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日历上最重要的盛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于周二开幕。 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终于，一切似乎都恢复了正常。周二，近3000名代表步入北京的人民大会堂，参加中国年度立法会议的开幕式，没有人戴口罩。官员们亲密地握手合影。在他们周围，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和外交官在宽敞的大厅里四处走动，自四年前新冠病毒疫情以来，这是许多人首次受邀回来。
这是中国最受瞩目的政治舞台之一，传递出的信息很明确：中国长时间的孤立结束了，它再次向世界开放，并准备好开展商业活动。
但在今天的中国，“正常”的含义与以前不同。在开放的表象下，有迹象表明，中国在过去四年里发生了巨大变化，变得更加封闭，更受管制，更加严格地遵循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一人统治。
中国最重要的政治会议都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与会者依旧必须接受政府安排的新冠病毒检测方可进入。包含政府年度经济增长目标的报告都会在开幕式开始时公布，但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的报告一开始仅发给了代表与外交官。
一年一度的立法会议开幕，这是一场精心编排的活动，最高领导人在会上发表讲话，代表们对新政策进行走过场式的批准。 Lintao Zhang/Getty Images
官员们宣布，为期一周的全国人大会议结束后，中国总理、国家的第二号官员将不再接受记者提问，这可能是与往年最大的不同之处。总理记者会是记者与最高领导人互动的极少数机会之一，这标志着长达30年的传统告终。
“这里就是以前总理新闻发布会的地方，”周二，一名身穿西装的中国男子在走过大厅时向另一名男子低声说道。
在中国类似这样的政治活动中，了解内情的指引者很重要，因为这些活动的程序编排得非常严密，一个随意的旁观者可能不知道，这些流程并非一直如此。
上午9点，外面下着小雨，数十名代表整齐地坐在台上，身后是高高的红色幕布。他们与坐在下面的代表齐声唱起国歌。
随后，当李强总理站在讲台上，对政府过去一年的政绩进行总结时，他们恭敬地俯身看着报告的纸质版本。今年，在李强的报告做到一半时，记者们才拿到纸质版报告。
在舞台上方，礼堂宽阔的楼座坐满了中外记者，他们架好摄像机，做着笔记，用双筒望远镜向下看着远处的官员们。
但许多外国记者是持临时签证入境的，因为中国一直迟迟不给许多西方新闻机构签发长期签证，或干脆拒绝签发长期签证。中国在2020年驱逐了许多美国记者，去年，甚至一些持有有效长期签证的外国记者都不可以进入会场。
习近平围绕自己稳步巩固权力。 Greg Baker/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在近一个小时的讲话中，李强多次向坐在第二排中间的习近平致敬。与台上的其他人不同，习近平几乎没有碰面前那份工作报告。他偶尔从摆在面前的两个茶杯里喝一口水（在执政最初几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和其他代表一样，他在开幕式上只有一个杯子。但近年来，在自己周围不断巩固权力的习近平有了两个茶杯）。
李强承认中国正面临挑战，包括负债累累的房地产行业和疲软的消费者需求。这些都是为什么中国现在如此渴望对外开放的原因，因为它正在努力吸引外国投资者，安抚国内的企业家。
“精准做好政策宣传解读，营造稳定透明可预期的政策环境，”李强说。
但只要走出大会堂，你就会明白为什么许多人对这样的承诺心存疑虑。随着中国扩大了对间谍活动的定义，甚至将与外国人的日常互动都视为潜在危险，政府信息的发布和获取变得越来越有限。对中外媒体的限制都收紧了。
一年一度的大会汇聚了来自中国各地的数千名代表。 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开幕式几天前，驻华外国记者协会表示，荷兰广播公司NOS的一名记者在中国西南部一座城市采访民众时被警察推倒在地；这一幕被人拍了下来。在会议召开前的几天里，在北京的各个街角，时常可以看到警灯闪烁的警车，戴红袖章的志愿者们监视着那些有可能制造麻烦的人。
周二，官方安排了一系列与预先选定的代表和政府部长的问答环节，官员们表示，这些环节有助于证明取消传统的总理新闻发布会的合理性。在人民大会堂的大厅里，这些官员回答了官方媒体提出的措辞谨慎的问题，话题包括如何在海外推广中国制造的汽车，以及中国人民如何从政府对水利基础设施的投资中受益。
其中一名被选中的代表来自河南，该省是重要考古遗址殷墟的所在地。当被选中提问时，一位共产党报纸的记者问他：“这段时间，殷墟的考古成果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在文物保护上，您有什么特别的感触吗？”
周二，记者与官员之间经过精心策划的互动场面之一。 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在这种精心策划的环境之外，采访代表们的尝试就不那么成功了。记者试图采访几名进出会场的官员，他们甚至拒绝回答一些简单的问题，比如今年是否提交了提案，他们甚至不肯回答自己来自哪里。
其中一次典型的交流是这样的：一位河北代表的姓名牌上显示，他叫王文强。
“请问您今年提出了什么建议吗？”
“今年没有，”王文强一边回答一边大步朝礼堂走去，根本没有停下脚步。
“您以前提过建议吗?”
“去年提过。”
“是关于什么的?”
“民生问题。”
“您能说得更具体一点吗?”
