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贾拥民
均衡研究所学术顾问
浙江大学跨学科中心特约研究员
4月11日，央行公布了2023年一季度的金融数据，居民存款增加近10万亿元。
一个季度（3个月）居民存款增加10万亿。这是什么概念？ 回看2023年1月10日，中国人民银行官网发布的2022年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别有一番感慨。报告显示，2022年人民币存款额增加了26.26万亿元，其中居民存款增加了17.84万亿元，与2021年9.9万亿的居民储蓄增量相比，出现了7.9万亿元的居民超额储蓄。
也就是说，2023年第一季度居民存款增量已经超过了2021年全年增量、2022年全年增量的50%。
2023年初，有很多专家认为，居民部门存在着如此之高的超额储蓄，只要疫情管控放开，让各种消费场景复现，就会带来全面的“报复性消费”。但上述数据说明，“报复性消费”还为时尚早。值得注意的是，专家们曾经寄望于90后、95后成为拉动消费的主力人群，但90后、95后却似乎反而成为“报复性存钱”的主力。
后浪研究所2022年的一份报告显示，在全国接受调查的40岁以下人群中，90后每月有存钱习惯的所占比例最大，占到41.7％。95后紧随，也达到了40.6％。在存钱比例上，三成的90后表示会将月收入的50％以上都存起来，再一次在所有年龄层中遥遥领先。
中国的经济增长过于依赖投资，这是老生常谈了。光靠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不可持续，也几乎成了各方共识。然而，尽管专家大力呼吁，政府也出台了不少刺激消费的政策措施，消费还是不够强劲。原因何在？
从根本上说，消费是人的自然需要，也是收入的自然结果，消费低迷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收入问题。
消费意愿取决于对未来预期，而非当前收入水平
收入＝储蓄＋消费 这个恒等式说明，个人的消费水平，依赖于他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
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指出，消费支出与收入之间存在着稳定的函数关系，消费一方面取决于当期收入，另一方面取决于消费倾向。弗里德曼则认为，消费者的当期收入可以分为永久性收入和临时性收入两部分，而消费者的消费支出不是由当期收入决定的，是由消费者可以预计到的长期收入决定的。
因此，当政府试图用短期的政策来影响消费时，往往不能奏效，因为人们增加的收入是临时性的，不会立即用来增加消费，而更可能转化为储蓄。
例如，当政府试图用税收政策影响消费时，如果减税或增税是临时性的，消费就不会有大变化，只有永久性税收变动，政策才会有明显的效果。
简单说，这些理论的共同点是，一个人的消费取决于他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消费能力是指一个人最多能消费多少，大体上相当于他的可支配收入。消费意愿指一个人愿意将多少收入用于消费，主要取决于对未来收入的预期。
这里非常关键的是对未来收入的预期。人们对未来的收入的预期越乐观，消费意愿就越强，甚至愿意借钱消费；反过来，对未来收入的预期越悲观，消费意愿就越弱，就会将更多的收入存起来。
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低，影响消费能力
如果你没有什么收入，那么即便有很高的消费意愿，也没能力去消费。这就来到了第二个恒等式：居民消费率＝居民消费倾向×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
这个恒等式说明，居民的消费能力依赖于国民收入在部门间的分配状况。也就是说，个体层面上的消费能力，在宏观的层面上是由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决定的。
根据殷剑峰等人的研究，从2001到2020的二十年间，中国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平均只有61%，美国为76%；同一时期，中国居民消费倾向是63%，而美国是92%。那么，要提高中国的居民消费率，有三个途径：
一是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
二是提高居民消费倾向，
三是同时提高两者。
自201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达峰以后，在居民消费倾向趋于上升的同时（直到新冠疫情期间被打断），中国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基本没有变化，2019年的数据甚至低于2012年。
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一直不低，即便是人均GDP，也距高收入国家水平仅一步之遥，那为什么会出现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严重偏低的情况呢？
原因是，长期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以投资为主导的，其中又是以建设投资为主导。统计显示，中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建筑投资与设备投资之间的比值，从改革开放初期的2.5上升到了2017年的3.9。
