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母都是土生土长的东北人。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他们是小学生，如今，新中国成立七十年之际，他们已是耄耋老人，而我和哥哥也都已过不惑之年。母亲一辈子教书育人，“桃李满天下”。父亲在国企工作了一辈子，从厂长到下岗职工，经历了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辉煌与落寞。这些年，即便遭遇再大的变故，我的父母都没有放弃，他们始终保持坚毅善良的品格，携手并肩、相濡以沫。
■ 左图为父亲一年级入学照，右图为母亲初中入学照。
1941年，我的父母在辽宁抚顺出生。抚顺曾为中国煤都，是名副其实的工业摇篮之一，新中国成立初期曾为直辖市。
■ 左图为姥爷的照片，右图为爷爷的照片。
我的爷爷是旧社会的警察，他一生宽厚待人、乐善好施，后死于战乱。我的姥爷曾在“东北军”任职炮兵军官。在那个年代，他们都是见过世面的“人物”，深知读书的重要，因此我的父母在早年都接受了相对较好的教育。
■ 父亲的小学毕业证书
1949年，新中国刚刚成立，父母同时走进了小学校门。父亲小学毕业证书上“时”姓改成了“迟”姓，在那个论出身的年代，受爷爷身份的影响，父亲无奈改姓“迟”。不过，再大一些，他又恢复“时”姓了。
■ 母亲的高中毕业证书
1958年，母亲读高二，患上肺结核休学一年。她对大学的憧憬就此破灭。她通过自学考试成为一名民办老师，后转正为正式教师，先后在抚顺市体育运动学校、抚顺市电磁厂技校（现已撤销）、抚顺市卫生学校任教。从教四十年，桃李满天下。
■ 母亲的毕业证书背面
1961年，父母高中毕业。在那个成绩“5分制”的年代，他们得了很多满分。毕业后，父亲一直在抚顺市二轻局旗下的工厂工作，先后在抚顺市工具厂、轻工设备厂和真空设备厂任职。他从学徒工做起，直到当上厂长。
■ 1977年，父母在矿区老住宅的家里，抱着不满一岁的哥哥。
父母是高中同届学生，毕业后一直为国家建设出力，直到两人都成了“大龄青年”，才在别人的介绍下相识。婚后，为响应国家“晚婚晚育”的号召，我的父母在36岁才有了自己的第一个孩子。1977年，文革结束一年之际，我的哥哥出生。
■ 1980年前后，母亲带哥哥和我到抚顺市劳动公园游玩。
1979年，改革开放第二年，我来到这个世界。
■ 1986年，父亲（三排左八）在企业“大干”时期与一些同志的合影。
从我记事起，父亲好像每天都在加班。他们那一代千千万万个东北建设者，每个人都踏实肯干、不计报酬，像马达一样，一刻不停地为国家输出自己的能量。
■ 1986年左右，母亲在抚顺市体育场带学生开运动会。
现在回想起来，母亲总是苦笑又略带伤感地说：“那时候对学生太严厉了，应该多从生活上关心他们！”
■ 九十年代，母亲“文革”时期的学生来看望她。
九十年代初，暑假的一天，一群叔叔阿姨来到我家，一口一声地“老师”叫着妈妈，她说那些都是她当年教过的学生。母亲善待学生，在特殊年代，并未遭遇迫害。
■ 1987年左右，母亲带着哥哥和我在抚顺市劳动公园。
八十年代中期，哥哥和我都先后上了小学。那时还没有双休日，母亲还是挤出时间带我们哥俩出去玩。妈妈穿着带刺绣的咖啡色衬衫，波浪头，哥哥穿着条纹裤子，我一身白杠蓝底运动服。我和哥哥脚下那两双旅游鞋，是父亲托人从广州带回来的最新款式，当时我们喜欢的不得了。可这鞋质量不怎么样，不久就“拖帮掉底”了，爸爸用“502”胶水给我们粘好，可没穿几天就又坏了。
■ 八十年代，父亲在抚顺市新宾永陵镇开会。
八十年代，父亲身着中山装和闪亮的皮鞋，上衣口袋里别着一支钢笔，这是当年干部们的标准打扮，也是当年的时尚。那时的他好像有忙不完的工作，即使在家也总是写写算算。他每天只吃两顿饭，对他来说，馒头、豆腐、西红柿就是人间美味。
