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位令人尊敬的长者，也是生活的成功者。他与两位外籍妻子间的故事尽管没有大江大海的波澜壮阔，但也有湖水漫溢的涟漪。他们的故事，是熟悉、了解，并最后选择终身生活在上海的外国友人的生动写照，也是一位老上海人书写的传奇。 王正文与白丽诗中年时的合影 这是一位耄耋老人，老上海人。 那天，很热，他戴着礼帽，拄着拐棍，远远地走来。在曹家渡一家咖啡馆里，他和妻子白丽诗如约而至。他那张瘦削的脸庞是有棱角的，说起过去的事思路清晰，娓娓道来。 他叫王正文，看上去就是一个很有腔调的人。我问：“你们怎么过来的？”答：“我们现在出门都是打差头（沪语：出租车）的。” 谈到以前的工作，他说自己曾在徐汇区业余大学教英语，职称评到副教授。他还参加了英语教材的编写工作，达12本之多，按他的说法，小学的英语教材是最难编写的。他还不无遗憾地说，自己应该是可以评正教授的，他能用英语流利写作，但是中文底子薄，这是软肋。 看！自信，但又清醒。 王正文身材修长挺拔，说话处事果断。相比之下，他的太太白丽诗女士矮小慈祥，虽有上海外国语大学外籍教师的身份，却随意得多。我们交谈，她在旁边微笑着倾听，偶尔提醒一下丈夫。她的笑容如阳光般温煦，云淡风轻间温暖人心。 王正文是典型的老上海人，健谈，我听他说着那些往事，不知不觉就入了神。 两位老人在曹家渡咖啡馆的近影1 旧社会惨剧他亲身经历 王正文1927年出生，从小过着颠沛流离的苦难生活。他打着手势对我说，第一次看见日本人是抗战时期，当时他一家六口都住在一个上海老弄堂的亭子间里，有日本飞机来轰炸，飞得很低，从窗口望出去可以看得见飞行员，炸弹爆炸的气浪把他从床上掀了下来。 他还讲了一段让他记忆深刻的往事。有一天，他正要去学校上课，母亲把他叫住，让他不要去了。他不明所以，忽然听到婴儿的哭声，原来是妹妹降生了。可是母亲接下来的一个动作让他惊骇：她用毛巾捂住了妹妹的脸。他年纪虽小，却朦朦胧胧明白了什么，劝妈妈不要……可是母亲却对他说：你要我还是要她？再多一张嘴，拿什么给她吃？ 王正文还有一个妹妹，在逃难途中，母亲带她出去，回来时，妹妹不见了，母亲手上拿着买来的大饼油条。就是那一天，妹妹被卖给别人做了童养媳。屋漏偏遭连夜雨，外婆也因饥不择食吃了日本人扔出来的馊饭中毒身亡。再后来，父亲被骗去日本人在东北的矿山卖苦力，三个月不到就离开了人世。 在抗战时期，王正文一家失去了四个亲人。这一幕幕惨剧，他永远不会忘却！ 小学三年级时，作为家中老三的王正文就开始打零工，赚一点钱贴补家用，为母亲分忧。小学五年级时，王正文的成绩是全班第一，就是毛笔字不行，因为家里太小，放不下一张练字的小桌。小学六年级时，家里再也无力供他上学，他只得退学，之后做过苦力，也卖过报。幸运的是，他后来在北京西路的德新社找到了一份工作。 起初是临时打短工，替代一个请假的小K，每天送报、打扫，在六层楼的办公楼里跑上跑下，非常勤快。上上下下的人都喜欢上了这个中国小伙子。后来，小K来上班了，王正文就回家了。一天，老板喊他名字，下面的人告诉老板，已经打发回去了。老板一听，说，叫他来，增加一个人。 王正文说自己本来想学德语，太难，未成。早上外出送报，下午整理办公室，他利用空余时间学打字，起初只会用四个手指，后来有一位报社的外国雇员教他用十个手指打字。没想到，学会这一技能给他带来了新的就业机会。2 为中国而努力的英国太太 1950年，他入职美国《评论报》，当了一名专职打字员。他白天上班，晚上读夜校，学英语。那时，他有薪水了，举家搬入石库门，房子里有窗户了。 