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近日，英国疫情最高决策者之一卫生大臣汉考克，首次明确对外宣布，英国疫情已到达高峰，这一消息令不少留学生家稍稍舒一口气。此前，英国已成第5个新冠肺炎死亡病例超2万国家。自新冠疫情在国内爆发后，海外留学生曾尽己所能捐款捐物，随着疫情全球范围的扩散，虽然不少人萌生了回国念头，但国际航班的持续调减将大多数人阻拦在家门之外。
如今，“被迫”留守的他们正经历着什么，又是如何在似有似无的“歧视”中生存？
说姐联系到了正在爱丁堡大学攻读博士的@JH，迅速发展的疫情打乱了她的生活节奏，留守的日子也有过慌乱担忧的“至暗时刻”，但更多是互相扶持的赤诚和温柔，他们都仍在努力，一切没有大家担心得那么糟糕。
以下是她关于疫情的思考与自述。
截至昨日（25号），英国因新冠病毒死亡的人数已突破2万，累计确诊数高达148377，每天的新增死亡人数也一直徘徊在800左右。
作为漂流在外的特殊人群，海外华人与留学生们不得不一面对抗仿若无处不在的新冠病毒，一面小心提防“中国病毒”式的种族歧视。而归乡的路途漫长而艰难，回国的通行证更是一票难求，“买机票仿佛买彩票。”
图片来源：Google
记得二月中旬时，欧洲大陆和英国尚一片岁月静好。我与同门好友约定一同去海德堡汉学系朝圣，她先行出发去查阅资料，我则准备在三月初再自行前去。然而漫步哲学家小径的愿望尚未达成，欧洲的境况便急转直下。
到3月2日，德国情势已是相当紧急，无奈之下，我不得不取消了行程。好友也匆匆结束了她的学术之旅，一路心惊胆战地回到了爱村。很快，并不“大”的大不列颠岛沦陷了。
英国疫情地图数据来源：Sun
如今回想起来，从三月初的惶惑不安，到现在已然习惯了每周出门一两次的“隔离”时光，并勉强恢复自我学习生活，也只过去了一个多月。
而英国实行隔离（lockdown）的政策更是不过短短三周。然而与疫情前相比，却仿佛已是两个世界了。每日困囿于十来平米的小小宿舍，日落月升也渐渐陌生了起来。
在这一方孤岛中，我常常会产生某种幻觉，仿佛自己正置身于某个超验的时空体，尽管与现实尚密不可分，却已然身处于小说之中了。这，恰是2020的魔幻现实。
恐惧源自对“他者”的偏见“群体免疫”之三重过失
在英国疫情爆发初期，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曾提出一项名为“群体免疫”（herd immunity）的抗疫策略，立即引起舆论一片哗然。
“群体免疫”，是指人或动物群体中的很大比例获得免疫力，使得其他没有免疫力的个体因此受到保护而不被传染。报告显示，倘若要实行“群体免疫政策”，最终或将有70%的在英人口感染新冠病毒。
显然，英国政府的这一举措包含着年龄歧视（ageism）的意味。从就业领域到公共卫生空间，欧美国家的年龄歧视“无处不在”，此次突发的新冠疫情更是加剧了这一现象。
年龄歧视使老年人在疫情时期的生活举步维艰也被英国媒体广泛报道
在英国多地养老院和诊所，许多年迈体弱的病人们不得不被迫签署“放弃同意急救书”，要求他们承诺如果感染新冠病毒，病情加剧时不得请求救援。据卫报4月17日报道，近日英国的居家死亡案例数量激增，死者多为新冠测试为阳性的老年患者。“他们被拒绝送往医院救治；即使到了医院或诊所，医生也会选择消极的治疗方式，放任病人死亡”。要治愈这些患者需要花费政府高昂的治疗费，而丧失了劳动力的老年人已无法为社会带来更多的可能性收益。
至此，冷酷的资本社会终于撕开了温情的人权面纱，将锋利的爪牙伸向了它的功臣们——这些六七十岁的老人们是二战后英国的第一代年轻人，他们亲历过轰轰烈烈的女权运动，经受过摇滚乐的洗礼，他们优雅绅士，开放包容，几乎是大英帝国最后的荣光。
而如今，他们却被亲手灌溉过的土地抛弃，成为了资本屠刀下“待宰的羔羊”。
“群体免疫”的政策不仅给当地的年长者带来了极大冲击，对于留守英国的华人来说，更是雪上加霜.