■ 1988年，父亲工作调转，宴请同事吃饭。宴席上父母的合影。
1988年，我家从临江路边上的老矿区住宅搬到了今天的永安小区。
逼仄的卧室、要穿过走廊才能到达的厨房、令人恐惧的乌黑的厕所，都一去不复返了，取而代之的是拥有两个卧室、独立厨卫的60平米“大房子”。黑白熊猫电视换成了21寸金凤彩电，时髦的组合家具淘汰了老旧的立柜，宽敞的阳台让冬天有了腌酸菜的地儿，再也不用在院里挖菜窖了。
搬家后不久，父亲工作调动，在家设宴请老同事来聚餐。一桌子的鸡鸭鱼肉让哥哥和我都有些眼馋。80年代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升，餐桌逐渐开始丰盛起来，但也没有到天天大鱼大肉的地步。这一桌子菜是父母精心准备的，我和哥哥都不许上桌。
■ 1988年，在当时的抚顺市工具厂，父亲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父亲这个从小身份受人歧视，填写表格政治面貌永远写着“未划分”的人，也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正式走上企业领导岗位。在那之后他更加努力工作，几乎可以用“拼命”来形容。
■ 1988年，搬家以后，我们一家的合影。
九十年代到来了，我和哥哥渐渐长大长高。这个时候是我们家幸福的巅峰，父亲爱岗敬业，每天为企业的改革发展而奔走，母亲除了做好本职工作，还精心培养我们兄弟俩。
■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母亲的照片。
广播和电视的普及潜移默化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那些国外和港台明星开始引领大陆的时尚，人们都越来越爱打扮自己。母亲一向朴素节俭，却也是爱美的。虽然她不曾拥有一件属于自己的化妆品，却也用蛤喇油雪花膏把自己打扮得精精神神。
■ 九十年代，父母晚饭后在家中，父亲打电话联系工作，母亲监督我和哥哥学习。
九十年代我家已经装了座机电话，号码是五位数，冰箱、洗衣机、热水器等家电也都进了家门。而八十年代，父亲最爱的是他那台二八脚刹自行车。
■ 九十年代初，父亲为企业四处奔波要账时拍的照片。
父亲所在的二轻局在九十年代经济改革浪潮中跌宕起伏，企业发展步履维艰。父亲所在的企业由于产品不对路、营销手段匮乏，导致产品积压、资金流转不畅，国家也无力再扶持，因此“压工资”、“不开资”、“减员增效”、“下岗潮”等一系列问题接踵而至。这些是他到全国各地为企业要账时所拍的照片。
■ 九十年代中后期，父亲（前排右一）所在企业召开职工大会。
受企业生存问题的困扰，父亲往日的笑容我们很少再见到，原来稳定的工资也变成了数字，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了好多年。当时抚顺的企业改制工作相继展开，主要是通过拍卖、承包等方式，将企业的国营部分转为民间经营或进行重组，同时精简人员、节省开支。父亲内心是无法接受这些做法的，可又不得不面对。
■ 1998年，哥哥大学放暑假回来，我们与母亲的合影。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来袭，全国经济体制改革也进一步深化。父亲的企业破产了，失去了经济来源；母亲也面临退休，工资收入减少,各种各样的矛盾以及压力开始增多。那段时间家里几乎全靠母亲一个人支撑着。
