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因为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吗？我没有，我只是得了精神病。”
编者按：
2013年5月1日，历经27年漫长修法历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以下简称《精神卫生法》）正式实施，首次规定精神障碍患者住院治疗实行自愿原则。
如今，十二年过去，有些困境依旧待解。自愿住院原则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被精神病”的概率。但《精神卫生法》在非自愿住院患者的出院问题上，依然存在争议。
目前全国范围内，达到出院标准但却依然滞留在医院里的精神障碍患者，不在少数。他们挣扎在与家属过往的矛盾和纠葛里，困在亟待完善的权利保护法条中，更期待着相应的社会支持系统，回归社会。
通过一系列稿件，我们期待与读者深入探讨精神障碍患者出院的权益与难题。希望能改善他们面临的现状，并为他们及其背后的家庭，提供更多的理解和支持。
唐阳在重庆的一家精神病院（以下简称“A院”）度过了第17个除夕。
这天与一年中的任何一天没什么不同。白天他洗了些脏衣服，整理了床铺，用一台智能MP4给朋友们拜年。他没有看春晚，晚上躺在床上休息。医院的年夜饭少了往年常见的饺子，有一道菜还是中午吃剩下的，这让他有些不满意。
住院17年来，在药物副作用的影响下，唐阳的头发变得稀疏，他索性剃成光头，牙齿也掉了几颗。原来他是个清瘦的一米八大高个，如今身材有些发福。
2008年4月30日，父母以去亲戚家拜访为由，将当时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唐阳，从成都骗到重庆的A院使其强制住院。经过治疗，入院4个月后，唐阳已符合出院标准，但其家人至今未接其出院。多年来，唐阳多次尝试与家属、院方、社区沟通，均未果。
在唐阳的案例中，我们看到了精神障碍患者和家属面临的双重困境。
符合出院标准的精神障碍患者们，期待自由来敲门。但背后默默承受照护义务的家庭，却因曾经的伤痛和无法抹去的病耻感常年“隐身”，不愿也没有能力接亲人出院。
“不生活在这个家庭的人，无法体会。”面对外界的谴责，唐阳的亲生弟弟唐谦博坦言，“这是偶然造成的悲剧，就像失手打碎的花瓶，再也无法复原。”
伤痕
1月中旬的某一天，唐谦博从深圳出发，驱车1400多公里，到了重庆A院门口。
时隔二十多年，唐阳原以为能见到亲弟弟，但希望落空了。唐谦博拒绝和哥哥见面，“一张早已模糊的脸突然清晰起来”，他接受不了。
曾经，唐阳学习成绩优异。刘佳音是唐阳的高中班主任，在她的印象中，“按他的成绩，不出意外，当年他能考上国内数一数二的好大学。”
1992年冬天，正值唐阳高三上学期备考阶段，刘佳音发现，原本干干净净的大男孩变得很邋遢，双手经常沾满黑色和蓝色的钢笔墨水，指甲很长，穿着也很不整齐。
她曾多次在夜晚被叫去唐阳家里解决矛盾。让她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某天晚上十点多，母亲阳澜来电称“唐阳有点事，请您来家里帮我们解决问题”。刘佳音赶到后发现，唐阳用沙发和柜子堵住房门，不让母亲和弟弟回家。当时父亲唐明德在楼下，唐阳从三楼家中的阳台上，举起花盆一个个往下砸。
房门锁死的情况发生了不止一次。据唐明德回忆，唐阳曾“威胁”父母给他一万元才肯开门。“我实在是没办法，去借了1万元现金。”唐谦博看见，当时父亲同事在一辆自行车后捆了一大摞面值10元的现金，歪歪扭扭地骑来。
唐阳曾经住所周边的老房子，他所住的房子已拆迁，周边老邻居对他有所耳闻。黄琪越 摄
父母请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精神科专家来家问诊，专家诊断唐阳为精神分裂症单纯型。专家告诉唐明德，该型比较少见，多为青少年发病。更令夫妻俩绝望的是，专家表示需终生服药，“愈后较差，是精神分裂症中最难治疗的，也是最危险的。”
起初，父母隐瞒病情，以“补脑子”为名骗唐阳吃西药。上课时，唐阳变得嗜睡，书看不进去。高考前一个月，阳澜决定带儿子去雅安找老中医进行针灸治疗，唐阳这才得知自己患病。
高考前几天，唐明德派专车把老中医接到家中为儿子治疗。唐阳高考的三天，唐明德请假接送。唐阳是最后一个进考场的，手上有很多墨水，唐明德给他擦干净，并再三嘱托，“不要紧张，会做的题目就做，不会做也没有关系。”
唐阳认为自己患病还坚持参加完高考，很不容易，母亲理应准备丰盛的美食。但阳澜准备的菜品不如他意，他端起一碗沸腾着热油的回锅肉，直接扣到她头上。阳澜立刻冲进厨房冲洗头发。
最终，唐阳超过二本线3分，勉强考上杭州的一所二本院校。唐阳承认大一时自己贪玩好耍，成绩不理想，也没有坚持每天服药。他解释，当时自己对精神类疾病认识不足，没意识到不坚持吃药的后果。
大一寒假，唐阳回到成都，带回了满满一行李箱的脏衣服。行李箱被打开的瞬间，站在一旁的唐谦博吓了一跳，一股异味飘来。对此，唐阳辩解道，“男人都不太爱干净。”
但在唐明德看来，这样的行为很不正常。“他在家里非常懒，夏季能有十天乃至二十天不洗澡，躺在沙发上流汗，整个屋子都臭烘烘的。”入院时，唐明德也是这样向医生描述的，医生将其写进病历。唐阳直到近几年才看到这份病历，他觉得荒诞，要求医生删除这些在他看来虚假的描述。
在一次单位组织的旅游中，唐明德带唐阳一同前往。唐阳很想体验快艇项目，但父亲以快艇不安全、价格贵为由拒绝。回家路上，唐明德反复提及，“今天有这么多比你年纪小的小孩在场，你提要求是不对的。”说罢，唐阳的眼神立马不对劲，“一口痰吐在我头上，还和我扭打起来。”
在唐阳看来，正是这一行为导致当时父亲将他送进成都市第四人民医院住院治疗。虽只有一个月，却给当时年仅19岁的唐阳造成了不可磨灭的心理阴影——明晃晃的白炽灯24小时常亮、服用“冬眠灵”（即氯丙嗪）导致鼻子不出气、伙食连猪食都不如。“真的太可怕了，后来我经常做噩梦梦见那些日子。”唐阳回忆道。
在写给父母的长信中，唐阳曾透露出对医院的恐惧。
父母来探望时，唐阳总是号啕大哭，跪下来哀求父母接他回家。唐明德将其转到条件较好的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精神科，三个月后便接他回家。
1996年，唐阳大学毕业后，唐明德依然想彻底治好儿子的病。他请假带儿子去西北地区神经内科较为知名的一家中西医结合医院，陪儿子治疗了100多天，冬去春回，最冷的时候，气温低至零下二十多摄氏度。
治疗期间，唐阳想看书，唐明德就骑自行车去借书。有一次，唐阳提出想看不健康的书籍，被唐明德拒绝。他骑着自行车猛地加速，冲向骑在前面的父亲，唐明德摔倒在地，在冰雪道路上滑出十多米远，爬不起来。“我从来没受过这么多苦，都是为了他。这件事让我非常心寒，我也是想把他看好，哪个人不爱自己的孩子？”
据唐明德回忆，还有一次，父子俩因一件小事发生争执。在来回推搡中，唐阳在父亲的脸上抓了几道伤痕。次日，同事看到便说：“你看，你儿子又犯病了。”在唐明德看来，这是一种嘲笑，他不知如何回应。
其实，父亲的付出，唐阳记在心中。他曾在一封写给父母的长信中提及，“我更永远不会忘记1996年那个雪花飘舞的冬天，你陪我在（甘肃）西峰一个简陋的房屋里度过的几个月艰苦的时光。”
患病期间，唐阳主要由阳澜和表姐杨淑芬照顾。唐阳在家爱睡懒觉，生活作息不规律，阳澜看不惯，并表示如果唐阳不听话，就再把他送进精神病院。
