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和几个老同事聚会，我拎出的一个事实让他们目瞪口呆。这个事实是：广州的学生，只有一半能考上高中，另一半得去读职高。
这些老同事都是名校毕业，在他们眼里，考高中、上大学就像小时候要吃奶、长大了要拍拖一样，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听说自己的娃有50%的概率连高中都考不上，他们满腹狐疑地对我说：“你搞错了吧？”
我只好给他们普及国家“普职比大体相当”的招生政策，每年读普高和读职高的学生大约各占一半一半，这并非广州的特例，而是国家的要求和各地的常态。比如深圳更惨：
当我把上图亮出来后，他们用疑惑代替了怀疑。他们想不明白：为什么非得让半数学生去读职高？像广州这样的大城市又不差钱，干嘛不多建几所普高，满足学生上高中、考大学的愿望？
在我看来，“普职比大体相当”的招生政策既务实又明智。中国能有今天，它功不可没。中国有没有明天，在某种程度上还要靠它。
一
我大姑的儿子没考上高中，上了我老家的一所机电学校，还没毕业就被浙江台州一家模具厂录用了。工作几年后，成为一名成熟的高级技工，现在每月工资一万多块。而我就读的是一所985名校的文科院系，我的一些同学的收入赶不上我那职校毕业的表哥。
这并非个案。各地的统计数据显示，每年都有不少高考考生“回炉”读中职。其中，有很多考生达到“三本线”，却选择放弃三本院校改读中职。原因很简单，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一个具有工程资质的职校毕业生，往往比一个具有会计师资质的大学毕业生更容易找到工作。
在大多数人的想象中，受教育年限会对一个人的收入水平、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但从能公开获取的信息表明，两者之间的正相关性并不显著。
二战结束时，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教育水平远低于东亚的平均水平， 55%的台湾人是文盲，到1960年才降到45%。1950年韩国的文盲率甚至比当代的埃塞俄比亚还要高。但畸高的文盲率，并没有影响韩国和台湾地区的经济起飞。
菲律宾曾被美国殖民统治，美国的殖民政府高度重视教育。即使到今天，菲律宾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仍然高于亚洲大部分国家，但菲律宾却是个失败国家。
类似现象不只是出现在亚洲。古巴15岁以上人口的识字率位居世界第二，入学率在世界排名第六。从1960年以来，教育一直是古巴各项工作中的重中之重，但该国的人均GDP在世界仅排第95位。古巴的大学毕业生数量庞大，但工作机会不多，这也是为什么有25000名古巴医生被派到国外从事政府资助的工作的原因。
古巴医疗队到意大利
前苏联也是如此，经济发展的速度远远赶不上受教育人口增长的速度。为什么受教育年限与一个人的收入水平、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不构成显著的正相关性？
二
当一个经济体处于工业化的早期和中期，很多关键的知识并不是在大学里学到的，而是在企业里学到的，“企业内学习”水平的高低，决定了个人和国家的发展水平。
一个初三的孩子如果选择读大学，将至少在学校里呆7年（高中3年，大学4年），如果去读中职，那么读个两三年以后，就可以进入企业里边干边学。职业教育与企业内学习天然结合得更紧密。
工业发展的主要环境是企业，而不是大学和科研院所。尤其是工业发展的早期阶段，起关键作用的不是科学政策，而是技术政策。如果一个国家不是让企业充当技术学习的平台，那么在正规大学教育方面做出的所有努力可能都是徒劳无功的。
“企业内学习”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前苏联为什么放卫星成功，经济发展却一败涂地的原因，它的教育和科研投资主要集中在精英式的大学和科研院所，而不是集中在企业。
古巴、俄罗斯培养了大量大学生，但并没有产生明显的积极效果。相反，在中国等成功的发展中国家，尽管大学生比例不高，却依靠务实的职业教育支撑起经济腾飞。
最近我在比较研究东南亚和东北亚的发展路径时发现，东北亚与东南亚的教育体系有一个显著差异：东北亚重视工程学科与职业教育，而东南亚更加重视人文学科和精英教育。东南亚之所以干不过东北亚，与这种教育倾向有很大关系。
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和中国大陆等东北亚经济体，都建立了涵盖中学和大学阶段的完整职业教育体系。以台湾地区为例，到1980年代末期，55%的学生接受的是都是职业教育，主要集中在制造业领域，攻读人文学科的学生占比不到10%。就工程人员在人口总量中所占比重而言，台湾地区比美国高出70%。
韩国、中国台湾地区和中国大陆之所以形成以工程为主的职业教育体系，是受日本影响，日本的师父则是德国。东北亚经济体的教育体系非常类似于德国、意大利这些欧洲工业国的教育体系。
