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香港深水埗区一家两餸饭餐厅外的队伍。 Billy H.C. Kwok for The New York Times
香港——午餐时间开始前，队伍就排起来了，一直持续到深夜。餐厅外面的顾客伸着脖子透过窗户查看当天的菜品。
这不是刚刚得到米其林垂青的餐馆，也不是最新一道俘获美食城市香港的网红甜点。
这是一个简朴的外卖盒，白米饭配用餐者自选的两道预先做好的菜。价格约4美元左右。
提供这些朴素餐点的简易餐厅出乎意料地成为了香港的美食时尚，出现大量类似餐厅，美食博主慕名而来，甚至有7.7万名成员加入了一个相关的Facebook粉丝群。
食物本身似乎平平无奇，都是粤菜的标准菜式，例如番茄炒蛋、咕噜肉或萝卜炖牛腩。下单方式与食堂一样，用手指向或大声告诉拿着菜勺等待客人点菜的工作人员。甚至这些餐厅的称呼也和他们的菜单一样朴实无华：两餸饭。
在这些朴素的餐厅中，大多数餐厅的菜品都可以通过窗户从街上看到，以吸引路人。 Billy H.C. Kwok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但朴实无华正是重点。
香港已经饱受两年政治动荡、经济衰退和似乎没完没了的大流行防控措施——下午6点后禁止堂食的措施上个月底刚刚解除——提供两餸饭的地方已经成为救命稻草。
对于苦苦挣扎的餐厅老板来说，这种客户需求如此高涨的商业模式很罕见。对于食客来说，这些家常菜品便宜又方便，两道菜可以提供住家饭的家常风味和多样性。
根据大众制作的地图，现在全市至少有353家餐厅在提供两餸饭。以前没有人统计过，但香港美食学者和食客一致认为，在大流行之前，两餸饭餐厅的数量要少得多。
“你可以肯定，当你走进这样的餐厅时，你得到的东西不会出错，”护士姬蒂·何（音）说，她和她的男友、IT工作者杰克·冯（音）正在在北角的蓝领社区一起吃午饭。
一位研究香港美食的大学讲师说，在大流行暴发之前，人们将这些场所看作是“面向平民和低收入人群”地方。 Billy H.C. Kwok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何女士和冯先生都是20多岁，他们表示，最近几个月他们开始每周吃好几次这样的午餐盒饭，尤其是在何女士发现这个Facebook粉丝群之后。她在社交媒体上关注许多与食物相关的页面。
他们那天选择的地点“佳记”是这类餐厅的经典例子，因为它毫无气氛可言。它的墙壁是浅绿色的，搭配着塑料筷子和软垫椅子的颜色。（虽然许多两餸饭只提供外卖，但有些提供简单的堂食环境。）
纸板箱堆放在餐厅中间，每个箱子里装有500个聚苯乙烯泡沫塑料容器。没有背景音乐；唯一的配乐是忙碌的餐厅工人的大声传话，他们穿梭在蒸汽缭绕的后厨和盛菜的柜台之间。
当天的二十多道菜肴以自助餐的形式陈列在L形柜台的不锈钢菜盘中。两道菜32港元，即4美元，只收现金；每增加一道菜额外加收1美元。所有的菜品——辣茄子、猪耳朵、炒花椰菜——颜色鲜艳，从街上透过大窗户清晰可见，吸引着路人。
即使是最忠实的顾客也不会幻想能吃到高级餐食。其中一人说：“只要味道不太差，能吃，就没问题。” Billy H.C. Kwok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两餸饭对香港来说并不新鲜。但它长期以来一直被忽视，或被视为穷学生或工人阶级的天地。无论是形式还是质量，都让人想起美国的熊猫快餐。在香港，有人戏称它为“颓饭”，以反映人们对它们的低期望。
“开始的时候，它属于一个比较平民，收入比较低的人去吃，”在香港浸会大学研究城市饮食文化的讲师萧欣浩说。
