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张未注明日期的照片中，迪丽努尔·买苏木江位于第二行中间。照片由夏米西努尔提供。
夏米西努尔(Shemshinur Mesumjan)是一位现居荷兰阿姆斯特丹的维吾尔流亡者。去年12月，她从第三方得知父亲在新疆和田去世的消息，但这竟距离父亲已经离世一年了。
“当局甚至对我父亲的死讯隐瞒了一年。我甚至无法与我的母亲沟通，她正在等待中国当局将我的姐姐和哥哥从监狱中释放出来，这样他们就可以和她团聚了，” 夏米西努尔说。
2020年9月，夏米西努尔得知她的姐姐和哥哥在南疆和田分别被判处15年和10年监禁。
“他们被逮捕前，我的姐姐是是和田县朗如乡中学校长，我的哥哥是和田市教育局的副局长，”夏米西努尔在荷兰的住所告诉美国之音。
当收到姐姐迪丽努尔·买苏木江和哥哥塔衣尔江·买苏木江入狱的消息时，夏米西努尔已经在土耳其生活和工作了近四年。
“我于2016年12月抵达土耳其，并持有工作许可证在该国工作。2017年4月，我与家人的联系中断了。”夏米西努尔告诉美国之音。“由于新疆政治局势不断恶化，我此后一直留在土耳其。”
据夏米西努尔介绍，2020年9月，当她与父母重新建立联系时，她的父亲告诉她有关她的姐姐和哥哥被当局判刑的事情。
“我父亲告诉我，我的姐姐和哥哥都于2018年12月被捕，首先是因为我在土耳其没有回国的原因，”夏米西努尔说。
夏米西努尔称，她的父母是和田市的退休政府官员，收到了社区官员在一份文件中对她的姐姐和哥哥因为“民族歧视罪”被判决的通知书。
“所谓的证据是我姐姐于2012年底在微信上与我哥哥分享的一篇帖子，其中包含‘清真’一词，新疆当局在2018年认为该词具有种族歧视。结果，我姐姐被判 15年徒刑，我弟弟被判10年徒刑，”夏米西努尔说。
为了给姐姐和哥哥讨回公道，夏米西努尔写信给中国驻土耳其大使馆要求解释，并请求证实她从父母那里听到的判决消息。
夏米西努尔回忆说，当她向中国驻土耳其使馆询问她的姐姐和弟弟在和田的情况时，使馆要求她耐心等待，直到收到新疆当局的答复。
“中国大使馆让我等了近八个月，告诉我要等到新疆当局的回复，并最终停止回复我的电子邮件，”夏米西努尔说。
夏米西努尔介绍，中国驻土耳其大使馆向她索要了护照、在土耳其的工作许可证以及在土耳其的工作详情等详细信息。在电子邮件中向他们提供所有详细信息后，使馆要求她耐心等待最后答复。
“能够体会你的心情，我们已经将您反映的情况报回国内核实。核实情况需要一段时间，请你再耐心等一下，一有消息会及时想你反馈。” 一封与美国之音分享的、日期为2020年12月25日的中国大使馆发送给夏米西努尔的电子邮件写道。
在与使馆进行了一些电子邮件往来后，夏米西努尔的一位在深圳当警察的新疆大学的前同学通过微信联系了她，让她去中国驻土耳其大使馆缴纳中共党费，并给她发一份收据的图片。
“我以前是中共党员。当时我的同学说，如果我按照她的要求去做，她就可以帮助我的姐姐和哥哥获释，”夏米西努尔说。
但夏米西努尔拒绝了她的这位同学的请求。此后，她与父母的所有联系都被新疆当地当局切断。
维吾尔人权项目最近一份关于新疆监禁率的报告的合著者本·卡杜斯(Ben Carrdus)表示，与夏米西努尔哥哥和姐姐类似的案件在新疆很普遍.他在报告中估计，每26个维吾尔人和其他非汉人群体中就有一个目前被监禁。
“你或你的亲人可能会在监狱里消失几十年或更长时间，根本不知道他们在哪里，也不知道他们是否会被释放，甚至不知道你所爱的人是死是活，这已经是难以想象的了。国家的手段一定是无法容忍的，”卡杜斯告诉美国之音。
总部位于华盛顿的维吾尔人权倡导和研究组织维吾尔人权项目(UHRP) 4月25日发布了一份题为《维吾尔人权项目洞察》的报告。该报告指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维吾尔人和其他非汉人群体占中国监狱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34%），尽管他们只占中国总人口的百分之一。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许多维吾尔人将其称为东突厥斯坦）国家检察机关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该地区的维吾尔、突厥和其他非汉族人被监禁的比例为每10万人中 3,814 人，”这份报告说，“这些估计是基于截至2022年六年的官方统计数据，其中包括‘严打’运动的高峰期，显示从2017年到2022年累计刑事起诉数量为 578,645起。”
国际人权组织指出，2017年初，中国以打击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分裂主义为口号，加大了对新疆维吾尔族等其他少数民族和宗教群体的严厉打击力度，自此任意拘押了超过一百万人。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在回应美国之音问询时，否认了维吾尔人权项目的报告，称其为“虚假信息”，并声称其“歪曲”了统计数据。
“中方坚决反对无端指责，”刘鹏宇表示，“我没有找到任何数字或数据来支持这份《维吾尔人权项目》报告。”
根据卡杜斯的说法，获取并依赖中国当局的数据通常是非常困难的。不过，他指出，公开的中国官方起诉统计数据似乎是准确的。
“我们这份报告的主要来源是维吾尔地区国家检察机关发布的官方数据,”卡杜斯告诉美国之音。
