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5月30日，二十届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强调“要坚持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的话，在投资圈引起高度重视。一些投资者困惑到，如果惊涛骇浪要来，那我们还要继续投资吗？
这其实是一种没必要的误解。“风高浪急”、“惊涛骇浪”的论断，与其说是被视为中央决策层对未来投资环境的动荡走势预估，不如将其看成是对投资者直面必须要到来的风险环境的重大提醒。
投资是一门管控风险、获取收益的艺术。投资者从来不应怕风险，因为风险越大，有可能收益就会越大。讨论投资的核心，就是讨论风险。
然而，近年来，中国社会普遍有种害怕风险、回避风险的恐慌氛围。许多有钱人“躺平”，不投资，持币观望；不少官员“躺平”，只要有风险的事，往往不批、不做、不面对；当下属的，怕做错说错，唯唯诺诺，放不开手脚；甚至连不少中小学生，都没有了生机活力，一做错题，就会自责内疚甚至屡屡爆出类似自杀“低龄化”的新闻。
任由这样怕风险的社会集体恐慌情绪的氛围滋长，对国家长期发展不利，对民族复兴也不利。对此，各方应高度重视，政府层面、社会层面、经济层面等各个组成单位都应拿出改变的姿态，扭转“怕风险”的社会氛围。
习总书记多次辩证地谈过“风险”，既要“不为风险所惧，勇敢面对挑战”，又要警惕“黑天鹅”“灰犀牛”，提升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本领。那些怕风险的官员，显然没有领悟与执行习总书记的指示，进而表现过度的“风险恐慌”。而那些害怕风险的富人，同样也是理解错了党中央对“风险”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意志。
好的投资者具有风险偏好的天赋，并能在风险概率衡量中赢得胜算。过往中国的许多投资者经常把靠运气赚来的钱视为是自身视别概率的能力。于是，在当前风险增多的环境变得异常不适应，进而滋生了恐慌情绪。
事实上，现在的投资者们需要摆脱“舒适区”、“确定性”下投资的奢望。从历史的长河看，非舒适区、不确定性是投资的常态。
所有人都应该知道，在可预见的将来，低风险、无风险的投资时代已过去。那些闭着眼买房就能涨、五年赚两倍三倍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那些靠与几个主要官员关系好、拿个批文就能发财的时代已早过去；那些到美国复制一个文案或产品、变成中文就能ABC三轮融资然后套现、财务自由的时代也已不再；那些不受监管、打擦边球也能赚钱的时代也已翻篇。
更重要的一个时代变化在于，过往美国将中国视为机会与伙伴，现在美国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中国投资不得不在外部美国压制、干扰甚至长臂管辖的基础条件下进行。人人都能赚大钱、靠运气挣大钱的日子已回不去了。
中国人必须面对一个外部与发达国家短兵相接式的竞争、内部应对强监管、透明化的时代到来。
换句话说，过去的投资环境像是一条小船在河道上捕鱼，只要多撒网，好歹都有收成；现在，中国这艘小船已变成大轮，正冲向大海，风大浪大，撒网未必有鱼，不撒网都有可能被掀翻。此时，真正考验伟大投资者的时刻到了。
过去习惯顺风顺水、偶尔还能浑水摸鱼，现在只能在刀锋上添血、与强者谋食。试想，那些真正成功的美国投资界大佬哪一位不是坚忍地经受了漫长风险磨炼的。
理解的投资环境的时代变迁，政府、社会与经济的各个组成部分，恐怕都要为这个新环境的确立而继续贡献力量。
对于政府而言，要充分理解识别整个社会对风险陡增的恐慌情绪，并善于在完善政策持续度中进行社会情绪的预期管理，更要在鼓励与提拔那些敢于善于斗争、不惧风险且能克服风险中前行的官员进入各个地方决策岗位的进程中充分让地方消化风险的这些恐慌情绪。
对前者，不妨各个中央部委出台重要政策前，提前与各个方面专业人士进行沟通交流，以免一些政策现实影响过于荒诞与走样，也能避免朝令夕改，保证政策的延续性与落实度。对后者，地方主官的敢作敢当对于地方经济复苏与持续增长，将起到激励作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要“激励干部敢于担当、积极作为”的落实与执行，直接决定了各个地方如何消化风险的恐慌情绪。
在这方面，尤其是针对社会上时不时出现对“两个毫不动摇”的舆论扭曲须进行旗帜鲜明、毫不含糊的回应。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尤其在5月5日中央财经委第一次会议中讲的“加倍珍惜爱护优秀企业家”的论述，要在各个地方进行充分贯彻与执行。只要这样，社会对风险的恐慌情绪就会渐渐得到缓解。
对于投资者而言，要充分相信国家发展制度化、法治化尤其是从严治党的持续善意与坚定。对私有财产保护与民营经济的鼓励，是中国的国策。任何国家，没有任何一位决策者愿意逆时代而行、让国家持续后退。
