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报道，一名香港运动员在杭州亚运会期间遗失手机，经组委会协调安排多名“志愿者”连夜翻找数万只垃圾袋，终于成功找回手机，并获得中国香港代表团的感谢与表扬。
很显然，组委会认为他们尽心尽力帮运动员排忧解难是东道主的『好客之道』，而遗失手机的运动员和所在代表团也真切地感受到了这一点，感激之心感动之情可谓发自肺腑。
就是我们作为围观群众，心里难免有点酸溜溜的感觉……
丢东西，以及被偷东西的事情几乎人人都经历过，但连夜翻找几万只垃圾袋帮忙找回失物的待遇估计很少有人体会过。
按照我们生活在中国大陆的一般经验，在公共场所丢失物品后，场馆方帮忙登记一下信息，查看一下监控是常规操作，如果还能派一位保安或者保洁帮忙找一下，那简直是良心物业了。
按照我个人去过香港6次旅行的有限经验来说，在香港公共场所遗失物品的处理流程基本是一样的。
安排几十个人翻找几万袋垃圾只为找回一部手机的事情，无论在中国香港还是中国大陆，肯定都属于超级VIP待遇了。
那么问题来了：
这样一种超常规的操作到底是因为亚运会东道主的『好客之道』，还是因为香港运动员的身份给了『超国民待遇』，又或者兼而有之呢？
辨析清楚这个问题，在当下的公共舆论中格外重要。
当年某城市全城搜索帮外国游客找寻丢失自行车的新闻这些年一直储存在大家的记忆里，时不时就会被新发的案例所激活。
更加刺痛国人敏感神经的则是山东大学给留学生安排学伴的事件。虽然学伴的设置本身并不像网传的那样不堪，但留学生与本国学生的差别待遇是真实存在的。
近日西安某高校还发生了保安怒斥中国学生“不懂规矩”，把垃圾投放到“留学生专用垃圾桶”的奇葩事件，再次引发舆论的强烈反弹。
基于近代屈辱的历史记忆，外国人在华享受超国民待遇问题已经成了深深扎在中国人心里的一根刺，绝不能忽视它的存在。
也因此，杭州亚运会本意是展示东道主『好客之道』的宣传，在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看来却成了给国际友人『超国民待遇』的扎心案例。而且，因为这次享受超常规安排的是同为中国人的香港同胞，可以抛开“洋人”的标签来讨论问题，更好地帮助我们理解『好客之道』与『超国民待遇』的边界在哪里。
我总结了三条鉴定标准供大家参考。
『超国民待遇』鉴定标准第一条：
本国人也能享有优质服务，但客人的标准更高一些的是『好客之道』，人有我无、人优我劣的那就是『超国民待遇』
在中国的传统观念里，把最好酒菜留着招待客人是一种非常普遍的做法，我的父母和祖父母都是这样的人。原因也很好理解，并不是他们有多么喜欢这些客人，而是好面子。
我至今有一个没化解开的童年阴影。那是在我七八岁时候的一个中秋节，当时家里比较困难，一位亲戚照顾做了单生意赚了一笔小钱，爸妈非常感激。作为答谢，爸妈带着亲戚家的几个孩子去省会城市的游乐园玩了一圈，还拍了很多漂亮的照片。而我和姐姐则被留在乡下，和奶奶一起过了个平淡如水的中秋节。
更关键的是，我那时特别懂事，知道家里条件不好从不肯乱花一毛钱。我们城市里有个动物园的门票是12元钱，我忍了一年多愣是没跟爸妈开口说想去。结果爸妈却带着别人家的孩子去游乐园，花费十倍百倍之多。我至今清晰地记得看到他们游玩照片时汹涌难抑的委屈与愤怒。
但这绝不是因为爸妈不爱我。在我爸妈的优待排序里，客人是第一位的，自家老人孩子排第二位，他们自己则在最后一位。通过这种自我牺牲的价值排序，他们在传统的道德观念里获得自洽的满足。
那时候每到过年前，爸妈就会有意识地把腊鱼腊肉这些“好东西”先高高地吊起来，我们自家人是没资格吃的，要等着拜年的亲戚上门时用作招待。