唐阳被这句“威胁”激怒了。他一个箭步向前，用拳头挥向母亲的头部、脸部和臀部。“明知道我在医院这么痛苦，为什么还说这样的话？”他曾在住院期间被强行进行“电休克”，虽是一种常见的治疗手段，却让他痛不欲生。每每想到这里，他都害怕得浑身发抖。他曾要求父母写保证书，承诺无论发生什么，都不会将自己送进精神病院。
唐阳要求父母写下的保证书。受访者供图
读大学时，唐阳首次带女朋友回家，他提前告知母亲，“我很喜欢她，你要顾及我的面子，多说我的优点。”在唐阳的描述中，阳澜事先答应，但还是当着女友的面吐槽儿子的各种不是，唐阳见女朋友的脸色越来越差。“为什么答应我的事情要反悔？”女友走后，他质问母亲，将她推倒在沙发上殴打。
据杨淑芬回忆，当时阳澜苦苦哀求道：“打我可以，不要打我的脸，我没法见人。”一旁的杨淑芬根本拦不住，只能冲上去替阳澜挨几拳头。杨淑芬曾多次亲眼目睹唐阳殴打母亲，“唐阳打不赢他爸爸，他爸爸那时还比他高。都是我三娘（即阳澜）挨打，只要不吃药，他马上就犯病。我三娘对他最好，被他伤害得也最多。”
阳澜被打时，唐明德都不在场。“那时我还要早起上班，他妈妈已退休，唐阳白天睡觉，晚上看电视到很晚，影响我休息，我不得不和他们分开住。”
而当时唐谦博正在上海读大学。他回忆自己曾在学校门口马路旁的公共电话亭接到母亲来电，阳澜向小儿子哭诉唐阳的暴力行为，唐谦博很心疼，但无能为力。
由于患病，毕业后唐阳找了十几份工作，均不如意。唐明德也曾多次向单位申请，希望能落实大儿子的工作问题，均未果。
父亲多次向单位申请，希望落实唐阳的工作。黄琪越 摄
此前，唐阳因患病多次住院，父母于心不忍，最后都会接他出院。直到2008年4月30日，面对巨大的精神负担和未知的恐惧，夫妻俩以带唐阳去重庆亲戚家拜访为由，事先和亲戚沟通好，将唐阳骗进A院。车上，唐明德有意让唐阳坐在中间，他和妻子坐在两边，以防中途被唐阳识破后跳车。
一切都按唐明德的计划进行。“医院我也提前沟通了，救护车就隐藏在路边的树下。到了医院门口，他一下车，医生就把他带走，他看到医生就规矩了，在家里就是蛮横不讲理。”
这一天，唐阳永远都不会忘记。入院后，他被绑在病床上整整一夜。“有时做梦都会梦见我被强行送到医院，开始了漫长痛苦的生活。”
“我只负责好好学习”
唐阳很喜欢自己的名字。父亲姓唐、母亲姓阳，他是父母感情的结晶。
在他小学和初中的日记中，字里行间里透露出这是一个阳光、勇敢、勤奋好学的男孩。唐阳从小爱读书、爱看报，关心国内外新闻，喜欢和同学一起下棋、游泳、打乒乓球。
父母均毕业于四川大学。退休前，父亲在军区工作，母亲是大学老师。“当年唐阳考上全成都最好的高中成都七中，他弟弟也考上另一所很好的学校，这样的家庭很受人羡慕。”刘佳音回忆道。
初中三年，唐阳是班长，每次期末考试都是年级第一，数理化竞赛也经常拿奖，还被评为区三好学生。以全校第一的成绩考上成都七中后，唐阳获得了身边众人的称赞。初中三年是他至今人生最辉煌的时光。
唐阳的儿时日记。黄琪越 摄
与初中不同，成都七中汇聚了全省的尖子生。不过唐阳的成绩也不错，基本保持在班级前十，也曾被评为校三好学生。
作为家中长子，父母对他寄予厚望，唐阳也想为父母争光。“我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面对严酷的竞争环境，心理上受到极大冲击，结果在高三那年由于承受不住巨大的学习压力，我得了精神病。”他这样总结。
在医学界，严重精神障碍的发病机制和影响因素目前还不明确，背后的成因十分复杂。除了占比较高的遗传等生物性因素外，某些特定的家庭环境等外部因素也会增加患病的可能性。
作为一名工作四十余年的老教师，刘佳音提到，青少年在成长期，尤其是男孩，身体发育快于思想发育，需老师及家长细心呵护，助其平稳过渡。然而，唐阳的父母虽是知识分子，但缺乏相关知识。
唐阳高三交流本上，老师的留言。黄琪越 摄
据唐明德回忆，两个儿子的生活起居由阳澜负责。“洗衣、做饭、收拾书包，都是妈妈来做。温室里的花朵经不起风吹雨打，他妈妈还是有点溺爱。”阳澜照顾儿子的同时还要去学校上课，经常来不及吃早饭，有一次在课堂上因为低血糖晕倒了。
对此，唐阳也坦言，自己是吃现成饭长大的，母亲曾明确表示不愿意让他和弟弟做家务，并对他说，“你一心一意把学习搞好就行了，其他事情不用操心。”
“我只负责好好学习，我学习成绩好，他们就开心。”在唐阳眼中，父母的自尊心也很强。唐明德曾多次在儿子面前夸奖班里考第一名的女生，还把她带到家中，让儿子向她学习。在唐阳看来，这是一种暗示。“这刺激了我的好胜心，每次她到我家，都给我很大的压力，我真的拼尽全力了，但就是考不上第一名。”
见患病后的唐阳成绩一路下滑，阳澜曾和儿子说，“我现在见到同事头都抬不起来，他们的小孩一个比一个优秀。”这句话唐阳一直记得，心中的内疚感无处安放。在他眼中，母亲长年忙于家务和教学，很少有机会和他坐下来好好沟通。
读小学时，唐阳和弟弟打架，父母要求其写检讨书，并带到学校让老师签字，班主任会在课堂上公开念唐阳的检讨书。
读初中时，有一次，唐阳将父母给他的十几元零花钱给自己暗恋的女生买了一张音乐贺卡，并对父母撒谎称钱在回家路上被人抢了。父母一眼识破谎言，见儿子始终不肯承认，阳澜亲自去学校调查，甚至到女生家里，把事情闹得很大。母亲去学校调查的那天，唐谦博观察到，哥哥在家惶惶不可终日，神情极度恐惧。
父母的做法给唐阳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创伤。他在写给父母的长信中曾提及，“你们非要追根究底，还专门坐车去调查。暗恋就是不想让大人知道，而你们偏偏要知道，你们知不知道这种行为对我的心灵造成了多大的伤害？”
唐阳应父母要求写的检讨书。黄琪越 摄
住院期间，唐阳于2017年和2018年春节前夕给父母写过两封长信。在2017年写的长信中，唐阳曾对父母的教育方式提出了质疑：
“爸爸妈妈，我动手打你们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病的原因占到97%，其他原因只占3%。这3%里面肯定有我自身的过错，但也有你们自身的原因。你们的教育方式就完全正确吗？你们什么时候平心静气地坐下来跟我探讨过矛盾的解决办法？”
唐阳高中毕业后，刘佳音很少听闻他的消息。多年后，她偶然在成都一家超市外，看到唐阳在看守自行车。刘佳音不敢上前打招呼。“班里其他同学考研的考研，出国的出国。看到他这样，我心里是很疼的。”
唐阳的确不想让熟人知道他患病。此前，他向大学时期的女朋友隐瞒了自己的病情。在曾经的一本病历本上，他也将自己的名字划去，改成“石力”。“很多人对精神病人有负面看法，我担心我得精神病的事流传出去被熟人知道，所以取了假名，希望自己未来拥有强大的实力。”他解释道。
此前唐阳工作的超市门口，目前已停业。朱雅文 摄
此前唐阳的门诊病历。黄琪越 摄
逃离“铁屋子”
从2008年入A院至今，唐阳交了很多朋友，大家都称呼他“唐哥”“唐叔”。陈立军是唐阳的一位病友，在他眼中，唐阳出生于高知家庭，谈吐得体，知识面也很广。病友们“摆龙门阵”（聊天）时，无论谈到什么话题，唐阳都能说上几句。
林强也有同样的感受。他曾因工作产生焦虑，自愿入院调理。他对唐阳的第一印象是“很热情，很有礼貌”，两人同住一个楼层，唐阳会主动打招呼。起初林强有所顾虑，以为唐阳的热情属于“脑子不正常”，接触久了才发现，唐阳为人谦和，情绪稳定，没有任何暴力倾向。
即便出院许久，林强至今依然对精神病院的生活感到恐惧。为了确保摄像头清晰地照到房间和走廊的每一个角落，白炽灯24小时全亮，林强只能依靠安眠药入睡。早些年，医护人员不合理的管理模式导致打架斗殴现象很常见。有时林强饭吃到一半，突然有患者犯病嗷嗷乱叫，医护人员只能强行把犯病的患者绑到床上。
