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每个月都在焦虑，又要付不起下个月的房租了。全厦门的医生都知道我们过得很惨，也经常有人问我下个月什么时候“自杀”。
撰文 | 汪航
从公立三甲医院辞职创业是种怎样的体验？林晨晖用“付不起下个月房租”来描述他的经历。
作为一名心内科主治医生，林晨晖曾在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工作了8年时间，直到2018年，由于身体无法承受长时间的手术任务，他的临床生涯被按下了暂停键。
与此同时，他发现每年都有很多人猝死，而我国的心肺复苏培训和AED（自动体外除颤器）铺设又几乎处于空白期，“凭借心内科医生的职业敏感，我觉得自己找到了商机，可以大卖急救培训和AED，也可以辞职、创造一番大事业了。”
现实却是，林晨晖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他说离开公立医院后，社会上根本没人愿意理睬他这个缺乏资源的“小医生”；他曾认为是商机无限的AED项目，也在屡次推广失败后陷入困局，一天都卖不出去一台；他现阶段的收入勉强覆盖成本，经常焦虑下个月的办公室房租在哪……
不过，林晨晖并不后悔最初的选择。如今，他的身份是厦门市湖里区救心圈志愿服务中心负责人，与志同道合的医生一起创建了“救心圈”，通过微信公众号、线下活动等多种形式，继续推动AED的布设与普及。
离开公立医院五年后，林晨晖有哪些新的感悟？为何AED项目在我国难以推广？他又如何看待医生与体制间的关系？
以下是林晨晖的自述：
我为什么离开公立医院？
从福建医科大学毕业后，我在2011年入职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成为了一名心内科主治医生，主要处理冠心病、心肌梗死、心脏衰竭、心律失常和一些常见的心血管疾病。
我挺喜欢医生这个职业的，因为被需要的感觉非常好，但医生又非常累。我们心内科有个特点，急危重症患者特别多，除了日常工作之外，基本天天都要查房，每6天还要值一次夜班。有时就算轮休也要参加急诊手术，而心内科的手术时间又特别长，我几乎很少有属于自己的时间。
林晨晖/本文图片均为受访者供图
在临床干了一段时间后，我出现了腰背酸痛的症状，并且不断加重。做了核磁共振后才发现是强直性脊柱炎，虽然这个病属于先天性的，但大量背着铅衣的介入手术，对脊柱发生巨大的损伤。如果没有手术，心内科医生几乎不再有职业发展。
另一方面，我长期在心内科工作，见过太多院外心脏骤停而没有及时得到救治的患者，他们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我国每年院外心源性猝死105万人，一分钟就有两名中国人猝死，以厦门500万人口为例，每年有3700人在医院外发生心脏骤停，抢救成功率不足1%。而在国外发达地区，抢救成功率可以达到30%-50%。
更令我触动的一件事是，我们兄弟医院的急诊科主任在羽毛球场打球猝死了，因为缺乏AED，即便当时有一群专业医生在现场，做了很标准的心肺复苏也没有救活。
这些数据和个例的根源，是我国缺少心肺复苏培训和AED铺设。当时，国内公共场所的AED应用率几乎为0，比如福建省，像地铁、公园这些人流量大的地方，没有一台可供应急使用的AED设备。在2016年，全厦门也仅有5台AED。
事实上，现场有无AED，救治成功率相差巨大。比如在发生心源性猝死现场，无心肺复苏无AED使用，患者存活率接近于0。仅使用心肺复苏而不使用AED，能活着到医院的几率仅5%。心肺复苏联合使用AED，抢救率可达30%-50%。
