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9年6月开始的香港修例风波逐渐延烧进入第6个月。这场席卷全港的街头运动已经导致多人死伤，严重损坏城市建筑设施，波及数百万香港市民的正常工作与生活，重创了香港的法治与经济，至今没有完全平息的迹象。 在香港局势动荡飘摇的同时，全球其他地区如西欧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拉美的智利，西亚的伊朗，多个国家的许多地区因为不同原因爆发了大规模街头运动，似乎印证了中共高层“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判断。身处这种大变局里的中国，虽然目前依然风平浪静，但是并非没有需要警惕之处。从未消失的群体性事件 中国大陆虽然因为六四之后加强了对街头运动的管控发生在很多国家和地区的街头运动，但是群体性事件还是时有发生，尤其是中共十八大之前，中国社会群体性事件此起彼伏的情景依然令人记忆犹新。仅在2012年4月就发生过重庆万盛因行政区划调整而导致的群体性事件，同年7月四川什邡因钼铜多金属项目投产而导致的群体性事件，7月江苏启东因制纸企业污染物排海而导致的群体性事件，10月浙江宁波因PX项目建设而导致的群体性事件等等。
香港的修例风波已经持续将近半年。（Getty)
在那一段时期，最受关注的群体性事件是发生在广东省陆丰市乌坎村的一系列群体性事件，其在当时中国各地群体性事件中也极有代表性意义。乌坎事件起因于土地流转问题。该村土地被村委员私下变卖，之后发生过村民上访与政府协商未果，官民矛盾冲突加剧，村民被逮捕、拘留、受伤甚至死亡，村民组织选举，政府高层介入，中国境外媒体聚焦等等一系列事态。时至2016年，乌坎村民还在筹划讨回被侵占的土地。及至今日，与乌坎有关的人和事已经鲜有耳闻。未知乌坎的土地问题是否已经妥善解决？ 中共十八大后，群体性事件发生频率似乎有所下降，但是仍然可谓此起彼伏，只是事起原因悄然发生了变化。如乌坎事件所代表的土地问题曾经占了中国群体事件起因的六成，后来由土地问题导致的群体性事件数量有所下降，因环保、社保、移民、教育、金融、校园安全等问题导致的事件增多。 例如对于环保问题，2019年6月湖北省武汉市发生了抗议垃圾焚烧项目的示威；对于社保问题，2018年6月江苏省镇江市发生了退伍老兵聚集要求提高待遇的维权事件；对于移民问题，2018年7月江苏无锡一所高校强迫学生给留学生腾出条件较好宿舍激起学生抗议；对于教育问题，2018年7月贵州省贵州市高考学生家长集体抗议给少数民族考生大规模加分政策；对于金融问题，2018年中国网络借贷平台集体性倒闭，受害者前往北京聚集请愿；2017年11月，北京朝阳区一所幼儿园教师虐童，幼儿家长迅速聚集声讨…… 最近的一起群体性事件发生在2019年11月28日，广东茂名化州市文楼镇村民上街抗议兴建火葬场，与警方发生对峙和冲突，并造成人员受伤。12月4日该镇党委书记承诺永远不在当地建火葬场后，事件逐渐归于平息。 正如此次广东文楼抗议火葬场事件，一些走上街头的群体性事件很快引起官方的重视和介入，在舆论中没有持续很长时间。有些问题得以解决或缓解，也有些问题只是被暂时压下，或是需要更全面系统的解决方案。不论如何，群体性事件或者街头运动从未消失于中国国土之上，中国社会也始终存在着旧的或新的矛盾、问题。如果对这些事件、运动背后的深层矛盾与问题缺乏警惕，很有可能形成一场深层而广泛的社会运动。新的矛盾与挑战 在近些年的一系列社会性事件中，值得注意却被很多人忽略的是一起发生在2018年7月广东深圳的一起维权事件。当时，深圳一家名为“佳士科技有限公司”的企业部分员工争取组织工会，在与公司、政府各方面的较量中，获得了大学生、左派人士、中共党员、中国境内外媒体的参与或声援。 该事件集合了三个特质，其一，要求建立独立于政府之外的工会组织，对执政者构成了建制层面的挑战；其二，借用或靠拢“偏左”、“阶级斗争”式的思想，举起了中共领袖人物毛泽东的旗帜；其三，在社会舆论中引起共鸣，得到政界、民间、学生、舆论以及中国境内外的广泛声援，甚至是直接参与。集合了这三个特质的这场社会运动，对中共而言是一次棘手的考验，而这种考验在未来可能会成为一种常态。 进入2019年，一组数字“996”意外成为中国舆论的常见话题，意即“早上9点上班，晚上9点下班，每周工作6天”的工作模式。陷入相关争议的已有多家中国大型公司，包括阿里巴巴、58同城、京东等。近期陷入用工纷争的则有网易与华为。其中，华为公司一位前员工离职后因与公司矛盾被拘251日一事陷入罗生门，争议至今没有平息。 这些事件与舆情都离不开中国社会发展的大背景。在中共十八大之前，中国经济急剧发展，民生大幅改善，与此同时粗放式发展的弊病也越发暴露，涉及工农业、房地产、地方财政的土地问题往往成为引爆矛盾的炸弹。如今，中国经济处于转型升级过程中下行压力增大，社会发展的质量、平等与公正更受关注，成为中共正在面临的越来越严峻的挑战。 因应于这种形势变化，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的主要矛盾被指“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在2017年10月中共十九大报告中共总书记习近平里提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并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 尽管如此，中国经济发展压力与社会建设仍然有很大的改进空间，面临很多风险与隐患。而中国之外更是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于深藏于内部的矛盾与潜流，始终不能掉以轻心，必须不断改革。