巨大的窒息感和绝望感充斥在每个角落。按照A院规定，患者入院治疗需满3个月，林强撑不下去了，决定提前出院。他无法想象唐阳是如何在这样的环境中熬过17年的。
出院时，林强把剩下的眼罩、被子、洗衣液等生活用品全部留给了唐阳。入院至今，父母和唐谦博都没来看望过他，最常来看望他的亲戚是杨淑芬和重庆的一位表妹。
陈立军出院后曾多次看望唐阳，包括去年他50岁生日的时候。每次他都会带一箱可乐，这是唐阳最爱喝的饮料。据他形容，早些年，唐阳衣服看来很破旧，“衣服上洞洞都有了”。最近几年，唐阳想淘汰破旧衣物，杨淑芬也会帮他购买。
在医院里，唐阳会和病友们打乒乓球、下棋、打麻将，也会偶尔看书、看电视。娱乐活动不算少，但最可怕的是没有自由。
在写给父母的长信中，唐阳曾提及在这家医院的生活。
住A院四个月后，医生告诉唐阳，他已经符合出院标准了，可以让家属来接。唐阳给父母写过长信，没有回音，用表妹的手机联系父亲也无果。他试图通过主管医生、可以联系上的亲戚、初高中班主任、甚至是初中同学，来帮他劝说自己的父母，也都没有下文。
阳澜曾亲口告诉唐阳，父亲想关他一辈子。亲戚们害怕惹怒唐明德，都不愿多管闲事。“亲爸都不接，我们怎么接？”杨淑芬表示。
在唐阳看来，符合出院标准却无法出院，这不是治疗，而是一种极其可怕的惩罚。
在一封长信中，他提到，如果父母还不接他出院，他将不再顾及血缘关系，“我将采取全面的反击措施，直到我获得自由为止”。
2020年，唐阳听说另一家医院的病友通过向媒体求助，最终得以出院。去年，唐阳在病友的帮助下获得了一台可联网的智能MP4，并开始联系媒体。
早在2012年的某一天，唐阳在看新闻时了解到，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以下简称《精神卫生法》），该法于2013年正式实施。“当时我头脑有个印象，知道了有一部保护精神障碍患者权益的法律”。
最近，他又在另一位病友的帮助下联系到户籍所在地的社区，希望社区能够接他出院，或劝服唐明德接他出院。社区曾组织专人负责此事，也曾多次劝说唐明德接儿子出院，均未果。
“借口”
这两年，每次从深圳回成都，唐谦博都选择自驾。原本两个多小时的飞行，变成了几乎一天一夜的行程，他不觉得疲惫。“摇起车窗，我只需专注眼前的路，不用去想别的。”他需要时间放空思绪，做好一切的心理准备，面对他的家庭。
长达17年的滞留，给院方造成了不小的压力。
唐阳曾经的主治医生陈鸣表示，唐阳早已符合出院标准，直到他两年前退休，都算得上“临床治愈”。医院内另一名工作人员表示，“他的状况一直很稳定，我们很同情他，也非常希望他能出院”，占床会影响医院收治新患者。但这位工作人员也表示，医院只能起到治疗的职能，而唐阳无法出院属于家庭矛盾，医院不便过多参与，“不应该让医院为家庭矛盾买单”。
据唐阳称，考虑到不影响其每一任主管医生的绩效，院方只能在系统中每隔一段时间为其办理“转床”（即当天办理一次出院后，再办一次入院）。
两年前，陈鸣曾和医院的领导一起，带着唐阳从重庆坐高铁去成都见唐明德，那是唐阳为数不多的几次走出A院的大铁门。路上，他好几次猛地深吸几口空气，“自由的味道”，他说。
为送唐阳回重庆开的出院证，入院时间是由于转床所致。受访者供图
即便儿子站在门口，唐明德依旧不愿相见。医院领导争取到和唐明德见一面的机会，唐明德反复强调，自己年事已高，如今独自一人居住，没有能力看住唐阳，更别谈让他按时吃药。
唐明德表示，唐阳曾五次进出精神病院。“每次他都承诺，回家后跟我们和和美美地过日子。但回来之后不好好吃药，我们没有办法，只能让他继续住院，就这样反反复复。”对此，唐阳辩称，自己从1993年到2008年期间，只有一年停药。那年，唐阳和朋友合伙办了一家航空票务中心，他不想让药物的副作用影响工作。
“医院说临床治愈，这不代表真正的治好。医院推给我，我能比医院更好吗？出院后出事了谁负责？”院方表示，如果出事，他们会第一时间派车将其接回重庆，但唐明德认为，这种事情没有如果，出了事就来不及了。
“不是说关到死，是真的没有办法，待在医院是最好的。”在他看来，儿子要是出院，“相当于身边养了一头狼，随时可能把我脖子咬断。”
此前，他从报纸上了解到不少出院后的精神障碍患者伤害他人的新闻。最让他恐惧的事就发生在自己身边，一位朋友的儿子也是不到20岁就得了精神分裂症，朋友在儿子的苦苦哀求下接他出院，没想到其儿子出院后犯病，亲手杀害了自己的妻儿，朋友也因此被气死。
唐明德至今还记得唐阳曾对他和妻子说过，“如果谁给我送进去（精神病院），我一刀砍死一个。”杨淑芬证实了这件事，“唐阳在家的时候，我们晚上会把刀藏好，就怕出事。”对此，唐阳一口否决。
劝说无果，院方只好将唐阳送回医院。A院始终认为唐阳符合出院标准，但不同意让他自行签字出院，这也是目前中国所有精神病医院默认的“潜规则”——谁送来，谁接走。
陈立军记得，有一次，唐阳与医院沟通自己签字出院，无果。他以“非法拘禁”为由向当地派出所报警，民警回复“（我们和医院是）兄弟单位，不便插手”。
在做出看似“铁石心肠”的决定前，唐明德也曾挣扎过。唐阳患病后，唐明德通过多种途径了解“精神分裂症”。他在一个专门的文件夹里存放了各种和精神分裂症有关的剪报和笔记。
唐明德收集的剪报。朱雅文 摄
如今81岁的唐明德头发花白，独自居住，生活一切从简。作为父亲，两个儿子的童年日记、各种证书、校徽等物件，他都细心整理后珍藏在家中书房。
书桌上放满了唐阳患病至今二十多年的各种资料和证明，他始终想不明白儿子为什么会患病，也始终找不到彻底治愈精神分裂症的方法。“这个病非常可怕，不是一般的感冒，吃点药，吊水就好了，精神病是世界难题。”
唐明德桌上放满了唐阳患病至今的各种材料。朱雅文 摄
唐阳儿时的日记，唐明德都收藏着。黄琪越 摄
而在唐阳看来，父亲的说辞，都是借口。
刘佳音也曾受唐阳委托劝说其母亲。那次，她和阳澜打了近2小时的电话。“他妈妈跟我说，唐阳犯病时都是往死里打她，他们很绝望。我也理解，因为他妈妈是很爱他的。”刘佳音劝说许久，阳澜表示，“刘老师，如果你想接，那你去接他。”
对于曾经的暴力行为，唐阳感到十分后悔。他曾在长信中多次向父母道歉，但这并不能抚平阳澜内心的伤痛。
生前，阳澜的手臂上留有一个很大的伤疤。据唐明德回忆，唐阳曾用几斤重的花瓶甩向阳澜，当时阳澜血流不止。得知母亲患癌后，唐阳多次致电，阳澜一个都没接。直到去世，阳澜都没来医院看过唐阳一次。
阳澜去世前曾有一次路过A院，唐明德主动询问妻子，是否要进去看看大儿子。阳澜流着泪拒绝，“不见，不能见”。对此，唐阳始终不愿相信，认为父亲在造谣。“母亲曾和我说过，‘唐阳，母亲不会记儿子的仇。’”
“有一只蜗牛在背后追杀我”
唐谦博这次来A院，院方向他表示，希望他能换位思考，接哥哥出院。
唐谦博感到为难。他并非不想承担责任，他希望独自面对哥哥及他患病的事实，但目前他的小家庭还离不开他。
母亲在世时，哥哥的住院事宜由母亲负责。2023年，母亲因癌症去世，唐谦博称自己不得不“接棒”。去年春节期间，在杨淑芬的陪同下，他第一次来A院与哥哥的主治医生沟通。站在A院门口，唐谦博浑身发抖，不知道该迈出哪只脚。
2008年唐阳入院时，弟弟已大学毕业，在深圳工作。他知道弟弟有公司，在一位病友的帮助下搜索到联系方式。他曾多次尝试联系弟弟，希望弟弟能签字接他出院，均无回音，至今他都无法亲自联系上唐谦博。
这次唐谦博来A院，是为了结算哥哥的医药费，他没有去看哥哥一眼。唐阳不明白为什么，弟弟对他不算差，曾给他买过平板电脑、MP4、蓝牙音箱等电子产品。这次来医院，弟弟也买了零食和一套新衣裤。
“我只能做目前能力范围内的事情。两条黑线同时交汇到我哥身上，而我要在我身上把这两条黑线终结掉。”唐谦博说。
