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数据
核心提示
01台湾“中研院”吴仲义先生和中国科学院院士蒲慕明在《国家科学评论》撰文指出，截至2020年2月10日，共有55条新型冠状病毒基因组数据公开发布。其中，1月22日以前获取的31份测序数据几乎全部来自中国。然而1月22日以后，余下的24份数据一律源于境外。
021月21日，复旦大学张永振教授团队公开发布病毒基因组序列后，遇到了其他科研团队抢先利用这些数据发表文章的情况。当时便有人指出这种行文或有不良示范效应：“这会让辛苦搞科研的人不敢公开数据”“至少应该等到别人的论文发表以后再发表后续工作”。但也有人认为利用公开数据进行后续研究并无不妥，“数据应该属于国家”。
已经与人类缠斗数月之久，并已扩散到至少20多个国家的新型冠状病毒，究竟有没有在传播中发生变异？
关于这个问题的回应，仍然是“目前没有证据显示病毒有任何变异”。
但为什么“没有证据”呢？
近日，台湾“中研院”吴仲义先生和中国科学院院士蒲慕明在《国家科学评论》撰文指出，截至2020年2月10日，共有55条新型冠状病毒基因组数据公开发布。
其中，1月22日以前获取的31份测序数据几乎全部来自中国。然而1月22日以后，余下的24份数据一律源于境外。
也就是说，1月22日之后，科研界很难获得来自中国的新型冠状病毒基因序列信息，缺少了新近分离到的病毒数据，自然很难证明病毒究竟有没有发生变异。
2月18日，发表在中华流行病学杂志上的论文《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流行病学特征的最新认识》写到：
“目前为止，病毒样本之间的全长基因组序列几乎完全相同，提示病毒未发生明显的变异。对新型冠状病毒的密切监测也表明，不论是环境中分离的病毒，还是前期在人体中分离的病毒，再到近日分离的病毒，均未发现明显的变异。”
这一结论的参考依据，应该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1月26日召开的疫情联防联控工作新闻发布会，1月29日在线发表于《柳叶刀》的一篇论文和石正丽团队于2月3日在线发表于《自然》的一篇论文。
显然，上述结论是建立在滞后数据基础上的。
究竟是什么让中国科学家从某一时间节点开始，“吝于”公布新型冠状病毒的基因测序数据？
1月21日，复旦大学张永振教授团队公开发布病毒基因组序列后，遇到了其他科研团队抢先利用这些数据发表文章的情况。
当时便有人指出这种行文或有不良示范效应：“这会让辛苦搞科研的人不敢公开数据”“至少应该等到别人的论文发表以后再发表后续工作”。但也有人认为利用公开数据进行后续研究并无不妥，“数据应该属于国家”。
这并非孤例，近期网络上还流传着其他类似的相关争议。
姑且不论孰是孰非，这些纷争或许正是国内新冠病毒基因测序数据“停更”的原因之一。而这些关键数据的缺失，无疑会影响对新冠病毒的研究，进而极有可能危害疫情防控大局。
如果不知道病毒是否已经发生变异，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异，国内各个地区之间的病毒是否出现了明显的差异，一线的医护人员和疾控人员就难以精准地、因地制宜地开展防疫工作。
“目前，新型冠状病毒可能已经达到顶峰，不会再进化；但也可能蓄势待发，进入危险期。在两极分化的不确定下，只有公开数据，才能让科学家知道下一步怎么走。”吴仲义先生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如是说。
面对这个充满未知的新发传染病，每一步临床实践都亟需来自科研一线的理论指导，否则无异于蒙着眼睛上战场。
如果因为科研界内部的不当竞争，让越来越多科研人员选择相互提防，甚至不敢公开发布一些阶段性的研究成果，这将是多么令人遗憾的损失，又可能在大疫之下带来多么惨痛的后果？
疫情是全人类共同的敌人。
我们相信绝大多数科研人员都真诚希望用自己的实际工作，去为抗疫战线提供科技支撑。但我们不能因此忽视了对个体工作者的权益保护，最关键的，是不能再让干实事的人寒心！
两位先生在文章中提出用奖励与惩戒双管齐下的方式，来促进病毒相关数据的发表。
就是一方面建议期刊接收发表初步处理的组学数据，对基于先期数据完善的分析结果也应该继续接收；另一方面，期刊应对隐瞒公共卫生安全数据的论文严肃对待，并拒绝发表基于不道德学术行为的研究。
非常时期当有非常之举。希望科学共同体能尽快达成共识，保障科研工作者基础权益，推动病毒基因测序等关键结果的及时公布和更新，以最大限度发挥中国科学家在这场战“疫”中的关键作用！