2000年，我中专毕业并且有了一份稳定的事业单位工作，哥哥从天津大学毕业后留校当了老师,父亲也有了自己的退休金。但几年来沉重的生活压力把母亲的身体压垮了，她患上了严重的心脏疾病。那几年，我们家基本上都是在医院度过的。
2001年7月13日，沈阳医大后面的校园里突然响起了震耳欲聋的鞭炮和锣鼓声，北京申奥成功了！这一天，也是妈妈心脏手术成功的那一天，清楚的记得当时我们全家都流下了泪水。
■ 2004年，我与父母在家中聊天。
2004年，我和父母坐在屋里聊天。由于我从事计算机方面的工作，父母对电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有次我拆开机箱更换零件，母亲说：“哎呀，好好一个电器说打开就打开了。”我笑着回答她：“您以为是电视呢，一辈子都不能打开？”台式电脑和老式挂钟摆放在一个房间里，仿佛在预示着我和父母这两代人之间的交替和碰撞。
■ 2005年，父亲患面部肿瘤，手术后，我在中心医院陪护他。
2007年，父亲面部长了肿瘤，通过手术进行了切除。父母的两次手术对家人影响特别大，大家对健康这件事看得越来越重。
■ 2008年，我的女儿出生，母亲在家中怀抱她。
2008年，哥哥和我先后有了自己的孩子。母亲像当初抱我们一样，抱着她的小孙女。父亲看护孩子没什么经验，又喜欢又怕照顾不好。父亲那时总说：“孩子大点儿能听懂话，我就全权负责了！”可惜后来他没能兑现承诺。
■ 2009年，父母和他们的小孙女在家中合影。
孩子慢慢可以下地走路了，也能听懂大人的一些话。孙女成了父母最好的伙伴。有一次孩子不小心从床上滚落，他们急忙带去医院检查，回来后父亲满是愧疚地对我说：“对不起啊，没照顾好孙女。”抱着女儿，我的眼泪夺眶而出。
■ 2010年春节，父亲带着他的孙女们到浑河上滑冰嬉戏。
2010年春节，哥哥第一次带着女儿飞回东北老家，此时他已辞去教职去了南方一家企业。父亲带着两个孙女在浑河河堤附近玩雪。儿时哥哥曾带我在这里抓蚂蚱、逮蜻蜓、挖野菜，如今父亲也像当初的我们一样，孩子一般地开心。在家里，父母抱了这个抱那个，脸上总是洋溢着笑容。
■ 2012年，哥哥接父母到深圳的家中，带他们四处旅游，这是父母在广州中山纪念堂。
2012年，哥哥以照顾孩子之名，接父母到深圳居住一段时间。这时哥哥已成为企业高管，家里条件越来越好。我在东北老家这边也入手了第一辆属于自己的小汽车。我们家似乎再次回到了二十年前的辉煌时刻。然而好景不长，不久后，父亲被确诊为老年痴呆症。
■ 2013年，我陪父母到华东五市旅游，父母在中山陵的合影。
2013年，父母从南方回到了东北老家。这个时候，父亲出门必须得有人跟随，虽然行动尚可，但思维混乱，除了家人，很多亲戚朋友已经叫不出名字。哥哥总跟我说要抓紧时间，把能为父母做的事都做了。于是我开始带他们出门旅行，尽管他们总是一再推迟，但我明白有些事情真的不能再等了。
■ 2014年夏天，我带父母在省内旅游，这是在丹东大梨树景区。
2014年，父亲已经无法自理了，走路需要有人搀扶，大小便要人提醒。此时的他就像五六岁的孩子一样，对这个世界懵懵懂懂。不管走到哪，母亲都始终拽着父亲。
■ 2015年，陪父母去抚顺东部的“阿金沟”看望我姑姑。
有一次，我带父母到姑姑家串门。父亲这时已经忘记了包括家人在内的所有人，我问了他一句：“这个人（姑姑）是谁啊？”他愣了一下嘟囔说：“这人好像是我姐！”听到这句话我很震惊，以为父亲的病有所好转。但这次对话，成了我们父子俩之间最后一次正常的交流。
■ 2015年，我带着父母和大姨姨夫到辽宁营口旅游。熊岳河公园里，他们四个坐在石凳上休息。
■ 2016年夏，我陪父母到辽宁鲅鱼圈海滨游玩，父母走在月亮湖公园的海边。
2016年，父亲基本不说话了，更多时候只是呆呆地看着一个地方。母亲说：“只要你爸活着，这个家就完整，即使他什么都不说，我也算有个伴。”这一年，我又带父母去了一次雷锋纪念馆，一次海边，一次姑姑家。无论去哪，母亲都始终拽着父亲，这时的父亲已经变得十分虚弱和无知了。
