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唐作兰 资深媒体人 江西工职院一名学生6月1日在食堂打饭，吃到了一截疑似鼠头的鸭脖，他将这次“食堂惊魂”经历发到网上，被社交媒体捕捉，激活了强大的短视频内容生产线，迅速演变成一场舆论事件。 风波发酵后，工商局派员检查，学校后勤声明，学生本人也澄清此鸭脖非鼠头，但他们皆无法取信于人。 “鸭脖还是鼠头”这一罗生门事件的最新进展是：区市场监督局重申了现有各方的声明是“有根据的”，同时表示要“等市里统一回复，等市里的调查全部完成”，承诺“会给大家一个严谨的回复”。言下之意是，现有的“是鸭脖”的结论是站得住脚的，但需要市里用严谨的调查过程来背书。 即使这件事在南昌市一级层面给出“是鸭脖非鼠头”的权威定论，它也很难改变“指鼠为鸭”的公众印象。 某种意义上，南昌这事进行提级调查并再度发布通报未必是有效的，它可能再次验证“权威结论不等于唯一结论”的舆论规律。过往的案例证明，相关部门的所谓终版结论，有时无法撼动大众固有认知，还会被当成官方遮掩的新证据。 “鸭脖”为何能引爆网络狂欢？ 到目前为止，江西工职院这件事的传播已经超越了事实层面，产生了诸多寓意丰富的艺术制成品，比如网友创作的PS图片，专业漫画家以此为题材，创作了鼠头鸭身的讽刺漫画，而幽默段子和网络梗更是遍布评论区。 在这件事情的舆论狂欢中，公众表达的情绪是欢乐的、讽刺的、嘲弄的，而不是苦大仇深的怨恨。 哪怕再有什么最新定论，再“严谨”的调查，也很难改变此事在传播上的狂欢面貌。讽喻性质的图片、漫画、笑话，会流传下去。公众情绪因为“指鼠为鸭”的质疑性创意，与南昌市有关部门做什么、不做什么都无关宏旨了，事实与真相已是各自表述。 公众对“指鼠为鸭”的狂欢，是有原因的。一是它巧妙地衔接了“指鹿为马”的成语和历史，寓意满满，嘲弄意味十足，既可意会，又可言传，适合全民参与；二是有关部门对“鸭脖”的坚持与调查，强化了此事的荒诞，又契合了公众监督从积极到戏谑的趋势。 前一个原因无需多说，后一个原因需要说明一下。有论者认为，人们对“指鼠为鸭”的热烈兴致，是因为大众热衷于公共监督使然。这话可以说对，也可以说不对。 若公共监督对应的是公共建言，是给有关部门出主意如何改进效能、提高公信力，恐怕在“指鼠为鸭”一事中是缺乏的，公众更多的是嘲笑。 公共监督，本是官民双方围绕公共利益进行的合理互动，信息透明与公信力是此种互动的基础。若这个基础禁不起推敲，互动日渐稀少，公众对监督的热情就淡漠了，代之以嘲笑的热情，勉强且含糊地指向公共利益。 所以，“指鼠为鸭”引发哄堂大笑，但你转到笑声背后一看，看不到孜孜以求的公众要敦促有关部门勤政的动机，以及“围观改变中国”的公众参与。当江西工职院、南昌市有关部门在审视舆情风暴时，惶惑之下提级调查，实际上也掉进了“提级等于为公信力充值”的盲区。 公共监督为何会走向公共狂欢？ 不管是部分民众以“公信力”不足为由抨击南昌市有关部门，还是南昌市行政体系内部依据层级高低来自我审视，都是以行政力为中心建立观察社会的视野。“指鼠为鸭”的舆情应对措施，非常鲜明地突显了这种尴尬的局面。 但要知道，公信力的有无，建立在行政的开放性与法治之上，如若后面两者萎缩，公信力断然是无法独存的。在谈论南昌“鸭脖”这一舆论狂欢下的政府部门所作所为时，也得有这个基本认识才好。 就此而言，南昌“指鼠为鸭”这一舆论事件的本质，并非公信力下降导致公众的不信任，而是公众厌倦了等待被投喂单一口径的信息，越来越倾向于、也越来越自信地自行构建真相，哪怕是基于碎片的信息与事实。 