后来，大流行来了。失业率飙升。香港举世闻名的美食风景举步维艰。最近的一次禁止晚间堂食的禁令持续了近四个月，即使已经解除，人们仍然不能进行四人以上的聚餐。
许多香港人也不做饭，在这个城市，食品杂货价格昂贵，小公寓可能没有厨房。
因此，越来越多来自更多群体的人开始懂得欣赏便宜丰盛的一餐。香港的餐饮业者也做出了回应。
根据一份众包地图显示，现在全市至少有353家店铺出售两餸饭。 Billy H.C. Kwok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厨师们纷纷从境况不佳的茶餐厅（传统的香港堂食餐馆）辞职，经营自己的两餸饭小店。一家受欢迎的本地热狗连锁店开始经营自己的两餸饭分店。堂食禁令生效后，许多海鲜酒家晚上推出几锅现成菜肴，作为外卖选择。一些以拿铁咖啡闻名的咖啡店也是如此。
“我们的顾客群很广的。有OL(Office Lady），有学生，老人家也有，清洁工也有，都愿意来帮衬，”佳记的老板黄志伟说。他补充说，他的六个分店通常每天能卖出1000份饭。
为了在各种竞争中脱颖而出，一些店提供整条蒸鱼或龙虾，只需多花几十元。还有一些店提供免费汤。油麻地附近有一家店出售松露鸡、红米饭和藜麦，以此吸引年轻顾客。
不过，即使是最忠实的顾客也没有幻想能吃到高级餐食。
“没有什么要求啦，”另一位佳记的顾客凯文·谭（音）说，他点了咖喱鱼丸和葱爆牛柳。“只要不是太难吃，可以入口就OK啦。”
在香港，外卖一直是一个很受欢迎的选择。在这个城市，很多人不做饭，因为食品杂货价格昂贵，小公寓可能没有厨房。 Billy H.C. Kwok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尽管对这里评价不高，现年60岁、穿衬衫打领带的房地产公司员工凯文·谭说，他是这里的常客。他说，这里的食材比他试过的其他地方都要新鲜。
在Facebook的粉丝群组中，其他食客的小贴士比比皆是。每天都有数十人上传自己午餐盒的照片，并附上评论：太子附近一家店的猪排今天是凉的，或者大角咀这家店的员工特别友好。
有些评论者很像是真正的行家。“狮子球我觉得很好。瘦肉同面粉同马蹄的比例大概5:4:1，没吃出有肥肉，”一位成员写道。
研究香港饮食文化的香港树仁大学教授陈蒨说，Facebook群组的热情突显了这些餐食在疫情期间新的重要性。她说，用餐者表达了他们对这种已经成为“公益”的食品的赞赏。
她还说，比起华丽的香港美食界，网站上的对话比通常更具包容性。“这与米其林星级和美食专家非常不同，后者强调优雅出众的门店。在网上，我们赞美不同的东西。”
香港的餐馆受到疫情限制的影响尤其严重。 Billy H.C. Kwok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就像所有的美食趋势一样，这个趋势也可能会结束。它可能已经进入了夕阳时分：在下午6点的堂食禁令被解除那天，这个Facebook粉丝群的创始人黄旭熙发帖称，“全香港两餸饭感谢祭正式结束。”许多会员写道，能再次和朋友们一起坐在茶点小馆里，他们非常兴奋。
尽管如此，许多人还是说，对两餸饭的需求总会有的——无论是半路转投的人，还是早已长期依赖它们的人。
其中包括64岁的卢小英。穿着橡胶工作靴的罗小英看着佳记餐厅当天的菜单，说她已经在那里吃了很多年了。对她和丈夫来说，这是最简单的选择，他们都是早上8点离开家去做建筑清洁工，回家时已是午夜。
不过，她说，如果其他人不再那么依赖它，她会觉得很高兴。疫情期间，她的工作变得格外繁重，因为她要处理的垃圾翻了一番。
“因为每个人都买外卖，”她说。“那些饭盒特别多。”