我的导师有一个每月聚集的“读书会”小组，组内恰巧都是本校汉学系的华人学生。除了一位很早便回国写作的学姐，以及另一名因回国过年被滞留在家的同门，其他人都或是被迫、或是自愿地困守在英国。“群体免疫”出世之后，读书会的小伙伴们纷纷在群和邮件组里“激情开麦”，传递着愤怒与不解：“无法相信”、“简直荒谬”。
这次线上吐槽大会之后，导师曾特地组织过一次组内视频（当时大家已自觉居家隔离）。寒暄过后，她提到英国的群体抗疫政策，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其中的精英主义意味。
回想起疫情初期，尽管英国情势已然危急，许多当地的年轻人依然如故聚会，草坪烧烤、宿舍开par、酒吧看球，这背后似乎都隐含着同一种观念：作为中产精英的他们认为，自己理所当然地属于剩余的30%，不会受到病毒的侵袭；哪怕非常不幸感染了病毒，死亡也绝不会降临到他们头上。
图片来源：Vice
英国精英们的此类蜜汁自信由来已久，不仅展现在他们对自我体魄的盲目自大，还包括对本国精英文化下各类制度的极力推崇。
前两年我们与一位英国博士一道去苏格兰北部的海岛游玩，旅行途中曾聊起各国的医疗，他便信誓旦旦地宣称 “NHS是世界上最好的医疗系统”。彼时的NHS制度虽已饱受质疑，但尚且维持着繁荣之景，只是不知在英国医疗体系漏洞百出的现下，他是否依旧持此观点了。
不难发现，英国民众对自身精英身份政治的认同，本质上还是某种“欧洲中心主义”(Euro-centrism)的表达。自百年前“黄祸”（yellow terror）之说流行伊始，这一对东方“他者”的偏见、恐惧与误读便深深根植于西方精英文化之中。
漫画《黄祸的辉煌》（1899）
新冠疫情在中国首先爆发后，西方媒体便开始大幅报道中国的疫情状况与抗疫措施，其中不乏中正理性之言，然而更多的则是对社会主义中国的成见乃至污蔑。
其中最过荒谬的便是将国内为防止疫情进一步传播而采取的“强制隔离”措施污名为“集中营”式的管理。在他们的笔下，牺牲巨大的武汉封城，竟也成为了中国式集中营的佐证。 学者中也不乏谈“隔离”色变者。譬如因“神圣人”、“例外状态”等而闻名的意大利左翼哲学家阿甘本，在谈到意大利的疫情灾难时，却理所当然地以其理论为武器，罔顾事实，一味地指认这些“隔离”措施全是国家的阴谋。
Giorgio Agamben
诚然，阿甘本对溢出性专制对个人自由损害的警惕值得肯定。然而，当基本的生存权都受到威胁时，我们又有几分资格谈论福柯对“隔离”的批判呢？
正是基于此种根深蒂固的东方主义，直到现在，在英国放弃了“群体免疫”，并开始实施相对严格的隔离措施的第四周，我依然能时不时地听到朋友们对某些外国室友的抱怨：“他们还是天天出门，还带着孩子，而且全都不戴口罩”。
口罩之争：集体还是个人？
在这些耳熟的抱怨中，显然蕴含着此次疫情的另一大争议，即戴口罩的必要性。东亚文化中戴口罩的传统由来已久，并已逐渐日常化、生活化，但在西方国家却不并非如此。
据《每日邮报》24号报道，直到23日，英国紧急科学委员会才宣布“重大发现”，即戴口罩可防止新冠病毒的传播。在此之前，英国政府一直坚称口罩的有效性亟待验证。
这确与事实相符。每次我与朋友出门采购食物时，发现防护严密的往往都是华人或亚裔，而戴口罩的西方人则屈指可数。
在西方口罩拒绝论的背后，自有其复杂的文化、政治和经济成因。一位剑桥大学在读博士（微博@维罗妮卡是一只小蓝山雀）曾对这一现象进行观察总结，并指出了一个有趣的对比。
她发现在国内疫情开始时，也有许多（尤其是长辈）不愿意戴口罩的事例，给出的理由往往是“他们都没有戴，我也不戴”。而这事实上是某种对于集体的屈从，其背后是集体主义趋同的传统。
很快，随着政策与宣传的深入，戴口罩的人成为了“集体”，这些反对戴口罩的个例也就自然不复存在。
而在西方国家，大部分人拒绝戴口罩的理由则恰恰相反。