需要注意的是，大众对老鼠还是鸭脖这一“事实”的独立使用，不该被一律视作“抛开事实不谈”，更不该为此强加道德包袱给民众。至少在涉及行政单位的公共议题中，当公众不再附和这种“公信力”的批评话语，不再配合这套游戏规则，公众反而增强了音量。 这是现象背后的真相，已经与“指鼠为鸭”的事实没有多少关系；嘲笑作为公众传达压力的方式，存在着被发扬光大的网络空间和社会环境。 在“指鼠为鸭”的罗生门中，有关部门与一般大众都施加了各自的力量，在解读“事实”真相上，舆论场产生了竞争——南昌市有关部门以为通过提级调查即可满足大众对“公信力”的期待，而大众却已经摆脱了这套说辞的牵制。 但这么说，并不意味着公众就掌握了真相。要看到的是，不管是“指鼠为鸭”舆论，还是河南麦收风波中的社会情绪，抑或武汉小学生妈妈坠楼一事的舆论反响，都见证了人们哪怕有幽默的才能、有同情的能力，但人们深知自身的无能为力。 而幽默、同理心与无力之间的距离，象征着大众从失望中寻找希望的努力。 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当南昌市一级仍在紧锣密鼓地调查、斟酌通报的修辞时，他们可能不会想到或者不愿相信在做的是无用功。而公众预判了他们的预判，在嘲笑声中越走越远了。 在类似的公共舆论中，如果公信力不再是有关部门的归依，它就变成命令的另一种叫法，官方与民间之间的双向奔赴就变得举步维艰。南昌“鸭脖”的公共狂欢，给这类事情制造出了绝佳的个案。 “鸭脖鼠头”事件的分辨率低下，南昌当然无法为公信力的尴尬负上全责，它不过是给公众舆论贡献了一个可供“解剖”的样本。 退一万步说，即使最后核查是鸭脖不假，也无法推翻、无法否定舆论中的嘲笑与怨恨，应当感到愧疚的不是公众，而是应该思考为何会使得这一切退步至此。这或许是南昌市有关部门需要真正去反思的地方。
作者｜唐作兰
资深媒体人
江西工职院一名学生6月1日在食堂打饭，吃到了一截疑似鼠头的鸭脖，他将这次“食堂惊魂”经历发到网上，被社交媒体捕捉，激活了强大的短视频内容生产线，迅速演变成一场舆论事件。
风波发酵后，工商局派员检查，学校后勤声明，学生本人也澄清此鸭脖非鼠头，但他们皆无法取信于人。
“鸭脖还是鼠头”这一罗生门事件的最新进展是：区市场监督局重申了现有各方的声明是“有根据的”，同时表示要“等市里统一回复，等市里的调查全部完成”，承诺“会给大家一个严谨的回复”。言下之意是，现有的“是鸭脖”的结论是站得住脚的，但需要市里用严谨的调查过程来背书。
即使这件事在南昌市一级层面给出“是鸭脖非鼠头”的权威定论，它也很难改变“指鼠为鸭”的公众印象。
某种意义上，南昌这事进行提级调查并再度发布通报未必是有效的，它可能再次验证“权威结论不等于唯一结论”的舆论规律。过往的案例证明，相关部门的所谓终版结论，有时无法撼动大众固有认知，还会被当成官方遮掩的新证据。
“鸭脖”为何能引爆网络狂欢？
到目前为止，江西工职院这件事的传播已经超越了事实层面，产生了诸多寓意丰富的艺术制成品，比如网友创作的PS图片，专业漫画家以此为题材，创作了鼠头鸭身的讽刺漫画，而幽默段子和网络梗更是遍布评论区。
在这件事情的舆论狂欢中，公众表达的情绪是欢乐的、讽刺的、嘲弄的，而不是苦大仇深的怨恨。
哪怕再有什么最新定论，再“严谨”的调查，也很难改变此事在传播上的狂欢面貌。讽喻性质的图片、漫画、笑话，会流传下去。公众情绪因为“指鼠为鸭”的质疑性创意，与南昌市有关部门做什么、不做什么都无关宏旨了，事实与真相已是各自表述。
公众对“指鼠为鸭”的狂欢，是有原因的。一是它巧妙地衔接了“指鹿为马”的成语和历史，寓意满满，嘲弄意味十足，既可意会，又可言传，适合全民参与；二是有关部门对“鸭脖”的坚持与调查，强化了此事的荒诞，又契合了公众监督从积极到戏谑的趋势。