■ 2017年春节，家宴。
2017年初，我带父亲下楼洗澡，回来的路只有100米，但是我扶着爸爸走得很艰辛，路上他忍不住哭了。打那以后，父亲就再没下过楼。
■ 2018年，母亲再次进北京看病治疗，孙女陪着她在故宫里。
2018年，母亲身体也越来越糟，有时候好几天水米不进，体重跌到三十多公斤。除了积极地就医，我们还想办法为母亲调整饮食，以流食替代正常食物。父亲的心智已经退化到一岁儿童的水平。母亲和我每天的幸福来自于：父亲早上偶尔纸尿裤没打透秋衣秋裤，不用换洗；大小便正常；吃药喝水没有呛到。
■ 2018年，母亲带着花头巾，为了让她减轻些压力，我在家总是有事没事地逗逗她。
照顾父亲之余，母亲偶尔还会跟我逗逗闷子，聊聊工作和生活。一天母亲不知从哪翻出个手帕戴在头上，我说像狼外婆，母亲说像老妖婆。
■ 2019年大年三十，母亲守候在父亲身旁，父亲想挣扎起来，但是却起不来。
2019年大年三十，母亲静静地守在父亲身边，我们忙乎着包饺子。晚上，吃完年夜饭，只有母亲目不转睛地盯着屏幕看春晚，其他人则用手机抢红包、拜年。
也许是我们聊天的声音太吵，也许是父亲感受到了不同以往的热闹，挣扎了几次想坐起来。我们扶他半躺着靠在床上，母亲在旁边逗着他。父亲左顾右盼的，不知道在寻找些什么。
一年就又这样过去了。
编者按：这个家庭是千万个东北家庭的缩影。勤劳、勇敢的东北人为新中国的发展、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做出过重大历史性贡献，也曾付出过巨大牺牲。如今，在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指引下，希望东北的父老乡亲，过上他们希望的好日子。
我的父母都是土生土长的东北人。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他们是小学生，如今，新中国成立七十年之际，他们已是耄耋老人，而我和哥哥也都已过不惑之年。母亲一辈子教书育人，“桃李满天下”。父亲在国企工作了一辈子，从厂长到下岗职工，经历了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辉煌与落寞。这些年，即便遭遇再大的变故，我的父母都没有放弃，他们始终保持坚毅善良的品格，携手并肩、相濡以沫。
■ 左图为父亲一年级入学照，右图为母亲初中入学照。
1941年，我的父母在辽宁抚顺出生。抚顺曾为中国煤都，是名副其实的工业摇篮之一，新中国成立初期曾为直辖市。
■ 左图为姥爷的照片，右图为爷爷的照片。
我的爷爷是旧社会的警察，他一生宽厚待人、乐善好施，后死于战乱。我的姥爷曾在“东北军”任职炮兵军官。在那个年代，他们都是见过世面的“人物”，深知读书的重要，因此我的父母在早年都接受了相对较好的教育。
■ 父亲的小学毕业证书
1949年，新中国刚刚成立，父母同时走进了小学校门。父亲小学毕业证书上“时”姓改成了“迟”姓，在那个论出身的年代，受爷爷身份的影响，父亲无奈改姓“迟”。不过，再大一些，他又恢复“时”姓了。
■ 母亲的高中毕业证书
1958年，母亲读高二，患上肺结核休学一年。她对大学的憧憬就此破灭。她通过自学考试成为一名民办老师，后转正为正式教师，先后在抚顺市体育运动学校、抚顺市电磁厂技校（现已撤销）、抚顺市卫生学校任教。从教四十年，桃李满天下。
■ 母亲的毕业证书背面
1961年，父母高中毕业。在那个成绩“5分制”的年代，他们得了很多满分。毕业后，父亲一直在抚顺市二轻局旗下的工厂工作，先后在抚顺市工具厂、轻工设备厂和真空设备厂任职。他从学徒工做起，直到当上厂长。