在这张未注明日期的照片中，迪丽努尔·买苏木江位于第二行中间。照片由夏米西努尔提供。
夏米西努尔(Shemshinur Mesumjan)是一位现居荷兰阿姆斯特丹的维吾尔流亡者。去年12月，她从第三方得知父亲在新疆和田去世的消息，但这竟距离父亲已经离世一年了。
“当局甚至对我父亲的死讯隐瞒了一年。我甚至无法与我的母亲沟通，她正在等待中国当局将我的姐姐和哥哥从监狱中释放出来，这样他们就可以和她团聚了，” 夏米西努尔说。
2020年9月，夏米西努尔得知她的姐姐和哥哥在南疆和田分别被判处15年和10年监禁。
“他们被逮捕前，我的姐姐是是和田县朗如乡中学校长，我的哥哥是和田市教育局的副局长，”夏米西努尔在荷兰的住所告诉美国之音。
当收到姐姐迪丽努尔·买苏木江和哥哥塔衣尔江·买苏木江入狱的消息时，夏米西努尔已经在土耳其生活和工作了近四年。
“我于2016年12月抵达土耳其，并持有工作许可证在该国工作。2017年4月，我与家人的联系中断了。”夏米西努尔告诉美国之音。“由于新疆政治局势不断恶化，我此后一直留在土耳其。”
据夏米西努尔介绍，2020年9月，当她与父母重新建立联系时，她的父亲告诉她有关她的姐姐和哥哥被当局判刑的事情。
“我父亲告诉我，我的姐姐和哥哥都于2018年12月被捕，首先是因为我在土耳其没有回国的原因，”夏米西努尔说。
夏米西努尔称，她的父母是和田市的退休政府官员，收到了社区官员在一份文件中对她的姐姐和哥哥因为“民族歧视罪”被判决的通知书。
“所谓的证据是我姐姐于2012年底在微信上与我哥哥分享的一篇帖子，其中包含‘清真’一词，新疆当局在2018年认为该词具有种族歧视。结果，我姐姐被判 15年徒刑，我弟弟被判10年徒刑，”夏米西努尔说。
为了给姐姐和哥哥讨回公道，夏米西努尔写信给中国驻土耳其大使馆要求解释，并请求证实她从父母那里听到的判决消息。
夏米西努尔回忆说，当她向中国驻土耳其使馆询问她的姐姐和弟弟在和田的情况时，使馆要求她耐心等待，直到收到新疆当局的答复。
“中国大使馆让我等了近八个月，告诉我要等到新疆当局的回复，并最终停止回复我的电子邮件，”夏米西努尔说。
夏米西努尔介绍，中国驻土耳其大使馆向她索要了护照、在土耳其的工作许可证以及在土耳其的工作详情等详细信息。在电子邮件中向他们提供所有详细信息后，使馆要求她耐心等待最后答复。
“能够体会你的心情，我们已经将您反映的情况报回国内核实。核实情况需要一段时间，请你再耐心等一下，一有消息会及时想你反馈。” 一封与美国之音分享的、日期为2020年12月25日的中国大使馆发送给夏米西努尔的电子邮件写道。
在与使馆进行了一些电子邮件往来后，夏米西努尔的一位在深圳当警察的新疆大学的前同学通过微信联系了她，让她去中国驻土耳其大使馆缴纳中共党费，并给她发一份收据的图片。
“我以前是中共党员。当时我的同学说，如果我按照她的要求去做，她就可以帮助我的姐姐和哥哥获释，”夏米西努尔说。
但夏米西努尔拒绝了她的这位同学的请求。此后，她与父母的所有联系都被新疆当地当局切断。
维吾尔人权项目最近一份关于新疆监禁率的报告的合著者本·卡杜斯(Ben Carrdus)表示，与夏米西努尔哥哥和姐姐类似的案件在新疆很普遍.他在报告中估计，每26个维吾尔人和其他非汉人群体中就有一个目前被监禁。
“你或你的亲人可能会在监狱里消失几十年或更长时间，根本不知道他们在哪里，也不知道他们是否会被释放，甚至不知道你所爱的人是死是活，这已经是难以想象的了。国家的手段一定是无法容忍的，”卡杜斯告诉美国之音。
总部位于华盛顿的维吾尔人权倡导和研究组织维吾尔人权项目(UHRP) 4月25日发布了一份题为《维吾尔人权项目洞察》的报告。该报告指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维吾尔人和其他非汉人群体占中国监狱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34%），尽管他们只占中国总人口的百分之一。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许多维吾尔人将其称为东突厥斯坦）国家检察机关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该地区的维吾尔、突厥和其他非汉族人被监禁的比例为每10万人中 3,814 人，”这份报告说，“这些估计是基于截至2022年六年的官方统计数据，其中包括‘严打’运动的高峰期，显示从2017年到2022年累计刑事起诉数量为 578,645起。”
国际人权组织指出，2017年初，中国以打击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分裂主义为口号，加大了对新疆维吾尔族等其他少数民族和宗教群体的严厉打击力度，自此任意拘押了超过一百万人。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在回应美国之音问询时，否认了维吾尔人权项目的报告，称其为“虚假信息”，并声称其“歪曲”了统计数据。
“中方坚决反对无端指责，”刘鹏宇表示，“我没有找到任何数字或数据来支持这份《维吾尔人权项目》报告。”
根据卡杜斯的说法，获取并依赖中国当局的数据通常是非常困难的。不过，他指出，公开的中国官方起诉统计数据似乎是准确的。
“我们这份报告的主要来源是维吾尔地区国家检察机关发布的官方数据,”卡杜斯告诉美国之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