直到现在，我妈仍然会有这样的意识，要提前很久准备好过年招待客人的菜。只是现在家里条件宽裕了，鸡鸭鱼肉什么的变成了日常的食物，招待客人的和平常自己吃的也没什么本质区别，就是为了摆桌上好看会多做几道菜。
也是到了这个阶段，我才认同了上一代人『好客之道』的合理性，因为那些吃的、玩的我自己平时也能拥有，给客人稍微多一点完全不介意。
但你永远不能要求一个省吃俭用不舍得花12元钱去动物园的孩子眼睁睁看着爸妈带别人家孩子去游乐场还能心平气和。
回到找手机的事情来，如果中国内地的观众遗失手机后组委会也普遍会派保洁保安帮忙寻找，只是考虑到香港运动员是客人，多派几个人帮忙快点找到，那大家肯定都会理解和表扬。
回到找自行车的案例，我们普遍经历过的都是自行车被偷后报警只给登记一下，不做正式立案，更不能指望有警察专门去帮忙找回。而外国友人自行车被偷却惊动全城，48小时内找回，其中巨大反差才造成了『超国民待遇』的印象，甚至由此衍生外国人代报案的灰色产业。
其实说起来绝不只有我爸妈是这样的观念，优待客人的『好客之道』在中国有着极为坚实的群众基础。
人们对『超国民待遇』的反感核心并不在于外国友人获得了怎样的优待，而在于自身享有的公共服务有没有达到基本满意的标准。
『超国民待遇』鉴定标准第二条：
在能力范围与规则范围内尽量做好是『好客之道』，以牺牲本国人利益或尊严为代价来做好那就是『超国民待遇』
在现代文明的观念里，『好客之道』有几个重要的限定条件。一是要量力而行，在财力许可的范围内招待好客人，不要打肿脸充胖子掏空家底请客，更不能去借贷来请客。二是要遵守规则，依法行事，不能因为是客人就突破规则践踏法治，那不叫优待，叫纵容。三是优待客人的同时不能亏待了自家人，牺牲利益不可取，践踏尊严不能忍。
在西安国际学生专用垃圾桶的案例中，每栋楼都有自己的垃圾桶，清运时间可能不同，还会涉及到保洁员职责分工的问题，不让到其他楼丢垃圾原本是合理的规则。但保安怒斥中国学生“不懂规矩”的做法显然是对本国人尊严的伤害，这才是大家最反感的地方。
在杭州亚运会找手机的案例中，组委会派了超过10名“志愿者”彻夜翻找垃圾袋，对客人绝对是诚意满满，对自己人就一言难尽了。
从照片里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来，这些“志愿者”都是场馆的保洁阿姨与大叔，不管穿上什么衣服，人家是凭劳动挣辛苦钱的。
人们担心的是，戴上一顶“志愿者”的高帽之后，翻垃圾袋找手机是不是成了无法拒绝的任务，额外工作的付出有没有得到相应的加班费？如果是“被志愿”，那就完全背离了劳动者辛苦挣钱养家糊口的初心。
客观上，也把原本无辜的中国香港代表团推到了被质疑被审视的尴尬境地。
在适度优待客人的同时，注意保护好本国人的正当权益，照顾好本国人的尊严，应该不算很苛刻的要求。
『超国民待遇』鉴定标准第三条：
大大方方做了让客人来夸可以算『好客之道』，作为成绩主动宣传显然是『超国民待遇』。
真要深究起来，世界上大部分事情其实都只能“论迹不论心”。无论是找丢失的手机还是找被偷的自行车，决策者和执行者的本意是很难揣度的，他们可能是单纯的“好面子”，也可能是真的有跪舔心态，诛心之论不可取，还是要看他做了什么。
一个很容易观察到的指标就是，给客人特别优待这件事是由客人说出来的还是由主人主动宣传的。
如果你的初心是帮客人解决问题，那事情本身做完就已经达到了目标，客人因此感谢你表扬你，坦然接受就是。
如果你调用超常规的资源来帮客人解决一个寻常普通的问题，还安排一群记者来拍照录像，再满脸骄傲地发在自己的官方账号上……
那我真的很难相信你的初心是『好客之道』
