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天工作了12个小时，这已经算是比较轻松的一天了，我最晚离开办公室的时间差不多是晚上11点”，渡边由纪说道。对24岁的渡边来说，朝九晚九的只是她最基本的上下班时间。
渡边曾在日本一家电子支付公司工作，过高的工作强度使她开始出现各类健康问题。晚上加班后，她常“双腿颤抖，胃部不适”。
她知道自己该辞职了，但有一个障碍：日本臭名昭著的加班文化。
在日本，准时下班或请假已成为一种奢侈，递交辞职信则更是棘手——在这个全球第四大经济体中，辞职往往被视为是最不尊重的行为，日本的员工与雇主之间往往保持着着长达数十年乃至一生的雇佣关系。
在最极端的情况下，愤怒的老板会撕毁辞职信，骚扰员工以迫使他们留下。
渡边对自己的工作不满，她的前上司经常忽视她，但她却不敢辞职。
“我害怕上司会拒绝我的辞职申请，强迫我继续工作，继续加班，继续心力交瘁。”她在一次采访中对CNN说。
但她找到了打破僵局的方法。她求助于Momuri，这是一家帮助胆小员工离开可怕老板的辞职代理公司。
仅需支付相当于一顿奢华晚餐的费用，众多日本职场人便能借助这些专业机构的力量，实现无压力的优雅辞职。
Momuri的兴起并非偶然，早在新冠疫情爆发前便已存在，但疫情带来的长期居家办公模式，即便是日本最为忠诚的员工群体，也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职业道路与心理健康，从而让辞职代理行业在疫情后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热潮。
01
Momuri的运营经理川田诗织透露，仅在过去的一年里，他们就收到了超过11000名客户的咨询。
该公司位于东京最繁忙的商业区之一的港区，于2022年成立，其名称“Momuri”在日语中的意思是“我再也受不了了”——旨在帮助客户成功离职。
该公司以正式员工22000日元（约合人民币1100元）、兼职员工12000日元（约合人民币600元）的价格承诺为客户提供递交辞职信、与公司协商及必要时推荐律师等全方位服务。
“有些员工来找我们咨询时，辞职信已经被撕了三次，即使他们跪在地上鞠躬磕头，上司也不让他们辞职。”川田诗织表示，这就是日本根深蒂固的职场文化。
“我们有时会接到人们哭着打来的电话，问我们是否可以基于某些原因辞职。我们告诉他们，当然可以，辞职是每位员工的基本权利。”川田诗织补充道。
她透露，如果有些员工试图辞职，老板便会骚扰他们，例如去他们的公寓门口持续不断的反复按门铃并拒绝离开。
还有一位想要辞职的员工说，在他表达了自己的辞职意愿后，更是被老板强行带至京都的一座古寺烧香拜佛，理由竟是“他被诅咒了”。
川田诗织说，主动联系他们的人往往在中小企业工作，其中食品行业的人最多，其次是医疗和福利行业。
02
长期以来，日本一直存在过劳文化。各行各业都有许多员工都反映说工作时间过长、上级施压过大、不得不对公司过于顺从，而这些雇主则被称为“黑心企业”。
东京一桥大学商学院的人力资源教授小野博史表示，职场过劳问题的严重性已迫使政府采取行动，公布不道德雇主的黑名单，削弱这些不道德企业的招聘能力，并向求职者发出警示。他说道：“在这些‘黑心企业’中，工作条件恶劣，缺乏心理安全感，员工甚至可能受到威胁。”
自2017年该名单公布以来，日本劳动局已将370多家公司列入黑名单。
从“过劳死”这一现象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长期存在的工作压力是致命的。
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称，2022年有54人因工作导致的脑部和心脏疾病死亡并获得赔偿，虽然比20年前记录的160人大幅下降，但因工作导致精神压力的人数却在大幅度上升，同期从341人猛增至2683人。
2017年，一名31岁的政治记者因长时间工作导致心力衰竭而去世，她生前在NHK国家广播公司工作，去世前一个月加班了159小时。
2023年8月18日，神户一家医院的一名26岁医生在一个月内加班超过200小时后自杀身亡。
东京明治大学经济学教授加藤久和表示，日本有劳动法律来保护工人，并确保他们有权辞职。
“但有时工作场所的氛围让人难以开口。”他说。
03
那么，为什么这些辞职代理公司只在最近几年才出现呢？专家表示，这归因于年轻人对工作态度的改变。
“当婚姻中有一方不开心时，可能会导致离婚。但就像离婚一样，没有人是百分之百无过错的，对吧？”来自一桥大学的小野博史说。
随着日本因人口老龄化和出生率下降而面临的劳动力短缺问题，如今的日本年轻人在职场上的发言权比他们的前辈更大。
小野说，许多年轻人不再认同老一辈“服从至上”的职场观念，当期望与现实不符时，他们会毫不犹豫地选择辞职。
但与此同时，小野补充说：“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想立马冲进老板的办公室，翘着二郎腿把辞职信拍在老板脸上——他们更倾向于让第三方来处理。”
“实际上，我认为现在的年轻人更加不喜欢冲突。” 小野指出，由于新冠疫情，许多人在工作中失去了社交互动。因此，年轻员工更倾向于不与老板直接接触就辞职。
但小野建议，最好与雇主进行沟通，而不是与他们彻底决裂，所以他不建议使用这种所谓的辞职代理服务。
来自Momuri的川田在某种程度上表示赞同：“我们真诚地认为，我们的辞职代理服务应该从社会上消失，我们也希望如此。我们认为最好的方式是人们能亲自告诉他们的老板，但听到我们客户的奇葩故事后，我认为我们的业务大概率不会很快消失。”
目前，Momuri为那些第二次寻求辞职服务的客户提供50%的折扣。