■ 1977年，父母在矿区老住宅的家里，抱着不满一岁的哥哥。
父母是高中同届学生，毕业后一直为国家建设出力，直到两人都成了“大龄青年”，才在别人的介绍下相识。婚后，为响应国家“晚婚晚育”的号召，我的父母在36岁才有了自己的第一个孩子。1977年，文革结束一年之际，我的哥哥出生。
■ 1980年前后，母亲带哥哥和我到抚顺市劳动公园游玩。
1979年，改革开放第二年，我来到这个世界。
■ 1986年，父亲（三排左八）在企业“大干”时期与一些同志的合影。
从我记事起，父亲好像每天都在加班。他们那一代千千万万个东北建设者，每个人都踏实肯干、不计报酬，像马达一样，一刻不停地为国家输出自己的能量。
■ 1986年左右，母亲在抚顺市体育场带学生开运动会。
现在回想起来，母亲总是苦笑又略带伤感地说：“那时候对学生太严厉了，应该多从生活上关心他们！”
■ 九十年代，母亲“文革”时期的学生来看望她。
九十年代初，暑假的一天，一群叔叔阿姨来到我家，一口一声地“老师”叫着妈妈，她说那些都是她当年教过的学生。母亲善待学生，在特殊年代，并未遭遇迫害。
■ 1987年左右，母亲带着哥哥和我在抚顺市劳动公园。
八十年代中期，哥哥和我都先后上了小学。那时还没有双休日，母亲还是挤出时间带我们哥俩出去玩。妈妈穿着带刺绣的咖啡色衬衫，波浪头，哥哥穿着条纹裤子，我一身白杠蓝底运动服。我和哥哥脚下那两双旅游鞋，是父亲托人从广州带回来的最新款式，当时我们喜欢的不得了。可这鞋质量不怎么样，不久就“拖帮掉底”了，爸爸用“502”胶水给我们粘好，可没穿几天就又坏了。
■ 八十年代，父亲在抚顺市新宾永陵镇开会。
八十年代，父亲身着中山装和闪亮的皮鞋，上衣口袋里别着一支钢笔，这是当年干部们的标准打扮，也是当年的时尚。那时的他好像有忙不完的工作，即使在家也总是写写算算。他每天只吃两顿饭，对他来说，馒头、豆腐、西红柿就是人间美味。
■ 1988年，父亲工作调转，宴请同事吃饭。宴席上父母的合影。
1988年，我家从临江路边上的老矿区住宅搬到了今天的永安小区。
逼仄的卧室、要穿过走廊才能到达的厨房、令人恐惧的乌黑的厕所，都一去不复返了，取而代之的是拥有两个卧室、独立厨卫的60平米“大房子”。黑白熊猫电视换成了21寸金凤彩电，时髦的组合家具淘汰了老旧的立柜，宽敞的阳台让冬天有了腌酸菜的地儿，再也不用在院里挖菜窖了。
搬家后不久，父亲工作调动，在家设宴请老同事来聚餐。一桌子的鸡鸭鱼肉让哥哥和我都有些眼馋。80年代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升，餐桌逐渐开始丰盛起来，但也没有到天天大鱼大肉的地步。这一桌子菜是父母精心准备的，我和哥哥都不许上桌。
■ 1988年，在当时的抚顺市工具厂，父亲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父亲这个从小身份受人歧视，填写表格政治面貌永远写着“未划分”的人，也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正式走上企业领导岗位。在那之后他更加努力工作，几乎可以用“拼命”来形容。
■ 1988年，搬家以后，我们一家的合影。
九十年代到来了，我和哥哥渐渐长大长高。这个时候是我们家幸福的巅峰，父亲爱岗敬业，每天为企业的改革发展而奔走，母亲除了做好本职工作，还精心培养我们兄弟俩。
■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母亲的照片。
广播和电视的普及潜移默化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那些国外和港台明星开始引领大陆的时尚，人们都越来越爱打扮自己。母亲一向朴素节俭，却也是爱美的。虽然她不曾拥有一件属于自己的化妆品，却也用蛤喇油雪花膏把自己打扮得精精神神。