据媒体报道，一名香港运动员在杭州亚运会期间遗失手机，经组委会协调安排多名“志愿者”连夜翻找数万只垃圾袋，终于成功找回手机，并获得中国香港代表团的感谢与表扬。
很显然，组委会认为他们尽心尽力帮运动员排忧解难是东道主的『好客之道』，而遗失手机的运动员和所在代表团也真切地感受到了这一点，感激之心感动之情可谓发自肺腑。
就是我们作为围观群众，心里难免有点酸溜溜的感觉……
丢东西，以及被偷东西的事情几乎人人都经历过，但连夜翻找几万只垃圾袋帮忙找回失物的待遇估计很少有人体会过。
按照我们生活在中国大陆的一般经验，在公共场所丢失物品后，场馆方帮忙登记一下信息，查看一下监控是常规操作，如果还能派一位保安或者保洁帮忙找一下，那简直是良心物业了。
按照我个人去过香港6次旅行的有限经验来说，在香港公共场所遗失物品的处理流程基本是一样的。
安排几十个人翻找几万袋垃圾只为找回一部手机的事情，无论在中国香港还是中国大陆，肯定都属于超级VIP待遇了。
那么问题来了：
这样一种超常规的操作到底是因为亚运会东道主的『好客之道』，还是因为香港运动员的身份给了『超国民待遇』，又或者兼而有之呢？
辨析清楚这个问题，在当下的公共舆论中格外重要。
当年某城市全城搜索帮外国游客找寻丢失自行车的新闻这些年一直储存在大家的记忆里，时不时就会被新发的案例所激活。
更加刺痛国人敏感神经的则是山东大学给留学生安排学伴的事件。虽然学伴的设置本身并不像网传的那样不堪，但留学生与本国学生的差别待遇是真实存在的。
近日西安某高校还发生了保安怒斥中国学生“不懂规矩”，把垃圾投放到“留学生专用垃圾桶”的奇葩事件，再次引发舆论的强烈反弹。
基于近代屈辱的历史记忆，外国人在华享受超国民待遇问题已经成了深深扎在中国人心里的一根刺，绝不能忽视它的存在。
也因此，杭州亚运会本意是展示东道主『好客之道』的宣传，在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看来却成了给国际友人『超国民待遇』的扎心案例。而且，因为这次享受超常规安排的是同为中国人的香港同胞，可以抛开“洋人”的标签来讨论问题，更好地帮助我们理解『好客之道』与『超国民待遇』的边界在哪里。
我总结了三条鉴定标准供大家参考。
『超国民待遇』鉴定标准第一条：
本国人也能享有优质服务，但客人的标准更高一些的是『好客之道』，人有我无、人优我劣的那就是『超国民待遇』
在中国的传统观念里，把最好酒菜留着招待客人是一种非常普遍的做法，我的父母和祖父母都是这样的人。原因也很好理解，并不是他们有多么喜欢这些客人，而是好面子。
我至今有一个没化解开的童年阴影。那是在我七八岁时候的一个中秋节，当时家里比较困难，一位亲戚照顾做了单生意赚了一笔小钱，爸妈非常感激。作为答谢，爸妈带着亲戚家的几个孩子去省会城市的游乐园玩了一圈，还拍了很多漂亮的照片。而我和姐姐则被留在乡下，和奶奶一起过了个平淡如水的中秋节。
更关键的是，我那时特别懂事，知道家里条件不好从不肯乱花一毛钱。我们城市里有个动物园的门票是12元钱，我忍了一年多愣是没跟爸妈开口说想去。结果爸妈却带着别人家的孩子去游乐园，花费十倍百倍之多。我至今清晰地记得看到他们游玩照片时汹涌难抑的委屈与愤怒。
但这绝不是因为爸妈不爱我。在我爸妈的优待排序里，客人是第一位的，自家老人孩子排第二位，他们自己则在最后一位。通过这种自我牺牲的价值排序，他们在传统的道德观念里获得自洽的满足。
那时候每到过年前，爸妈就会有意识地把腊鱼腊肉这些“好东西”先高高地吊起来，我们自家人是没资格吃的，要等着拜年的亲戚上门时用作招待。