这种投资结构也反映出中国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土地谋发展”的结果这个事实，相应的，作为土地出让者的政府，财政收入也不断提高。在土地越卖越少或房地产市场冷却下来之后，不少地方政府仍可以通过举债获得建设投资所需的资金，即便出现暴雷等问题，也往往通过超发货币解决，实际上再度把国民收入从居民部门和企业部门转移到了政府部门。
国民收入集中到政府手中后，投资决策由政府做出，会改变经济运行的信息基础，即从分散的、私人投资，转变为集中的公共投资，这也是现在的年轻人越来越向往政府、事业单位和国企等体制内工作的一个原因。
但这种集中投资，往往效率不高，且可能挤压了企业家得以涌现和成长的空间。
与其刺激消费，不如提高居民收入水平
第三个恒等式就来到关键的问题：居民收入。
居民可支配收入＝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净收入＋转移净收入
90后们“报复性存钱”，一个主要原因可能在于他们对未来的财产性收入的信心不振。居民可支配收入中，工资收入和经营收入大体相当于劳动报酬；财产性收入包括利息、红利、租金等。财产性收入和劳动报酬一起构成了初次分配的收入。转移支付收入则是指政府通过再分配途径给予居民的收入。
殷剑峰等人的研究表明，中国居民的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不算太低，因此要提高中国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需要增加的是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支付收入。
众所周知，中国居民的财产结构并不是非常合理的，一方面实物资产占比过高，另一方面金融资产中存款类资产占比过高。 现在，很多人仍然将更多的资金从权益类资产转为存款，如将理财、股票投资转为存款。
许多人观察到，60后、70后和80后，相比95后、00后，对未来还要更乐观一些。有些95后、00后，显得很“佛系”，不如他们父辈的70后、80后那么有叛逆性、独立性和奋斗精神。这其实与这几代人对财产的直接感受不同有关。
许多出身普通家庭甚至贫穷家庭的70后、80后，虽然面对迅速变化的世界也有迷茫和焦虑，但仍有激情，相信通过自己努力和奋斗，可以拥有一定的财产，包括在大城市置业买车之类。他们知道自己的财产的难得和可贵，知道财产权利的价值和重要性，因此也更愿意投资，对获得财产性收入很有信心。
相比之下，有些95后、00后，对财产权利没有这种直接感受，似乎很早就打算接受整个世界了。他们一方面更向往有稳定的工资收入的“铁饭碗”，另一方面刚开始上班就考虑退休后的生活，于是很早就开始存钱。
有人呼吁，要刺激消费，让居民消费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而上文已阐明，影响消费的主要是长期可预期的永久性收入，因此最重要的是让居民获得更高、更稳定的财产性收入。
作者 | 贾拥民
均衡研究所学术顾问
浙江大学跨学科中心特约研究员
4月11日，央行公布了2023年一季度的金融数据，居民存款增加近10万亿元。
一个季度（3个月）居民存款增加10万亿。这是什么概念？ 回看2023年1月10日，中国人民银行官网发布的2022年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别有一番感慨。报告显示，2022年人民币存款额增加了26.26万亿元，其中居民存款增加了17.84万亿元，与2021年9.9万亿的居民储蓄增量相比，出现了7.9万亿元的居民超额储蓄。
也就是说，2023年第一季度居民存款增量已经超过了2021年全年增量、2022年全年增量的50%。
2023年初，有很多专家认为，居民部门存在着如此之高的超额储蓄，只要疫情管控放开，让各种消费场景复现，就会带来全面的“报复性消费”。但上述数据说明，“报复性消费”还为时尚早。值得注意的是，专家们曾经寄望于90后、95后成为拉动消费的主力人群，但90后、95后却似乎反而成为“报复性存钱”的主力。
后浪研究所2022年的一份报告显示，在全国接受调查的40岁以下人群中，90后每月有存钱习惯的所占比例最大，占到41.7％。95后紧随，也达到了40.6％。在存钱比例上，三成的90后表示会将月收入的50％以上都存起来，再一次在所有年龄层中遥遥领先。
中国的经济增长过于依赖投资，这是老生常谈了。光靠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不可持续，也几乎成了各方共识。然而，尽管专家大力呼吁，政府也出台了不少刺激消费的政策措施，消费还是不够强劲。原因何在？
从根本上说，消费是人的自然需要，也是收入的自然结果，消费低迷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收入问题。
消费意愿取决于对未来预期，而非当前收入水平
收入＝储蓄＋消费 这个恒等式说明，个人的消费水平，依赖于他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
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指出，消费支出与收入之间存在着稳定的函数关系，消费一方面取决于当期收入，另一方面取决于消费倾向。弗里德曼则认为，消费者的当期收入可以分为永久性收入和临时性收入两部分，而消费者的消费支出不是由当期收入决定的，是由消费者可以预计到的长期收入决定的。
因此，当政府试图用短期的政策来影响消费时，往往不能奏效，因为人们增加的收入是临时性的，不会立即用来增加消费，而更可能转化为储蓄。
例如，当政府试图用税收政策影响消费时，如果减税或增税是临时性的，消费就不会有大变化，只有永久性税收变动，政策才会有明显的效果。