发现这一现象后，我并没有去做市场调查或是商业模式研究，仅仅是凭着医生身份带来的职业敏感性和一腔热血，天真地认为自己看到了一点商机：我可以大卖急救培训和AED，也可以从医院辞职，去创造一番大事业了。
2018年，我正式离开了医院。没人劝说过我，因为当时没有疫情，国内的经济形势还不错，身边也有人下海创业的。但离开体制后我才发现，自己之前一直生活在“象牙塔”。
“卖AED是反人性的”
我最开始的工作是卖急救培训和AED。很多国家都将公共场所铺设AED作为提高院外心源性猝死患者抢救成功率的重要手段。比如，全球AED普及率最高的国家是荷兰，每10万人大约配有695台AED，美国每10万人配有AED的数量为317台，日本为555台。
在我国，深圳是AED数量全国最多的城市，2022年的总数为14158台，每10万人配有AED的数量为80台，其余地区甚至不足1台。
2020年发布的《中国AED布局与投放专家共识》建议，应以“每10万人配置100台-200台AED”为标准，而现有中国AED配置率仅为0.2台/10万人。所以刚开始创业时，我给自己设定了个小目标，希望通过努力在三年时间内把国内AED的铺设密度提高到200台/10万人。
但现实太残酷了，就拿我主营的厦门来说，现在总数也只有1000多台，未来的阶段性目标为100台/10万人。在全国除深圳、上海等城市外的多数地区，这一密度更低。
一项明明对大家健康有益的事业，为何这么难推广？我也是在创业过程中才慢慢发现了本质问题：卖急救培训和AED是反人性的。通俗来说，需要心肺复苏和AED的是死人而不是活人，一个人有被救活的需求，但是没有救活别人的需求。
很多人听了这句话肯定想反驳，但如果你能理解这句话，说明你还有下海经商的潜力。可以从三方面解释这一判断。首先，对C端（消费者、个人用户端）而言，就算红十字会免费给人家急救培训，大部分人还爱来不来，更不用说要人家付钱来接受培训了。
其次是对于政府端。坦白讲，铺设AED这件事最终还是要靠政府的强大统筹能力来完成，这需要相关部门去规划、协调，背地里做大量的工作，而AED在政府那里没有政绩指标，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除了缺乏动力外，财政也是很现实的问题。目前一台AED的政府采购均价在2万左右，以厦门500万人口为例，如果按照每10万人配置100-200台AED，那么需要五千到一万台，政府采购总价为1到2亿元。
按每台AED的10年寿命来算，政府每年要在AED上的经济投入是1000万-2000万元，加上培训等成本，保守估计每年要花2000万-3000万。很多地方不愿意拿这个钱，为什么深圳普及率高？因为深圳当地有生产AED的纳税大户，它可以对当地经济形成正向反馈。
除了这些，还有一个推广阻力是责任归属问题。院外急救意味着没有专业的医护人员，在这样的环境下，现场的普通民众面对心脏骤停患者，很少有人敢主动出手进行心肺复苏，对患者进行除颤的就更少了。
除了不会操作外，大家都害怕的一个事情是，万一没有救活或是错误使用了AED，谁来承担责任？
以前没有AED时，患者如果不幸死亡，那无非是个人问题。但多了一道AED抢救的手续后，这个责任就转移给了施救者或是AED铺设方。虽然有免责法条，但没有人愿意冒风险。特别是对企业而言——就算死人了，会有保险来付，何必吃力不讨好去花钱买设备、买培训？
我付不起下个月房租了
这些经验，都是经过血淋淋的教训后才体会到的。
刚开始我觉得，做生意很简单啊，你情我愿有需求就行了，无论是C端还是B端，我只要告诉你这件事对人们的健康多么有益，那你肯定会感兴趣。创业后才意识到，体会他人痛苦这件事情是很难的，你以为的好事，在其他人看来可能分文不值。
