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黄安伟(Edward Wong)和朱利安·E·巴恩斯(Julian E. Barnes)报道，现在，政府正在考虑下一步，可能驱逐它认为是间谍的某些中国记者。特朗普的顾问、哈德逊研究所中国战略中心(Hudson Institute’s Center on Chinese Strategy)主任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表示，其他一些想法也在讨论之中，包括是否可以限制中国对YouTube、Twitter和Facebook等大型美国平台的使用。（这些平台在中国被屏蔽，但它们是中国全球宣传的强大工具。）
(德国之声中文网) 致力于在全球倡导新闻自由的非政府组织无国界记者周二 (4月21日) 发布《2020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报告》，欧洲仍是全球新闻自由度最高的地区，而亚洲则是违反新闻自由比例最高的地区。
根据最新的新闻自由度排名，北欧的挪威连续四年居全球之首，而芬兰丶丹麦丶瑞典与荷兰则是分居第二至五名。相反的，全球新闻自由度垫底的国家排名也未产生太多变化，中国丶厄立特里亚丶土库曼与朝鲜分居最后四名。
以地区来看的话，尽管某些巴尔干半岛的欧盟国家对新闻自由采取压制性的政策，但欧洲仍是全球新闻自由度最高的地区。而虽然美国与巴西逐渐成为仇恨媒体的“新指标”，但美洲的新闻自由度仍是仅次于欧洲。反观亚太地区是过去一年内，违反新闻自由度评分增幅最多的地区。除了中国与朝鲜持续打压新闻自由外，新加坡与香港也分别因通过了“假新闻法”与警察在示威游行中粗暴对待记者，导致个别排名与亚洲的整体新闻自由度持续下跌。
中国严密监控审查
无国界记者表示，中国过去一年来快速提升资讯监控与审查的机制，并持续迫害与关押记者与部落客，这也导致新闻自由在中国与亚洲面临前所未有的危险。他们指出，中国当局在2020年2月逮补了至少三名公民记者，藉此隐匿新冠病毒危机，而这点也突显中国持续透过资讯监控与审查来巩固权力。
根据无国界记者的统计，目前中国是全球关押记者数目最高的国家，约有100名中国记者遭到监禁，而绝大多数遭监禁的记者都是维吾尔人。无国界记者东亚办公室的艾玮昂指出，中国的资讯监控已不只影响中国人民，而是开始对全球的所有人造成威胁。
他告诉德国之声：“中国的资讯监控与其维持政权的必要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而从中国在新冠疫情爆发初期大规模审查与新冠疫情相关资讯的行为来看，便可以了解中国资讯审查机制带来的后果，会影响世界上每个人。所以，各国政府不可能再坚称中国的资讯审查只是他们的国内政策。”
亚太地区是过去一年内，违反新闻自由度评分增幅最多的地区。除了中国与朝鲜持续打压新闻自由外，新加坡与香港也分别因通过了“假新闻法”与警察在示威游行中粗暴对待记者，导致个别排名与亚洲的整体新闻自由度持续下跌。
艾玮昂强调，民主国家的公众必须意识到新闻自由是个既可贵却也脆弱的权利。他说，自由是个需要时时去培养的价值观，所以人民应该好好把握这个权利，并确保他们能持续拥有这个权利。艾玮昂说，以中国为例，中国政府认为新闻不是人民用来监督政府的工具，而是政府用来做政令宣导的工具。
他向德国之声表示：“随着中国的全球媒体实力越来越强，他们也开始向国际推广这个‘新闻是政令宣导工具’的模式。中国积极影响的对象，也包含了民主国家。”
亚太新闻自由堪忧
亚太地区除了排名第九的新西兰与排名26的澳大利亚外，排名第42与43的韩国与台湾是唯一四个被无国界记者列为新闻自由度良好或尚可的国家。无国界记者的东亚办公室主任艾玮昂 (Cedric Alviani) 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台湾与韩国是东亚地区新闻自由的典范，因为两国是此地区唯二被列为新闻自由度尚可的国家。
他说：“相反的，我们非常忧心香港新闻自由度持续恶化的情况。在去年的‘反送中’示威活动中，我们看到港警与亲中团体持续以暴力对待记者。此外，香港政府也多次在记者会上，拒绝回答媒体的特定提问。这显示香港政府已将中国政府的利益至于新闻自由之前。”
即便如此，台湾仍因媒体内容的发展越来越两极化，使媒体失信于民，导致台湾的新闻自由排名度微微下滑一名。无国界记者表示，台湾部分持有媒体的财团仍以商业利益为优先考量，这样的发展也更加突显台湾的媒体环境出现了公共信任危机。
趁疫打压
无国界记者提到，这次报告的排名与部分国家在新冠疫情中打压媒体自由的程度有直接关联。其中，排名177的中国与排名173的伊朗在新冠疫情爆发初期，都在国内进行了广泛的内容与资讯审查。排名第89的匈牙利则是通过了“冠状病毒”法案，规定民众若散播与新冠疫情相关的假消息，最高可能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