自2019年6月开始的香港修例风波逐渐延烧进入第6个月。这场席卷全港的街头运动已经导致多人死伤，严重损坏城市建筑设施，波及数百万香港市民的正常工作与生活，重创了香港的法治与经济，至今没有完全平息的迹象。
在香港局势动荡飘摇的同时，全球其他地区如西欧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拉美的智利，西亚的伊朗，多个国家的许多地区因为不同原因爆发了大规模街头运动，似乎印证了中共高层“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判断。身处这种大变局里的中国，虽然目前依然风平浪静，但是并非没有需要警惕之处。
从未消失的群体性事件
中国大陆虽然因为六四之后加强了对街头运动的管控发生在很多国家和地区的街头运动，但是群体性事件还是时有发生，尤其是中共十八大之前，中国社会群体性事件此起彼伏的情景依然令人记忆犹新。仅在2012年4月就发生过重庆万盛因行政区划调整而导致的群体性事件，同年7月四川什邡因钼铜多金属项目投产而导致的群体性事件，7月江苏启东因制纸企业污染物排海而导致的群体性事件，10月浙江宁波因PX项目建设而导致的群体性事件等等。
香港的修例风波已经持续将近半年。（Getty)
在那一段时期，最受关注的群体性事件是发生在广东省陆丰市乌坎村的一系列群体性事件，其在当时中国各地群体性事件中也极有代表性意义。乌坎事件起因于土地流转问题。该村土地被村委员私下变卖，之后发生过村民上访与政府协商未果，官民矛盾冲突加剧，村民被逮捕、拘留、受伤甚至死亡，村民组织选举，政府高层介入，中国境外媒体聚焦等等一系列事态。时至2016年，乌坎村民还在筹划讨回被侵占的土地。及至今日，与乌坎有关的人和事已经鲜有耳闻。未知乌坎的土地问题是否已经妥善解决？
中共十八大后，群体性事件发生频率似乎有所下降，但是仍然可谓此起彼伏，只是事起原因悄然发生了变化。如乌坎事件所代表的土地问题曾经占了中国群体事件起因的六成，后来由土地问题导致的群体性事件数量有所下降，因环保、社保、移民、教育、金融、校园安全等问题导致的事件增多。
例如对于环保问题，2019年6月湖北省武汉市发生了抗议垃圾焚烧项目的示威；对于社保问题，2018年6月江苏省镇江市发生了退伍老兵聚集要求提高待遇的维权事件；对于移民问题，2018年7月江苏无锡一所高校强迫学生给留学生腾出条件较好宿舍激起学生抗议；对于教育问题，2018年7月贵州省贵州市高考学生家长集体抗议给少数民族考生大规模加分政策；对于金融问题，2018年中国网络借贷平台集体性倒闭，受害者前往北京聚集请愿；2017年11月，北京朝阳区一所幼儿园教师虐童，幼儿家长迅速聚集声讨……
最近的一起群体性事件发生在2019年11月28日，广东茂名化州市文楼镇村民上街抗议兴建火葬场，与警方发生对峙和冲突，并造成人员受伤。12月4日该镇党委书记承诺永远不在当地建火葬场后，事件逐渐归于平息。
正如此次广东文楼抗议火葬场事件，一些走上街头的群体性事件很快引起官方的重视和介入，在舆论中没有持续很长时间。有些问题得以解决或缓解，也有些问题只是被暂时压下，或是需要更全面系统的解决方案。不论如何，群体性事件或者街头运动从未消失于中国国土之上，中国社会也始终存在着旧的或新的矛盾、问题。如果对这些事件、运动背后的深层矛盾与问题缺乏警惕，很有可能形成一场深层而广泛的社会运动。
新的矛盾与挑战
在近些年的一系列社会性事件中，值得注意却被很多人忽略的是一起发生在2018年7月广东深圳的一起维权事件。当时，深圳一家名为“佳士科技有限公司”的企业部分员工争取组织工会，在与公司、政府各方面的较量中，获得了大学生、左派人士、中共党员、中国境内外媒体的参与或声援。
该事件集合了三个特质，其一，要求建立独立于政府之外的工会组织，对执政者构成了建制层面的挑战；其二，借用或靠拢“偏左”、“阶级斗争”式的思想，举起了中共领袖人物毛泽东的旗帜；其三，在社会舆论中引起共鸣，得到政界、民间、学生、舆论以及中国境内外的广泛声援，甚至是直接参与。集合了这三个特质的这场社会运动，对中共而言是一次棘手的考验，而这种考验在未来可能会成为一种常态。
进入2019年，一组数字“996”意外成为中国舆论的常见话题，意即“早上9点上班，晚上9点下班，每周工作6天”的工作模式。陷入相关争议的已有多家中国大型公司，包括阿里巴巴、58同城、京东等。近期陷入用工纷争的则有网易与华为。其中，华为公司一位前员工离职后因与公司矛盾被拘251日一事陷入罗生门，争议至今没有平息。
这些事件与舆情都离不开中国社会发展的大背景。在中共十八大之前，中国经济急剧发展，民生大幅改善，与此同时粗放式发展的弊病也越发暴露，涉及工农业、房地产、地方财政的土地问题往往成为引爆矛盾的炸弹。如今，中国经济处于转型升级过程中下行压力增大，社会发展的质量、平等与公正更受关注，成为中共正在面临的越来越严峻的挑战。
因应于这种形势变化，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的主要矛盾被指“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在2017年10月中共十九大报告中共总书记习近平里提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并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
尽管如此，中国经济发展压力与社会建设仍然有很大的改进空间，面临很多风险与隐患。而中国之外更是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于深藏于内部的矛盾与潜流，始终不能掉以轻心，必须不断改革。