他勤奋好学，反应灵敏，在夜校里引起了英籍女教师埃利诺·斯科菲尔德的注意，两个人几经交往，决定结婚。回忆起当时情景，王老先生说那是在闸北，登记处的人先后问他们两人是否自愿，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两人就领了证。 结婚后，他们仅有一个吃饭的小房间和一间不大的卧室。埃利诺把工作的写字台放到卧室，“她真的是一个极其勤奋且敬业的人，白天看书学习，晚上批改作业到深夜，”王正文回忆说，很难找到一个像她那样努力工作的人。他常常因此无法睡觉，苦不堪言。直到后来分到两间房，才解决了睡觉问题。 王正文的父亲虽然做苦工，但有见识，一战时还到法国去做过劳工，回来后他就教王正文和他的哥哥学法语。1951年起，王正文在上海外文书店、北京国际书店都做过打字员。后来，他也教过书，在长寿路陕西北路一家私人中学里，教过初三和高一的英语口语和语法，不懂的就回来问妻子，用他的话来说，反正有“后台老板”帮衬，心里不慌。最好玩的是，他说自己还教过5年俄语，现在已经全都记不得了。3 自认为上海女孩的英国太太 上世纪八十年代，王正文先在徐汇区红专学院、后在徐汇区业余工大（后改为业余大学）教英语，还参加了编写中小学和大学一二年级的英语教材。 1983年，他的妻子因为心脏病去世。妻子生前曾经托付闺蜜白丽诗，希望在自己过世后，她能嫁给王正文。 白丽诗也热爱中国。1943年4月10日，在上海出生的白丽诗刚过完10岁生日，就随父母一起被日本侵略者关进了龙华集中营，家也被贴上了封条。她和家人被关在一个小房间里，度过了800天的囚禁生活，饥饿、缺水，不能洗澡。 “有人采访白丽诗，她说到自己和家人是坐着大巴被押送进集中营的，年轻的采访者怎么也不理解，最后发稿时还是换成了卡车。其实，那是日本人不敢过分得罪英美人，主要是限制他们的自由。真要说起来，外面的中国平民远比集中营里面的外国人生活得悲惨。”王正文在一旁补充说道。 抗战胜利后，白丽诗前往美国上大学，又到父亲的故乡苏格兰深造，后来成了一名教师。但是，她一直想念自己的出生地上海，她认为自己就是一个上海女孩。她特意跑到香港教书。终于，等来了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不久，她获得了到上海工作两年的一个教学项目，由此，她认识了王正文和埃利诺·斯科菲尔德。教学项目结束后，白丽诗回到香港，依然与斯科菲尔德保持着通信往来。 斯科菲尔德过世后，白丽诗收到了王正文的信，从此两人又续上了一段异国情，她也终于如愿以偿地回到了上海。白丽诗后来在上海外国语大学教书直至退休。4 生于斯，长于斯，终老于斯 白丽诗喜欢在中国的生活，也热衷于向他人介绍中国。2002年两人合作出版的《上海男孩 上海女孩》通过他们自己的经历，讲述发生在上海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有一年她回去探亲，看见BBC竟然在一则报道中国的新闻中说：“在过去的10年里，中国的农村一点变化也没有。”还有新闻说：“中国没有教堂、红十字会以及私立医院。”如此幼稚可笑的报道，让白丽诗感觉非常生气，她立刻写了邮件发过去指出他们的错误。 他们经常去国外旅行，有时候一年中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异国他乡度过的，穿梭往来，有了比较，更加热爱中国了。 白丽诗的一位同学曾经是美国驻中国大使，他曾在接受本国记者采访时说：“我们国家的人来到中国总要大吃一惊，或许你们的工作没做好。”