对AED市场而言，政府和企业作为购买方占比超过了70%，所以最初我们是去一家家公司上门推销，一天可能要跑百十家，但真正转换为客户的可能只有那么一家。那段时间，我和其他两个同事没有一点工资。
时间久了，我才发现并不是AED不好卖，而是我们自己的经营理念有问题。因为是医生出身，我总希望依靠自己的专业知识去说服对方，但这其实是非常难的。我也逐渐意识到，做生意有自己的内在逻辑，你要去影响决策者，让事情快速推动的根源可能与专业没多大关系。
比如，我到处免费去给人讲课，后面会跟着一群莆田系趁机卖AED，他们会直接用莆田系的“魔法攻击”。在他们看来，这种不可言说的方式才是卖医疗器械的王道，看他们卖得好开心，我心里好羡慕。
意识到这一点后，我挺有挫败感的，但又不愿意去学习那一套东西。所以我们调整了运营模式，从卖AED转向了医学科普启迪民智。目前，我们团队有三个专职人员，除了行政人员外，还有一位和我一样从医院辞职的康复科医生。
“救心圈”培训现场
公益“救心圈”是我们转型后的事业，通过微信公众号、线下活动等多种形式，推动AED的布设与普及，也为企、事业单开展美国心脏协会的急救培训，每周有3到4场课程，部分收费。截至目前，我们已经培训了1400多名拥有AHA国际急救员证书的急救志愿者。
此外，我们会制作一些视频用于传播急救科普知识。到现在，视频已经拍了300多个，但看的人只有几百个，也已经不想改变风格了，感觉已经心累了。唯一值得庆幸的是，我们花了10天完成的微电影《失明》获得了第33届中国金鸡百花手机微电影优秀作品奖。
微电影只能是爱好，仍没有解决现金来源的问题。现在AED很难再卖出去了，依靠急救员培训的1200元报名费和大型的讲座，每月仅有2万元左右的营收，基本覆盖仓库、办公室房租和一名全职人员的工资。
所以我每个月都在焦虑，又要付不起下个月的房租了。不夸张的说，全厦门的医生都知道我们过得很惨，也经常有人问我下个月什么时候“自杀”。当然，这是朋友之间的调侃，我也经常称呼自己为“天桥底下的医生”，因为经常在天桥上摆摊、吃盒饭。
林晨晖称自己为“天桥底下的医生”
“千万不要离开公立医院”
离开公立医院后，我可以说是遭受了社会的来回毒打，五年以来，我自己也总结了几点感悟。
首先是，千万不要离开体制，因为体制内医生是没办法在社会上生存的。
不知道医生们是否发现，体制为我们营造了一个“被需要”的假象，还有一个保护我们的外壳，让我们旱涝保收。但事实上，作为现代医学的医生，需要借助各种医学模块才能发挥专业能力，一旦离开这些模块，专业能力几乎为零。
而且，医生们大多维持着“象牙塔”的纯真，没有被社会毒打过，总以为外面世界很精彩，甚至认为单靠自己的专业能力就可以年入百万。其实，医生们很难“拉下脸”去赚钱，总感觉救人的时候找人谈钱，是对自己专业的巨大侮辱。
幸运的是，不会赚钱，还好生活无忧，也有很多医生朋友的支持。这几年，我们到处公益讲课和摆摊；联合大企业捐赠AED；坚持拍摄具备循证医学证据的医学科普视频，拿到了国际医学科普优胜奖；救治了5个心脏骤停的生命，拿到了美国心脏协会AHA "Heart Hero"奖章。
“救心圈”志愿者参加世界急救日活动
活得虽然不易，但是被他人认可还是挺爽的。很多人问我，是否后悔离开公立医院，我的答案至今还是“不后悔”。
对我而言，离开医院使我有了更多自由，学会了如何收集各种信息鉴别骗子，并且进行各种领域的阅读。我曾报考了厦门大学MBA，被录取后又因没有工资流水，银行不给贷款而辍学。我还考取了ARDMS美国心脏超声证书。这些学习过程使我获得了延迟满足。
这是我看着账户上面的5千块钱发出的一点感悟，但下个月的房租不知道又在哪里。
来源：医学界
责编：钱 炜
编辑：赵 静