■ 九十年代，父母晚饭后在家中，父亲打电话联系工作，母亲监督我和哥哥学习。
九十年代我家已经装了座机电话，号码是五位数，冰箱、洗衣机、热水器等家电也都进了家门。而八十年代，父亲最爱的是他那台二八脚刹自行车。
■ 九十年代初，父亲为企业四处奔波要账时拍的照片。
父亲所在的二轻局在九十年代经济改革浪潮中跌宕起伏，企业发展步履维艰。父亲所在的企业由于产品不对路、营销手段匮乏，导致产品积压、资金流转不畅，国家也无力再扶持，因此“压工资”、“不开资”、“减员增效”、“下岗潮”等一系列问题接踵而至。这些是他到全国各地为企业要账时所拍的照片。
■ 九十年代中后期，父亲（前排右一）所在企业召开职工大会。
受企业生存问题的困扰，父亲往日的笑容我们很少再见到，原来稳定的工资也变成了数字，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了好多年。当时抚顺的企业改制工作相继展开，主要是通过拍卖、承包等方式，将企业的国营部分转为民间经营或进行重组，同时精简人员、节省开支。父亲内心是无法接受这些做法的，可又不得不面对。
■ 1998年，哥哥大学放暑假回来，我们与母亲的合影。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来袭，全国经济体制改革也进一步深化。父亲的企业破产了，失去了经济来源；母亲也面临退休，工资收入减少,各种各样的矛盾以及压力开始增多。那段时间家里几乎全靠母亲一个人支撑着。
2000年，我中专毕业并且有了一份稳定的事业单位工作，哥哥从天津大学毕业后留校当了老师,父亲也有了自己的退休金。但几年来沉重的生活压力把母亲的身体压垮了，她患上了严重的心脏疾病。那几年，我们家基本上都是在医院度过的。
2001年7月13日，沈阳医大后面的校园里突然响起了震耳欲聋的鞭炮和锣鼓声，北京申奥成功了！这一天，也是妈妈心脏手术成功的那一天，清楚的记得当时我们全家都流下了泪水。
■ 2004年，我与父母在家中聊天。
2004年，我和父母坐在屋里聊天。由于我从事计算机方面的工作，父母对电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有次我拆开机箱更换零件，母亲说：“哎呀，好好一个电器说打开就打开了。”我笑着回答她：“您以为是电视呢，一辈子都不能打开？”台式电脑和老式挂钟摆放在一个房间里，仿佛在预示着我和父母这两代人之间的交替和碰撞。
■ 2005年，父亲患面部肿瘤，手术后，我在中心医院陪护他。
2007年，父亲面部长了肿瘤，通过手术进行了切除。父母的两次手术对家人影响特别大，大家对健康这件事看得越来越重。
■ 2008年，我的女儿出生，母亲在家中怀抱她。
2008年，哥哥和我先后有了自己的孩子。母亲像当初抱我们一样，抱着她的小孙女。父亲看护孩子没什么经验，又喜欢又怕照顾不好。父亲那时总说：“孩子大点儿能听懂话，我就全权负责了！”可惜后来他没能兑现承诺。
■ 2009年，父母和他们的小孙女在家中合影。
孩子慢慢可以下地走路了，也能听懂大人的一些话。孙女成了父母最好的伙伴。有一次孩子不小心从床上滚落，他们急忙带去医院检查，回来后父亲满是愧疚地对我说：“对不起啊，没照顾好孙女。”抱着女儿，我的眼泪夺眶而出。
■ 2010年春节，父亲带着他的孙女们到浑河上滑冰嬉戏。
2010年春节，哥哥第一次带着女儿飞回东北老家，此时他已辞去教职去了南方一家企业。父亲带着两个孙女在浑河河堤附近玩雪。儿时哥哥曾带我在这里抓蚂蚱、逮蜻蜓、挖野菜，如今父亲也像当初的我们一样，孩子一般地开心。在家里，父母抱了这个抱那个，脸上总是洋溢着笑容。