人们认为口罩是抹杀个人的存在，遮住大部面部的口罩使个人身份变得模糊不清；蒙面的，难以辨别的个人甚至有成为危险的他者的可能。
图片来源：Google显然，此类认知遵循的是一套个人主义先行的逻辑。正如韩炳哲所言，东亚社会集体主义的文化背景使民众更趋向于顺从，也更为信任国家。几乎所有人都戴着“可以过滤病毒的特殊口罩出行”。而在西方国家（如德国），戴口罩反而会显得怪异——个人主义与“裸露的脸”密不可分。
除了集体与个人的争辩，在西方文化中，口罩往往是疾病的隐喻，两者之间的关联甚至可以简单粗暴地简化为一个公式，即戴口罩=有病。
这一观念不仅在大众文化中大行其道，在政府的各项决策中也不难发现其踪迹，可见此观念的根植之深。
英国政府或修改其原先的口罩政策建议市民在公共场合戴口罩以阻止疫情传播
图片来源：Daily Mail 除了上述两个因素之外，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则在于，许多英国民众确或已无口罩可戴。近几年英国政府一直致力于削减对NHS的资金支持，原本各类防护用品的库存便相当有限。再加上疫情突发，医用防护品的需求量陡增，普通民众想要获得口罩更是难上加难。
我同门好友的“语伴”也是一名滞留在爱丁堡的英国人，曾向她表达过购买口罩的不易：网购的口罩大多不达标准，而实体店的货物大多都早已售罄，补货也遥遥无期。
最后还是好友匀了十个给他，以助他度过最艰难的时期。可见英国的某些地区俨然已到了“一口罩难求”的地步。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
诚然，新冠病毒的狡猾多变，某些政客的自私无情，和沉重的疫情现实，都让人难免沮丧失落。然而在这平凡的隔离生活中，在不经意路过的某一个时刻，透漏出的那一丝人间烟火气，依然叫人流连。
上周四我与好友相约出门采购食物，也算是难得的放风。那日是个阴天，天上的云半明半暗，偶尔有风略过，依然带着延宕的寒冬气息。在去超市的路上有一条不知名的小径，本是普普通通，不值一提。
可是这一次，我们却不约而同地停了下来：“看，花开了。”
小径之春图片来源：@JH
原来在我们紧闭门窗，避世不出的时候，春天业已悄然而至了。这个角落本是灰色的，黯淡的，只因春风曾光顾过这里，便变得明亮温柔了起来。
再往前走一段路，便是一处不大的公园。此处樱花开得正盛，粉白色的枝桠绵连直到路口，有风拂过时，便能听到他们的喃喃私语。
不止人们喜欢在樱花丛中漫步，各类小鸟也常常在此停驻。有意思的是，那天我们路过这个小花园时被樱花所迷，想着拍几张照片，也好留些美好。朋友站在樱花树边，笑称自己是在“等待戈多”。
巧合的是，待拍完照，我们一转身，正好一群信鸽从天而落。
待拍完照，我们一转身，正好一群信鸽从天而落等待“鸽”多照图片来源：@JH
除了自然赋予的意外之喜，在爱村的抗疫生活中，也不乏人情之暖意。
正如上文所言，疫情爆发后，大多数的在英华人都戴起了口罩和手套。较为幸运的是，我与朋友都并未受到种族歧视的困扰。路上的行人无论是否有所防护，都相互尊重，保持着安全的社交距离。
记得半个月前我与朋友上街采购，还偶遇过一位热诚的姐姐，像是拉丁裔。尽管素不相识，她却隔着口罩特别热情地和我们打招呼，在我们迟疑着回应了她以后，她便回复了一个大大的笑容。那时虽心有疑虑，心情却也奇特地明朗了起来。生活的沉重仿佛瞬间也被冲淡了，渐渐消解在了陌生人的笑颜里。
如今回顾这段“新冠”时期，我已不知不觉中收到过许多温暖。
有真诚的中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小哥，有坚守岗位的邮局大叔，有互相鼓励并肩前行的导师与小伙伴，还有来自家人的关心与爱护。
中国驻英大使馆通过学联向留学生发放的爱心包图片来源：@JH
被爱意包裹的隔离生活也就不那么难熬，反而渐渐品出了几分滋味。
最后，我想分享前几日读到的一句话：受过苦难的人，都值得一帆风顺。也愿读到此文的你向阳而生，一切顺遂。