我每个月都在焦虑，又要付不起下个月的房租了。全厦门的医生都知道我们过得很惨，也经常有人问我下个月什么时候“自杀”。
撰文 | 汪航
从公立三甲医院辞职创业是种怎样的体验？林晨晖用“付不起下个月房租”来描述他的经历。
作为一名心内科主治医生，林晨晖曾在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工作了8年时间，直到2018年，由于身体无法承受长时间的手术任务，他的临床生涯被按下了暂停键。
与此同时，他发现每年都有很多人猝死，而我国的心肺复苏培训和AED（自动体外除颤器）铺设又几乎处于空白期，“凭借心内科医生的职业敏感，我觉得自己找到了商机，可以大卖急救培训和AED，也可以辞职、创造一番大事业了。”
现实却是，林晨晖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他说离开公立医院后，社会上根本没人愿意理睬他这个缺乏资源的“小医生”；他曾认为是商机无限的AED项目，也在屡次推广失败后陷入困局，一天都卖不出去一台；他现阶段的收入勉强覆盖成本，经常焦虑下个月的办公室房租在哪……
不过，林晨晖并不后悔最初的选择。如今，他的身份是厦门市湖里区救心圈志愿服务中心负责人，与志同道合的医生一起创建了“救心圈”，通过微信公众号、线下活动等多种形式，继续推动AED的布设与普及。
离开公立医院五年后，林晨晖有哪些新的感悟？为何AED项目在我国难以推广？他又如何看待医生与体制间的关系？
以下是林晨晖的自述：
我为什么离开公立医院？
从福建医科大学毕业后，我在2011年入职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成为了一名心内科主治医生，主要处理冠心病、心肌梗死、心脏衰竭、心律失常和一些常见的心血管疾病。
我挺喜欢医生这个职业的，因为被需要的感觉非常好，但医生又非常累。我们心内科有个特点，急危重症患者特别多，除了日常工作之外，基本天天都要查房，每6天还要值一次夜班。有时就算轮休也要参加急诊手术，而心内科的手术时间又特别长，我几乎很少有属于自己的时间。
林晨晖/本文图片均为受访者供图
在临床干了一段时间后，我出现了腰背酸痛的症状，并且不断加重。做了核磁共振后才发现是强直性脊柱炎，虽然这个病属于先天性的，但大量背着铅衣的介入手术，对脊柱发生巨大的损伤。如果没有手术，心内科医生几乎不再有职业发展。
另一方面，我长期在心内科工作，见过太多院外心脏骤停而没有及时得到救治的患者，他们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我国每年院外心源性猝死105万人，一分钟就有两名中国人猝死，以厦门500万人口为例，每年有3700人在医院外发生心脏骤停，抢救成功率不足1%。而在国外发达地区，抢救成功率可以达到30%-50%。
更令我触动的一件事是，我们兄弟医院的急诊科主任在羽毛球场打球猝死了，因为缺乏AED，即便当时有一群专业医生在现场，做了很标准的心肺复苏也没有救活。
这些数据和个例的根源，是我国缺少心肺复苏培训和AED铺设。当时，国内公共场所的AED应用率几乎为0，比如福建省，像地铁、公园这些人流量大的地方，没有一台可供应急使用的AED设备。在2016年，全厦门也仅有5台AED。
事实上，现场有无AED，救治成功率相差巨大。比如在发生心源性猝死现场，无心肺复苏无AED使用，患者存活率接近于0。仅使用心肺复苏而不使用AED，能活着到医院的几率仅5%。心肺复苏联合使用AED，抢救率可达30%-50%。
