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项研究分析了“喜当爹”发生的频率和规律，发现生活在人口稠密的城市里、社会经济水平较低的人群最容易“喜当爹”。但整体上，“喜当爹”概率没有大众文化所呈现的那么高。
撰文 戚译引
从遥远的民间传说到现代的八卦新闻，出轨永远是人类喜爱的话题。在人类社会中，哪些人最容易遭遇“喜当爹“？《当代生物学》（Current Biology）11 月 14 日发表的一篇论文指出，“喜当爹”的概率在不同的社会经济环境中发生率差异较大，但整体上并没有大众文化所呈现的那么高。
“喜当爹”的发生率
“喜当爹”可以作为出轨的确凿证据，即配偶关系中的女性出轨并生育了不属于配偶的孩子，研究称之为配偶外亲子关系（extra-pair paternity，EPP）。
为了估计历史上的 EPP 率，研究团队在比利时和荷兰找到了 513 对拥有共同父系祖先的当代成年男性，除非发生 EPP 事件，否则每对组合应当携带相同的 Y 染色体。
统计发现，在所有人群中，EPP 的发生率大约是 1%。
不同群体差异大
尽管 EPP 发生的概率总体上相当低，但人群之间差异很大。具体而言，在 19 世纪人口稠密的城市中，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人，发生 EPP 的比例最高。农民、富裕的手工业者和商人的 EPP 比率约为 1%，比底层劳工和纺织工人的 EPP 比率（约 4％）要低得多。
EPP 率也随着人口密度的增加而上升（意料之中）。研究人员报告，将两种影响因素结合在一起，他们估计EPP 率差异达到超过一个数量级。对于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以及居住在人口最稀少的城镇的农民，EPP 率在 0.5％ 左右；而对于生活在人口最稠密的城市中的低社会经济阶层，EPP 率达到 6%。
宗教在这方面似乎没有发挥什么影响。研究团队报告，尽管荷兰和比利时之间存在重要的宗教差异，但数据显示 EPP 率没有因此发生显著差异。
出轨与社会背景
研究人员认为，这些发现支持了进化论观点，即个体寻求（或避免）出轨的动机，和发生出轨的机会，应取决于社会背景。研究通讯作者、比利时鲁汶大学的Maarten Larmuseau还指出，要想理解为什么某些因素（例如人口密度和社会经济地位）对 EPP 率产生如此强烈的影响，跨学科的观点将会非常重要。
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人类社会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尤其是 19 世纪西欧工业革命和随之而来的迅速城市化。2005 年的一项研究显示梳理了大量数据，认为在之前的 50 年中，“喜当爹”发生率大约是 4%。这个数据远高于最近这项研究针对历史上“喜当爹”事件进行的统计，并体现出更大的群体间差异（可能是因为部分数据来自于亲子检测机构，这些人群已经对孩子是否亲生产生了怀疑）。
亲子鉴定，做还是不做？
如今，基因测试技术的普及还让人们更容易验证自己对“喜当爹”的担忧。05 年这项研究指出，美国人进行亲子鉴定的案例数量从 1991 年的 14 万，上升到 2001 年的 31 万。一些亲子鉴定由成年的儿女主动发起，要求寻找自己的父亲。
作者们还指出，这些测试对公众心理健康造成的影响也是公共卫生需要应对的问题。论文中写道，发现伴侣出轨可能会导致关系破裂或家庭暴力；关系破裂可能导致伴侣双方精神健康问题风险增加，儿童可能会经历低自尊、焦虑和反社会行为增加。仅仅是怀疑出轨也可能触发对女性的家庭暴力。
因此，作者们总结：“我们必须更好地理解亲子不符（paternal discrepancy）的发生率和分布规律，它的披露或不披露造成的后果，以及亲子不符被披露时必要的健康保护干预措施。”
图片来源：《梅花烙》
一项研究分析了“喜当爹”发生的频率和规律，发现生活在人口稠密的城市里、社会经济水平较低的人群最容易“喜当爹”。但整体上，“喜当爹”概率没有大众文化所呈现的那么高。
撰文 戚译引
从遥远的民间传说到现代的八卦新闻，出轨永远是人类喜爱的话题。在人类社会中，哪些人最容易遭遇“喜当爹“？《当代生物学》（Current Biology）11 月 14 日发表的一篇论文指出，“喜当爹”的概率在不同的社会经济环境中发生率差异较大，但整体上并没有大众文化所呈现的那么高。
“喜当爹”的发生率
“喜当爹”可以作为出轨的确凿证据，即配偶关系中的女性出轨并生育了不属于配偶的孩子，研究称之为配偶外亲子关系（extra-pair paternity，EPP）。
为了估计历史上的 EPP 率，研究团队在比利时和荷兰找到了 513 对拥有共同父系祖先的当代成年男性，除非发生 EPP 事件，否则每对组合应当携带相同的 Y 染色体。
统计发现，在所有人群中，EPP 的发生率大约是 1%。
不同群体差异大
尽管 EPP 发生的概率总体上相当低，但人群之间差异很大。具体而言，在 19 世纪人口稠密的城市中，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人，发生 EPP 的比例最高。农民、富裕的手工业者和商人的 EPP 比率约为 1%，比底层劳工和纺织工人的 EPP 比率（约 4％）要低得多。
EPP 率也随着人口密度的增加而上升（意料之中）。研究人员报告，将两种影响因素结合在一起，他们估计EPP 率差异达到超过一个数量级。对于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以及居住在人口最稀少的城镇的农民，EPP 率在 0.5％ 左右；而对于生活在人口最稠密的城市中的低社会经济阶层，EPP 率达到 6%。
宗教在这方面似乎没有发挥什么影响。研究团队报告，尽管荷兰和比利时之间存在重要的宗教差异，但数据显示 EPP 率没有因此发生显著差异。
出轨与社会背景
研究人员认为，这些发现支持了进化论观点，即个体寻求（或避免）出轨的动机，和发生出轨的机会，应取决于社会背景。研究通讯作者、比利时鲁汶大学的Maarten Larmuseau还指出，要想理解为什么某些因素（例如人口密度和社会经济地位）对 EPP 率产生如此强烈的影响，跨学科的观点将会非常重要。
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人类社会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尤其是 19 世纪西欧工业革命和随之而来的迅速城市化。2005 年的一项研究显示梳理了大量数据，认为在之前的 50 年中，“喜当爹”发生率大约是 4%。这个数据远高于最近这项研究针对历史上“喜当爹”事件进行的统计，并体现出更大的群体间差异（可能是因为部分数据来自于亲子检测机构，这些人群已经对孩子是否亲生产生了怀疑）。
亲子鉴定，做还是不做？
如今，基因测试技术的普及还让人们更容易验证自己对“喜当爹”的担忧。05 年这项研究指出，美国人进行亲子鉴定的案例数量从 1991 年的 14 万，上升到 2001 年的 31 万。一些亲子鉴定由成年的儿女主动发起，要求寻找自己的父亲。
作者们还指出，这些测试对公众心理健康造成的影响也是公共卫生需要应对的问题。论文中写道，发现伴侣出轨可能会导致关系破裂或家庭暴力；关系破裂可能导致伴侣双方精神健康问题风险增加，儿童可能会经历低自尊、焦虑和反社会行为增加。仅仅是怀疑出轨也可能触发对女性的家庭暴力。
因此，作者们总结：“我们必须更好地理解亲子不符（paternal discrepancy）的发生率和分布规律，它的披露或不披露造成的后果，以及亲子不符被披露时必要的健康保护干预措施。”
图片来源：《梅花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