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解释一下“克里姆林宫”占星术为何物。“克里姆林宫占星术”是对“克里姆林宫学”（kremlinology）的戏谑之称。当年苏联号称“铁幕”，与西方基本处于信息隔绝状态，它主要通过观察苏联官方媒体来了解苏共高层的人事变化，并据此来推测苏联的政治动向，尤其是苏共高层权力结构和权力继承的变化。这方面的名著是塔图（M. Tatu）的《克里姆林宫里的权力》 （ Power in the Kremlin），他曾仔细分析苏共二十一大前后政治局负责意识形态的苏斯洛夫与表面上排名在他前面的总理柯西金、最高苏维埃主席波德哥尔内相比，谁的地位更重要，依据是在若干次会议上苏斯洛夫是紧挨着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坐在后者的左边或右边。
这三本书首推布热津斯基1989年出版的《大失败：20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The Grand Failure——The Birth and the Death of Communism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在中国，这本书由于被认为具有重要的“反面教材”作用被迅速引进，由军事科学出版社以“内部发行”的形式于同年出版。布热津斯基最著名的论断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在苏联的失败，主要是因为对人的本性作出了错误的判断，无法驾驭人的潜能，摧毁了人的精神。“共产主义的教条式的自以为是把理想主义变为野蛮的残酷无情的行为和司空见惯的伪善。它把它宣称的理性推到了无理性的教条式的程度，甚至在大相反的证据面前还声称乌托邦确已实现。这两个因素加在一起——扭曲了的理想主义和以理性作伪装的教条主义——促成了具有破坏性的逃避现实。无力应付现代技术时代现实的后果是，最终敲响了共产主义的历史性丧钟。”
《纽约客》（New Yorker）总编辑大卫·瑞姆尼克（David Remnick）撰写的《列宁的坟墓——一座共产帝国的崩溃》（Lenin's Tomb: The Last Days of the Soviet Empire ,1994），透过对前苏联人的采访，用他们的眼睛“描绘了人类历史上这个最残忍的体制如何走向它的末日”。1988年到1992年间，作者以《华盛顿邮报》驻莫斯科记者身份前往莫斯科，亲自生活在那末日之中，见证了这座昔日帝国坍塌的最后时日。他研究了大量官方文献和文学史料，采访了上千名从帝国深处走来的时代见证者，足迹遍布从库页岛、波罗的海、外高加索“最后一座古拉格”等这个没落帝国的所有土地，绘制出这部混合着编年史和列传体的泱泱巨著，引领读者在历史和当下两个时空里穿梭，目睹大厦将倾，剖析帝国何以崩溃，共产制度何以无法运行，以及旧帝国的遗绪如何遗留至今，左右今日政局。此书为作者赢得了普利策奖。
何清涟：中南海占星术与克里姆林宫学：貌似而神非
习近平最近这轮龙体欠安的传言，始于意大利总理访华。 路透社
最近，中南海占星术再放异彩，成为海外中文媒体尤其是自媒体分析中国政治的主要方式，其主要作品是习近平御体欠安，月底将发退位诏书，连新政府的首脑、阕搁名单都公布了（版本有详略之分）。因为细节很多，有位一向不太相信这类“遥遥领先的预言”的人给我在X上私信表示：这次是真的。尽管本人从不用占星术分析中国问题，加之此前，中南海占星术在“习下李上”这个题目上失败之后，参予占星的人士表态“这是人民心声”，为了尊重“人民的心声”，我写此文不是反对占星术，而是希望各位喜欢占星的人士认真钻研一下西方当年冷战时期的“克里姆林宫学”（又称“克里姆林宫占星术”），提高占星术水平，追比美国克宫占星术前辈。
习近平“御体欠安”的种种“迹像”
习近平最近这轮龙体欠安的传言，始于意大利总理访华。这位意大利女总理访华，一些中文社媒因7月28日陪同她检阅三军仪仗队的是国务院总理李强，立刻分析说“习近平挂了（或靠边了）”，并用各种细节佐证。一位一向不相信这些传言的网友给我私信，说“这次是真的，否则怎么可能不陪同检阅三军仪仗队？”我当时就说，意大利总理是政府首脑，总统才是国家元首，外交礼仪讲究平格（资格对等），接待梅洛尼由李强出面，讲的是双方资格对等。7月29日上午习近平与东帝汶总统奥尔塔举行会谈，同日下午会见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但习近平还继续生病，这次非同小可，因为发表此消息的是京城八旗的上三旗子弟，因其“身份贵重”，在国内微信上不胫而走。
尽管后来杨小平在朋友圈“收回”了他发布的信息，说不算数了，但海外中文圈不断接力，直到8月13日的Facebook还在推送这条消息，而且加上各种细节：
“中共党魁习近平中风、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发动政变”这条“遥遥领先的预言”中途不得不修改版本，因为8月9日，中国《人民日报》刊出了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又侠题为《持续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文章。
克宫占星术盛行的同时，研究苏联的名著亦多