发现这一现象后，我并没有去做市场调查或是商业模式研究，仅仅是凭着医生身份带来的职业敏感性和一腔热血，天真地认为自己看到了一点商机：我可以大卖急救培训和AED，也可以从医院辞职，去创造一番大事业了。
2018年，我正式离开了医院。没人劝说过我，因为当时没有疫情，国内的经济形势还不错，身边也有人下海创业的。但离开体制后我才发现，自己之前一直生活在“象牙塔”。
“卖AED是反人性的”
我最开始的工作是卖急救培训和AED。很多国家都将公共场所铺设AED作为提高院外心源性猝死患者抢救成功率的重要手段。比如，全球AED普及率最高的国家是荷兰，每10万人大约配有695台AED，美国每10万人配有AED的数量为317台，日本为555台。
在我国，深圳是AED数量全国最多的城市，2022年的总数为14158台，每10万人配有AED的数量为80台，其余地区甚至不足1台。
2020年发布的《中国AED布局与投放专家共识》建议，应以“每10万人配置100台-200台AED”为标准，而现有中国AED配置率仅为0.2台/10万人。所以刚开始创业时，我给自己设定了个小目标，希望通过努力在三年时间内把国内AED的铺设密度提高到200台/10万人。
但现实太残酷了，就拿我主营的厦门来说，现在总数也只有1000多台，未来的阶段性目标为100台/10万人。在全国除深圳、上海等城市外的多数地区，这一密度更低。
一项明明对大家健康有益的事业，为何这么难推广？我也是在创业过程中才慢慢发现了本质问题：卖急救培训和AED是反人性的。通俗来说，需要心肺复苏和AED的是死人而不是活人，一个人有被救活的需求，但是没有救活别人的需求。
很多人听了这句话肯定想反驳，但如果你能理解这句话，说明你还有下海经商的潜力。可以从三方面解释这一判断。首先，对C端（消费者、个人用户端）而言，就算红十字会免费给人家急救培训，大部分人还爱来不来，更不用说要人家付钱来接受培训了。
其次是对于政府端。坦白讲，铺设AED这件事最终还是要靠政府的强大统筹能力来完成，这需要相关部门去规划、协调，背地里做大量的工作，而AED在政府那里没有政绩指标，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除了缺乏动力外，财政也是很现实的问题。目前一台AED的政府采购均价在2万左右，以厦门500万人口为例，如果按照每10万人配置100-200台AED，那么需要五千到一万台，政府采购总价为1到2亿元。
按每台AED的10年寿命来算，政府每年要在AED上的经济投入是1000万-2000万元，加上培训等成本，保守估计每年要花2000万-3000万。很多地方不愿意拿这个钱，为什么深圳普及率高？因为深圳当地有生产AED的纳税大户，它可以对当地经济形成正向反馈。
除了这些，还有一个推广阻力是责任归属问题。院外急救意味着没有专业的医护人员，在这样的环境下，现场的普通民众面对心脏骤停患者，很少有人敢主动出手进行心肺复苏，对患者进行除颤的就更少了。
除了不会操作外，大家都害怕的一个事情是，万一没有救活或是错误使用了AED，谁来承担责任？
以前没有AED时，患者如果不幸死亡，那无非是个人问题。但多了一道AED抢救的手续后，这个责任就转移给了施救者或是AED铺设方。虽然有免责法条，但没有人愿意冒风险。特别是对企业而言——就算死人了，会有保险来付，何必吃力不讨好去花钱买设备、买培训？
我付不起下个月房租了
这些经验，都是经过血淋淋的教训后才体会到的。
刚开始我觉得，做生意很简单啊，你情我愿有需求就行了，无论是C端还是B端，我只要告诉你这件事对人们的健康多么有益，那你肯定会感兴趣。创业后才意识到，体会他人痛苦这件事情是很难的，你以为的好事，在其他人看来可能分文不值。