2月，香港深水埗区一家两餸饭餐厅外的队伍。 Billy H.C. Kwok for The New York Times
香港——午餐时间开始前，队伍就排起来了，一直持续到深夜。餐厅外面的顾客伸着脖子透过窗户查看当天的菜品。
这不是刚刚得到米其林垂青的餐馆，也不是最新一道俘获美食城市香港的网红甜点。
这是一个简朴的外卖盒，白米饭配用餐者自选的两道预先做好的菜。价格约4美元左右。
提供这些朴素餐点的简易餐厅出乎意料地成为了香港的美食时尚，出现大量类似餐厅，美食博主慕名而来，甚至有7.7万名成员加入了一个相关的Facebook粉丝群。
食物本身似乎平平无奇，都是粤菜的标准菜式，例如番茄炒蛋、咕噜肉或萝卜炖牛腩。下单方式与食堂一样，用手指向或大声告诉拿着菜勺等待客人点菜的工作人员。甚至这些餐厅的称呼也和他们的菜单一样朴实无华：两餸饭。
在这些朴素的餐厅中，大多数餐厅的菜品都可以通过窗户从街上看到，以吸引路人。 Billy H.C. Kwok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但朴实无华正是重点。
香港已经饱受两年政治动荡、经济衰退和似乎没完没了的大流行防控措施——下午6点后禁止堂食的措施上个月底刚刚解除——提供两餸饭的地方已经成为救命稻草。
对于苦苦挣扎的餐厅老板来说，这种客户需求如此高涨的商业模式很罕见。对于食客来说，这些家常菜品便宜又方便，两道菜可以提供住家饭的家常风味和多样性。
根据大众制作的地图，现在全市至少有353家餐厅在提供两餸饭。以前没有人统计过，但香港美食学者和食客一致认为，在大流行之前，两餸饭餐厅的数量要少得多。
“你可以肯定，当你走进这样的餐厅时，你得到的东西不会出错，”护士姬蒂·何（音）说，她和她的男友、IT工作者杰克·冯（音）正在在北角的蓝领社区一起吃午饭。
一位研究香港美食的大学讲师说，在大流行暴发之前，人们将这些场所看作是“面向平民和低收入人群”地方。 Billy H.C. Kwok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何女士和冯先生都是20多岁，他们表示，最近几个月他们开始每周吃好几次这样的午餐盒饭，尤其是在何女士发现这个Facebook粉丝群之后。她在社交媒体上关注许多与食物相关的页面。
他们那天选择的地点“佳记”是这类餐厅的经典例子，因为它毫无气氛可言。它的墙壁是浅绿色的，搭配着塑料筷子和软垫椅子的颜色。（虽然许多两餸饭只提供外卖，但有些提供简单的堂食环境。）
纸板箱堆放在餐厅中间，每个箱子里装有500个聚苯乙烯泡沫塑料容器。没有背景音乐；唯一的配乐是忙碌的餐厅工人的大声传话，他们穿梭在蒸汽缭绕的后厨和盛菜的柜台之间。
当天的二十多道菜肴以自助餐的形式陈列在L形柜台的不锈钢菜盘中。两道菜32港元，即4美元，只收现金；每增加一道菜额外加收1美元。所有的菜品——辣茄子、猪耳朵、炒花椰菜——颜色鲜艳，从街上透过大窗户清晰可见，吸引着路人。
即使是最忠实的顾客也不会幻想能吃到高级餐食。其中一人说：“只要味道不太差，能吃，就没问题。” Billy H.C. Kwok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两餸饭对香港来说并不新鲜。但它长期以来一直被忽视，或被视为穷学生或工人阶级的天地。无论是形式还是质量，都让人想起美国的熊猫快餐。在香港，有人戏称它为“颓饭”，以反映人们对它们的低期望。
“开始的时候，它属于一个比较平民，收入比较低的人去吃，”在香港浸会大学研究城市饮食文化的讲师萧欣浩说。