而记者的回答却发人深省：“大使先生，如果我真实报道了中国的民情，我的报道或许会登在第36版。” 白丽诗出生在上海时，英籍父亲和美籍母亲都在上海任教，一家四口人有三个佣人，住的是宽敞舒适的三层洋房。如今，王正文和白丽诗住在上海外国语大学很有年头的老式公寓里，但这对老夫妇安之若素，一派淡然超脱的神情。对他们来说，精神生活远比物质生活更重要。更何况，现在安定、富足的生活已经令他们非常满意了。王老先生讲现在钱已经足够用了，还花不完。他们每年都要去旅游，两人又合作写下了多部英文著作，活得有滋有味。 我好奇地问了最后一个问题：你们在家吃饭以西餐为主还是中餐为主？白丽诗笑着指向王正文用中文说：他不喜欢西餐。脸上洋溢出满满的爱意。 王正文老先生已是耄耋之年，自己做饭炒菜，还教夫人学做中国菜。 王正文有一张照片，骑着摩托车，后面载着爱妻白丽诗。那是1984年，美国《生活》杂志摄影记者在报道他们时专门拍摄的。他也是上海最早的一批摩托车手之一。 《上海男孩 上海女孩》书影 王正文的一生中，只有两年到北京外文书店工作，主要是检查外来图书，而当时主要的进口渠道均在上海，后来他又被派回上海工作。生于斯，长于斯，也将终老于斯。王正文和白丽诗，两人都是如此。退休后，去贵州探寻当年抗战时期的史迪威公路，在汶川大地震后造访四川，他们是旅游达人，也是写作者，更是宣传者，向国外读者展示他们生活所在地的美丽和伟大。没有豪言壮语，有的都是真实的画面和朴素的故事。 王正文手上还有一本英文版的自传，他很想翻译成中文，讲述自己的故事让更多的同胞从中受到启发。中国，上海，成为这一对异国夫妻守护的名词，他们不允许任何人抹黑和诽谤，他们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见证了她的历史变迁，直到今天的繁荣强大。
这是一位令人尊敬的长者，也是生活的成功者。他与两位外籍妻子间的故事尽管没有大江大海的波澜壮阔，但也有湖水漫溢的涟漪。他们的故事，是熟悉、了解，并最后选择终身生活在上海的外国友人的生动写照，也是一位老上海人书写的传奇。
王正文与白丽诗中年时的合影
这是一位耄耋老人，老上海人。
那天，很热，他戴着礼帽，拄着拐棍，远远地走来。在曹家渡一家咖啡馆里，他和妻子白丽诗如约而至。他那张瘦削的脸庞是有棱角的，说起过去的事思路清晰，娓娓道来。
他叫王正文，看上去就是一个很有腔调的人。我问：“你们怎么过来的？”答：“我们现在出门都是打差头（沪语：出租车）的。”
谈到以前的工作，他说自己曾在徐汇区业余大学教英语，职称评到副教授。他还参加了英语教材的编写工作，达12本之多，按他的说法，小学的英语教材是最难编写的。他还不无遗憾地说，自己应该是可以评正教授的，他能用英语流利写作，但是中文底子薄，这是软肋。
看！自信，但又清醒。
王正文身材修长挺拔，说话处事果断。相比之下，他的太太白丽诗女士矮小慈祥，虽有上海外国语大学外籍教师的身份，却随意得多。我们交谈，她在旁边微笑着倾听，偶尔提醒一下丈夫。她的笑容如阳光般温煦，云淡风轻间温暖人心。
王正文是典型的老上海人，健谈，我听他说着那些往事，不知不觉就入了神。
两位老人在曹家渡咖啡馆的近影
1 旧社会惨剧他亲身经历
王正文1927年出生，从小过着颠沛流离的苦难生活。他打着手势对我说，第一次看见日本人是抗战时期，当时他一家六口都住在一个上海老弄堂的亭子间里，有日本飞机来轰炸，飞得很低，从窗口望出去可以看得见飞行员，炸弹爆炸的气浪把他从床上掀了下来。
