建构了一个证据链。法医认定，两个人之间有过两次性行为，其中一次是肛交，而胡媛娥是被皮包带勒死的，皮包带上和胡的脖子上均有奇亚德的指纹。这看似已经成为了铁证，但是随着另一位证人的出庭，情况又复杂了。
“你认识死者胡媛娥么？”房东郑先生被传唤到法庭作证。
“我跟她不熟，只是把房子租给她。”郑先生回答的声音非常小，以至于尽管他在说中文，我坐在旁听席上还是听不清他在说什么，只能去听同声传译员说的法语。
“那你跟胡媛娥有性关系么？”法官继续问。
“没有。”
“那为什么死者的内裤上有你的精液呢？”法官抛出了一份法医鉴定，顿时旁听席上一片哗然。
“没有，我跟她没有任何性关系。”
“你是拉皮条的么？”辩方律师起身发问。庭审至此，辩方律师第一次站起来，他身高超过1米8，光头，络腮胡子，声音带着回响。
“不是，我只是租房子给她们，至于她们干什么我不知道。”郑先生驼着背，压低声音说。
“但是警察调查了门房。门房说你曾经送他礼物，让他对卖淫的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光头的辩方律师抛出了一份警察局提供的笔录。
“我没有贿赂过门房，我连法语都不会说。”
“郑先生，今天是为了审理奇亚德涉嫌杀人案，并不是审判你，所以还请你如实作证。”作为起诉方的检察官提醒。
“我说的都是实情。”
“那你解释一下，8月2日当天你都看见什么了？”法官不再纠结刚才那两个明显的疑点。
“8月2号那天上午我陪一个朋友去医院看病。回家的时候我开门，发现门没锁。我推开门，从门缝里看到胡媛娥躺在床上，感觉她已经死了。我当时就把门关上了，然后让朋友先离开。我再次推门进去，用脚轻轻踹了一下尸体，确认她的确是死了，我就找了块布把尸体盖住。房间里还有个小套间，我走进套间把自己的一个行李箱拿了出来。出门以后我想到要报警，但是不会说法语，就打电话求助一位会说法语的朋友。”
“50号对面的摄像头显示，你进门到出来，间隔20分钟。你陈述的那个过程用不了20分钟吧。请能解释一下，这20分钟你在屋子里还干什么？”
不仅是辩方律师，旁听席上的所有人都身体前倾，急于知道答案。
“我就是盖单子、拿行李，其余没干什么。”郑先生保持一贯的态度，不解释。尽管郑先生身上疑点重重，法官还是让他走了。我事后得知，警察虽然没有拘捕他，但是限制他离开法国，继续对他进行调查。
郑先生的这一番“作证”，使得奇亚德的翻供更值得讨论了。奇亚德推翻了对他的全部两项指控：强奸和杀人。他承认和胡媛娥发生性关系，但那只是嫖娼，他也和胡媛娥有过纠纷，但起码离开的时候她还活着，而且自己还把四十欧元甩在了胡媛娥的脸上。
随后，公诉方和辩护方都开始对同一组证据进行解读：监控录像。不仅是50号对面舞厅的的摄像头，奇亚德还被地铁站、餐馆等摄像头拍下。8月2日中午，监控录像里的奇亚德是这样的：他一脸轻松地走出了50号公寓楼，然后到一个餐馆吃了顿午饭，继而来到附近的共和广场，乘地铁到13区意大利广场站。他出站的时候还笑嘻嘻地帮另外一个乘客拉了一下闸门。第二天，奇亚德还到埃菲尔铁塔闲逛，并兴奋地和一群姑娘拍合影。这一组监控视频既可以解读成奇亚德极度冷血，也可以认为他确实被冤枉了。被告席上的奇亚德越发显得神秘，他依旧是面无表情，说话时保持非常平稳的语速，甚至连自我辩解都不带有一丝激动的情绪。
这场庭审持续三天，每天旁听席都坐满了人，多半是法学院的学生和退休老人。在巴黎，老人们孤独至极。你会在电影院里见到一些老人枯坐一整天，手边放着面包、水，一场场地看下去，一天天就这样度过余生。旁听庭审也是老人们打发时间的一个方法。
保罗·格鲁洛先生看上去年纪不小了，出席庭审的这几天一直穿一件新得还带有折痕的条纹衬衫，戴一条红色围巾，这种一丝不苟的打扮使他看上去和其他打发时间的旁听老人不太一样。“你是死者的家属么？”格鲁洛看我是中国人，在庭审间歇主动过来打招呼。
“不，我也是来旁听的。您呢？”
“我是奇亚德的探访者。昨天下午来作过证。”
“什么是探访者？我不太懂。”
“像奇亚德这样的外国人，在法国被抓进监狱，亲戚不在这边，根本就没人去监狱探望他。法国政府就指派一名探访者，每周去监狱看他一次。我退休后就做义工，专门到监狱探访这样的人，陪他们每周聊一次天，每次一个小时。奇亚德被抓到现在，我已经探访他两年了，一共探访了89次。”
格鲁洛先生说，奇亚德非常聪明，刚进监狱的时候几乎一句法语都不会说，他们还需要用英语交流，后来奇亚德的法语进步很快，在监狱里他还当起了会计。探访人相信奇亚德是无辜的，通过89次的探访，他认为奇亚德是个善良的人，他愿意为此出庭作证。格鲁洛举例说，奇亚德对人态度很好，和监狱里工作人员相处融洽，而且他非常守时，不会像多数羁押人员那样随便找个借口就放探访人的鸽子。