前一个原因无需多说，后一个原因需要说明一下。有论者认为，人们对“指鼠为鸭”的热烈兴致，是因为大众热衷于公共监督使然。这话可以说对，也可以说不对。
若公共监督对应的是公共建言，是给有关部门出主意如何改进效能、提高公信力，恐怕在“指鼠为鸭”一事中是缺乏的，公众更多的是嘲笑。
公共监督，本是官民双方围绕公共利益进行的合理互动，信息透明与公信力是此种互动的基础。若这个基础禁不起推敲，互动日渐稀少，公众对监督的热情就淡漠了，代之以嘲笑的热情，勉强且含糊地指向公共利益。
所以，“指鼠为鸭”引发哄堂大笑，但你转到笑声背后一看，看不到孜孜以求的公众要敦促有关部门勤政的动机，以及“围观改变中国”的公众参与。当江西工职院、南昌市有关部门在审视舆情风暴时，惶惑之下提级调查，实际上也掉进了“提级等于为公信力充值”的盲区。
公共监督为何会走向公共狂欢？
不管是部分民众以“公信力”不足为由抨击南昌市有关部门，还是南昌市行政体系内部依据层级高低来自我审视，都是以行政力为中心建立观察社会的视野。“指鼠为鸭”的舆情应对措施，非常鲜明地突显了这种尴尬的局面。
但要知道，公信力的有无，建立在行政的开放性与法治之上，如若后面两者萎缩，公信力断然是无法独存的。在谈论南昌“鸭脖”这一舆论狂欢下的政府部门所作所为时，也得有这个基本认识才好。
就此而言，南昌“指鼠为鸭”这一舆论事件的本质，并非公信力下降导致公众的不信任，而是公众厌倦了等待被投喂单一口径的信息，越来越倾向于、也越来越自信地自行构建真相，哪怕是基于碎片的信息与事实。
需要注意的是，大众对老鼠还是鸭脖这一“事实”的独立使用，不该被一律视作“抛开事实不谈”，更不该为此强加道德包袱给民众。至少在涉及行政单位的公共议题中，当公众不再附和这种“公信力”的批评话语，不再配合这套游戏规则，公众反而增强了音量。
这是现象背后的真相，已经与“指鼠为鸭”的事实没有多少关系；嘲笑作为公众传达压力的方式，存在着被发扬光大的网络空间和社会环境。
在“指鼠为鸭”的罗生门中，有关部门与一般大众都施加了各自的力量，在解读“事实”真相上，舆论场产生了竞争——南昌市有关部门以为通过提级调查即可满足大众对“公信力”的期待，而大众却已经摆脱了这套说辞的牵制。
但这么说，并不意味着公众就掌握了真相。要看到的是，不管是“指鼠为鸭”舆论，还是河南麦收风波中的社会情绪，抑或武汉小学生妈妈坠楼一事的舆论反响，都见证了人们哪怕有幽默的才能、有同情的能力，但人们深知自身的无能为力。
而幽默、同理心与无力之间的距离，象征着大众从失望中寻找希望的努力。
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当南昌市一级仍在紧锣密鼓地调查、斟酌通报的修辞时，他们可能不会想到或者不愿相信在做的是无用功。而公众预判了他们的预判，在嘲笑声中越走越远了。
在类似的公共舆论中，如果公信力不再是有关部门的归依，它就变成命令的另一种叫法，官方与民间之间的双向奔赴就变得举步维艰。南昌“鸭脖”的公共狂欢，给这类事情制造出了绝佳的个案。
“鸭脖鼠头”事件的分辨率低下，南昌当然无法为公信力的尴尬负上全责，它不过是给公众舆论贡献了一个可供“解剖”的样本。
退一万步说，即使最后核查是鸭脖不假，也无法推翻、无法否定舆论中的嘲笑与怨恨，应当感到愧疚的不是公众，而是应该思考为何会使得这一切退步至此。这或许是南昌市有关部门需要真正去反思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