无国界记者秘书长德洛瓦提到，新冠疫情给予威权政府一个施行“震撼主义”的机会，让他们假借控制疫情的名义，通过一些平常无法实行的措施。他说：“各国威权政府仗着政治停摆丶民众还在惊吓之中无暇上街抗议，趁机采取平时不可能实行的措施。为了不要让未来的关键十年变成灾难性的十年，各地立意良善人士都应不论身分采取行动，让记者可以确实扮演好社会上可信的第三方，也就是说他们必须具备相对的能力。”
无国界记者表示，中国过去一年来快速提升资讯监控与审查的机制，并持续迫害与关押记者与部落客，这也导致新闻自由在中国与亚洲面临前所未有的危险。
该报告也显示在新冠疫情肆虐全球之际，人民取得自由报导与可靠资讯的权利因部分政府的打压，正受到严重威胁。无国界记者直指，未来十年会是决定新闻业走向的关键期。报告指出，目前新闻业的前景正面临地缘政治危机丶科技危机丶民主危机丶信任危机与经济危机等多重威胁，而新冠疫情使新闻自由的整体情况进一步的恶化。
无国界记者组织秘书长德洛瓦（Christophe Deloire）表示：“冠状病毒大流行让大家清楚看到哪些负面因素正威胁大众取得可靠资讯的权利，而且疫情本身就是一个使情况恶化的因素。到了2030年，资讯自由丶多元化丶可靠性将呈现何种样貌？问题的答案取决于现在。”
艾玮昂说，民主国家的公众应该团结一致，并持续捍卫新闻自由，因为他认为没有人能预测现存的新闻价值，何时会消失。他表示：“我们无法保证我们认知中的新闻自由会持续存在，所以为了让下一代能续享新闻自由，我们必续为新闻自由奋斗。”
中美互相驱逐记者，谁的损失更大？
国务卿麦克·庞皮欧通常让人想到的是冲着记者吼，而不是去安抚他们。
但当庞皮欧在3月21日与《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时报》的出版人通话时，据有第一手了解的人士透露，他说他是来提供帮助的。他还承认，特朗普政府最近对中国的攻击即便没什么错，也是不合时宜的。
那是因为，在3月2日——特朗普总统发出对华旅行禁令一个月后，也是美国确诊冠状病毒病例超过100例当天——国务院宣布了一项筹谋已久的计划，驱逐了五家中国官方媒体在美国工作的约60名雇员。
美国的这一举动给了中国共产党一个绝佳的借口，用以摆脱那些令人恼火的美国记者：过去的两个月里，他们让世界看到了中国在应对病毒暴发时犯下的致命错误。3月17日，中国猛地关闭了这一窗口，宣布驱逐《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时报》的记者，并强制解雇为这些媒体及美国之音和CNN工作的中国公民。
“考虑到冠状病毒的传播，现在从中国获得高质量信息尤为重要，美国这一决定的时机简直是灾难性的。”Buzzfeed新闻的记者李香梅(Megha Rajagopalan)说，在对中国大规模拘禁穆斯林进行报道后，她在2018年没有获得签证续期。然而，李香梅和其他被驱逐的记者强调，美国的打击无论如何无法与中国明目张胆地破坏自由媒体的行动相提并论。
“错在中国政府，而且责任远在美国政府之上，”她说。
在我联系国务院后，一名政府高级官员以匿名为条件向我解释了这项政策：美国的这一行动早在美国情报官员和对华鹰派的计划之中，而且是“在和冠状病毒完全不同的轨道上”操作的。这名官员认为，即便在三月初，这种病毒“也还不像现在这样，成了需要投入全部精力的流行病”。
但美国这一不合时宜的行动凸显出，特朗普政府迟迟未能意识到，病毒疫情将成为今年最棘手的问题。美国明确了自己的立场——但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中国只是失去了影响力不大的官方媒体记者，而美国公民和领导人失去的是对一个日益封闭的国家进行的宝贵的近距离报道。
前《华尔街日报》编辑和驻华记者马库斯·布拉克利(Marcus Brauchli)表示，政府“并没有达成什么目的”。他说他不太相信美国政府“在当地有比这些被驱逐的记者更好的信源。所以就这样牺牲了一只眼睛——图什么呢？”
这些不是简单的问题。习近平的威权主义在中国的崛起，是一代人的故事。现在的争斗关乎谁掌握对故事的控制权，随着全世界的民众试图理解这场新冠病毒危机，争斗正愈演愈烈——而且由于病毒造成的巨大损失，世界各国政府都在试图推卸责任。
国务卿迈克·庞皮欧将于2月在国会山作证。
自从毛泽东在1949年建立共产党政权并驱逐外国记者以来，外国记者在中国的处境一直十分艰难。就像我的同事袁莉上个月写的那样，直到1970年代后期，中国才允许外国记者回归，尽管偶尔仍会驱逐特别激进的外国记者。（中国记者在报道他们的政府时则继续承担着大得多的风险。）