先解释一下“克里姆林宫”占星术为何物。“克里姆林宫占星术”是对“克里姆林宫学”（kremlinology）的戏谑之称。当年苏联号称“铁幕”，与西方基本处于信息隔绝状态，它主要通过观察苏联官方媒体来了解苏共高层的人事变化，并据此来推测苏联的政治动向，尤其是苏共高层权力结构和权力继承的变化。这方面的名著是塔图（M. Tatu）的《克里姆林宫里的权力》 （ Power in the Kremlin），他曾仔细分析苏共二十一大前后政治局负责意识形态的苏斯洛夫与表面上排名在他前面的总理柯西金、最高苏维埃主席波德哥尔内相比，谁的地位更重要，依据是在若干次会议上苏斯洛夫是紧挨着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坐在后者的左边或右边。
在克宫政治动态对外界完全封闭，充满了神秘感的“铁幕”状态下，这样的揣测常常成为媒体跟进分析的参考。但由于资讯太少，“克里姆林宫学”有时也会失灵，比如谁也没能预测出赫鲁晓夫下台。正因为如此，一些苏联观察家就挖苦“克里姆林宫学”的分析，把它说成是“克里姆林宫占星术”，意思是，这种对苏共高层动态的揣摩无异于占星士的神秘预测。
不过，“克里姆林宫占星术”当初之所以成为一门专学，是因为分析者根据苏联政治规则，形成一套观察方法，偶然也会用“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小舅小姨”之类的信源，但必须与前者对应。但中南海占星术基本没有自成体系的观察方法，基本是后者，比如“我在中国高层内的朋友”之类。
“克里姆林宫占星术”时代成果丰硕
前苏联崩溃前后，美国人至少出过三本不同角度的名作，价值不尽然相同，但了解苏联崩溃这一过程必不可少。
这三本书首推布热津斯基1989年出版的《大失败：20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The Grand Failure——The Birth and the Death of Communism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在中国，这本书由于被认为具有重要的“反面教材”作用被迅速引进，由军事科学出版社以“内部发行”的形式于同年出版。布热津斯基最著名的论断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在苏联的失败，主要是因为对人的本性作出了错误的判断，无法驾驭人的潜能，摧毁了人的精神。“共产主义的教条式的自以为是把理想主义变为野蛮的残酷无情的行为和司空见惯的伪善。它把它宣称的理性推到了无理性的教条式的程度，甚至在大相反的证据面前还声称乌托邦确已实现。这两个因素加在一起——扭曲了的理想主义和以理性作伪装的教条主义——促成了具有破坏性的逃避现实。无力应付现代技术时代现实的后果是，最终敲响了共产主义的历史性丧钟。”
1991年12月25日，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上方悄然降下，俄罗斯三色旗取而代之，苏联从地图上消失了。这一过程，美国前驻苏联大使小杰克·F. 马特洛克撰写了《苏联解体亲历记》以志其事。作为苏联帝国最后几年的见证者和参与者，马特洛克在他的著作中，引领读者回溯那动荡多变的年代：从苏共中央到地方、从高层到平民、从国内到国外，都不再是教科书上定义模糊的名词或符号，而化成生动的事件和活生生的人物。马特洛克从蛛丝马迹中发现大国欲坠的势头，铺展开一张角力的大网，并以清晰准确的语言描绘了苏联的最后岁月：几度挣扎着浮出水面，求得那赖以生存的空气，但最终，这个庞大的社会主义帝国还是被自己内部滋生的力量瓦解。
《纽约客》（New Yorker）总编辑大卫·瑞姆尼克（David Remnick）撰写的《列宁的坟墓——一座共产帝国的崩溃》（Lenin's Tomb: The Last Days of the Soviet Empire ,1994），透过对前苏联人的采访，用他们的眼睛“描绘了人类历史上这个最残忍的体制如何走向它的末日”。1988年到1992年间，作者以《华盛顿邮报》驻莫斯科记者身份前往莫斯科，亲自生活在那末日之中，见证了这座昔日帝国坍塌的最后时日。他研究了大量官方文献和文学史料，采访了上千名从帝国深处走来的时代见证者，足迹遍布从库页岛、波罗的海、外高加索“最后一座古拉格”等这个没落帝国的所有土地，绘制出这部混合着编年史和列传体的泱泱巨著，引领读者在历史和当下两个时空里穿梭，目睹大厦将倾，剖析帝国何以崩溃，共产制度何以无法运行，以及旧帝国的遗绪如何遗留至今，左右今日政局。此书为作者赢得了普利策奖。
BTW，这三位冷战时代的专家，除了布热津斯基已经作古，瑞姆尼克与马特洛克仍然健在，两位思想仍然敏捷，虽然对时下的社会现状很不满，但他们的言论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综上所述，克里姆林宫学盛行期间，由于前苏联的铁幕政治，美国从国际战略界、外交界直至媒体界，虽然也会使用“克里姆林宫学”的方法分析苏联政治、经济社会，但毕竟成果丰硕，尤其是布热津斯基在所有人都未预测到前苏联可能崩溃之时，做出了神准的预测，让人不能不服。反观“中南海占星术”，目前还未显示任何值得一提的成果，因此只能说，二者虽然都是占星术，但貌似而神非，完全不是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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