大家津津乐道地猜测谁是凶手，至于死者所遭受的痛苦与折磨，很快就被忽略，直到辩方律师又出示了一个证据，才把旁听者拉回到血腥残忍的现实。法医鉴定发现，死者胡媛娥的肛门内外一共有13道伤口，并且流过很多血，这些创伤不可能来自男人的性器官，应该是硬物伤害所致。警察至今没有找到这个硬物，更无法确定是谁干的。
据其他卖淫女说，胡媛娥生前有一位欧洲裔的情人，这位情人也有暴力倾向，曾经因为持刀伤人被警察传唤过。但是，警察对此人的调查最终不了了之。
胡媛娥的家人或是奇亚德，作为贫穷的外国人，他们不可能为调查和诉讼掏一分钱，从律师到探访者，一切费用都出自法国政府。当然，政府只能提供基本的法律权利的保障，但不可能在这种调查中动用更多的公共资源。
一桩疑点重重、线索稀缺的站街女命案，看起来将长久地悬在半空，无法解开谜团。
第三天上午，法庭调查结束。休庭时，辩方的光头律师打开法庭的窗户透气，他站在窗前沉默不语，一股又冷又湿的空气直扑进来——这是典型的巴黎深秋的天气，大西洋上空的风暴夹带着冻雨整日侵袭这座城市。窗外是始建于公元６５１年的“神宫”医院和巴黎圣母院的钟声。如果说西岱岛上保存完好的古建筑让人感到穿越，与之一起穿越百年的是无数流落他乡的人所经历的动荡与苦难。这些人有的是施暴者，有的是被害者，他们要么苟活，要么死去，有的逍遥法外，有的得到惩罚。几个世纪以来，巴黎作为欧洲大陆的中心，慷慨地收留了无数避难者，可惜这些人却很难融合进来。阿拉伯人，黑人，中国人，来到巴黎之后都成了空无一物（包括合法身份）的人，在这里，最常发生的就是他们之间的野蛮伤害。
再次开庭，光头律师做最后陈述，他直视着３名法官和８名陪审团成员，提醒人们，对于有很多疑点和灰色地带的案件，应该首先认为被告人是无辜的，“我再次请求你们慎重，确认自己在没有丝毫疑虑的情况下做判断，否则，我不知道你们今晚是否可以睡得安稳。”光头律师的声音在法庭内发出金属撞击般的回响，让人觉得四下里异常安静。
庭审最后的步骤是陪审团闭门讨论。“讨论多久？”一位听众问站在门口的宪兵。“最少要——”书记员经过，立刻提醒宪兵：“没有最少时间。”
“最少也要三个半小时。”宪兵看书记员走远了，偷偷跟旁听者说。在这段时间里，所有旁听的人几乎一个都没有离开。
下午５点多，天已经黑了，重刑法庭门口的走廊里只有一盏昏黄的灯，等候结果的听众们昏昏欲睡，靠在椅子上或是索性坐在楼梯上打盹。奇亚德的探访者格鲁洛先生靠在一个角落里看书。４个多小时以后，当宪兵再次把人放进法庭，大家都睡眼惺忪，像是又过了一天。
判决结果让许多人意外——强奸、杀人罪名成立，26岁的奇亚德被判入狱２０年，出狱后将被驱逐出境，永生不得踏上法国领土。法官用极快的语速念完判决书。奇亚德依然如故，脸上没什么表情。
书记员、胡媛娥的代理律师都忙于收拾材料，被告人的光头律师则靠在隔离栏杆上，和奇亚德轻声说着什么，看上去他比当事人还要遗憾，最终，只见奇亚德轻轻摇了下头。旁听席上，格鲁洛先生笔直地站着，凝望着奇亚德，一动不动。
这把年纪了，还有市场？客人挺值得同情的。
从我对妓女这个行业的评价能联系到家庭妇女的价值，你的神逻辑，简直飞出天际了……
全职家庭妇女不一定好吃懒做，人家对家庭、对孩子的贡献是有的；她们也不是毫无生存能力，有些只是为家庭团聚，为孩子成长暂时终止自己的工作而已。最后，她们的价值不由你我来决定，而是由人家老公、孩子、父母来决定。
笑贫不笑娼指的是对资本不干净的红二红顶商人白手套顶礼膜拜，转过头来对被压榨到只剩骨头的底层人百般刻薄
就算愿意吃苦，非常能吃苦， 什么行业能让50+没有任何技能，英语都不会的大妈能一个月赚到5000+美元的现金？
我这还有40大妈做handywomen 的呢
不会英文从中国大陆来没几年的50+的女人，她能会做gardening, 会修东西？怎么找客人？
估计你剪草都不会找中国大妈。
Gardening 基本上被墨墨垄断了吧？
其实娱乐圈为了上节目 很多也给导演睡的啊 麦当娜早年也是靠卖的 不知道你看得上看不上。每个人处境不一样的，我觉得没有必要judge别人。不是每个人从小都有资源做到卖技术和卖知识。 拔草也未必有竞争力啊，那么多壮丁，同等时薪你愿意让一个老妇人拔？ 壮丁只要一小时就完成的漂漂亮亮，老妇人可能拔了三小时还没拔干净，搞不好摔一跤，你还得额外付医疗费。
笑贫不笑娼指的是邓文迪李嘉欣甘比 之流
不是这些又贫又娼的人
种花种菜帮忙做菜园做花园
你要做我就请你
50+不会英文
来美国干嘛？
就为了卖淫赚钱吗？
难道不知道自己不会英文5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