“我今天工作了12个小时，这已经算是比较轻松的一天了，我最晚离开办公室的时间差不多是晚上11点”，渡边由纪说道。对24岁的渡边来说，朝九晚九的只是她最基本的上下班时间。
渡边曾在日本一家电子支付公司工作，过高的工作强度使她开始出现各类健康问题。晚上加班后，她常“双腿颤抖，胃部不适”。
她知道自己该辞职了，但有一个障碍：日本臭名昭著的加班文化。
在日本，准时下班或请假已成为一种奢侈，递交辞职信则更是棘手——在这个全球第四大经济体中，辞职往往被视为是最不尊重的行为，日本的员工与雇主之间往往保持着着长达数十年乃至一生的雇佣关系。
在最极端的情况下，愤怒的老板会撕毁辞职信，骚扰员工以迫使他们留下。
渡边对自己的工作不满，她的前上司经常忽视她，但她却不敢辞职。
“我害怕上司会拒绝我的辞职申请，强迫我继续工作，继续加班，继续心力交瘁。”她在一次采访中对CNN说。
但她找到了打破僵局的方法。她求助于Momuri，这是一家帮助胆小员工离开可怕老板的辞职代理公司。
仅需支付相当于一顿奢华晚餐的费用，众多日本职场人便能借助这些专业机构的力量，实现无压力的优雅辞职。
Momuri的兴起并非偶然，早在新冠疫情爆发前便已存在，但疫情带来的长期居家办公模式，即便是日本最为忠诚的员工群体，也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职业道路与心理健康，从而让辞职代理行业在疫情后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热潮。
01
Momuri的运营经理川田诗织透露，仅在过去的一年里，他们就收到了超过11000名客户的咨询。
该公司位于东京最繁忙的商业区之一的港区，于2022年成立，其名称“Momuri”在日语中的意思是“我再也受不了了”——旨在帮助客户成功离职。
该公司以正式员工22000日元（约合人民币1100元）、兼职员工12000日元（约合人民币600元）的价格承诺为客户提供递交辞职信、与公司协商及必要时推荐律师等全方位服务。
“有些员工来找我们咨询时，辞职信已经被撕了三次，即使他们跪在地上鞠躬磕头，上司也不让他们辞职。”川田诗织表示，这就是日本根深蒂固的职场文化。
“我们有时会接到人们哭着打来的电话，问我们是否可以基于某些原因辞职。我们告诉他们，当然可以，辞职是每位员工的基本权利。”川田诗织补充道。
她透露，如果有些员工试图辞职，老板便会骚扰他们，例如去他们的公寓门口持续不断的反复按门铃并拒绝离开。
还有一位想要辞职的员工说，在他表达了自己的辞职意愿后，更是被老板强行带至京都的一座古寺烧香拜佛，理由竟是“他被诅咒了”。
川田诗织说，主动联系他们的人往往在中小企业工作，其中食品行业的人最多，其次是医疗和福利行业。
02
长期以来，日本一直存在过劳文化。各行各业都有许多员工都反映说工作时间过长、上级施压过大、不得不对公司过于顺从，而这些雇主则被称为“黑心企业”。
东京一桥大学商学院的人力资源教授小野博史表示，职场过劳问题的严重性已迫使政府采取行动，公布不道德雇主的黑名单，削弱这些不道德企业的招聘能力，并向求职者发出警示。他说道：“在这些‘黑心企业’中，工作条件恶劣，缺乏心理安全感，员工甚至可能受到威胁。”
自2017年该名单公布以来，日本劳动局已将370多家公司列入黑名单。
从“过劳死”这一现象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长期存在的工作压力是致命的。
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称，2022年有54人因工作导致的脑部和心脏疾病死亡并获得赔偿，虽然比20年前记录的160人大幅下降，但因工作导致精神压力的人数却在大幅度上升，同期从341人猛增至2683人。
2017年，一名31岁的政治记者因长时间工作导致心力衰竭而去世，她生前在NHK国家广播公司工作，去世前一个月加班了159小时。
2023年8月18日，神户一家医院的一名26岁医生在一个月内加班超过200小时后自杀身亡。
东京明治大学经济学教授加藤久和表示，日本有劳动法律来保护工人，并确保他们有权辞职。
“但有时工作场所的氛围让人难以开口。”他说。
03
那么，为什么这些辞职代理公司只在最近几年才出现呢？专家表示，这归因于年轻人对工作态度的改变。
“当婚姻中有一方不开心时，可能会导致离婚。但就像离婚一样，没有人是百分之百无过错的，对吧？”来自一桥大学的小野博史说。
随着日本因人口老龄化和出生率下降而面临的劳动力短缺问题，如今的日本年轻人在职场上的发言权比他们的前辈更大。
小野说，许多年轻人不再认同老一辈“服从至上”的职场观念，当期望与现实不符时，他们会毫不犹豫地选择辞职。
但与此同时，小野补充说：“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想立马冲进老板的办公室，翘着二郎腿把辞职信拍在老板脸上——他们更倾向于让第三方来处理。”
“实际上，我认为现在的年轻人更加不喜欢冲突。” 小野指出，由于新冠疫情，许多人在工作中失去了社交互动。因此，年轻员工更倾向于不与老板直接接触就辞职。
但小野建议，最好与雇主进行沟通，而不是与他们彻底决裂，所以他不建议使用这种所谓的辞职代理服务。
来自Momuri的川田在某种程度上表示赞同：“我们真诚地认为，我们的辞职代理服务应该从社会上消失，我们也希望如此。我们认为最好的方式是人们能亲自告诉他们的老板，但听到我们客户的奇葩故事后，我认为我们的业务大概率不会很快消失。”
目前，Momuri为那些第二次寻求辞职服务的客户提供50%的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