当前中国经济复苏动能乏力，不能再让其陷入低谷徘徊，该到政府与社会共同发力的时候了。推动中央政策的全面落实，社会要鼓励督促；重燃社会的投资热情，政府有责任撬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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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0日，二十届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强调“要坚持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的话，在投资圈引起高度重视。一些投资者困惑到，如果惊涛骇浪要来，那我们还要继续投资吗？
这其实是一种没必要的误解。“风高浪急”、“惊涛骇浪”的论断，与其说是被视为中央决策层对未来投资环境的动荡走势预估，不如将其看成是对投资者直面必须要到来的风险环境的重大提醒。
投资是一门管控风险、获取收益的艺术。投资者从来不应怕风险，因为风险越大，有可能收益就会越大。讨论投资的核心，就是讨论风险。
然而，近年来，中国社会普遍有种害怕风险、回避风险的恐慌氛围。许多有钱人“躺平”，不投资，持币观望；不少官员“躺平”，只要有风险的事，往往不批、不做、不面对；当下属的，怕做错说错，唯唯诺诺，放不开手脚；甚至连不少中小学生，都没有了生机活力，一做错题，就会自责内疚甚至屡屡爆出类似自杀“低龄化”的新闻。
任由这样怕风险的社会集体恐慌情绪的氛围滋长，对国家长期发展不利，对民族复兴也不利。对此，各方应高度重视，政府层面、社会层面、经济层面等各个组成单位都应拿出改变的姿态，扭转“怕风险”的社会氛围。
习总书记多次辩证地谈过“风险”，既要“不为风险所惧，勇敢面对挑战”，又要警惕“黑天鹅”“灰犀牛”，提升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本领。那些怕风险的官员，显然没有领悟与执行习总书记的指示，进而表现过度的“风险恐慌”。而那些害怕风险的富人，同样也是理解错了党中央对“风险”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意志。
好的投资者具有风险偏好的天赋，并能在风险概率衡量中赢得胜算。过往中国的许多投资者经常把靠运气赚来的钱视为是自身视别概率的能力。于是，在当前风险增多的环境变得异常不适应，进而滋生了恐慌情绪。
事实上，现在的投资者们需要摆脱“舒适区”、“确定性”下投资的奢望。从历史的长河看，非舒适区、不确定性是投资的常态。
所有人都应该知道，在可预见的将来，低风险、无风险的投资时代已过去。那些闭着眼买房就能涨、五年赚两倍三倍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那些靠与几个主要官员关系好、拿个批文就能发财的时代已早过去；那些到美国复制一个文案或产品、变成中文就能ABC三轮融资然后套现、财务自由的时代也已不再；那些不受监管、打擦边球也能赚钱的时代也已翻篇。
更重要的一个时代变化在于，过往美国将中国视为机会与伙伴，现在美国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中国投资不得不在外部美国压制、干扰甚至长臂管辖的基础条件下进行。人人都能赚大钱、靠运气挣大钱的日子已回不去了。
中国人必须面对一个外部与发达国家短兵相接式的竞争、内部应对强监管、透明化的时代到来。
换句话说，过去的投资环境像是一条小船在河道上捕鱼，只要多撒网，好歹都有收成；现在，中国这艘小船已变成大轮，正冲向大海，风大浪大，撒网未必有鱼，不撒网都有可能被掀翻。此时，真正考验伟大投资者的时刻到了。
过去习惯顺风顺水、偶尔还能浑水摸鱼，现在只能在刀锋上添血、与强者谋食。试想，那些真正成功的美国投资界大佬哪一位不是坚忍地经受了漫长风险磨炼的。
理解的投资环境的时代变迁，政府、社会与经济的各个组成部分，恐怕都要为这个新环境的确立而继续贡献力量。
对于政府而言，要充分理解识别整个社会对风险陡增的恐慌情绪，并善于在完善政策持续度中进行社会情绪的预期管理，更要在鼓励与提拔那些敢于善于斗争、不惧风险且能克服风险中前行的官员进入各个地方决策岗位的进程中充分让地方消化风险的这些恐慌情绪。
对前者，不妨各个中央部委出台重要政策前，提前与各个方面专业人士进行沟通交流，以免一些政策现实影响过于荒诞与走样，也能避免朝令夕改，保证政策的延续性与落实度。对后者，地方主官的敢作敢当对于地方经济复苏与持续增长，将起到激励作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要“激励干部敢于担当、积极作为”的落实与执行，直接决定了各个地方如何消化风险的恐慌情绪。
在这方面，尤其是针对社会上时不时出现对“两个毫不动摇”的舆论扭曲须进行旗帜鲜明、毫不含糊的回应。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尤其在5月5日中央财经委第一次会议中讲的“加倍珍惜爱护优秀企业家”的论述，要在各个地方进行充分贯彻与执行。只要这样，社会对风险的恐慌情绪就会渐渐得到缓解。
对于投资者而言，要充分相信国家发展制度化、法治化尤其是从严治党的持续善意与坚定。对私有财产保护与民营经济的鼓励，是中国的国策。任何国家，没有任何一位决策者愿意逆时代而行、让国家持续后退。
当前中国经济复苏动能乏力，不能再让其陷入低谷徘徊，该到政府与社会共同发力的时候了。推动中央政策的全面落实，社会要鼓励督促；重燃社会的投资热情，政府有责任撬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