去年曾有一段时间，唐谦博每晚吃安眠药才能入睡，想起他曾经经历的和即将面对的一切，唐谦博就感觉，“有一只蜗牛在背后追杀我”。
唐阳确诊的那天晚上，他在母亲的照顾下服药后睡觉。唐谦博在客厅里站着，母亲催促他赶快去睡，并告诉他“我们家遭大灾了”。
当时，唐谦博不明白“大灾”的含义。哥哥患病后，有几次深夜在家里闹得比较凶，邻居都听见了。一些邻居会在背地里议论他和他的父亲，“第一个儿子疯了，第二个儿子也是疯的”。
唐阳不否认这一切对弟弟造成的负面影响。他曾写下这样一段话，希望弟弟能看见：“我不是一个好哥哥，我以前忙于学习，对你的关心照顾实在太少，现在想来十分愧疚。但我们之间没有大的矛盾，我没生病之前非常优秀，你有这样的哥哥一定感到非常荣耀。后来我生病了，落后了，但得病不是我的错，我也不想生病。有些人恶言恶语议论我，你不必放心里去，做好自己就行。”
与从小成绩优异的哥哥相比，唐谦博成绩一般。父母对哥哥的重视，唐谦博心里很清楚。新衣服都是哥哥先穿，穿不下再给他，如果还是太短，就在下摆处围一圈布。
直到哥哥患病后，1994年春节，父亲去外地出差，给当时在读高二的唐谦博买了一套新衣服——一件翻毛皮夹克衫、一条牛仔裤和一双运动鞋。这让唐谦博受宠若惊，甚至觉得自己“不配”。
在唐阳童年的日记里，记录了不少与弟弟共度的美好时光。但在唐谦博看来，兄弟俩的感情一直比较生疏。即便就读同一所小学和初中，但基本不会一起上学。
唐阳儿时日记中，记载了与弟弟共度的时光。黄琪越 摄
唐谦博也曾看过心理医生。医生告诉他，年龄相近的兄弟间天然会形成一种竞争，父母需要进行平衡。若平衡不当，竞争会向负面转化。如今，唐谦博反而有点感谢父母的“忽视”，给“光圈之外”的他一个相对健康的成长环境。
在他看来，哥哥患病是一种必然。“遗传因素占50%，因为我叔叔有相关病史，后天的家庭环境因素占50%。”
在两个儿子的印象里，父母关系一直不太好。唐阳记得，小时候父亲多次当着两兄弟的面和母亲争执甚至打架，闹离婚也是家常便饭。唐明德认为这是妻子的问题，“我是不赞同在孩子面前吵的，他妈妈每次都当着孩子的面数落我。”
原生家庭给唐谦博造成的影响，直到他中年以后才显现出来。有了自己的小家庭后，唐谦博不懂如何去表达爱，“原生家庭没有这样的氛围，甚至父母的原生家庭也是如此。”
唐明德也曾反思过。“要是有个能培养父母的学校，教父母如何培养小孩成功率比较高的话，能少走很多弯路。我们那时候哪有啥经验嘛，我和妻子的父母都去世得早，都是自己带孩子。”退休前，他和妻子的工作都很忙。
唐阳早已规划好出院后的生活。他准备投靠曾经的病友们，以解决住宿和工作问题。当然，他最大的心愿是尽早结婚，看着出院的病友们一个个娶妻生子，如今50岁的唐阳很是羡慕。
然而，他的计划在家属以及刘佳音看来，都太不切实际了。他们都认为，院方给唐阳安排比如保安或者临时工的岗位，是比较合适的办法。
唐明德和唐谦博始终没有做好接受家里有一位精神病人的准备。唐阳患病时措手不及，如今依然如此。去年第一次来A院时，唐谦博坦言内心的真实想法：“有多少人这辈子会来这种地方？我为什么不去咖啡馆？而是要在这里？”
“是因为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吗？我没有，我只是得了精神病。”唐阳曾在长信中提到这样一句话。
支持在哪里
去年年底，唐阳的遭遇被报道后，网友们谴责家属“没有人性”。在上海心声公益秘书长二坤（化名）看来，这并非良性。二坤表示，目前国内精神障碍患者的社会支持普遍较差，最主要的支持来源是家人，其次是医生和朋友。
“不能把家属和患者对立起来，因为大家都很难。家属的病耻感一般比患者还要严重，害怕周围人异样的眼光。并且在缺乏完善的社会支持系统的情况下，作为监护人的家属所面临的照护压力是很大的。”二坤表示。
2020年，为向精神病患照护者提供更多的支持和帮助，心声公益启动了“羽翼计划”。去年6月，心声公益发布全国首个关注精神障碍人士照护者的调研报告《谁来照顾照顾者：中国精神障碍人士照顾者现状及需求调查报告》。其中提及，三分之二的照顾者表示存在重度照顾负担，三分之一的照顾者认为自己的生活质量差，接近一半的照顾者对自己的总体健康不满意，四分之一的照顾者总是或经常失眠，超过一半的照顾者存在中度以上的焦虑症状。
从事身心障碍者平等权利研究的黄裔此前进行过有关精神障碍患者及其家属的相关研究。在曾经的走访中，她发现，精神障碍患者出院后，对于家属的考验才真正开始，而大部分家属并没有做好准备。
患者受到精神障碍、生活环境及人际关系等多重因素互相作用的影响，可能会对家属缺乏信任而产生异常行为，比如，怀疑家属乱动东西、怀疑有人在饭菜里放异物、拒绝洗澡或吃药等。
对家属来说，这会形成长期积压下的隐性压力，家属会在多年的照护中失去信心，更别谈参加外部活动。“比如患者吵到邻居，家属要先和邻居道歉。患者不吃饭，家属要想办法让他们吃饭。解决眼下的危机已耗费心力，没有精力去了解患者异常行为背后的成因，更无法重建信任关系，这是一个死循环。”
唐明德曾做的笔记，探讨精神病人和家庭教育之间的关系。黄琪越 摄
在唐阳的案例中，家属的创伤经历并不会随着时间而被解决。“始终没有人或者组织给家属提供支持，就等于当年的创伤如今依旧没有得到处理。”黄裔表示，现有政策如低保，仅将家庭作为审核单位，我国目前没有专门针对残障人士家庭成员的支持政策。
黄裔表示，目前社会上针对照护者提供服务的社会组织，更多聚焦于照护技能方面的培训，对照护者的心理疗愈以及对家庭关系的重建方面的支持是很少的。
再加之病耻感和社会歧视的存在，家属会选择“躲起来”。即便有外部的支持，也很难触及他们。在黄裔看来，帮助精神障碍患者及其家属恢复正常生活，是全社会面对的共同课题。“精神障碍患者也是社会的一分子。公众能做的首先是不要去欺负和歧视他们。”
去年，唐明德找了成都的一家司法鉴定中心，为唐阳做了民事行为能力的司法鉴定。结果显示，唐阳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这一结果也通过了当地法院的开庭宣判，意味着该司法鉴定具有法律效力。判决决定显示，认定唐阳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指定唐明德为唐阳的监护人。
即便唐阳对鉴定结果存疑，即便《精神卫生法》中曾明确提及要保护精神障碍患者的自主权利，但在目前国内的司法环境中，成人监护制度依旧是压在精神障碍患者身上的“一座大山”。这也就意味着，在司法上，唐阳已经成为了没有任何权利的“真空人”，唐阳想要行使法律权利，包括重新发起民事行为能力鉴定或请律师诉讼，原则上都需要通过他的父亲。
唐阳还是决定放手一搏。最近几个月，他多次联系全国各地对他的案件感兴趣的律师，并认为自己有望成为“精卫第二案”。
早已出院的病友陈立军和林强对唐阳的过往并不完全知情，他们只是觉得，家属没有良心，即便是为了惩罚唐阳，17年的代价也未免太残酷了。
17年来，唐阳送走了一批又一批的病友。头两年，他把病友送到电梯口时，还会对他们说：“日后成都相聚！”为病友们重获自由感到高兴的同时，一阵阵失落之感也不断向他袭来。
这两年，他已经不说这句话了，“就像是被判了无期徒刑，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出院。”
滞留精神病院17年，唐阳几乎没有走出过这扇大门。黄琪越 摄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除唐阳和黄裔外，其余人物为化名。）
“是因为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吗？我没有，我只是得了精神病。”