他还讲了一段让他记忆深刻的往事。有一天，他正要去学校上课，母亲把他叫住，让他不要去了。他不明所以，忽然听到婴儿的哭声，原来是妹妹降生了。可是母亲接下来的一个动作让他惊骇：她用毛巾捂住了妹妹的脸。他年纪虽小，却朦朦胧胧明白了什么，劝妈妈不要……可是母亲却对他说：你要我还是要她？再多一张嘴，拿什么给她吃？
王正文还有一个妹妹，在逃难途中，母亲带她出去，回来时，妹妹不见了，母亲手上拿着买来的大饼油条。就是那一天，妹妹被卖给别人做了童养媳。屋漏偏遭连夜雨，外婆也因饥不择食吃了日本人扔出来的馊饭中毒身亡。再后来，父亲被骗去日本人在东北的矿山卖苦力，三个月不到就离开了人世。
在抗战时期，王正文一家失去了四个亲人。这一幕幕惨剧，他永远不会忘却！
小学三年级时，作为家中老三的王正文就开始打零工，赚一点钱贴补家用，为母亲分忧。小学五年级时，王正文的成绩是全班第一，就是毛笔字不行，因为家里太小，放不下一张练字的小桌。小学六年级时，家里再也无力供他上学，他只得退学，之后做过苦力，也卖过报。幸运的是，他后来在北京西路的德新社找到了一份工作。
起初是临时打短工，替代一个请假的小K，每天送报、打扫，在六层楼的办公楼里跑上跑下，非常勤快。上上下下的人都喜欢上了这个中国小伙子。后来，小K来上班了，王正文就回家了。一天，老板喊他名字，下面的人告诉老板，已经打发回去了。老板一听，说，叫他来，增加一个人。
王正文说自己本来想学德语，太难，未成。早上外出送报，下午整理办公室，他利用空余时间学打字，起初只会用四个手指，后来有一位报社的外国雇员教他用十个手指打字。没想到，学会这一技能给他带来了新的就业机会。
2 为中国而努力的英国太太
1950年，他入职美国《评论报》，当了一名专职打字员。他白天上班，晚上读夜校，学英语。那时，他有薪水了，举家搬入石库门，房子里有窗户了。
他勤奋好学，反应灵敏，在夜校里引起了英籍女教师埃利诺·斯科菲尔德的注意，两个人几经交往，决定结婚。回忆起当时情景，王老先生说那是在闸北，登记处的人先后问他们两人是否自愿，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两人就领了证。
结婚后，他们仅有一个吃饭的小房间和一间不大的卧室。埃利诺把工作的写字台放到卧室，“她真的是一个极其勤奋且敬业的人，白天看书学习，晚上批改作业到深夜，”王正文回忆说，很难找到一个像她那样努力工作的人。他常常因此无法睡觉，苦不堪言。直到后来分到两间房，才解决了睡觉问题。
王正文的父亲虽然做苦工，但有见识，一战时还到法国去做过劳工，回来后他就教王正文和他的哥哥学法语。1951年起，王正文在上海外文书店、北京国际书店都做过打字员。后来，他也教过书，在长寿路陕西北路一家私人中学里，教过初三和高一的英语口语和语法，不懂的就回来问妻子，用他的话来说，反正有“后台老板”帮衬，心里不慌。最好玩的是，他说自己还教过5年俄语，现在已经全都记不得了。
3 自认为上海女孩的英国太太
上世纪八十年代，王正文先在徐汇区红专学院、后在徐汇区业余工大（后改为业余大学）教英语，还参加了编写中小学和大学一二年级的英语教材。
1983年，他的妻子因为心脏病去世。妻子生前曾经托付闺蜜白丽诗，希望在自己过世后，她能嫁给王正文。
白丽诗也热爱中国。1943年4月10日，在上海出生的白丽诗刚过完10岁生日，就随父母一起被日本侵略者关进了龙华集中营，家也被贴上了封条。她和家人被关在一个小房间里，度过了800天的囚禁生活，饥饿、缺水，不能洗澡。
“有人采访白丽诗，她说到自己和家人是坐着大巴被押送进集中营的，年轻的采访者怎么也不理解，最后发稿时还是换成了卡车。其实，那是日本人不敢过分得罪英美人，主要是限制他们的自由。真要说起来，外面的中国平民远比集中营里面的外国人生活得悲惨。”王正文在一旁补充说道。