直到现在，我妈仍然会有这样的意识，要提前很久准备好过年招待客人的菜。只是现在家里条件宽裕了，鸡鸭鱼肉什么的变成了日常的食物，招待客人的和平常自己吃的也没什么本质区别，就是为了摆桌上好看会多做几道菜。
也是到了这个阶段，我才认同了上一代人『好客之道』的合理性，因为那些吃的、玩的我自己平时也能拥有，给客人稍微多一点完全不介意。
但你永远不能要求一个省吃俭用不舍得花12元钱去动物园的孩子眼睁睁看着爸妈带别人家孩子去游乐场还能心平气和。
回到找手机的事情来，如果中国内地的观众遗失手机后组委会也普遍会派保洁保安帮忙寻找，只是考虑到香港运动员是客人，多派几个人帮忙快点找到，那大家肯定都会理解和表扬。
回到找自行车的案例，我们普遍经历过的都是自行车被偷后报警只给登记一下，不做正式立案，更不能指望有警察专门去帮忙找回。而外国友人自行车被偷却惊动全城，48小时内找回，其中巨大反差才造成了『超国民待遇』的印象，甚至由此衍生外国人代报案的灰色产业。
其实说起来绝不只有我爸妈是这样的观念，优待客人的『好客之道』在中国有着极为坚实的群众基础。
人们对『超国民待遇』的反感核心并不在于外国友人获得了怎样的优待，而在于自身享有的公共服务有没有达到基本满意的标准。
『超国民待遇』鉴定标准第二条：
在能力范围与规则范围内尽量做好是『好客之道』，以牺牲本国人利益或尊严为代价来做好那就是『超国民待遇』
在现代文明的观念里，『好客之道』有几个重要的限定条件。一是要量力而行，在财力许可的范围内招待好客人，不要打肿脸充胖子掏空家底请客，更不能去借贷来请客。二是要遵守规则，依法行事，不能因为是客人就突破规则践踏法治，那不叫优待，叫纵容。三是优待客人的同时不能亏待了自家人，牺牲利益不可取，践踏尊严不能忍。
在西安国际学生专用垃圾桶的案例中，每栋楼都有自己的垃圾桶，清运时间可能不同，还会涉及到保洁员职责分工的问题，不让到其他楼丢垃圾原本是合理的规则。但保安怒斥中国学生“不懂规矩”的做法显然是对本国人尊严的伤害，这才是大家最反感的地方。
在杭州亚运会找手机的案例中，组委会派了超过10名“志愿者”彻夜翻找垃圾袋，对客人绝对是诚意满满，对自己人就一言难尽了。
从照片里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来，这些“志愿者”都是场馆的保洁阿姨与大叔，不管穿上什么衣服，人家是凭劳动挣辛苦钱的。
人们担心的是，戴上一顶“志愿者”的高帽之后，翻垃圾袋找手机是不是成了无法拒绝的任务，额外工作的付出有没有得到相应的加班费？如果是“被志愿”，那就完全背离了劳动者辛苦挣钱养家糊口的初心。
客观上，也把原本无辜的中国香港代表团推到了被质疑被审视的尴尬境地。
在适度优待客人的同时，注意保护好本国人的正当权益，照顾好本国人的尊严，应该不算很苛刻的要求。
『超国民待遇』鉴定标准第三条：
大大方方做了让客人来夸可以算『好客之道』，作为成绩主动宣传显然是『超国民待遇』。
真要深究起来，世界上大部分事情其实都只能“论迹不论心”。无论是找丢失的手机还是找被偷的自行车，决策者和执行者的本意是很难揣度的，他们可能是单纯的“好面子”，也可能是真的有跪舔心态，诛心之论不可取，还是要看他做了什么。
一个很容易观察到的指标就是，给客人特别优待这件事是由客人说出来的还是由主人主动宣传的。
如果你的初心是帮客人解决问题，那事情本身做完就已经达到了目标，客人因此感谢你表扬你，坦然接受就是。
如果你调用超常规的资源来帮客人解决一个寻常普通的问题，还安排一群记者来拍照录像，再满脸骄傲地发在自己的官方账号上……
那我真的很难相信你的初心是『好客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