编者按：
2013年5月1日，历经27年漫长修法历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以下简称《精神卫生法》）正式实施，首次规定精神障碍患者住院治疗实行自愿原则。
如今，十二年过去，有些困境依旧待解。自愿住院原则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被精神病”的概率。但《精神卫生法》在非自愿住院患者的出院问题上，依然存在争议。
目前全国范围内，达到出院标准但却依然滞留在医院里的精神障碍患者，不在少数。他们挣扎在与家属过往的矛盾和纠葛里，困在亟待完善的权利保护法条中，更期待着相应的社会支持系统，回归社会。
通过一系列稿件，我们期待与读者深入探讨精神障碍患者出院的权益与难题。希望能改善他们面临的现状，并为他们及其背后的家庭，提供更多的理解和支持。
唐阳在重庆的一家精神病院（以下简称“A院”）度过了第17个除夕。
这天与一年中的任何一天没什么不同。白天他洗了些脏衣服，整理了床铺，用一台智能MP4给朋友们拜年。他没有看春晚，晚上躺在床上休息。医院的年夜饭少了往年常见的饺子，有一道菜还是中午吃剩下的，这让他有些不满意。
住院17年来，在药物副作用的影响下，唐阳的头发变得稀疏，他索性剃成光头，牙齿也掉了几颗。原来他是个清瘦的一米八大高个，如今身材有些发福。
2008年4月30日，父母以去亲戚家拜访为由，将当时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唐阳，从成都骗到重庆的A院使其强制住院。经过治疗，入院4个月后，唐阳已符合出院标准，但其家人至今未接其出院。多年来，唐阳多次尝试与家属、院方、社区沟通，均未果。
在唐阳的案例中，我们看到了精神障碍患者和家属面临的双重困境。
符合出院标准的精神障碍患者们，期待自由来敲门。但背后默默承受照护义务的家庭，却因曾经的伤痛和无法抹去的病耻感常年“隐身”，不愿也没有能力接亲人出院。
“不生活在这个家庭的人，无法体会。”面对外界的谴责，唐阳的亲生弟弟唐谦博坦言，“这是偶然造成的悲剧，就像失手打碎的花瓶，再也无法复原。”
伤痕
1月中旬的某一天，唐谦博从深圳出发，驱车1400多公里，到了重庆A院门口。
时隔二十多年，唐阳原以为能见到亲弟弟，但希望落空了。唐谦博拒绝和哥哥见面，“一张早已模糊的脸突然清晰起来”，他接受不了。
曾经，唐阳学习成绩优异。刘佳音是唐阳的高中班主任，在她的印象中，“按他的成绩，不出意外，当年他能考上国内数一数二的好大学。”
1992年冬天，正值唐阳高三上学期备考阶段，刘佳音发现，原本干干净净的大男孩变得很邋遢，双手经常沾满黑色和蓝色的钢笔墨水，指甲很长，穿着也很不整齐。
她曾多次在夜晚被叫去唐阳家里解决矛盾。让她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某天晚上十点多，母亲阳澜来电称“唐阳有点事，请您来家里帮我们解决问题”。刘佳音赶到后发现，唐阳用沙发和柜子堵住房门，不让母亲和弟弟回家。当时父亲唐明德在楼下，唐阳从三楼家中的阳台上，举起花盆一个个往下砸。
房门锁死的情况发生了不止一次。据唐明德回忆，唐阳曾“威胁”父母给他一万元才肯开门。“我实在是没办法，去借了1万元现金。”唐谦博看见，当时父亲同事在一辆自行车后捆了一大摞面值10元的现金，歪歪扭扭地骑来。
唐阳曾经住所周边的老房子，他所住的房子已拆迁，周边老邻居对他有所耳闻。黄琪越 摄
父母请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精神科专家来家问诊，专家诊断唐阳为精神分裂症单纯型。专家告诉唐明德，该型比较少见，多为青少年发病。更令夫妻俩绝望的是，专家表示需终生服药，“愈后较差，是精神分裂症中最难治疗的，也是最危险的。”
起初，父母隐瞒病情，以“补脑子”为名骗唐阳吃西药。上课时，唐阳变得嗜睡，书看不进去。高考前一个月，阳澜决定带儿子去雅安找老中医进行针灸治疗，唐阳这才得知自己患病。
高考前几天，唐明德派专车把老中医接到家中为儿子治疗。唐阳高考的三天，唐明德请假接送。唐阳是最后一个进考场的，手上有很多墨水，唐明德给他擦干净，并再三嘱托，“不要紧张，会做的题目就做，不会做也没有关系。”
唐阳认为自己患病还坚持参加完高考，很不容易，母亲理应准备丰盛的美食。但阳澜准备的菜品不如他意，他端起一碗沸腾着热油的回锅肉，直接扣到她头上。阳澜立刻冲进厨房冲洗头发。
最终，唐阳超过二本线3分，勉强考上杭州的一所二本院校。唐阳承认大一时自己贪玩好耍，成绩不理想，也没有坚持每天服药。他解释，当时自己对精神类疾病认识不足，没意识到不坚持吃药的后果。
大一寒假，唐阳回到成都，带回了满满一行李箱的脏衣服。行李箱被打开的瞬间，站在一旁的唐谦博吓了一跳，一股异味飘来。对此，唐阳辩解道，“男人都不太爱干净。”
但在唐明德看来，这样的行为很不正常。“他在家里非常懒，夏季能有十天乃至二十天不洗澡，躺在沙发上流汗，整个屋子都臭烘烘的。”入院时，唐明德也是这样向医生描述的，医生将其写进病历。唐阳直到近几年才看到这份病历，他觉得荒诞，要求医生删除这些在他看来虚假的描述。
在一次单位组织的旅游中，唐明德带唐阳一同前往。唐阳很想体验快艇项目，但父亲以快艇不安全、价格贵为由拒绝。回家路上，唐明德反复提及，“今天有这么多比你年纪小的小孩在场，你提要求是不对的。”说罢，唐阳的眼神立马不对劲，“一口痰吐在我头上，还和我扭打起来。”
在唐阳看来，正是这一行为导致当时父亲将他送进成都市第四人民医院住院治疗。虽只有一个月，却给当时年仅19岁的唐阳造成了不可磨灭的心理阴影——明晃晃的白炽灯24小时常亮、服用“冬眠灵”（即氯丙嗪）导致鼻子不出气、伙食连猪食都不如。“真的太可怕了，后来我经常做噩梦梦见那些日子。”唐阳回忆道。
在写给父母的长信中，唐阳曾透露出对医院的恐惧。
父母来探望时，唐阳总是号啕大哭，跪下来哀求父母接他回家。唐明德将其转到条件较好的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精神科，三个月后便接他回家。
1996年，唐阳大学毕业后，唐明德依然想彻底治好儿子的病。他请假带儿子去西北地区神经内科较为知名的一家中西医结合医院，陪儿子治疗了100多天，冬去春回，最冷的时候，气温低至零下二十多摄氏度。
治疗期间，唐阳想看书，唐明德就骑自行车去借书。有一次，唐阳提出想看不健康的书籍，被唐明德拒绝。他骑着自行车猛地加速，冲向骑在前面的父亲，唐明德摔倒在地，在冰雪道路上滑出十多米远，爬不起来。“我从来没受过这么多苦，都是为了他。这件事让我非常心寒，我也是想把他看好，哪个人不爱自己的孩子？”
据唐明德回忆，还有一次，父子俩因一件小事发生争执。在来回推搡中，唐阳在父亲的脸上抓了几道伤痕。次日，同事看到便说：“你看，你儿子又犯病了。”在唐明德看来，这是一种嘲笑，他不知如何回应。
其实，父亲的付出，唐阳记在心中。他曾在一封写给父母的长信中提及，“我更永远不会忘记1996年那个雪花飘舞的冬天，你陪我在（甘肃）西峰一个简陋的房屋里度过的几个月艰苦的时光。”
患病期间，唐阳主要由阳澜和表姐杨淑芬照顾。唐阳在家爱睡懒觉，生活作息不规律，阳澜看不惯，并表示如果唐阳不听话，就再把他送进精神病院。
唐阳被这句“威胁”激怒了。他一个箭步向前，用拳头挥向母亲的头部、脸部和臀部。“明知道我在医院这么痛苦，为什么还说这样的话？”他曾在住院期间被强行进行“电休克”，虽是一种常见的治疗手段，却让他痛不欲生。每每想到这里，他都害怕得浑身发抖。他曾要求父母写保证书，承诺无论发生什么，都不会将自己送进精神病院。