新冠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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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台湾“中研院”吴仲义先生和中国科学院院士蒲慕明在《国家科学评论》撰文指出，截至2020年2月10日，共有55条新型冠状病毒基因组数据公开发布。其中，1月22日以前获取的31份测序数据几乎全部来自中国。然而1月22日以后，余下的24份数据一律源于境外。
021月21日，复旦大学张永振教授团队公开发布病毒基因组序列后，遇到了其他科研团队抢先利用这些数据发表文章的情况。当时便有人指出这种行文或有不良示范效应：“这会让辛苦搞科研的人不敢公开数据”“至少应该等到别人的论文发表以后再发表后续工作”。但也有人认为利用公开数据进行后续研究并无不妥，“数据应该属于国家”。
已经与人类缠斗数月之久，并已扩散到至少20多个国家的新型冠状病毒，究竟有没有在传播中发生变异？
关于这个问题的回应，仍然是“目前没有证据显示病毒有任何变异”。
但为什么“没有证据”呢？
近日，台湾“中研院”吴仲义先生和中国科学院院士蒲慕明在《国家科学评论》撰文指出，截至2020年2月10日，共有55条新型冠状病毒基因组数据公开发布。
其中，1月22日以前获取的31份测序数据几乎全部来自中国。然而1月22日以后，余下的24份数据一律源于境外。
也就是说，1月22日之后，科研界很难获得来自中国的新型冠状病毒基因序列信息，缺少了新近分离到的病毒数据，自然很难证明病毒究竟有没有发生变异。
2月18日，发表在中华流行病学杂志上的论文《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流行病学特征的最新认识》写到：
“目前为止，病毒样本之间的全长基因组序列几乎完全相同，提示病毒未发生明显的变异。对新型冠状病毒的密切监测也表明，不论是环境中分离的病毒，还是前期在人体中分离的病毒，再到近日分离的病毒，均未发现明显的变异。”
这一结论的参考依据，应该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1月26日召开的疫情联防联控工作新闻发布会，1月29日在线发表于《柳叶刀》的一篇论文和石正丽团队于2月3日在线发表于《自然》的一篇论文。
显然，上述结论是建立在滞后数据基础上的。
究竟是什么让中国科学家从某一时间节点开始，“吝于”公布新型冠状病毒的基因测序数据？
1月21日，复旦大学张永振教授团队公开发布病毒基因组序列后，遇到了其他科研团队抢先利用这些数据发表文章的情况。
当时便有人指出这种行文或有不良示范效应：“这会让辛苦搞科研的人不敢公开数据”“至少应该等到别人的论文发表以后再发表后续工作”。但也有人认为利用公开数据进行后续研究并无不妥，“数据应该属于国家”。
这并非孤例，近期网络上还流传着其他类似的相关争议。
姑且不论孰是孰非，这些纷争或许正是国内新冠病毒基因测序数据“停更”的原因之一。而这些关键数据的缺失，无疑会影响对新冠病毒的研究，进而极有可能危害疫情防控大局。
如果不知道病毒是否已经发生变异，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异，国内各个地区之间的病毒是否出现了明显的差异，一线的医护人员和疾控人员就难以精准地、因地制宜地开展防疫工作。
“目前，新型冠状病毒可能已经达到顶峰，不会再进化；但也可能蓄势待发，进入危险期。在两极分化的不确定下，只有公开数据，才能让科学家知道下一步怎么走。”吴仲义先生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如是说。
面对这个充满未知的新发传染病，每一步临床实践都亟需来自科研一线的理论指导，否则无异于蒙着眼睛上战场。
如果因为科研界内部的不当竞争，让越来越多科研人员选择相互提防，甚至不敢公开发布一些阶段性的研究成果，这将是多么令人遗憾的损失，又可能在大疫之下带来多么惨痛的后果？
疫情是全人类共同的敌人。
我们相信绝大多数科研人员都真诚希望用自己的实际工作，去为抗疫战线提供科技支撑。但我们不能因此忽视了对个体工作者的权益保护，最关键的，是不能再让干实事的人寒心！
两位先生在文章中提出用奖励与惩戒双管齐下的方式，来促进病毒相关数据的发表。
就是一方面建议期刊接收发表初步处理的组学数据，对基于先期数据完善的分析结果也应该继续接收；另一方面，期刊应对隐瞒公共卫生安全数据的论文严肃对待，并拒绝发表基于不道德学术行为的研究。
非常时期当有非常之举。希望科学共同体能尽快达成共识，保障科研工作者基础权益，推动病毒基因测序等关键结果的及时公布和更新，以最大限度发挥中国科学家在这场战“疫”中的关键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