中国的开放程度在2008年奥运会前后达到了顶峰，此后与外国记者的紧张关系一直在加剧。2013年，在时报报道彭博新闻社(Bloomberg News)放弃了一篇涉及党内权贵和中国富商的敏感报道后，中国政府释放信号，表示将不会为这两个机构的签证续期。
奥巴马政府曾考虑以驱逐中国媒体高管为回应，但最终没有进行，因为副总统乔·拜登(Joe Biden)说服了中国政府官员为美国记者续签证。
时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主任的何雷恩(Ryan Hass)表示，当时的逻辑是：“要与中国人比拼谁更恶劣是相当困难的。”
而这次，特朗普政府有一个更广泛的目标，即加强美国在所有方面对中国的立场，放弃曾经广为接受的理论，即中国接受开放市场并与西方接触最终将使其采用民主价值观。
总统想重新平衡这种关系，然而一个明显的失衡是，与在华美国记者相比，在美中国记者的活动远远更加自由，并且更容易获得签证。因此，特朗普政府从2019年开始强迫官方媒体员工注册为外国政府工作人员。
知情人士说，今年2月24日的会议上事态升级，庞皮欧的团队提议驱逐一些中国官方媒体的工作人员。该知情人士未获准谈论此事。
曾任《华尔街日报》记者的国家安全事务副主任马修·波廷格(Matthew Pottinger)在3月2日与记者的通话中说，政府正在试图“捍卫美国媒体继续报道中国新闻的能力”。（记者参加电话会议的条件是，在报道中将波廷格仅称为“本届政府高级官员”；我没有参加电话会议，后来通过一位直接参与会议的人口中得知是波廷格。）
中国迅速采取了行动，其官员将此次驱逐描绘为纯粹是针对美方行为采取的反制措施。“这都是美国挑起的，”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在接受GZero World采访时说。但是驱逐似乎是中国觊觎已久的想法。官方媒体《环球时报》的评论证实行动与外媒报道的内容有关，包括新疆穆斯林被拘禁的报道，以及对新冠病毒的报道，称这些是政府动机的一部分。
美国官员承认，他们没有预料到对方会做出驱逐的决定。
副国家安全顾问马修·波廷格今年早些时候在印度的一次会议上发言。他提出了大流行始于中国实验室事故的理论。
在与出版人的通话中，庞皮欧表示愿意提供帮助。但是，目前还没有明确的途径来说服对批评报道不感兴趣的中国停止削减外国记者团的人数，目前在中国的外国记者仍包括数十名美国记者和一系列国际媒体。
据黄安伟(Edward Wong)和朱利安·E·巴恩斯(Julian E. Barnes)报道，现在，政府正在考虑下一步，可能驱逐它认为是间谍的某些中国记者。特朗普的顾问、哈德逊研究所中国战略中心(Hudson Institute’s Center on Chinese Strategy)主任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表示，其他一些想法也在讨论之中，包括是否可以限制中国对YouTube、Twitter和Facebook等大型美国平台的使用。（这些平台在中国被屏蔽，但它们是中国全球宣传的强大工具。）
阅读被驱逐记者的报道，就会明白损失有多大。《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华尔街日报》的调查揭露了中国政府在冠状病毒传播过程中的错误和掩盖。
而其他报道，正如《华盛顿邮报》的埃米莉·劳哈拉(Emily Rauhala)所说，能让美国读者“体认中国人的痛苦”。《华尔街日报》对武汉一家医院的混乱状况做了报道；安娜·菲弗尔德(Anna Fifield)在《华盛顿邮报》上的文章描述了深陷悲痛的家庭所存有的怀疑；秦颖(Amy Qin)在《纽约时报》的报道描述了一个被摧毁的家庭，《纽约时报》的储百亮(Chris Buckley)则发表了充满同情的推文。
现在，美国和中国政府似乎正在把注意力转移到相互指责上。波廷格一直在推动一种看似合理但未经证实的理论，即大流行始于中国实验室的一次事故。这一说法已经进入华盛顿的舆论机器，让人想起伊拉克战争前夕的情景。在北京工作的美国独立记者越少，美国官员就越能塑造关于中国的叙事。
出生于澳大利亚的时报记者储百亮得知自己遭到驱逐时正在武汉接受隔离。中国政府“将会发现大量记者缺席的代价，”他说。“整个关于中国的叙事，将会更加受制于对这个国家的耸人听闻的、错误的描述，你会认为中国政府应该能认识到，让人们做出反驳对他们是有好处的。”
与此同时，在华盛顿的一名中国记者告诉我，CGTN已经制定计划，替换被遣送回国的工作人员：他们将聘用一些美国记者来协助制作宣传节目。
以目前的就业市场来看，他们可能不难找到人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