编者按：近日，英国疫情最高决策者之一卫生大臣汉考克，首次明确对外宣布，英国疫情已到达高峰，这一消息令不少留学生家稍稍舒一口气。此前，英国已成第5个新冠肺炎死亡病例超2万国家。自新冠疫情在国内爆发后，海外留学生曾尽己所能捐款捐物，随着疫情全球范围的扩散，虽然不少人萌生了回国念头，但国际航班的持续调减将大多数人阻拦在家门之外。
如今，“被迫”留守的他们正经历着什么，又是如何在似有似无的“歧视”中生存？
说姐联系到了正在爱丁堡大学攻读博士的@JH，迅速发展的疫情打乱了她的生活节奏，留守的日子也有过慌乱担忧的“至暗时刻”，但更多是互相扶持的赤诚和温柔，他们都仍在努力，一切没有大家担心得那么糟糕。
以下是她关于疫情的思考与自述。
截至昨日（25号），英国因新冠病毒死亡的人数已突破2万，累计确诊数高达148377，每天的新增死亡人数也一直徘徊在800左右。
作为漂流在外的特殊人群，海外华人与留学生们不得不一面对抗仿若无处不在的新冠病毒，一面小心提防“中国病毒”式的种族歧视。而归乡的路途漫长而艰难，回国的通行证更是一票难求，“买机票仿佛买彩票。”
图片来源：Google
记得二月中旬时，欧洲大陆和英国尚一片岁月静好。我与同门好友约定一同去海德堡汉学系朝圣，她先行出发去查阅资料，我则准备在三月初再自行前去。然而漫步哲学家小径的愿望尚未达成，欧洲的境况便急转直下。
到3月2日，德国情势已是相当紧急，无奈之下，我不得不取消了行程。好友也匆匆结束了她的学术之旅，一路心惊胆战地回到了爱村。很快，并不“大”的大不列颠岛沦陷了。
英国疫情地图数据来源：Sun
如今回想起来，从三月初的惶惑不安，到现在已然习惯了每周出门一两次的“隔离”时光，并勉强恢复自我学习生活，也只过去了一个多月。
而英国实行隔离（lockdown）的政策更是不过短短三周。然而与疫情前相比，却仿佛已是两个世界了。每日困囿于十来平米的小小宿舍，日落月升也渐渐陌生了起来。
在这一方孤岛中，我常常会产生某种幻觉，仿佛自己正置身于某个超验的时空体，尽管与现实尚密不可分，却已然身处于小说之中了。这，恰是2020的魔幻现实。
恐惧源自对“他者”的偏见“群体免疫”之三重过失
在英国疫情爆发初期，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曾提出一项名为“群体免疫”（herd immunity）的抗疫策略，立即引起舆论一片哗然。
“群体免疫”，是指人或动物群体中的很大比例获得免疫力，使得其他没有免疫力的个体因此受到保护而不被传染。报告显示，倘若要实行“群体免疫政策”，最终或将有70%的在英人口感染新冠病毒。
显然，英国政府的这一举措包含着年龄歧视（ageism）的意味。从就业领域到公共卫生空间，欧美国家的年龄歧视“无处不在”，此次突发的新冠疫情更是加剧了这一现象。
年龄歧视使老年人在疫情时期的生活举步维艰也被英国媒体广泛报道
在英国多地养老院和诊所，许多年迈体弱的病人们不得不被迫签署“放弃同意急救书”，要求他们承诺如果感染新冠病毒，病情加剧时不得请求救援。据卫报4月17日报道，近日英国的居家死亡案例数量激增，死者多为新冠测试为阳性的老年患者。“他们被拒绝送往医院救治；即使到了医院或诊所，医生也会选择消极的治疗方式，放任病人死亡”。要治愈这些患者需要花费政府高昂的治疗费，而丧失了劳动力的老年人已无法为社会带来更多的可能性收益。
图片来源：Google
至此，冷酷的资本社会终于撕开了温情的人权面纱，将锋利的爪牙伸向了它的功臣们——这些六七十岁的老人们是二战后英国的第一代年轻人，他们亲历过轰轰烈烈的女权运动，经受过摇滚乐的洗礼，他们优雅绅士，开放包容，几乎是大英帝国最后的荣光。
而如今，他们却被亲手灌溉过的土地抛弃，成为了资本屠刀下“待宰的羔羊”。
图片来源：Google
“群体免疫”的政策不仅给当地的年长者带来了极大冲击，对于留守英国的华人来说，更是雪上加霜.