而东南亚很多国家曾经是英美的殖民地，受“盎格鲁-撒克逊式”的精英教育传统影响，东南亚更加重视人文学科等“纯科学”，而不那么重视职业教育。比如印尼在高等教育和科研方面投入了巨额资金，但技术水平并没有得到提高。学历通货膨胀比货币的通货膨胀还要坏，它浪费了年轻一代的时间和精力，这要比物质资源更宝贵。
三
当一个国家的工业发展靠近技术前沿时，对创造性杰出人才的需求将显著扩大。此时，最佳的教育组合将发生调整，企业内学习和大学精英教育之间的比例将此消彼长。中国现在已经就走到了这个阶段。
但这并非意味着“普职比大体相当”的政策过时了。越是要培养创造性杰出人才，越是需要“普职比大体相当”护体。
钱学森有一个著名的提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既要从大学教育找原因，更要从基础教育找原因：
孩子们早在进入大学之前，想象力创造力就被摧毁殆尽。面对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高考，孩子们从幼儿园开始就开始抢跑，经年累月复习刷题，都刷成了考试机器。拉过一年磨，就无缘千里马。这种沉闷的学习，摧毁了潜在的诺奖获得者。
要培养杰出人才，必须呵护孩子们对学习发自心底的兴趣和热爱，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缓解高考的竞争烈度。
缓解高考竞争有两个办法：扩招和分流。扩招是假招，只是将竞争推迟。分流才是釜底抽薪，即引导一部分人走职业教育的道路，不要让那么多人陪绑“科举”。
分流以后，参加高考的人数减少，升大学的压力下降，孩子们可以在相对从容的环境中探究自己的学术兴趣，想象力创造力得到更好地呵护和滋养，将来更有可能成长为引领前沿的创造性杰出人才。
这对那些去读职校的孩子来说也是好事，与其浪费光阴读一个注了水的野鸡大学，将来不好找工作，不如去职校学一门实实在在的谋生技术。
问题在于，虽然职校毕业生比野鸡大学毕业生更容易找到工作、收入甚至也更高，但蓝领在社会地位上不如白领。这是很多家长不愿意让孩子去读职校的原因。
这方面要向德国学习。德国教育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在初中毕业后就对学生进行分流，相当比例的学生不必去读高中、参加高考，但德国父母对此非常坦然。国民对从事技术工种的坦然与释然成就了德国强悍的工业实力。而不是像我的老同事那样，一听说孩子可能考不上高中就急得要扑街。
昨天和几个老同事聚会，我拎出的一个事实让他们目瞪口呆。这个事实是：广州的学生，只有一半能考上高中，另一半得去读职高。
这些老同事都是名校毕业，在他们眼里，考高中、上大学就像小时候要吃奶、长大了要拍拖一样，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听说自己的娃有50%的概率连高中都考不上，他们满腹狐疑地对我说：“你搞错了吧？”
我只好给他们普及国家“普职比大体相当”的招生政策，每年读普高和读职高的学生大约各占一半一半，这并非广州的特例，而是国家的要求和各地的常态。比如深圳更惨：
当我把上图亮出来后，他们用疑惑代替了怀疑。他们想不明白：为什么非得让半数学生去读职高？像广州这样的大城市又不差钱，干嘛不多建几所普高，满足学生上高中、考大学的愿望？
在我看来，“普职比大体相当”的招生政策既务实又明智。中国能有今天，它功不可没。中国有没有明天，在某种程度上还要靠它。
一
我大姑的儿子没考上高中，上了我老家的一所机电学校，还没毕业就被浙江台州一家模具厂录用了。工作几年后，成为一名成熟的高级技工，现在每月工资一万多块。而我就读的是一所985名校的文科院系，我的一些同学的收入赶不上我那职校毕业的表哥。
这并非个案。各地的统计数据显示，每年都有不少高考考生“回炉”读中职。其中，有很多考生达到“三本线”，却选择放弃三本院校改读中职。原因很简单，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一个具有工程资质的职校毕业生，往往比一个具有会计师资质的大学毕业生更容易找到工作。
在大多数人的想象中，受教育年限会对一个人的收入水平、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但从能公开获取的信息表明，两者之间的正相关性并不显著。
二战结束时，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教育水平远低于东亚的平均水平， 55%的台湾人是文盲，到1960年才降到45%。1950年韩国的文盲率甚至比当代的埃塞俄比亚还要高。但畸高的文盲率，并没有影响韩国和台湾地区的经济起飞。
菲律宾曾被美国殖民统治，美国的殖民政府高度重视教育。即使到今天，菲律宾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仍然高于亚洲大部分国家，但菲律宾却是个失败国家。