抗战胜利后，白丽诗前往美国上大学，又到父亲的故乡苏格兰深造，后来成了一名教师。但是，她一直想念自己的出生地上海，她认为自己就是一个上海女孩。她特意跑到香港教书。终于，等来了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不久，她获得了到上海工作两年的一个教学项目，由此，她认识了王正文和埃利诺·斯科菲尔德。教学项目结束后，白丽诗回到香港，依然与斯科菲尔德保持着通信往来。
斯科菲尔德过世后，白丽诗收到了王正文的信，从此两人又续上了一段异国情，她也终于如愿以偿地回到了上海。白丽诗后来在上海外国语大学教书直至退休。
4 生于斯，长于斯，终老于斯
白丽诗喜欢在中国的生活，也热衷于向他人介绍中国。2002年两人合作出版的《上海男孩 上海女孩》通过他们自己的经历，讲述发生在上海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有一年她回去探亲，看见BBC竟然在一则报道中国的新闻中说：“在过去的10年里，中国的农村一点变化也没有。”还有新闻说：“中国没有教堂、红十字会以及私立医院。”如此幼稚可笑的报道，让白丽诗感觉非常生气，她立刻写了邮件发过去指出他们的错误。
他们经常去国外旅行，有时候一年中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异国他乡度过的，穿梭往来，有了比较，更加热爱中国了。
白丽诗的一位同学曾经是美国驻中国大使，他曾在接受本国记者采访时说：“我们国家的人来到中国总要大吃一惊，或许你们的工作没做好。”而记者的回答却发人深省：“大使先生，如果我真实报道了中国的民情，我的报道或许会登在第36版。”
白丽诗出生在上海时，英籍父亲和美籍母亲都在上海任教，一家四口人有三个佣人，住的是宽敞舒适的三层洋房。如今，王正文和白丽诗住在上海外国语大学很有年头的老式公寓里，但这对老夫妇安之若素，一派淡然超脱的神情。对他们来说，精神生活远比物质生活更重要。更何况，现在安定、富足的生活已经令他们非常满意了。王老先生讲现在钱已经足够用了，还花不完。他们每年都要去旅游，两人又合作写下了多部英文著作，活得有滋有味。
我好奇地问了最后一个问题：你们在家吃饭以西餐为主还是中餐为主？白丽诗笑着指向王正文用中文说：他不喜欢西餐。脸上洋溢出满满的爱意。
王正文老先生已是耄耋之年，自己做饭炒菜，还教夫人学做中国菜。
王正文有一张照片，骑着摩托车，后面载着爱妻白丽诗。那是1984年，美国《生活》杂志摄影记者在报道他们时专门拍摄的。他也是上海最早的一批摩托车手之一。
《上海男孩 上海女孩》书影
王正文的一生中，只有两年到北京外文书店工作，主要是检查外来图书，而当时主要的进口渠道均在上海，后来他又被派回上海工作。生于斯，长于斯，也将终老于斯。王正文和白丽诗，两人都是如此。退休后，去贵州探寻当年抗战时期的史迪威公路，在汶川大地震后造访四川，他们是旅游达人，也是写作者，更是宣传者，向国外读者展示他们生活所在地的美丽和伟大。没有豪言壮语，有的都是真实的画面和朴素的故事。
王正文手上还有一本英文版的自传，他很想翻译成中文，讲述自己的故事让更多的同胞从中受到启发。中国，上海，成为这一对异国夫妻守护的名词，他们不允许任何人抹黑和诽谤，他们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见证了她的历史变迁，直到今天的繁荣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