我的导师有一个每月聚集的“读书会”小组，组内恰巧都是本校汉学系的华人学生。除了一位很早便回国写作的学姐，以及另一名因回国过年被滞留在家的同门，其他人都或是被迫、或是自愿地困守在英国。“群体免疫”出世之后，读书会的小伙伴们纷纷在群和邮件组里“激情开麦”，传递着愤怒与不解：“无法相信”、“简直荒谬”。
这次线上吐槽大会之后，导师曾特地组织过一次组内视频（当时大家已自觉居家隔离）。寒暄过后，她提到英国的群体抗疫政策，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其中的精英主义意味。
回想起疫情初期，尽管英国情势已然危急，许多当地的年轻人依然如故聚会，草坪烧烤、宿舍开par、酒吧看球，这背后似乎都隐含着同一种观念：作为中产精英的他们认为，自己理所当然地属于剩余的30%，不会受到病毒的侵袭；哪怕非常不幸感染了病毒，死亡也绝不会降临到他们头上。
图片来源：Vice
英国精英们的此类蜜汁自信由来已久，不仅展现在他们对自我体魄的盲目自大，还包括对本国精英文化下各类制度的极力推崇。
前两年我们与一位英国博士一道去苏格兰北部的海岛游玩，旅行途中曾聊起各国的医疗，他便信誓旦旦地宣称 “NHS是世界上最好的医疗系统”。彼时的NHS制度虽已饱受质疑，但尚且维持着繁荣之景，只是不知在英国医疗体系漏洞百出的现下，他是否依旧持此观点了。
不难发现，英国民众对自身精英身份政治的认同，本质上还是某种“欧洲中心主义”(Euro-centrism)的表达。自百年前“黄祸”（yellow terror）之说流行伊始，这一对东方“他者”的偏见、恐惧与误读便深深根植于西方精英文化之中。
漫画《黄祸的辉煌》（1899）
新冠疫情在中国首先爆发后，西方媒体便开始大幅报道中国的疫情状况与抗疫措施，其中不乏中正理性之言，然而更多的则是对社会主义中国的成见乃至污蔑。
其中最过荒谬的便是将国内为防止疫情进一步传播而采取的“强制隔离”措施污名为“集中营”式的管理。在他们的笔下，牺牲巨大的武汉封城，竟也成为了中国式集中营的佐证。 学者中也不乏谈“隔离”色变者。譬如因“神圣人”、“例外状态”等而闻名的意大利左翼哲学家阿甘本，在谈到意大利的疫情灾难时，却理所当然地以其理论为武器，罔顾事实，一味地指认这些“隔离”措施全是国家的阴谋。
Giorgio Agamben
诚然，阿甘本对溢出性专制对个人自由损害的警惕值得肯定。然而，当基本的生存权都受到威胁时，我们又有几分资格谈论福柯对“隔离”的批判呢？
正是基于此种根深蒂固的东方主义，直到现在，在英国放弃了“群体免疫”，并开始实施相对严格的隔离措施的第四周，我依然能时不时地听到朋友们对某些外国室友的抱怨：“他们还是天天出门，还带着孩子，而且全都不戴口罩”。
口罩之争：集体还是个人？
在这些耳熟的抱怨中，显然蕴含着此次疫情的另一大争议，即戴口罩的必要性。东亚文化中戴口罩的传统由来已久，并已逐渐日常化、生活化，但在西方国家却不并非如此。
据《每日邮报》24号报道，直到23日，英国紧急科学委员会才宣布“重大发现”，即戴口罩可防止新冠病毒的传播。在此之前，英国政府一直坚称口罩的有效性亟待验证。
图片来源：Google
这确与事实相符。每次我与朋友出门采购食物时，发现防护严密的往往都是华人或亚裔，而戴口罩的西方人则屈指可数。
在西方口罩拒绝论的背后，自有其复杂的文化、政治和经济成因。一位剑桥大学在读博士（微博@维罗妮卡是一只小蓝山雀）曾对这一现象进行观察总结，并指出了一个有趣的对比。
她发现在国内疫情开始时，也有许多（尤其是长辈）不愿意戴口罩的事例，给出的理由往往是“他们都没有戴，我也不戴”。而这事实上是某种对于集体的屈从，其背后是集体主义趋同的传统。
图片来源：Google
很快，随着政策与宣传的深入，戴口罩的人成为了“集体”，这些反对戴口罩的个例也就自然不复存在。
而在西方国家，大部分人拒绝戴口罩的理由则恰恰相反。
人们认为口罩是抹杀个人的存在，遮住大部面部的口罩使个人身份变得模糊不清；蒙面的，难以辨别的个人甚至有成为危险的他者的可能。