对AED市场而言，政府和企业作为购买方占比超过了70%，所以最初我们是去一家家公司上门推销，一天可能要跑百十家，但真正转换为客户的可能只有那么一家。那段时间，我和其他两个同事没有一点工资。
时间久了，我才发现并不是AED不好卖，而是我们自己的经营理念有问题。因为是医生出身，我总希望依靠自己的专业知识去说服对方，但这其实是非常难的。我也逐渐意识到，做生意有自己的内在逻辑，你要去影响决策者，让事情快速推动的根源可能与专业没多大关系。
比如，我到处免费去给人讲课，后面会跟着一群莆田系趁机卖AED，他们会直接用莆田系的“魔法攻击”。在他们看来，这种不可言说的方式才是卖医疗器械的王道，看他们卖得好开心，我心里好羡慕。
意识到这一点后，我挺有挫败感的，但又不愿意去学习那一套东西。所以我们调整了运营模式，从卖AED转向了医学科普启迪民智。目前，我们团队有三个专职人员，除了行政人员外，还有一位和我一样从医院辞职的康复科医生。
“救心圈”培训现场
公益“救心圈”是我们转型后的事业，通过微信公众号、线下活动等多种形式，推动AED的布设与普及，也为企、事业单开展美国心脏协会的急救培训，每周有3到4场课程，部分收费。截至目前，我们已经培训了1400多名拥有AHA国际急救员证书的急救志愿者。
此外，我们会制作一些视频用于传播急救科普知识。到现在，视频已经拍了300多个，但看的人只有几百个，也已经不想改变风格了，感觉已经心累了。唯一值得庆幸的是，我们花了10天完成的微电影《失明》获得了第33届中国金鸡百花手机微电影优秀作品奖。
微电影只能是爱好，仍没有解决现金来源的问题。现在AED很难再卖出去了，依靠急救员培训的1200元报名费和大型的讲座，每月仅有2万元左右的营收，基本覆盖仓库、办公室房租和一名全职人员的工资。
所以我每个月都在焦虑，又要付不起下个月的房租了。不夸张的说，全厦门的医生都知道我们过得很惨，也经常有人问我下个月什么时候“自杀”。当然，这是朋友之间的调侃，我也经常称呼自己为“天桥底下的医生”，因为经常在天桥上摆摊、吃盒饭。
林晨晖称自己为“天桥底下的医生”
“千万不要离开公立医院”
离开公立医院后，我可以说是遭受了社会的来回毒打，五年以来，我自己也总结了几点感悟。
首先是，千万不要离开体制，因为体制内医生是没办法在社会上生存的。
不知道医生们是否发现，体制为我们营造了一个“被需要”的假象，还有一个保护我们的外壳，让我们旱涝保收。但事实上，作为现代医学的医生，需要借助各种医学模块才能发挥专业能力，一旦离开这些模块，专业能力几乎为零。
而且，医生们大多维持着“象牙塔”的纯真，没有被社会毒打过，总以为外面世界很精彩，甚至认为单靠自己的专业能力就可以年入百万。其实，医生们很难“拉下脸”去赚钱，总感觉救人的时候找人谈钱，是对自己专业的巨大侮辱。
幸运的是，不会赚钱，还好生活无忧，也有很多医生朋友的支持。这几年，我们到处公益讲课和摆摊；联合大企业捐赠AED；坚持拍摄具备循证医学证据的医学科普视频，拿到了国际医学科普优胜奖；救治了5个心脏骤停的生命，拿到了美国心脏协会AHA "Heart Hero"奖章。
“救心圈”志愿者参加世界急救日活动
活得虽然不易，但是被他人认可还是挺爽的。很多人问我，是否后悔离开公立医院，我的答案至今还是“不后悔”。
对我而言，离开医院使我有了更多自由，学会了如何收集各种信息鉴别骗子，并且进行各种领域的阅读。我曾报考了厦门大学MBA，被录取后又因没有工资流水，银行不给贷款而辍学。我还考取了ARDMS美国心脏超声证书。这些学习过程使我获得了延迟满足。
这是我看着账户上面的5千块钱发出的一点感悟，但下个月的房租不知道又在哪里。
来源：医学界
责编：钱 炜
编辑：赵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