简单说，这些理论的共同点是，一个人的消费取决于他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消费能力是指一个人最多能消费多少，大体上相当于他的可支配收入。消费意愿指一个人愿意将多少收入用于消费，主要取决于对未来收入的预期。
这里非常关键的是对未来收入的预期。人们对未来的收入的预期越乐观，消费意愿就越强，甚至愿意借钱消费；反过来，对未来收入的预期越悲观，消费意愿就越弱，就会将更多的收入存起来。
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低，影响消费能力
如果你没有什么收入，那么即便有很高的消费意愿，也没能力去消费。这就来到了第二个恒等式：居民消费率＝居民消费倾向×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
这个恒等式说明，居民的消费能力依赖于国民收入在部门间的分配状况。也就是说，个体层面上的消费能力，在宏观的层面上是由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决定的。
根据殷剑峰等人的研究，从2001到2020的二十年间，中国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平均只有61%，美国为76%；同一时期，中国居民消费倾向是63%，而美国是92%。那么，要提高中国的居民消费率，有三个途径：
一是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
二是提高居民消费倾向，
三是同时提高两者。
自201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达峰以后，在居民消费倾向趋于上升的同时（直到新冠疫情期间被打断），中国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基本没有变化，2019年的数据甚至低于2012年。
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一直不低，即便是人均GDP，也距高收入国家水平仅一步之遥，那为什么会出现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严重偏低的情况呢？
原因是，长期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以投资为主导的，其中又是以建设投资为主导。统计显示，中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建筑投资与设备投资之间的比值，从改革开放初期的2.5上升到了2017年的3.9。
这种投资结构也反映出中国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土地谋发展”的结果这个事实，相应的，作为土地出让者的政府，财政收入也不断提高。在土地越卖越少或房地产市场冷却下来之后，不少地方政府仍可以通过举债获得建设投资所需的资金，即便出现暴雷等问题，也往往通过超发货币解决，实际上再度把国民收入从居民部门和企业部门转移到了政府部门。
国民收入集中到政府手中后，投资决策由政府做出，会改变经济运行的信息基础，即从分散的、私人投资，转变为集中的公共投资，这也是现在的年轻人越来越向往政府、事业单位和国企等体制内工作的一个原因。
但这种集中投资，往往效率不高，且可能挤压了企业家得以涌现和成长的空间。
与其刺激消费，不如提高居民收入水平
第三个恒等式就来到关键的问题：居民收入。
居民可支配收入＝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净收入＋转移净收入
90后们“报复性存钱”，一个主要原因可能在于他们对未来的财产性收入的信心不振。居民可支配收入中，工资收入和经营收入大体相当于劳动报酬；财产性收入包括利息、红利、租金等。财产性收入和劳动报酬一起构成了初次分配的收入。转移支付收入则是指政府通过再分配途径给予居民的收入。
殷剑峰等人的研究表明，中国居民的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不算太低，因此要提高中国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需要增加的是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支付收入。
众所周知，中国居民的财产结构并不是非常合理的，一方面实物资产占比过高，另一方面金融资产中存款类资产占比过高。 现在，很多人仍然将更多的资金从权益类资产转为存款，如将理财、股票投资转为存款。
许多人观察到，60后、70后和80后，相比95后、00后，对未来还要更乐观一些。有些95后、00后，显得很“佛系”，不如他们父辈的70后、80后那么有叛逆性、独立性和奋斗精神。这其实与这几代人对财产的直接感受不同有关。
许多出身普通家庭甚至贫穷家庭的70后、80后，虽然面对迅速变化的世界也有迷茫和焦虑，但仍有激情，相信通过自己努力和奋斗，可以拥有一定的财产，包括在大城市置业买车之类。他们知道自己的财产的难得和可贵，知道财产权利的价值和重要性，因此也更愿意投资，对获得财产性收入很有信心。
相比之下，有些95后、00后，对财产权利没有这种直接感受，似乎很早就打算接受整个世界了。他们一方面更向往有稳定的工资收入的“铁饭碗”，另一方面刚开始上班就考虑退休后的生活，于是很早就开始存钱。
有人呼吁，要刺激消费，让居民消费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而上文已阐明，影响消费的主要是长期可预期的永久性收入，因此最重要的是让居民获得更高、更稳定的财产性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