唐阳要求父母写下的保证书。受访者供图
读大学时，唐阳首次带女朋友回家，他提前告知母亲，“我很喜欢她，你要顾及我的面子，多说我的优点。”在唐阳的描述中，阳澜事先答应，但还是当着女友的面吐槽儿子的各种不是，唐阳见女朋友的脸色越来越差。“为什么答应我的事情要反悔？”女友走后，他质问母亲，将她推倒在沙发上殴打。
据杨淑芬回忆，当时阳澜苦苦哀求道：“打我可以，不要打我的脸，我没法见人。”一旁的杨淑芬根本拦不住，只能冲上去替阳澜挨几拳头。杨淑芬曾多次亲眼目睹唐阳殴打母亲，“唐阳打不赢他爸爸，他爸爸那时还比他高。都是我三娘（即阳澜）挨打，只要不吃药，他马上就犯病。我三娘对他最好，被他伤害得也最多。”
阳澜被打时，唐明德都不在场。“那时我还要早起上班，他妈妈已退休，唐阳白天睡觉，晚上看电视到很晚，影响我休息，我不得不和他们分开住。”
而当时唐谦博正在上海读大学。他回忆自己曾在学校门口马路旁的公共电话亭接到母亲来电，阳澜向小儿子哭诉唐阳的暴力行为，唐谦博很心疼，但无能为力。
由于患病，毕业后唐阳找了十几份工作，均不如意。唐明德也曾多次向单位申请，希望能落实大儿子的工作问题，均未果。
父亲多次向单位申请，希望落实唐阳的工作。黄琪越 摄
此前，唐阳因患病多次住院，父母于心不忍，最后都会接他出院。直到2008年4月30日，面对巨大的精神负担和未知的恐惧，夫妻俩以带唐阳去重庆亲戚家拜访为由，事先和亲戚沟通好，将唐阳骗进A院。车上，唐明德有意让唐阳坐在中间，他和妻子坐在两边，以防中途被唐阳识破后跳车。
一切都按唐明德的计划进行。“医院我也提前沟通了，救护车就隐藏在路边的树下。到了医院门口，他一下车，医生就把他带走，他看到医生就规矩了，在家里就是蛮横不讲理。”
这一天，唐阳永远都不会忘记。入院后，他被绑在病床上整整一夜。“有时做梦都会梦见我被强行送到医院，开始了漫长痛苦的生活。”
“我只负责好好学习”
唐阳很喜欢自己的名字。父亲姓唐、母亲姓阳，他是父母感情的结晶。
在他小学和初中的日记中，字里行间里透露出这是一个阳光、勇敢、勤奋好学的男孩。唐阳从小爱读书、爱看报，关心国内外新闻，喜欢和同学一起下棋、游泳、打乒乓球。
父母均毕业于四川大学。退休前，父亲在军区工作，母亲是大学老师。“当年唐阳考上全成都最好的高中成都七中，他弟弟也考上另一所很好的学校，这样的家庭很受人羡慕。”刘佳音回忆道。
初中三年，唐阳是班长，每次期末考试都是年级第一，数理化竞赛也经常拿奖，还被评为区三好学生。以全校第一的成绩考上成都七中后，唐阳获得了身边众人的称赞。初中三年是他至今人生最辉煌的时光。
唐阳的儿时日记。黄琪越 摄
与初中不同，成都七中汇聚了全省的尖子生。不过唐阳的成绩也不错，基本保持在班级前十，也曾被评为校三好学生。
作为家中长子，父母对他寄予厚望，唐阳也想为父母争光。“我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面对严酷的竞争环境，心理上受到极大冲击，结果在高三那年由于承受不住巨大的学习压力，我得了精神病。”他这样总结。
在医学界，严重精神障碍的发病机制和影响因素目前还不明确，背后的成因十分复杂。除了占比较高的遗传等生物性因素外，某些特定的家庭环境等外部因素也会增加患病的可能性。
作为一名工作四十余年的老教师，刘佳音提到，青少年在成长期，尤其是男孩，身体发育快于思想发育，需老师及家长细心呵护，助其平稳过渡。然而，唐阳的父母虽是知识分子，但缺乏相关知识。
唐阳高三交流本上，老师的留言。黄琪越 摄
据唐明德回忆，两个儿子的生活起居由阳澜负责。“洗衣、做饭、收拾书包，都是妈妈来做。温室里的花朵经不起风吹雨打，他妈妈还是有点溺爱。”阳澜照顾儿子的同时还要去学校上课，经常来不及吃早饭，有一次在课堂上因为低血糖晕倒了。
对此，唐阳也坦言，自己是吃现成饭长大的，母亲曾明确表示不愿意让他和弟弟做家务，并对他说，“你一心一意把学习搞好就行了，其他事情不用操心。”
“我只负责好好学习，我学习成绩好，他们就开心。”在唐阳眼中，父母的自尊心也很强。唐明德曾多次在儿子面前夸奖班里考第一名的女生，还把她带到家中，让儿子向她学习。在唐阳看来，这是一种暗示。“这刺激了我的好胜心，每次她到我家，都给我很大的压力，我真的拼尽全力了，但就是考不上第一名。”
见患病后的唐阳成绩一路下滑，阳澜曾和儿子说，“我现在见到同事头都抬不起来，他们的小孩一个比一个优秀。”这句话唐阳一直记得，心中的内疚感无处安放。在他眼中，母亲长年忙于家务和教学，很少有机会和他坐下来好好沟通。
读小学时，唐阳和弟弟打架，父母要求其写检讨书，并带到学校让老师签字，班主任会在课堂上公开念唐阳的检讨书。
读初中时，有一次，唐阳将父母给他的十几元零花钱给自己暗恋的女生买了一张音乐贺卡，并对父母撒谎称钱在回家路上被人抢了。父母一眼识破谎言，见儿子始终不肯承认，阳澜亲自去学校调查，甚至到女生家里，把事情闹得很大。母亲去学校调查的那天，唐谦博观察到，哥哥在家惶惶不可终日，神情极度恐惧。
父母的做法给唐阳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创伤。他在写给父母的长信中曾提及，“你们非要追根究底，还专门坐车去调查。暗恋就是不想让大人知道，而你们偏偏要知道，你们知不知道这种行为对我的心灵造成了多大的伤害？”
唐阳应父母要求写的检讨书。黄琪越 摄
住院期间，唐阳于2017年和2018年春节前夕给父母写过两封长信。在2017年写的长信中，唐阳曾对父母的教育方式提出了质疑：
“爸爸妈妈，我动手打你们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病的原因占到97%，其他原因只占3%。这3%里面肯定有我自身的过错，但也有你们自身的原因。你们的教育方式就完全正确吗？你们什么时候平心静气地坐下来跟我探讨过矛盾的解决办法？”
唐阳高中毕业后，刘佳音很少听闻他的消息。多年后，她偶然在成都一家超市外，看到唐阳在看守自行车。刘佳音不敢上前打招呼。“班里其他同学考研的考研，出国的出国。看到他这样，我心里是很疼的。”
唐阳的确不想让熟人知道他患病。此前，他向大学时期的女朋友隐瞒了自己的病情。在曾经的一本病历本上，他也将自己的名字划去，改成“石力”。“很多人对精神病人有负面看法，我担心我得精神病的事流传出去被熟人知道，所以取了假名，希望自己未来拥有强大的实力。”他解释道。
此前唐阳工作的超市门口，目前已停业。朱雅文 摄
此前唐阳的门诊病历。黄琪越 摄
逃离“铁屋子”
从2008年入A院至今，唐阳交了很多朋友，大家都称呼他“唐哥”“唐叔”。陈立军是唐阳的一位病友，在他眼中，唐阳出生于高知家庭，谈吐得体，知识面也很广。病友们“摆龙门阵”（聊天）时，无论谈到什么话题，唐阳都能说上几句。
林强也有同样的感受。他曾因工作产生焦虑，自愿入院调理。他对唐阳的第一印象是“很热情，很有礼貌”，两人同住一个楼层，唐阳会主动打招呼。起初林强有所顾虑，以为唐阳的热情属于“脑子不正常”，接触久了才发现，唐阳为人谦和，情绪稳定，没有任何暴力倾向。
即便出院许久，林强至今依然对精神病院的生活感到恐惧。为了确保摄像头清晰地照到房间和走廊的每一个角落，白炽灯24小时全亮，林强只能依靠安眠药入睡。早些年，医护人员不合理的管理模式导致打架斗殴现象很常见。有时林强饭吃到一半，突然有患者犯病嗷嗷乱叫，医护人员只能强行把犯病的患者绑到床上。
巨大的窒息感和绝望感充斥在每个角落。按照A院规定，患者入院治疗需满3个月，林强撑不下去了，决定提前出院。他无法想象唐阳是如何在这样的环境中熬过17年的。