“有人在那边等着。对不起，”王文强说。说完，他就消失了。
中国政治日历上最重要的盛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于周二开幕。 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终于，一切似乎都恢复了正常。周二，近3000名代表步入北京的人民大会堂，参加中国年度立法会议的开幕式，没有人戴口罩。官员们亲密地握手合影。在他们周围，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和外交官在宽敞的大厅里四处走动，自四年前新冠病毒疫情以来，这是许多人首次受邀回来。
这是中国最受瞩目的政治舞台之一，传递出的信息很明确：中国长时间的孤立结束了，它再次向世界开放，并准备好开展商业活动。
但在今天的中国，“正常”的含义与以前不同。在开放的表象下，有迹象表明，中国在过去四年里发生了巨大变化，变得更加封闭，更受管制，更加严格地遵循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一人统治。
中国最重要的政治会议都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与会者依旧必须接受政府安排的新冠病毒检测方可进入。包含政府年度经济增长目标的报告都会在开幕式开始时公布，但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的报告一开始仅发给了代表与外交官。
一年一度的立法会议开幕，这是一场精心编排的活动，最高领导人在会上发表讲话，代表们对新政策进行走过场式的批准。 Lintao Zhang/Getty Images
官员们宣布，为期一周的全国人大会议结束后，中国总理、国家的第二号官员将不再接受记者提问，这可能是与往年最大的不同之处。总理记者会是记者与最高领导人互动的极少数机会之一，这标志着长达30年的传统告终。
“这里就是以前总理新闻发布会的地方，”周二，一名身穿西装的中国男子在走过大厅时向另一名男子低声说道。
在中国类似这样的政治活动中，了解内情的指引者很重要，因为这些活动的程序编排得非常严密，一个随意的旁观者可能不知道，这些流程并非一直如此。
上午9点，外面下着小雨，数十名代表整齐地坐在台上，身后是高高的红色幕布。他们与坐在下面的代表齐声唱起国歌。
随后，当李强总理站在讲台上，对政府过去一年的政绩进行总结时，他们恭敬地俯身看着报告的纸质版本。今年，在李强的报告做到一半时，记者们才拿到纸质版报告。
在舞台上方，礼堂宽阔的楼座坐满了中外记者，他们架好摄像机，做着笔记，用双筒望远镜向下看着远处的官员们。
但许多外国记者是持临时签证入境的，因为中国一直迟迟不给许多西方新闻机构签发长期签证，或干脆拒绝签发长期签证。中国在2020年驱逐了许多美国记者，去年，甚至一些持有有效长期签证的外国记者都不可以进入会场。
习近平围绕自己稳步巩固权力。 Greg Baker/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在近一个小时的讲话中，李强多次向坐在第二排中间的习近平致敬。与台上的其他人不同，习近平几乎没有碰面前那份工作报告。他偶尔从摆在面前的两个茶杯里喝一口水（在执政最初几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和其他代表一样，他在开幕式上只有一个杯子。但近年来，在自己周围不断巩固权力的习近平有了两个茶杯）。
李强承认中国正面临挑战，包括负债累累的房地产行业和疲软的消费者需求。这些都是为什么中国现在如此渴望对外开放的原因，因为它正在努力吸引外国投资者，安抚国内的企业家。
“精准做好政策宣传解读，营造稳定透明可预期的政策环境，”李强说。
但只要走出大会堂，你就会明白为什么许多人对这样的承诺心存疑虑。随着中国扩大了对间谍活动的定义，甚至将与外国人的日常互动都视为潜在危险，政府信息的发布和获取变得越来越有限。对中外媒体的限制都收紧了。
一年一度的大会汇聚了来自中国各地的数千名代表。 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开幕式几天前，驻华外国记者协会表示，荷兰广播公司NOS的一名记者在中国西南部一座城市采访民众时被警察推倒在地；这一幕被人拍了下来。在会议召开前的几天里，在北京的各个街角，时常可以看到警灯闪烁的警车，戴红袖章的志愿者们监视着那些有可能制造麻烦的人。
周二，官方安排了一系列与预先选定的代表和政府部长的问答环节，官员们表示，这些环节有助于证明取消传统的总理新闻发布会的合理性。在人民大会堂的大厅里，这些官员回答了官方媒体提出的措辞谨慎的问题，话题包括如何在海外推广中国制造的汽车，以及中国人民如何从政府对水利基础设施的投资中受益。
其中一名被选中的代表来自河南，该省是重要考古遗址殷墟的所在地。当被选中提问时，一位共产党报纸的记者问他：“这段时间，殷墟的考古成果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在文物保护上，您有什么特别的感触吗？”
周二，记者与官员之间经过精心策划的互动场面之一。 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在这种精心策划的环境之外，采访代表们的尝试就不那么成功了。记者试图采访几名进出会场的官员，他们甚至拒绝回答一些简单的问题，比如今年是否提交了提案，他们甚至不肯回答自己来自哪里。
其中一次典型的交流是这样的：一位河北代表的姓名牌上显示，他叫王文强。
“请问您今年提出了什么建议吗？”
“今年没有，”王文强一边回答一边大步朝礼堂走去，根本没有停下脚步。
“您以前提过建议吗?”
“去年提过。”
“是关于什么的?”
“民生问题。”
“您能说得更具体一点吗?”
“有人在那边等着。对不起，”王文强说。说完，他就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