类似现象不只是出现在亚洲。古巴15岁以上人口的识字率位居世界第二，入学率在世界排名第六。从1960年以来，教育一直是古巴各项工作中的重中之重，但该国的人均GDP在世界仅排第95位。古巴的大学毕业生数量庞大，但工作机会不多，这也是为什么有25000名古巴医生被派到国外从事政府资助的工作的原因。
古巴医疗队到意大利
前苏联也是如此，经济发展的速度远远赶不上受教育人口增长的速度。为什么受教育年限与一个人的收入水平、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不构成显著的正相关性？
二
当一个经济体处于工业化的早期和中期，很多关键的知识并不是在大学里学到的，而是在企业里学到的，“企业内学习”水平的高低，决定了个人和国家的发展水平。
一个初三的孩子如果选择读大学，将至少在学校里呆7年（高中3年，大学4年），如果去读中职，那么读个两三年以后，就可以进入企业里边干边学。职业教育与企业内学习天然结合得更紧密。
工业发展的主要环境是企业，而不是大学和科研院所。尤其是工业发展的早期阶段，起关键作用的不是科学政策，而是技术政策。如果一个国家不是让企业充当技术学习的平台，那么在正规大学教育方面做出的所有努力可能都是徒劳无功的。
“企业内学习”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前苏联为什么放卫星成功，经济发展却一败涂地的原因，它的教育和科研投资主要集中在精英式的大学和科研院所，而不是集中在企业。
古巴、俄罗斯培养了大量大学生，但并没有产生明显的积极效果。相反，在中国等成功的发展中国家，尽管大学生比例不高，却依靠务实的职业教育支撑起经济腾飞。
最近我在比较研究东南亚和东北亚的发展路径时发现，东北亚与东南亚的教育体系有一个显著差异：东北亚重视工程学科与职业教育，而东南亚更加重视人文学科和精英教育。东南亚之所以干不过东北亚，与这种教育倾向有很大关系。
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和中国大陆等东北亚经济体，都建立了涵盖中学和大学阶段的完整职业教育体系。以台湾地区为例，到1980年代末期，55%的学生接受的是都是职业教育，主要集中在制造业领域，攻读人文学科的学生占比不到10%。就工程人员在人口总量中所占比重而言，台湾地区比美国高出70%。
韩国、中国台湾地区和中国大陆之所以形成以工程为主的职业教育体系，是受日本影响，日本的师父则是德国。东北亚经济体的教育体系非常类似于德国、意大利这些欧洲工业国的教育体系。
而东南亚很多国家曾经是英美的殖民地，受“盎格鲁-撒克逊式”的精英教育传统影响，东南亚更加重视人文学科等“纯科学”，而不那么重视职业教育。比如印尼在高等教育和科研方面投入了巨额资金，但技术水平并没有得到提高。学历通货膨胀比货币的通货膨胀还要坏，它浪费了年轻一代的时间和精力，这要比物质资源更宝贵。
三
当一个国家的工业发展靠近技术前沿时，对创造性杰出人才的需求将显著扩大。此时，最佳的教育组合将发生调整，企业内学习和大学精英教育之间的比例将此消彼长。中国现在已经就走到了这个阶段。
但这并非意味着“普职比大体相当”的政策过时了。越是要培养创造性杰出人才，越是需要“普职比大体相当”护体。
钱学森有一个著名的提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既要从大学教育找原因，更要从基础教育找原因：
孩子们早在进入大学之前，想象力创造力就被摧毁殆尽。面对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高考，孩子们从幼儿园开始就开始抢跑，经年累月复习刷题，都刷成了考试机器。拉过一年磨，就无缘千里马。这种沉闷的学习，摧毁了潜在的诺奖获得者。
要培养杰出人才，必须呵护孩子们对学习发自心底的兴趣和热爱，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缓解高考的竞争烈度。
缓解高考竞争有两个办法：扩招和分流。扩招是假招，只是将竞争推迟。分流才是釜底抽薪，即引导一部分人走职业教育的道路，不要让那么多人陪绑“科举”。
分流以后，参加高考的人数减少，升大学的压力下降，孩子们可以在相对从容的环境中探究自己的学术兴趣，想象力创造力得到更好地呵护和滋养，将来更有可能成长为引领前沿的创造性杰出人才。
这对那些去读职校的孩子来说也是好事，与其浪费光阴读一个注了水的野鸡大学，将来不好找工作，不如去职校学一门实实在在的谋生技术。
问题在于，虽然职校毕业生比野鸡大学毕业生更容易找到工作、收入甚至也更高，但蓝领在社会地位上不如白领。这是很多家长不愿意让孩子去读职校的原因。
这方面要向德国学习。德国教育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在初中毕业后就对学生进行分流，相当比例的学生不必去读高中、参加高考，但德国父母对此非常坦然。国民对从事技术工种的坦然与释然成就了德国强悍的工业实力。而不是像我的老同事那样，一听说孩子可能考不上高中就急得要扑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