出院时，林强把剩下的眼罩、被子、洗衣液等生活用品全部留给了唐阳。入院至今，父母和唐谦博都没来看望过他，最常来看望他的亲戚是杨淑芬和重庆的一位表妹。
陈立军出院后曾多次看望唐阳，包括去年他50岁生日的时候。每次他都会带一箱可乐，这是唐阳最爱喝的饮料。据他形容，早些年，唐阳衣服看来很破旧，“衣服上洞洞都有了”。最近几年，唐阳想淘汰破旧衣物，杨淑芬也会帮他购买。
在医院里，唐阳会和病友们打乒乓球、下棋、打麻将，也会偶尔看书、看电视。娱乐活动不算少，但最可怕的是没有自由。
在写给父母的长信中，唐阳曾提及在这家医院的生活。
住A院四个月后，医生告诉唐阳，他已经符合出院标准了，可以让家属来接。唐阳给父母写过长信，没有回音，用表妹的手机联系父亲也无果。他试图通过主管医生、可以联系上的亲戚、初高中班主任、甚至是初中同学，来帮他劝说自己的父母，也都没有下文。
阳澜曾亲口告诉唐阳，父亲想关他一辈子。亲戚们害怕惹怒唐明德，都不愿多管闲事。“亲爸都不接，我们怎么接？”杨淑芬表示。
在唐阳看来，符合出院标准却无法出院，这不是治疗，而是一种极其可怕的惩罚。
在一封长信中，他提到，如果父母还不接他出院，他将不再顾及血缘关系，“我将采取全面的反击措施，直到我获得自由为止”。
2020年，唐阳听说另一家医院的病友通过向媒体求助，最终得以出院。去年，唐阳在病友的帮助下获得了一台可联网的智能MP4，并开始联系媒体。
早在2012年的某一天，唐阳在看新闻时了解到，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以下简称《精神卫生法》），该法于2013年正式实施。“当时我头脑有个印象，知道了有一部保护精神障碍患者权益的法律”。
最近，他又在另一位病友的帮助下联系到户籍所在地的社区，希望社区能够接他出院，或劝服唐明德接他出院。社区曾组织专人负责此事，也曾多次劝说唐明德接儿子出院，均未果。
“借口”
这两年，每次从深圳回成都，唐谦博都选择自驾。原本两个多小时的飞行，变成了几乎一天一夜的行程，他不觉得疲惫。“摇起车窗，我只需专注眼前的路，不用去想别的。”他需要时间放空思绪，做好一切的心理准备，面对他的家庭。
长达17年的滞留，给院方造成了不小的压力。
唐阳曾经的主治医生陈鸣表示，唐阳早已符合出院标准，直到他两年前退休，都算得上“临床治愈”。医院内另一名工作人员表示，“他的状况一直很稳定，我们很同情他，也非常希望他能出院”，占床会影响医院收治新患者。但这位工作人员也表示，医院只能起到治疗的职能，而唐阳无法出院属于家庭矛盾，医院不便过多参与，“不应该让医院为家庭矛盾买单”。
据唐阳称，考虑到不影响其每一任主管医生的绩效，院方只能在系统中每隔一段时间为其办理“转床”（即当天办理一次出院后，再办一次入院）。
两年前，陈鸣曾和医院的领导一起，带着唐阳从重庆坐高铁去成都见唐明德，那是唐阳为数不多的几次走出A院的大铁门。路上，他好几次猛地深吸几口空气，“自由的味道”，他说。
为送唐阳回重庆开的出院证，入院时间是由于转床所致。受访者供图
即便儿子站在门口，唐明德依旧不愿相见。医院领导争取到和唐明德见一面的机会，唐明德反复强调，自己年事已高，如今独自一人居住，没有能力看住唐阳，更别谈让他按时吃药。
唐明德表示，唐阳曾五次进出精神病院。“每次他都承诺，回家后跟我们和和美美地过日子。但回来之后不好好吃药，我们没有办法，只能让他继续住院，就这样反反复复。”对此，唐阳辩称，自己从1993年到2008年期间，只有一年停药。那年，唐阳和朋友合伙办了一家航空票务中心，他不想让药物的副作用影响工作。
“医院说临床治愈，这不代表真正的治好。医院推给我，我能比医院更好吗？出院后出事了谁负责？”院方表示，如果出事，他们会第一时间派车将其接回重庆，但唐明德认为，这种事情没有如果，出了事就来不及了。
“不是说关到死，是真的没有办法，待在医院是最好的。”在他看来，儿子要是出院，“相当于身边养了一头狼，随时可能把我脖子咬断。”
此前，他从报纸上了解到不少出院后的精神障碍患者伤害他人的新闻。最让他恐惧的事就发生在自己身边，一位朋友的儿子也是不到20岁就得了精神分裂症，朋友在儿子的苦苦哀求下接他出院，没想到其儿子出院后犯病，亲手杀害了自己的妻儿，朋友也因此被气死。
唐明德至今还记得唐阳曾对他和妻子说过，“如果谁给我送进去（精神病院），我一刀砍死一个。”杨淑芬证实了这件事，“唐阳在家的时候，我们晚上会把刀藏好，就怕出事。”对此，唐阳一口否决。
劝说无果，院方只好将唐阳送回医院。A院始终认为唐阳符合出院标准，但不同意让他自行签字出院，这也是目前中国所有精神病医院默认的“潜规则”——谁送来，谁接走。
陈立军记得，有一次，唐阳与医院沟通自己签字出院，无果。他以“非法拘禁”为由向当地派出所报警，民警回复“（我们和医院是）兄弟单位，不便插手”。
在做出看似“铁石心肠”的决定前，唐明德也曾挣扎过。唐阳患病后，唐明德通过多种途径了解“精神分裂症”。他在一个专门的文件夹里存放了各种和精神分裂症有关的剪报和笔记。
唐明德收集的剪报。朱雅文 摄
如今81岁的唐明德头发花白，独自居住，生活一切从简。作为父亲，两个儿子的童年日记、各种证书、校徽等物件，他都细心整理后珍藏在家中书房。
书桌上放满了唐阳患病至今二十多年的各种资料和证明，他始终想不明白儿子为什么会患病，也始终找不到彻底治愈精神分裂症的方法。“这个病非常可怕，不是一般的感冒，吃点药，吊水就好了，精神病是世界难题。”
唐明德桌上放满了唐阳患病至今的各种材料。朱雅文 摄
唐阳儿时的日记，唐明德都收藏着。黄琪越 摄
而在唐阳看来，父亲的说辞，都是借口。
刘佳音也曾受唐阳委托劝说其母亲。那次，她和阳澜打了近2小时的电话。“他妈妈跟我说，唐阳犯病时都是往死里打她，他们很绝望。我也理解，因为他妈妈是很爱他的。”刘佳音劝说许久，阳澜表示，“刘老师，如果你想接，那你去接他。”
对于曾经的暴力行为，唐阳感到十分后悔。他曾在长信中多次向父母道歉，但这并不能抚平阳澜内心的伤痛。
生前，阳澜的手臂上留有一个很大的伤疤。据唐明德回忆，唐阳曾用几斤重的花瓶甩向阳澜，当时阳澜血流不止。得知母亲患癌后，唐阳多次致电，阳澜一个都没接。直到去世，阳澜都没来医院看过唐阳一次。
阳澜去世前曾有一次路过A院，唐明德主动询问妻子，是否要进去看看大儿子。阳澜流着泪拒绝，“不见，不能见”。对此，唐阳始终不愿相信，认为父亲在造谣。“母亲曾和我说过，‘唐阳，母亲不会记儿子的仇。’”
“有一只蜗牛在背后追杀我”
唐谦博这次来A院，院方向他表示，希望他能换位思考，接哥哥出院。
唐谦博感到为难。他并非不想承担责任，他希望独自面对哥哥及他患病的事实，但目前他的小家庭还离不开他。
这两年，每次从深圳回成都，唐谦博都选择自驾。原本两个多小时的飞行，变成了几乎一天一夜的行程，他不觉得疲惫。“摇起车窗，我只需专注眼前的路，不用去想别的。”他需要时间放空思绪，做好一切的心理准备，面对他的家庭。
母亲在世时，哥哥的住院事宜由母亲负责。2023年，母亲因癌症去世，唐谦博称自己不得不“接棒”。去年春节期间，在杨淑芬的陪同下，他第一次来A院与哥哥的主治医生沟通。站在A院门口，唐谦博浑身发抖，不知道该迈出哪只脚。
2008年唐阳入院时，弟弟已大学毕业，在深圳工作。他知道弟弟有公司，在一位病友的帮助下搜索到联系方式。他曾多次尝试联系弟弟，希望弟弟能签字接他出院，均无回音，至今他都无法亲自联系上唐谦博。
这次唐谦博来A院，是为了结算哥哥的医药费，他没有去看哥哥一眼。唐阳不明白为什么，弟弟对他不算差，曾给他买过平板电脑、MP4、蓝牙音箱等电子产品。这次来医院，弟弟也买了零食和一套新衣裤。
“我只能做目前能力范围内的事情。两条黑线同时交汇到我哥身上，而我要在我身上把这两条黑线终结掉。”唐谦博说。