图片来源：Google显然，此类认知遵循的是一套个人主义先行的逻辑。正如韩炳哲所言，东亚社会集体主义的文化背景使民众更趋向于顺从，也更为信任国家。几乎所有人都戴着“可以过滤病毒的特殊口罩出行”。而在西方国家（如德国），戴口罩反而会显得怪异——个人主义与“裸露的脸”密不可分。
除了集体与个人的争辩，在西方文化中，口罩往往是疾病的隐喻，两者之间的关联甚至可以简单粗暴地简化为一个公式，即戴口罩=有病。
这一观念不仅在大众文化中大行其道，在政府的各项决策中也不难发现其踪迹，可见此观念的根植之深。
英国政府或修改其原先的口罩政策建议市民在公共场合戴口罩以阻止疫情传播
图片来源：Daily Mail 除了上述两个因素之外，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则在于，许多英国民众确或已无口罩可戴。近几年英国政府一直致力于削减对NHS的资金支持，原本各类防护用品的库存便相当有限。再加上疫情突发，医用防护品的需求量陡增，普通民众想要获得口罩更是难上加难。
我同门好友的“语伴”也是一名滞留在爱丁堡的英国人，曾向她表达过购买口罩的不易：网购的口罩大多不达标准，而实体店的货物大多都早已售罄，补货也遥遥无期。
最后还是好友匀了十个给他，以助他度过最艰难的时期。可见英国的某些地区俨然已到了“一口罩难求”的地步。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
诚然，新冠病毒的狡猾多变，某些政客的自私无情，和沉重的疫情现实，都让人难免沮丧失落。然而在这平凡的隔离生活中，在不经意路过的某一个时刻，透漏出的那一丝人间烟火气，依然叫人流连。
上周四我与好友相约出门采购食物，也算是难得的放风。那日是个阴天，天上的云半明半暗，偶尔有风略过，依然带着延宕的寒冬气息。在去超市的路上有一条不知名的小径，本是普普通通，不值一提。
可是这一次，我们却不约而同地停了下来：“看，花开了。”
小径之春图片来源：@JH
原来在我们紧闭门窗，避世不出的时候，春天业已悄然而至了。这个角落本是灰色的，黯淡的，只因春风曾光顾过这里，便变得明亮温柔了起来。
再往前走一段路，便是一处不大的公园。此处樱花开得正盛，粉白色的枝桠绵连直到路口，有风拂过时，便能听到他们的喃喃私语。
不止人们喜欢在樱花丛中漫步，各类小鸟也常常在此停驻。有意思的是，那天我们路过这个小花园时被樱花所迷，想着拍几张照片，也好留些美好。朋友站在樱花树边，笑称自己是在“等待戈多”。
巧合的是，待拍完照，我们一转身，正好一群信鸽从天而落。
待拍完照，我们一转身，正好一群信鸽从天而落等待“鸽”多照图片来源：@JH
除了自然赋予的意外之喜，在爱村的抗疫生活中，也不乏人情之暖意。
正如上文所言，疫情爆发后，大多数的在英华人都戴起了口罩和手套。较为幸运的是，我与朋友都并未受到种族歧视的困扰。路上的行人无论是否有所防护，都相互尊重，保持着安全的社交距离。
记得半个月前我与朋友上街采购，还偶遇过一位热诚的姐姐，像是拉丁裔。尽管素不相识，她却隔着口罩特别热情地和我们打招呼，在我们迟疑着回应了她以后，她便回复了一个大大的笑容。那时虽心有疑虑，心情却也奇特地明朗了起来。生活的沉重仿佛瞬间也被冲淡了，渐渐消解在了陌生人的笑颜里。
如今回顾这段“新冠”时期，我已不知不觉中收到过许多温暖。
有真诚的中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小哥，有坚守岗位的邮局大叔，有互相鼓励并肩前行的导师与小伙伴，还有来自家人的关心与爱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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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爱意包裹的隔离生活也就不那么难熬，反而渐渐品出了几分滋味。
最后，我想分享前几日读到的一句话：受过苦难的人，都值得一帆风顺。也愿读到此文的你向阳而生，一切顺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