■ 2012年，哥哥接父母到深圳的家中，带他们四处旅游，这是父母在广州中山纪念堂。
2012年，哥哥以照顾孩子之名，接父母到深圳居住一段时间。这时哥哥已成为企业高管，家里条件越来越好。我在东北老家这边也入手了第一辆属于自己的小汽车。我们家似乎再次回到了二十年前的辉煌时刻。然而好景不长，不久后，父亲被确诊为老年痴呆症。
■ 2013年，我陪父母到华东五市旅游，父母在中山陵的合影。
2013年，父母从南方回到了东北老家。这个时候，父亲出门必须得有人跟随，虽然行动尚可，但思维混乱，除了家人，很多亲戚朋友已经叫不出名字。哥哥总跟我说要抓紧时间，把能为父母做的事都做了。于是我开始带他们出门旅行，尽管他们总是一再推迟，但我明白有些事情真的不能再等了。
■ 2014年夏天，我带父母在省内旅游，这是在丹东大梨树景区。
2014年，父亲已经无法自理了，走路需要有人搀扶，大小便要人提醒。此时的他就像五六岁的孩子一样，对这个世界懵懵懂懂。不管走到哪，母亲都始终拽着父亲。
■ 2015年，陪父母去抚顺东部的“阿金沟”看望我姑姑。
有一次，我带父母到姑姑家串门。父亲这时已经忘记了包括家人在内的所有人，我问了他一句：“这个人（姑姑）是谁啊？”他愣了一下嘟囔说：“这人好像是我姐！”听到这句话我很震惊，以为父亲的病有所好转。但这次对话，成了我们父子俩之间最后一次正常的交流。
■ 2015年，我带着父母和大姨姨夫到辽宁营口旅游。熊岳河公园里，他们四个坐在石凳上休息。
■ 2016年夏，我陪父母到辽宁鲅鱼圈海滨游玩，父母走在月亮湖公园的海边。
2016年，父亲基本不说话了，更多时候只是呆呆地看着一个地方。母亲说：“只要你爸活着，这个家就完整，即使他什么都不说，我也算有个伴。”这一年，我又带父母去了一次雷锋纪念馆，一次海边，一次姑姑家。无论去哪，母亲都始终拽着父亲，这时的父亲已经变得十分虚弱和无知了。
■ 2017年春节，家宴。
2017年初，我带父亲下楼洗澡，回来的路只有100米，但是我扶着爸爸走得很艰辛，路上他忍不住哭了。打那以后，父亲就再没下过楼。
■ 2018年，母亲再次进北京看病治疗，孙女陪着她在故宫里。
2018年，母亲身体也越来越糟，有时候好几天水米不进，体重跌到三十多公斤。除了积极地就医，我们还想办法为母亲调整饮食，以流食替代正常食物。父亲的心智已经退化到一岁儿童的水平。母亲和我每天的幸福来自于：父亲早上偶尔纸尿裤没打透秋衣秋裤，不用换洗；大小便正常；吃药喝水没有呛到。
■ 2018年，母亲带着花头巾，为了让她减轻些压力，我在家总是有事没事地逗逗她。
照顾父亲之余，母亲偶尔还会跟我逗逗闷子，聊聊工作和生活。一天母亲不知从哪翻出个手帕戴在头上，我说像狼外婆，母亲说像老妖婆。
■ 2019年大年三十，母亲守候在父亲身旁，父亲想挣扎起来，但是却起不来。
2019年大年三十，母亲静静地守在父亲身边，我们忙乎着包饺子。晚上，吃完年夜饭，只有母亲目不转睛地盯着屏幕看春晚，其他人则用手机抢红包、拜年。
也许是我们聊天的声音太吵，也许是父亲感受到了不同以往的热闹，挣扎了几次想坐起来。我们扶他半躺着靠在床上，母亲在旁边逗着他。父亲左顾右盼的，不知道在寻找些什么。
一年就又这样过去了。
编者按：这个家庭是千万个东北家庭的缩影。勤劳、勇敢的东北人为新中国的发展、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做出过重大历史性贡献，也曾付出过巨大牺牲。如今，在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指引下，希望东北的父老乡亲，过上他们希望的好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