去年曾有一段时间，唐谦博每晚吃安眠药才能入睡，想起他曾经经历的和即将面对的一切，唐谦博就感觉，“有一只蜗牛在背后追杀我”。
唐阳确诊的那天晚上，他在母亲的照顾下服药后睡觉。唐谦博在客厅里站着，母亲催促他赶快去睡，并告诉他“我们家遭大灾了”。
当时，唐谦博不明白“大灾”的含义。哥哥患病后，有几次深夜在家里闹得比较凶，邻居都听见了。一些邻居会在背地里议论他和他的父亲，“第一个儿子疯了，第二个儿子也是疯的”。
唐阳不否认这一切对弟弟造成的负面影响。他曾写下这样一段话，希望弟弟能看见：“我不是一个好哥哥，我以前忙于学习，对你的关心照顾实在太少，现在想来十分愧疚。但我们之间没有大的矛盾，我没生病之前非常优秀，你有这样的哥哥一定感到非常荣耀。后来我生病了，落后了，但得病不是我的错，我也不想生病。有些人恶言恶语议论我，你不必放心里去，做好自己就行。”
与从小成绩优异的哥哥相比，唐谦博成绩一般。父母对哥哥的重视，唐谦博心里很清楚。新衣服都是哥哥先穿，穿不下再给他，如果还是太短，就在下摆处围一圈布。
直到哥哥患病后，1994年春节，父亲去外地出差，给当时在读高二的唐谦博买了一套新衣服——一件翻毛皮夹克衫、一条牛仔裤和一双运动鞋。这让唐谦博受宠若惊，甚至觉得自己“不配”。
在唐阳童年的日记里，记录了不少与弟弟共度的美好时光。但在唐谦博看来，兄弟俩的感情一直比较生疏。即便就读同一所小学和初中，但基本不会一起上学。
唐阳儿时日记中，记载了与弟弟共度的时光。黄琪越 摄
唐谦博也曾看过心理医生。医生告诉他，年龄相近的兄弟间天然会形成一种竞争，父母需要进行平衡。若平衡不当，竞争会向负面转化。如今，唐谦博反而有点感谢父母的“忽视”，给“光圈之外”的他一个相对健康的成长环境。
在他看来，哥哥患病是一种必然。“遗传因素占50%，因为我叔叔有相关病史，后天的家庭环境因素占50%。”
在两个儿子的印象里，父母关系一直不太好。唐阳记得，小时候父亲多次当着两兄弟的面和母亲争执甚至打架，闹离婚也是家常便饭。唐明德认为这是妻子的问题，“我是不赞同在孩子面前吵的，他妈妈每次都当着孩子的面数落我。”
原生家庭给唐谦博造成的影响，直到他中年以后才显现出来。有了自己的小家庭后，唐谦博不懂如何去表达爱，“原生家庭没有这样的氛围，甚至父母的原生家庭也是如此。”
唐明德也曾反思过。“要是有个能培养父母的学校，教父母如何培养小孩成功率比较高的话，能少走很多弯路。我们那时候哪有啥经验嘛，我和妻子的父母都去世得早，都是自己带孩子。”退休前，他和妻子的工作都很忙。
唐阳早已规划好出院后的生活。他准备投靠曾经的病友们，以解决住宿和工作问题。当然，他最大的心愿是尽早结婚，看着出院的病友们一个个娶妻生子，如今50岁的唐阳很是羡慕。
然而，他的计划在家属以及刘佳音看来，都太不切实际了。他们都认为，院方给唐阳安排比如保安或者临时工的岗位，是比较合适的办法。
唐明德和唐谦博始终没有做好接受家里有一位精神病人的准备。唐阳患病时措手不及，如今依然如此。去年第一次来A院时，唐谦博坦言内心的真实想法：“有多少人这辈子会来这种地方？我为什么不去咖啡馆？而是要在这里？”
“是因为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吗？我没有，我只是得了精神病。”唐阳曾在长信中提到这样一句话。
支持在哪里
去年年底，唐阳的遭遇被报道后，网友们谴责家属“没有人性”。在上海心声公益秘书长二坤（化名）看来，这并非良性。二坤表示，目前国内精神障碍患者的社会支持普遍较差，最主要的支持来源是家人，其次是医生和朋友。
“不能把家属和患者对立起来，因为大家都很难。家属的病耻感一般比患者还要严重，害怕周围人异样的眼光。并且在缺乏完善的社会支持系统的情况下，作为监护人的家属所面临的照护压力是很大的。”二坤表示。
2020年，为向精神病患照护者提供更多的支持和帮助，心声公益启动了“羽翼计划”。去年6月，心声公益发布全国首个关注精神障碍人士照护者的调研报告《谁来照顾照顾者：中国精神障碍人士照顾者现状及需求调查报告》。其中提及，三分之二的照顾者表示存在重度照顾负担，三分之一的照顾者认为自己的生活质量差，接近一半的照顾者对自己的总体健康不满意，四分之一的照顾者总是或经常失眠，超过一半的照顾者存在中度以上的焦虑症状。
从事身心障碍者平等权利研究的黄裔此前进行过有关精神障碍患者及其家属的相关研究。在曾经的走访中，她发现，精神障碍患者出院后，对于家属的考验才真正开始，而大部分家属并没有做好准备。
患者受到精神障碍、生活环境及人际关系等多重因素互相作用的影响，可能会对家属缺乏信任而产生异常行为，比如，怀疑家属乱动东西、怀疑有人在饭菜里放异物、拒绝洗澡或吃药等。
对家属来说，这会形成长期积压下的隐性压力，家属会在多年的照护中失去信心，更别谈参加外部活动。“比如患者吵到邻居，家属要先和邻居道歉。患者不吃饭，家属要想办法让他们吃饭。解决眼下的危机已耗费心力，没有精力去了解患者异常行为背后的成因，更无法重建信任关系，这是一个死循环。”
唐明德曾做的笔记，探讨精神病人和家庭教育之间的关系。黄琪越 摄
在唐阳的案例中，家属的创伤经历并不会随着时间而被解决。“始终没有人或者组织给家属提供支持，就等于当年的创伤如今依旧没有得到处理。”黄裔表示，现有政策如低保，仅将家庭作为审核单位，我国目前没有专门针对残障人士家庭成员的支持政策。
黄裔表示，目前社会上针对照护者提供服务的社会组织，更多聚焦于照护技能方面的培训，对照护者的心理疗愈以及对家庭关系的重建方面的支持是很少的。
再加之病耻感和社会歧视的存在，家属会选择“躲起来”。即便有外部的支持，也很难触及他们。在黄裔看来，帮助精神障碍患者及其家属恢复正常生活，是全社会面对的共同课题。“精神障碍患者也是社会的一分子。公众能做的首先是不要去欺负和歧视他们。”
去年，唐明德找了成都的一家司法鉴定中心，为唐阳做了民事行为能力的司法鉴定。结果显示，唐阳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这一结果也通过了当地法院的开庭宣判，意味着该司法鉴定具有法律效力。判决决定显示，认定唐阳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指定唐明德为唐阳的监护人。
即便唐阳对鉴定结果存疑，即便《精神卫生法》中曾明确提及要保护精神障碍患者的自主权利，但在目前国内的司法环境中，成人监护制度依旧是压在精神障碍患者身上的“一座大山”。这也就意味着，在司法上，唐阳已经成为了没有任何权利的“真空人”，唐阳想要行使法律权利，包括重新发起民事行为能力鉴定或请律师诉讼，原则上都需要通过他的父亲。
唐阳还是决定放手一搏。最近几个月，他多次联系全国各地对他的案件感兴趣的律师，并认为自己有望成为“精卫第二案”。
早已出院的病友陈立军和林强对唐阳的过往并不完全知情，他们只是觉得，家属没有良心，即便是为了惩罚唐阳，17年的代价也未免太残酷了。
17年来，唐阳送走了一批又一批的病友。头两年，他把病友送到电梯口时，还会对他们说：“日后成都相聚！”为病友们重获自由感到高兴的同时，一阵阵失落之感也不断向他袭来。
这两年，他已经不说这句话了，“就像是被判了无期徒刑，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出院。”
滞留精神病院17年，唐阳几乎没有走出过这扇大门。黄琪越 摄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除唐阳和黄裔外，其余人物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