后来，大流行来了。失业率飙升。香港举世闻名的美食风景举步维艰。最近的一次禁止晚间堂食的禁令持续了近四个月，即使已经解除，人们仍然不能进行四人以上的聚餐。
许多香港人也不做饭，在这个城市，食品杂货价格昂贵，小公寓可能没有厨房。
因此，越来越多来自更多群体的人开始懂得欣赏便宜丰盛的一餐。香港的餐饮业者也做出了回应。
根据一份众包地图显示，现在全市至少有353家店铺出售两餸饭。 Billy H.C. Kwok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厨师们纷纷从境况不佳的茶餐厅（传统的香港堂食餐馆）辞职，经营自己的两餸饭小店。一家受欢迎的本地热狗连锁店开始经营自己的两餸饭分店。堂食禁令生效后，许多海鲜酒家晚上推出几锅现成菜肴，作为外卖选择。一些以拿铁咖啡闻名的咖啡店也是如此。
“我们的顾客群很广的。有OL(Office Lady），有学生，老人家也有，清洁工也有，都愿意来帮衬，”佳记的老板黄志伟说。他补充说，他的六个分店通常每天能卖出1000份饭。
为了在各种竞争中脱颖而出，一些店提供整条蒸鱼或龙虾，只需多花几十元。还有一些店提供免费汤。油麻地附近有一家店出售松露鸡、红米饭和藜麦，以此吸引年轻顾客。
不过，即使是最忠实的顾客也没有幻想能吃到高级餐食。
“没有什么要求啦，”另一位佳记的顾客凯文·谭（音）说，他点了咖喱鱼丸和葱爆牛柳。“只要不是太难吃，可以入口就OK啦。”
在香港，外卖一直是一个很受欢迎的选择。在这个城市，很多人不做饭，因为食品杂货价格昂贵，小公寓可能没有厨房。 Billy H.C. Kwok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尽管对这里评价不高，现年60岁、穿衬衫打领带的房地产公司员工凯文·谭说，他是这里的常客。他说，这里的食材比他试过的其他地方都要新鲜。
在Facebook的粉丝群组中，其他食客的小贴士比比皆是。每天都有数十人上传自己午餐盒的照片，并附上评论：太子附近一家店的猪排今天是凉的，或者大角咀这家店的员工特别友好。
有些评论者很像是真正的行家。“狮子球我觉得很好。瘦肉同面粉同马蹄的比例大概5:4:1，没吃出有肥肉，”一位成员写道。
研究香港饮食文化的香港树仁大学教授陈蒨说，Facebook群组的热情突显了这些餐食在疫情期间新的重要性。她说，用餐者表达了他们对这种已经成为“公益”的食品的赞赏。
她还说，比起华丽的香港美食界，网站上的对话比通常更具包容性。“这与米其林星级和美食专家非常不同，后者强调优雅出众的门店。在网上，我们赞美不同的东西。”
香港的餐馆受到疫情限制的影响尤其严重。 Billy H.C. Kwok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就像所有的美食趋势一样，这个趋势也可能会结束。它可能已经进入了夕阳时分：在下午6点的堂食禁令被解除那天，这个Facebook粉丝群的创始人黄旭熙发帖称，“全香港两餸饭感谢祭正式结束。”许多会员写道，能再次和朋友们一起坐在茶点小馆里，他们非常兴奋。
尽管如此，许多人还是说，对两餸饭的需求总会有的——无论是半路转投的人，还是早已长期依赖它们的人。
其中包括64岁的卢小英。穿着橡胶工作靴的罗小英看着佳记餐厅当天的菜单，说她已经在那里吃了很多年了。对她和丈夫来说，这是最简单的选择，他们都是早上8点离开家去做建筑清洁工，回家时已是午夜。
不过，她说，如果其他人不再那么依赖它，她会觉得很高兴。疫情期间，她的工作变得格外繁重，因为她要处理的垃圾翻了一番。
“因为每个人都买外卖，”她说。“那些饭盒特别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